彦威先生九秩荣庆
明志淡泊享上寿
游心文史乐遐年
一良致语
一、百济与南朝的交往
朝鲜三国时期，和高句丽，新罗相比，百济与东晋南朝的关系最为密切。据田村周澄与黄寿永所著《百济文化与飞鸟文化》的统计，百济遣使于中国南方的次数：东晋2次，刘宋11次，南齐6次，梁5次，陈4次。即刘宋时平均约五年多一次，南齐时约三年多一次。450年，百济向刘宋表求《易林》、式占（当指用于占卜的式）、腰弩，宋文帝满足其要求。梁代间隔稍长，约十年一次，但萧梁一代百济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却盛于前代。东晋刘宋各遣使百济二次，而萧梁时由中国去百济的人，其质与量都超过东晋、宋、齐，形成百济与中国文化交流的高潮。
印度的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国，到南北朝时经历四五百年，已经大为汉化。对于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而言，译为汉文的佛经，和与之密切相联系的一套佛教文化，可以说是中国成分多于印度成分。接受佛教文化与接受汉文化，已经几乎是一回事。高句丽与中国壤地相接，接触较早，372年从前秦接受了佛教。约在同时建立太学，教授五经。二十年后即位的广开土王时，国内汉文化相当普及，414年所立“广开土境好大王碑”的汉文可以为证。据《三国史记》卷二四近肖右王（346—374）纪称：“古记云，百济开国以来，未有以文字记事。至是得博士高兴，始有书记。然高兴未尝显于他书，不知其何许人也。”从姓高看来，可能来自高句丽。384年胡僧摩罗难陀从东晋来到百济，传入佛教。高句丽与百济之接受佛教，在社会上、思想上都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多少可以说明，两国在接受汉文化方面有一定基础。新罗的情况则颇不相同，直到528年才传入佛教，晚于高句丽和百济一百四五十年。而且与佛教之初传入日本相似，在社会上、思想上遇到强烈抵抗，经过斗争才顺利发展。再结合新罗社会结构中一些特殊之处来考虑，如骨品制、和白制、花郎制等与汉文化迥然不同的特点，就可以设想中国文化在新罗格格不入是不为无因了。
百济与北朝也不是全无交往。但其主要目的是联合北朝势力，以南北双方夹攻不断威胁百济的半岛上最强大的高句丽。据《三国史记》卷二五，毗有王三年（429）遣使入宋朝贡。四年（430）宋文帝遣使来百济。十四年（440）又遣使入宋。来往不可谓不密，而十八年（444）却又派遣使臣到北魏太武帝那里，表文说高句丽“或南通刘氏，或北约蠕蠕，共相唇齿，谋凌王略”。 【167】 陈代百济遣使四次，而对北方的北齐北周亦各遣使二次。恐怕也是意在联络北朝，共图高句丽吧？《南齐书·百济传》载北魏派兵数十万进攻百济，孙同勋氏已辨其失实。 【168】
二、百济与梁朝的文化交流
百济与梁朝关系最为密切，两国友谊与文化交流留下的痕迹也最明显。首先难得的，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当年来华百济使者的形象，即“职贡图”或“贡职图”中所绘。据金维诺先生考订，现今传世的图，是北宋所摹梁元帝萧绎约在大同六年（540）画的原图，忠实保存着梁代原图风貌。据王素先生的研究，原图不是大同六年的“职贡图”，而应是萧绎即帝位后的承圣三年（551）所创作的“贡职图”。现存的图虽已残缺，但百济使者的图像与说明文字都保存完好。“职贡图”共二十五段，现只余十二段。其余十三段在清初尚存，清吴升《大观录》中有记载。所列各国次序，据王素《梁元帝职贡图新探》所列表，吴升所见图及今南京博物院所藏图，百济皆在第三位（唯宋李公麟所见图百济列第十一位，未详）。第五为倭图，六为高丽，八为新罗。从百济排列位次较高，可以想见其在梁朝的地位及与梁的关系。《艺文类聚》卷五五梁元帝《职贡图序》称“度青丘而跨丹穴”，卷七四元帝《职贡图赞》说“北通玄兔，南渐朱鸢”，所谓“清丘”、“玄兔”，都是指包括百济在内的半岛上三国。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礼异篇》记梁武帝正旦朝贺，皇帝南面幄内坐，“马道南近道东有茹茹、昆仑客，道西近道有高句丽、百济客”。百济使人位次也较近较前。《广弘明集》卷十九梁陆云《御讲般若经序》记述梁武帝在华林园重云殿讲《般若波密三慧经》盛况，“凡诸听众”中皇太子及众高官之外，有“外域杂使一千三百六十人，皆路逾九译，途遥万里。仰皇化以载驰。闻大华而跃踊。头面伸其尽礼，赞叹从其下陈”。当亦包括百济使臣在内。不仅使者听皇帝讲经，百济也有僧人入梁求法。《观音灵验记》云：“有沙门发正者，百济人也。梁天监中负笈西渡，寻师学道，颇解议趣，亦明精进。在梁三十余年，不能顿忘桑梓，还归本土。”
从以佛教为纽带的联系而言，百济对梁武帝似乎尤为尊崇。《三国遗事》卷三原宗兴法条云：“又于大通元年（527）丁未，为梁帝创寺于熊川州，名大通寺。”注云：“熊川即公州也。……然恐非丁未也，乃中大通元年己酉岁（529）所创也。”不论是何年创立，但在首都所在之地为邻国皇帝立寺，在当时各国总算是少有的例子。
梁朝赴百济的中国人，遍及各个不同阶层，无论他们在两国史书上留下姓名与否，都对梁与百济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宝贵贡献。《梁书·百济传》载：“中大通六年（534），大同七年（541）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槃》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敕并给之。”《南史》文同。这里的《涅槃》等经义，当是指梁武帝自己所著各经的注解，即《梁书·武帝纪》所称“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悲》诸经义记数百卷。”《广宏明集》卷二一所载昭明太子萧统文章，有《谢敕赍制旨大涅槃要讲疏启》，称“后阁应敕木佛子奉宣敕旨，垂赍《制旨大般涅槃经讲疏》一部十帙，合目百一卷 【169】 ……甘露妙典，先降殊恩。”又《谢敕赍制旨大集经讲疏启》称“宣诏王慧宝奉宣敕旨，垂赍《制旨大集经讲疏》三帙十六卷。……俯应天机，垂兹圣作。同真如而无尽，与日月而俱悬。”制旨意如后代所谓“御撰”。唐许嵩《建康实录》卷十七云，梁武作诸经“义疏”数百卷。讲疏、义记、义疏当为一事，指讲解注释。所谓“涅槃等经义”，当即泛指各经注解。这些讲疏或义记，可能就藏在前几年所建大通寺内吧！
据唐杜佑《通典》卷二七国子监条，梁国学有博士二人，太学博士八人。天监四年置五经博士各一人。《百济传》的《毛诗》博士，当即五位五经博士之一，为高级专家，而非一般的太学博士了。
523年逝世的百济武宁王（斯麻王）墓中志石上，有南朝五铢钱，凝集成块，约九十枚。墓中还发现可能为梁朝遗物之青瓷六耳壶、环头大刀，和铜钵、铜匙各一对，都是文化交流的见证。 【170】 派赴百济的画师和工匠，其姓名人数都没留下记录，但他们在文化交流方面的业绩，也可以从考古资料得到证明。公州宋山里百济古坟砖上的花纹，与南京所出梁代砖文酷似。宋山里茅六号坟发现的砖上，有用篦子刻画的文字：“梁官瓦为师矣。” 【171】 说明梁朝匠人和他们的劳动成果在百济所起作用。
研究梁与百济关系时，有一件伤感动人的故事必须提到。《梁书·百济传》云：“太清三年（549），不知京师寇贼，犹遣使贡献。既至，见城阙荒毁，并号恸涕泣。侯景怒，囚执之，及景平方得还国。”（《南史·百济传》文略同）《梁书·侯景传》记述稍详：“是月（十一月），百济使至，见城邑丘墟，于端门外号泣，行路见者莫不洒泪。景闻之大怒，送小庄严寺，禁止不听出入。”（《南史·侯景传》文略同）《三国史记》卷二六综合两传，亦记此事。《百济传》用“并”字，说明使者不止一人。《侯景传》称“于端门外号泣”。据《酉阳杂俎·礼异篇》云，“梁正旦使：北使乘车至阙下，入端门，其门上层题曰朱明观。次曰应门，……次曰太阳门。”说明端门为宫阙头道正门，为贺正旦之北朝及外国使臣入朝所必经，亦临通衢大道，故使臣号泣于此，且有行路者得见也。
三、赴百济讲学的陆诩及其师友
《陈书·儒林传》郑灼下附陆诩传云：“陆诩少习崔灵恩《三礼义宗》。梁世百济表求讲礼博士，诏令诩行。还除给事中、定阳令。天嘉初、侍始兴王伯茂读，迁尚书祠部郎中。”《南史·儒林传》陆诩亦附于郑灼传后，文略同，唯《三礼义宗》书名脱宗字。陆诩吴郡陆氏，疑亦五经博士之一，唯何时赴百济不可考。陆诩事迹虽其详不可得知，其人之师友却尚可踪迹。
盖崔灵恩见《梁书·儒林传》，称“清河武城人也。少笃学，从师遍通五经，尤精三礼三传。先在北仕为太常博士，天监十三年归国，高祖以其儒术，擢拜员外散骑侍郎，累迁兵部校尉兼国子博士。灵恩聚徒讲授，听者常数百人”。《南史》本传文同。陆诩少年时当在听讲者数百人之中。《三礼义宗》一书，《南史》及隋唐诸志皆作三十卷，《梁书》本传作四十七卷。其书宋元时尚存。 【172】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成四卷。《崇文总目》称其书合《周礼》、《仪礼》二戴之学，敷述贯事，该悉其义，推演宏深，有名前世。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凡两戴王郑异同，皆援引古书，商略可否，为礼学之最。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其说推本三礼，参取诸儒之论，博而核矣。可见崔灵恩为梁代礼学大师，陆诩亦专门名家，故梁武派遣他到百济去讲授礼学。
《陈书》、《南史》陆诩皆附于郑灼传。《陈书》称灼东阳信安人，少受业于皇侃。以本职中散大夫兼国子博士，卒于太建十三年（581）。传称灼精勤，尤明三礼。“家贫，抄义疏以日继夜，笔毫尽，每削用之。”传末又云，时有吴郡陆诩等，“俱以礼学自命”。可知陆诩年辈大致与郑灼相等或稍晚。日本有写本《丧服小记子本疏义》第五十九一卷，原藏田中光显家，后归早稻田大学。卷尾书名上有“内家私印”章，据传为光明皇后（701—760）之藏书印记。 【173】 据罗振玉考订，书中每见“灼案”字样，当即《陈书》之郑灼。其书当为皇侃《礼记子本义疏》。郑灼传只言“抄义疏”，文义不明确。罗氏以为郑灼抄义疏，同时附以自己见解，故本传不言其别有著述。罗氏又云，此卷用纸质松而薄，色浅黄，与唐代麻纸滑泽坚厚而色褐或深黄者大异。卷中不避陈隋唐诸帝讳，疑即郑灼在梁朝时所手书。罗氏之言，似可信据。今细检全卷，有数处称“崔云”，当即郑灼引用崔灵恩语。南朝尚玄学不重名物训诂，而喜义解，多以玄学解经。然《北史·儒林传》记南北治经学风，虽好尚不同，亦因经而异，“《礼》则同遵于郑氏”。此卷中讲释《礼记》，殊不见玄学解释，纯是汉儒训诂旧章。盖崔灵恩来自北方，原宗郑氏，南朝之《礼》学亦以郑氏为主，互相合拍，故郑灼所传者如此。估计陆诩在百济所讲授之礼经，亦本郑康成之学也。这些假设与推论如能成立，这个卷子与陆诩的师友都有关联，进而可以推想梁朝传入百济的礼学之渊源所自，对于研究百济与梁朝的文化交流，庶可由此再深入一步。
（《冰茧彩丝集》，成都出版社，199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