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也是具有悠久的撰写历史的传统的国家。中国的历史不但内容丰富，而且记录这些内容的历史著作，其体裁也多姿多样，异彩纷呈，为其他国家所少见。中国自来说文史不分家。就历史与文学的关系而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历史的内容与诗的体裁的密切结合。我们没有外国那样用长诗形式叙述历史的史诗，但咏史诗却是我国所独有的。《北朝研究》创刊索稿，因就北朝历史在咏史诗中的地位写成小文，聊供研究北朝历史者之谈助云尔。
梁萧统《文选》已有咏史一类，收录了曹植、王粲哀“三良”以及左思咏史诗等，都是以历史人物、事件以至某一时代为题材而吟咏的诗篇，以后的诗人以历史人物、事件甚至更广泛的历史场景为内容而写咏史诗，历代不乏其人。一般咏史诗用七言绝句，也有采乐府形式的，如清陈启畴的《咏史拟古乐府》二卷（刊于嘉庆廿年；1818），以三字为题，咏春秋至明史事。吴国贤的《读两晋后妃传廿六绝并序》（光绪十六年；1890所刊《莲鹭双溪舍文抄》中），则仅咏《晋书后妃传》中史事，并附骈文长序。虽然文辞华丽，极见功力，但近于卖弄，意义不大。如果说西方也有悼亡题材的诗可与中国悼亡诗相比较，那么，中国的咏史诗恐怕在西方找不到相对应的体裁。
中国的咏史诗还有另一种类型，即以所谓“讲语”讲述历史事实，然后引诗为证，借诗句作评论，以表惩劝。这种讲史，成为后来平话的先驱。友人张政烺教授四十年前曾撰长文《讲史与咏史诗》（194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详细论证了宋元以后的讲史平话即渊源于唐代之咏史诗，并举唐胡曾、周昙两家咏史诗为例。胡曾咸通中举进士不第，他的咏史诗当成于唐末。周昙的年代，据张政烺教授推断，可能生活于唐末至五代时。胡曾咏史以地为题，不按史事先后编次，张文认为大约承唐人习惯之题壁诗风气而来。胡曾咏史诗盛行数百年不衰，刻本甚多，可能与用它作为训蒙课本及讲史话本有关。张文比较胡周两家咏史诗之不同为：胡氏以地名为题，不以年历为先，无讲语；周氏以人名为题，按时代区分门类，有讲语。
周昙《咏史诗》分为十门：唐虞、三代、春秋战国、秦、前汉、后汉、三国、晋、六朝、隋。共七绝二百三首，而春秋战国门几近其半，占九十一首。结衔题“守国子直讲臣周昙撰进”。国子直讲之官始置于唐，张文推测周昙之任直讲职及撰诗进讲，可能在五代后唐明宗之世。唐虞门下标“吟叙”云：“历代兴亡亿万心，圣人观古贵知今。”“圣人”当指进讲对象之皇帝，而非古圣先贤。又标“闲吟”云：“考摭妍蚩用破心，剪裁千古献当今。”“当今”亦指皇帝，其词鄙俗而为以后平话小说戏曲中所习用。诗中无论帝王或臣下，男子或妇女，都是突出其足为帝王鉴戒的事迹入诗，亦即所谓“考摭妍蚩”了。可见咏史诗及讲语是专为讲给皇帝听的。春秋战国部分特别多，可能由于作者比较熟悉，有所偏爱，晋门以后即是六朝门，包括了十六国及南北朝，共诗十九首。以十六国归入六朝门，已欠妥当，说明作者对这段历史的忽视甚至无知。十九首中，十六国五首，苻坚占其三。南朝十一首，而梁武帝占其二。北朝总共只有三首。说明作者对北朝历史更不熟悉，且乏兴趣。前面提到的清人陈启畴包括春秋至明代的《咏史拟古乐府》，其中南朝十六首，而北朝亦只八首，情况相类。大抵自来文人对南朝历史比北朝历史兴趣更大一些，注意也更多一些。其终极原因，不外由于北朝的文化成就逊于南朝。其实北朝在历史上的作用及其对隋唐历史发展的影响都远远超过南朝。
明人胡震亨编《唐音癸签》及清修《全唐诗》中，都收了周昙的咏史诗，但不完全，讲语则全被删去，不能窥见这种类型咏史诗的全貌。张文列举所知周昙《咏史诗》凡有四本，第二本为“三卷本，存诗二百三首，有讲语。清代流传有宋刊本及景宋抄本，见延陵季氏宋板书目、天禄琳琅书目、知圣道斋读书跋，及开卷有益斋读书志。今日有传本，惜未见”。张文所指的第二本即清内府藏宋本，天津古籍书店于1980年影印出版。现录其后魏（北魏）太武帝一首如下，圆括号中为原书小字：
后魏武帝（悯伤残）
太武南征以卷逢，〔当从《全唐诗》作似卷蓬〕徐杨兖蔡杀皆空。从来吊伐宁如此？千里无烟血草红。（姓拓跋，名焘。道武之孙，明元之子。帝用崔浩为相，能尽其谋，破蠕蠕，平源〔当作凉〕州，南掠江淮，前无敌者。帝性好杀，自淮南至瓜步，睹大江不敢渡之，班师。然其所经过徐扬兖蔡数十州之地，少壮者虏之，老弱者杀之，罄空〔当作室〕而尽，又悉〔脱焚字〕之。其屋宇千里绝人烟，无复鸡鸣犬吠。所有郡邑，罔有孑遗，春燕回，巢于林木也。）
北魏值得提到的皇帝，不只太武帝拓跋焘一人；而拓跋焘的事迹，又不只残暴好杀而已。他不幸被周昙选为好杀的典型，作为“悯伤残”的主题人物，未免不太公道。关于北朝的另一首：
三废帝（哀乱亡）
明庄节悯〔当作闵〕并罹殃，命在朱高二悖王。已叹一年三易换，更嗟欧〔当从《全唐诗》作驱〕辱下东廊。（讲语略）
魏孝明帝为胡太后所杀，孝庄帝为尔朱氏所杀，节闵帝即前废帝为高氏所杀，所谓并罹殃也。“一年三易换”为节闵帝被废时诗句，谓己及后废帝安定王元朗及出帝元修也。这种情况在封建社会中亦属少见，故而周昙引用为乱亡的典型。
关于北朝的第三首诗是：
李集（匡政）
忠谏能坚信正臣，三沉三屈竟何云？每沉良久方能语，及语还呼桀纣君。（北齐李集为典御史，文宣帝障〔当作高〕洋既受魏禅，以业自矜，遂以威荐，手刃罪人，酷为不道。李集谏之不已，洋怒曰：以我为何主？集曰：陛下威虐如此，乃桀纣之主也！洋大怒，令缚沉于中流，良久出之。洋曰：何如？集曰：桀纣矣！又令沉之，如是者三，其对如初。洋乃笑曰：信有如此痴人，方知龙逢比干不亦过〔？〕哉！赦之。）
李集事迹的劝诫作用颇为明显。唯李集官职之典御史，《通鉴》卷一六六载此事作典御丞。胡注引《五代志》云，后齐制官多循后魏之由，尚食尚药二局皆有典御及丞。所谓《五代志》即《隋书·百官志》。《咏史诗》之作典御史，或系刊刻之误，或是周昙不谙历史官制致误，看来周昙原非饱学之士也。
最后我想借此文篇幅，介绍一条关于周昙《咏史诗》这部宋版善本书的掌故，或为有兴趣研究藏书史者所乐闻？此书1980年由天津古籍书店影印时，曾请先父叔弢先生写了一篇跋文。但可能由于某种原因，印出后的跋文有所改动，略去了此书为人间孤本及“文化大革命”中闻此书被火毁时的心情二义。先父给了我一本他亲自用朱笔改回跋文的《咏史诗》，并命我把跋文照抄一份送给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的冀淑英同志，以存他原稿的本来面目。老人的跋文充分表现出他一贯的热爱古书的深情和善本乃天下公物，非个人所得而私的胸怀。现谨将这篇跋文移录于下，以结束此文。
经进周昙《咏史诗》三卷，揭衔守国子直讲臣周昙撰进。分十门，自唐虞至隋，以人系题，得诗七言绝句二百三首。每首题下注大意，诗下引史事，而间以己意论断之，谓之讲语，此当时体式也。宋福建刻本，纸印精美，宋本之佳者。曾藏季沧苇家，有季氏藏印及墨笔题字。五十年前，北京琉璃厂书友曾携此书及宋本寒山子诗来天津求售。当时为财力所限，只收寒山子诗，而此书交臂失之。久之消息杳然，时时形之梦寐。解放后，从张君重威处得悉此书现在天津吴某家。此书除天禄琳琅著录外，明清两朝未见传本。当时我深喜孤本犹在人间，不必其为我有也。“文化大革命”时期，传闻此书已成灰烬，忿惋之情不能已。既为书痛，何暇自悲！前年余阅书于天津古籍书店，张振铎同志出示此书，为之惊喜过望。五十年前初见此书光景，如在目前。询其从何处得来，则云收于废纸堆中。死者复生，断者复续。冥冥之中若有神物护持。偶然之事良有不可思议者。今者古籍书店拟付之影印，使人间孤本化身千万，甚盛事也！因略识数语于后，以述此书之幸存为不易云。1980年12月周叔弢时年九十。
1988年12月26日写成记于北大燕东园
（《北朝研究》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