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秋，余在北京因秘密参与革命工作，受奉鲁军阀之压迫，名列被通缉的黑名单。于是辞去燕京大学教席，微服出亡，南归广州，积极参加国民革命运动。蒙孙科、徐谦两先生荐举，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任命为西北军“政治工作委员”。会国民革命军克复武汉，余即经沪赴汉，转车北上。翌年（一九二七）三月初，抵达西安，向西北军冯玉祥将军总司令部报到，以后担任各种政治工作。余本与冯氏有旧，至是重聚，在其麾下正式受职。因有公谊私交双重关系，故于任务进行，甚为顺利。
公务之余，余仍不脱书生本色，怀着学术研究的兴味，分向各方搜集冯氏本人生平事迹，及其所创建的西北军（别称“国民军”，详后）史料，拟撰专书纪之。一有所得，辄笔之札记中。至十八年（一九二九），离军从政。暇时，则以所有资料，作系统的编述。
越年，成初稿十四章——由冯氏出生起至北伐成功止。以后，时事变幻，波谲云诡，冯氏之出处，大成问题，不易下笔。而且其后数役，余因早已脱离关系，不在冯军，未曾亲历其境及躬预其事，见闻复未周，亦不敢率尔操觚。中间经过八年抗战，有关冯氏的资料尤不易得。于是搁置草稿垂四十年。最近，整理旧作，喜见本书原稿，虽屡历沧桑浩劫与人事变迁，幸而尚未被蠹鱼白蚁蛀蚀。亟趁治太平天国史工作告一段落，发愤执笔，重写全编，冀为我国现代史保存多少史料。
冯氏于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下世，去年（一九七一）且二十三年了。其一生棺虽盖而论未定。以迄于今，中西论者对其人犹毁誉参半，本书亦未能妄下武断的、终极的结论，这恐怕要留待后代世界史家之公判。不过，在今日执笔记载其事迹，根据显著的、可信的事实，平心而论，其早年由一个不识不知的贫寒小子，艰苦奋斗，屡著勋劳，而成为功业烜赫、权势重大、手拥数十万大兵之军事领袖，其中年为国民革命努力以完成北伐之殊功伟绩，与夫晚年团结勠力以达到抗战胜利之苦心孤诣，耿耿精忠，自无可非议者。虽其间及晚年与中央时合时分，屡有不协之言论与行动，不免受人指摘（特别是因其生前仇雠太多，旧敌余党，怨恨未息，动辄诪张为幻，蓄意诋毁，厚诬其人，实是乘势下手“打死老虎”）。然而无论如何，要亦不能掩其大半生奋斗成功，叱咤风云，与屡次扭转时局，促进革命，毕生爱国为民之奇行、大志、苦心与伟勋。在中国近代史、民国建国史中，当然不失其为一个有数人物而占有相当地位的。然则又乌可不传？
书成，署签曰“冯玉祥传”，盖于国史、正史，或自传、别传、外传之外，另为私家记载之作也。抑且此亦有异于学术研究之完全根据记录、详加注释的史传。除了参考所得书籍文件之外，多系著者所亲切认识的冯氏之一生事迹，以及其人格、品性、情感与思想信仰（其中有不少是世人所不知的），而时或加以个人的印象及观感。读者可由此而对于其人、其行、其时代及与其有关之国家大事，得有多些真确的知识，故既可作为近代掌故读，而一般专治中国现代史者，也许可由此“实录”而获得多些特殊的、可用的资料，是则著者希望之所在，更引为幸事的了。（友人某教授，前在英国一家大学掌教中国历史，著作等身。年前来港，屡顾寒园，披阅本书全稿，摘录内容不少，谓将为其新著史料之用。又：下文本书资料来源之（九），指出一位美国史学教授之权威的巨著，亦曾引用我所提供的资料，可为上言之证。）所望读者如发现书中有挂漏或舛讹之处，不吝随时指正，幸甚。
本书的资料来源，有以下九类：
（一）曩在军中，除亲历亲见之事实外，时得冯氏亲口告以所历旧事，往往娓娓不倦。其后在南京、重庆，屡次会晤亦然。此为独特的、直接的源头。
（二）冯氏最初在军营中相与同事之老友，如尚得胜、邓长耀、史心田、石敬亭等多人，我从征时尚在军中，一一为我讲述许多冯氏早年的逸事，是至为难得而可信之第一手资料。
（三）全军干部中有许多高级军官，都曾参预以前各役的，也给我许多至有价值的直接资料。
（四）冯氏自己的著述是最好不过的资料。在军中，他给我一本《冯玉祥自传》未刊稿，《冯玉祥日记》自校稿，均交我保管和参考。后来又有详细的自传《我的生活》（民二十六、上海出版）。尚有其他诗歌、训令、读书札记等，亦曾一一参考。
（五）我个人从前在军中所写的《我所认识的冯玉祥及西北军》《西北军革命奋斗史》（民二十四），与后来的《西北风》（载《西北东南风》，良友公司出版），另有个人的零碎札记及片段的回忆，皆转而成为本书之直接史料。
（六）早年有关冯氏生平之中英文出版物，如①陈崇桂牧师之英文冯氏传记Marcus Ch'eng.Marshal Feng, The Man and His Work，1926，Shanghai；②George T.B.Davis, China's Christian Army，1925，The Christian Alliance Pub.Co.，Philadelphia；③张之江：《证道一助》；④李泰棻：《国民军史稿》（民十九）；⑤蒋鸿遇：《国民军二十年奋斗史》二集（军中石印，非卖品）；⑥王瑚：《冯公郁亭墓道碑志》（拓本）等，皆载有极有价值的资料。
（七）《冯玉祥将军纪念册》，系于冯氏去世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为其印行者（非卖品，无年期），亦有多少资料可用。
（八）近年在台湾出版品有冯氏旧部所写的①刘汝明：《刘汝明回忆录》（一九六六年，传记文学社）②秦德纯：《秦德纯回忆录》（一九六七年，传记文学社），载有关于冯氏的资料不少。
（九）最近，有一位美国西北大学历史教授薛立敦，专门研究冯氏的生平，出版了一本《冯玉祥的事功》（James E.Sheridan, 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1966，Stanford Univ.Press）（由其哲学博士论文增补成书），系施用科学研究方法、学术的传记体裁，搜集中西大量的史料编著而成，为最完备之学术性的冯氏史传，记载翔实，立论公平，其中一部分的资料是由我特别供给及由其引用上录之（五）拙著各编者。而拙著本书之内容，亦有转用他自己所得的资料。谨此声明，并志谢忱。（书简称“薛著”）
回忆当抗日大战末期，我在陪都谒见冯氏（这是我最后与他会面的一次。其时，他喜欢人以“先生”称呼他）。从新聚首话旧，感情欢洽。他即席书赠他的“丘八诗”（自称），有句云：“不作张子房，便为张自忠。”后来，我也报以“丘三诗”（“丘八”落伍，非“丘三”而何？）两首。其一云：“先生教我作留侯，可惜汉高未碰头。愿学其人之晚节，功成快共赤松游。”末句，辞婉而讽，类似“谲谏”，隐寓劝其功成身退，不需杯酒而自释兵权之意。（按：战时，总统蒋公得美总统罗斯福亲笔来函，保证援助我国抗战必胜，故人人怀有成功之希望。）他虽与我半生结患难之交，有袍泽之谊，而后来志趣歧异，门路不同（我不涉政治，埋头治学已廿余年），如今更以生死殊途、恩怨都泯，趁有机会将本书发表，了却一宗多年心事。知我一向站在客观的历史立场以报道真实事、爱讲公道话者，当能谅我。知我与冯氏多年公私关系者尤当谅我而不罪我。属草至此，四十年旧事，萦回脑际，不禁百感交集，心头隐隐有“将军一去，大树飘零”之痛焉。这是自然发生的念旧真情。若目为借此以效庾信之《哀江南》，则又岂敢岂敢？
一九七一年七月
简又文驭繁氏书于九龙猛进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