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七九《董绍传》载，为洛州刺史，时萧宝夤在长安起兵反叛，“绍上书求击之，云臣当出瞎巴三千，生啖蜀子。肃宗谓黄门徐纥曰，此巴真瞎也？纥曰，此是绍之壮词，云巴人劲勇，见敌无所畏惧，非实瞎也”。
据《地形志下》，洛州于太延五年置荆州，太和十一年改，治上洛城。（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三十谓当作十八年。）上洛相当今天陕西商县，北朝时是蛮人聚居之地。所以卷一○一《蛮传》说：“东连寿春，西通上洛，北接汝颍，往往有焉。”卷四四《苟颓》传载，拜洛州刺史，“山蛮畏威，不敢为寇”。卷三三《贾 传》云，“先是上洛置荆州，后改为洛州。在重山中，民不知学”。所谓重山中不知学之民，恐怕主要也是蛮人。但这个地区除蛮人之外，也是巴人聚居之地。董绍部下军队必有不少善战的巴人，所以才作此壮语。《隋书·地理志中》云：“上洛弘农，本与三辅同俗。自汉高发巴蜀之人定三秦，迁巴之渠帅七姓居商洛之地，由是风俗不改其壤。其人自巴来者，风俗犹同巴郡。”卷六六《李崇传》，“时巴氐扰动，诏崇以本将军为荆州刺史，镇上洛”。所谓巴氐，是史家沿用的连称，实际只指巴人，与氐人没有关系（参看作者《晋书札记·李氏称巴氐条》）。
上洛地区的巴人，从北魏早期，就和拓跋氏政权有联系。一方面隶属北魏郡县，成为编户齐民；一方面似乎又有相当独立性，由北魏政权任命巴人酋豪担任地方长官。《魏书》卷四上太武帝神 元年纪，“上洛巴渠泉午触等万余家内附”。又太延四年纪，“上洛巴泉 等相率内附”。卷八宣武帝永平二年纪，四月诏云“〔先朝时〕伊阙西南，群蛮填聚；沔阳贼城，连邑作戍。蠢尔愚巴，心未纯款。……今京师天固，与昔不同，扬郢荆益，皆悉我有。保险诸蛮，网不归附。商洛民情，诚信往日”。“蠢尔愚巴”两句与“商洛民情”两句相对应，反映迁洛以后上洛地区的巴人由于北魏政权中心南移，对于北魏朝廷的态度有所变化。《周书》四四《泉企传》 【165】 ，“上洛丰阳人也。世雄商洛。……世袭本县令。……年十二，乡人皇平陈合等三百余人诣州请企为县令。州为申上，……孝昌初，又加龙骧将军假节防洛州别将，寻除上洛郡守。……〔萧〕宝夤又遣兵万人趣青泥，诱动巴人，图取上洛。上洛豪族泉杜二姓密应之。企与刺史董绍宗潜兵掩袭，二姓散走”。董绍宗当即董绍之一名，与本传所称“字兴远”意义亦相呼应。上洛豪族之泉杜两姓当皆是巴人。泉企一家之世袭县令，也因为是巴人酋豪，所以宣武帝诏书说他“为本乡所乐”。尽管泉企年仅十二岁，北魏朝廷也竟然依照所请，任命为县令，足见当地巴人势力和影响之大。从神 元年（428）到孝昌元年（525）一百年间，大约一直是这样的情况。
巴族酋豪泉企历任淅州、东雍州刺史，后入西魏，任洛州刺史。东魏高欢率兵到潼关，泉企本传载“企遣其子元礼督乡里五千人，北出大谷以御之。齐神武不敢进。上洛人都督泉岳，其弟猛略，与顺〔拒〕阳人杜窋等谋翻洛州以应东军。企知之，杀岳及猛略等，传首诣阙。而窋亡投东魏”。所谓乡里，自然是指巴人。泉企为西魏守洛州，败于高敖曹，被擒入邺。《北齐书》二一《高昂传》载昂攻商洛，“山道峻隘，已为寇所守险”。《北史》三一《高昂传》则说“山道峻阻，巴寇守险”，点明巴寇，文义更为明确。杜窋投东魏，为洛州刺史。《周书·泉企传》说“巴人素轻杜而重泉”，泉企的儿子泉元礼“潜与豪右结托，信宿之间，遂率乡人袭州城，斩窋，传首长安”。泉元礼遂世袭洛州刺史。其弟泉仲遵十四岁为本县令，元礼死后，又被西魏任为洛州刺史。《周书》称“仲遵虽出自巴夷，而有方雅之操”。从这些材料看出，6世纪中期魏分东西之后，在东西斗争中，巴族人在上洛地区还有举足轻重之势。
综上所述，可以推定：一、巴族人不只集中于陇西、南安、天水、略阳、武都、阴平等郡，商洛一带也是巴人聚居的一个中心。而且，到6世纪末北周时，犹是如此。《隋书》四十《王谊传》载谊讨伐司马消难，“于时北至商洛，南拒江淮，东西二千余里，巴蛮多叛”。足见商洛还是巴人众多的地区。二、北魏境内少数民族分布颇广，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也很不相同。拓跋氏统一北方后，虽有孝文帝努力仿效汉晋两代的中央集权，已经和十六国的局面大不一样。但和隋唐时代的统一大帝国还远不能相比。举例而言，首都洛阳以南，还有大量蛮人居住，“陆浑以南，满于山谷”（《魏书》一○一《蛮传》）。太阳蛮酋桓诞“拥沔水以北滍叶以南八万余落”内属，孝文帝拜为东荆州（治沘阳，今河南泌阳）刺史襄阳王，“听自选郡县”。以后桓诞之子晖继任东荆州刺史。晖弟叔兴又任南荆州刺史，居安昌（河南确山），隶于东荆州。从孝文帝历宣武帝到孝明帝时，父子兄弟相继担任刺史。洛州则有巴人。北方秀容川有未入编户的契胡，契胡尔朱氏世为酋帅领部落。蛮人桓氏世袭州刺史，自选郡县长官。巴人泉氏世袭本县县令。他们相对独立于中央政权的性质大体相同。契胡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都很低。而巴人则文化颇高，如泉企“虽童幼而好学恬静”，其子仲遵“涉猎经史”，似与蛮人及契胡都不相同。
蜀子的子字，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带有侮辱性的称呼，如北人称南人为吴子和貉子，汉人称胡人为胡子，称奚人为奚子之类。关于河东的蜀人，陈寅恪先生《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见《金明馆丛稿初编》）已经引证史料，详加论述，这里补充几点意见。
据《魏书》本纪，从天兴元年（398）到泰常三年（418），河东蜀人多次分批“内附”或“内属”。但他们何时由蜀地往东北迁到河东，史无明文，更不了解迁移的原因。《北史》三六《薛辩传附聪传》载薛聪对魏孝文帝说，“臣远祖广德，世仕汉朝，时人呼为汉。臣九世祖永，随刘备入蜀，时人呼为蜀。臣今事陛下，是虏，非蜀也”。薛广德和薛永后裔之说自是附托，不足信。蜀人薛氏何时到了河东汾阳，从这段记载也看不出来。《资治通鉴》一四○也记载这件事，却根据元行冲的《后魏国典》，作为薛宗起回答孝文帝：“臣之先人汉末仕蜀二世，复归河东。今六世相袭，非蜀人也。”前一句意义不太明确，“二世”二字可能属上，也可能属下。可能指薛氏家族本身，也可能指刘备刘禅两代。但他们到达河东已经历六世，则语义甚明。如以三十年为一世计算，从《通鉴》此事所系的齐建武三年（496）上溯一百八十年，正当东晋南渡前后，也许蜀人之迁徙到河东，和西晋末年民族大迁徙，巴族氐族的动荡迁移有关？总之，司马光这段记载，不采《北史》而采用元行冲的书，显然是经过比较，有所考虑的。
关于蜀人与北魏朝廷发生联系的最早的史料，是《魏书》二太祖天兴元年（398）纪：“鄜城屠各董羌、杏城卢水郝奴、河东蜀薛榆、氐帅苻兴，各率其种内附。”陈寅恪先生怀疑“蜀薛”下有脱文。但仔细考察文义，河东指地区，蜀是民族，薛榆为姓名，与前面鄜城地区屠各族人董羌、杏城地区卢水胡人郝奴体例正相同，似乎没有脱文。但另外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天兴二年条称“……蜀帅韩砻并相率内附”。永兴三年条称“河东蜀民黄思、郭综等率营部七百余家内属”。称“帅”，称“营部”，似乎蜀人是用军事编制形式来组织的，家庭大约也包括在内，所以“营部”和“家”并列。蜀人可能从西晋末即采取堡坞自固的形式，按军队方式部勒人民，抵御进入中原的胡族，以保卫自身的安全。《魏书》四二《薛辩传》的记载，可以证成这个看法：“其先自蜀徙于河东之汾阴，因家焉。祖陶，与薛祖、薛落等分统部众，故世号三薛。父强，复代领部落，而祖、落子孙微劣，强遂总摄三营。善绥抚，为民所归。历石虎、苻坚，常凭河自固。仕姚兴为镇东将军，入为尚书。强卒，辩复袭统其营。为兴尚书郎建威将军河北太守。辩稍骄傲，颇失民心。刘裕平姚泓，辩举营降裕。……及裕失长安，辩来归国，仍立功于河际。”《北史》三六本传文饰较多，似有意掩盖薛氏武勇起家的情况，但也说薛强“遂总宗室强兵，威振河辅”。所谓“宗室”，不是指皇家，而是薛氏宗族。薛家所统部众称为营，而且凭河自固。虽然担任北魏朝廷的地方官，似乎仍然统帅蜀人部众。薛氏首领世代相袭，则各营的人民也必然是世代继承的。这种情况，看来与西晋东晋间沿黄河建立堡坞的乞活很近似，是据有河东一带的重要势力，所以太平真君年间，盖吴在关中起兵，“薛永宗屯据河侧” 【166】 ，太武帝命令蜀人薛初古拔“纠合宗乡，壁于河际，断二寇往来之路”（《魏书》四二本传）。薛氏后来逐渐舍武就文，还出了薛道衡这样有名的文人。可能因此李延寿《北史》里薛氏诸传加意铺叙，把武勇见长，善于战斗的蜀薛，描写成具有文化传统的旧门，看来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关于北魏境内蜀人的分布，史料说法比较一致，如河东（指今山西沁水以西霍山以南地带）蜀薛榆，西河（指今山西中部偏西的离石、石楼、介休一带）蜀帅韩砻，河东蜀民黄思等等。泰常三年有河东胡蜀五千余家内属。《魏书》六九《裴延 传》，“父嵩，州主簿，行平阳〔今山西临汾〕事。以平蜀贼丁虫功，赠东雍州刺史”。同卷《裴良传》，为汾州刺史，“时南绛蜀陈双炽等聚众反，自号建始王”。“绛蜀”和“汾绛蜀贼”之称，又见于《魏书》六九《裴庆孙传》、《北史》四五《李苗传》。元袭为河东太守，建义永安间“平绛蜀”，见墓志。《通鉴》一五一胡注，“蜀人徙居绛郡者，谓之绛蜀。绛县汉属河东郡，元魏分置绛郡。魏收志郡属东雍州”。《魏书》四二《薛辩传》称其先自蜀徙于河东之汾阴。卷二五《长孙稚传》，“正平郡〔今山西新绛〕蜀反，复假稚镇西将军讨蜀都督”。又云，“时薛凤贤反于正平，薛修义屯聚河东，分据盐池，攻围蒲坂，东西连结，以应宝夤”。《魏书》十九下《章武王融传》载，“汾夏山胡叛逆，连结正平、平阳。诏复融前封征东将军持节都督以讨之”。元鸷墓志记此事，称正光五年元融“讨胡蜀贼失利”，可知本传里的正平、平阳当是蜀人所属地区代指蜀人。蜀人大约自五胡进入中原之后，直到北魏之末，近二百年，始终聚居于西河与河东之地。萧宝夤反叛，河东的蜀人响应他，董绍所说蜀子，就是这些人。
蜀人虽然主要在黄河以东汾水流域一带，但关中也有蜀人分布。《魏书》五八《杨昱传》载，孝昌初，“雍州蜀贼张映龙、姜神达知州内空虚，谋欲攻掩。……〔杨〕昱曰，长安关中基本，今大军顿在泾豳，与贼相对。若使长安不守，大军自然瓦散。此军虽往，有何益也？遂与〔都督李〕叔仁等俱进，于阵斩神达及诸贼四百许人，余悉奔散”。此事在萧宝夤起兵前不久，说明关中有蜀人。这些蜀人在关中哪一带呢？也有迹象可寻。《周书》十四《贺拔岳传》，为雍州刺史尔朱天光之副，入关中讨伐万俟丑奴。“时赤水蜀贼阻兵断路，天光之众不满二千。及军次潼关，天光有难色。岳曰，蜀贼草窃而已，公尚迟疑。若遇大敌，将何以战？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公宜为吾制之。于是进军，贼拒战于渭北，破之，获马二千匹，“军威大振。天光与岳进至雍州”。《周书》十五《寇洛传》也说“及贺拔岳西征，洛与之乡里，乃募从入关，破赤水蜀”。《通鉴》一五四胡注，“《水经注》赤水在郑县北，即《山海经》之灌水也。北注于渭。蜀贼本蜀人之迁关中者，乘乱相聚为贼”。据此可知，潼关以西，长安以东，渭水流域也有蜀人居住。萧宝夤起兵，号召了河东和关西雍州的蜀人。他们很可能是萧宝夤部队中的一部分主力，有相当代表性，所以董绍就以蜀子来指萧宝夤的军力了。《魏书》六五《邢峦传》载他的表文，估计当时属于梁朝版图的益州的形势，说如果梁朝军队迎战的话，“庸蜀之卒，唯便刀矟，弓箭至少。假有遥射，弗至伤人”。这里庸蜀并称，是沿用《尚书·牧誓》里“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句，借以指益州人，庸蜀之蜀不是特定指南北朝迁徙到河东与关中的蜀人，自然也不能由此推断蜀人的战斗能力。至于萧宝夤之所以能号召蜀人，是否由于他本是北来的南人，在北魏也处于少数的地位，就难于判定了。
附记 作者关于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工作中辍多年，因增订旧日读史札记，写成小文，敬献给汤锡予先生。1982年11月3日周一良谨记。
（《燕园论学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