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岁至十四岁，一八八二—一八九五）
一个青年圬者
清季，安徽省巢县西北乡竹柯村里，有一个姓冯的农工人家，因经济的压迫，阖家的男女老幼俱要合力做工以维持生活。在夏天，他们种田或打鱼；冬月则从事纺织。男子汉更要出外做工。这家里有一个青年人，因为父亲是当泥瓦匠出身，自幼也跟着去学得这门手艺，所以自自然然的便承袭了这一种职业以帮助糊口养家了。
这个青年瓦匠，就是冯玉祥将军的父亲。他原名秀文，后改为有茂，字毓亭（亦书郁亭）。人严正戆直，义侠豪爽。其生平轶事，为人所乐道。兹缕述数则于后，以表出其性格。
当毓亭公在少年时，太平天国战事蔓延至长江两岸，兵燹之灾，及于巢县。他奉母挈妹出奔避难。他们走到一河边，后面有乱兵苦苦追来，前面有河而又无船可渡。他找得一个大木盘，即让母妹二人坐在盘里，而自己则凫水推盘过河。渡适彼岸之后，忽闻后边原岸有两个十七八岁的女子呼救声，这也是被乱兵追迫而逃难的。
他救人心切，凫水推盘回去，照样送她俩安然渡河。那两女子以无家可归，同行又不方便，且为报德酬恩起见，向其母献身同为媳妇。那严正不苟的毓亭公却坚持不肯，说道：“救人于患难，是自己的本分，乘危而取利是不义的行为。”恰巧次日在路上，遇见两女的父母，遂将二人交还。由是他乃有“侠士”之称。其后，毓亭公娶妻游氏，即冯将军之母也。
既复得安居，毓亭公仍操旧案。一次，他在张姓富户家里做工。那家主请了一名教师，在家教其孩子辈练武。毓亭公本是有志向学上进而没有机会的，如今每当工作之余，便实行“偷师”，日常暗自窥探那教师授课。他苦心求学，自然容易得其秘奥。晚上又苦心练习，成就更快更多了。有一天，那教师无意中很诧异的察觉这“偷师”的工人，技艺成绩，居然比他的正式徒弟为优。他有意栽培后生，忙告诉东翁知道。那富翁也是好人一个，很愿意作育人才；查明此事果是真的，即将此青年泥匠提拔起来，许他与自己的孩子一同上学，同时为他们服役。这可算是一个工读生了。
毓亭公一得有正式求学的机会，自然益为用功。加以身材魁伟，饶有膂力，武术更有精优的成绩。及至随同那富家诸子赴武试，他竟然出人意表地名登榜上——中了一名武秀才，而诸子反名落孙山。这真实事迹，宛似小说中岳飞出身的故事一般，可云巧合矣。
当时，干戈未息，正是有志健儿建功立业之秋。毓亭公既进武庠，以志向远大，不甘枥伏，遂毅然离家，投身军籍，隶刘铭传部，即李鸿章淮军中之“铭军”是也。“有茂”之名，即于投军时所改。他体力雄健，身手不凡，加以武艺过人，忠勇尽职，且屡立战功，未几，遂得升为下级军官。后来，带兵作战，遍历江苏、湖北、山东及甘肃西陲诸省，到处保民爱民及为民服务。每遇饷项不足之时，他必严禁部下滋扰抢掠，全部只好忍苦挨饥，时以白薯果腹而已。有一次，在都田地方过年，他把所有钱银分给士兵们，自己身上只留大钱两枚。那时，适有一人前来私下馈送他八千钱，请求许他在新年时开赌一天。毓亭公大怒，面斥其人说：“如果我肯收受这些黑钱，我早就发大财了。我怎能要这些不义之财以贻害人民呢？”那行贿者失望，抱头鼠窜而去。
毓亭公更有一出色之点，即是：无论带兵到甚么地方，必率领全部兵弁为社会服务。例如：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他在直隶（今河北）唐官屯至小站一带筑河与修路。到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他抢救直隶永定河，造益人民尤为远大。这河水患频仍，堤坝一决，即为患地方。是年毓亭公奉令修河，自誓决不使本年河决为患。他告诉部下全体兵弁说：“如果河堤今年再有崩溃，我是头一个要跳入河中的。”工程还未完竣，大水忽然涌至。毓亭公果然跃身投入中流，以身为殉。人丁们当时奋力把他救起来。因感受他这一腔义气之鼓舞，全体人人奋不顾身，抢救河堤，卒使大水不致泛滥为地方人民害。该处沿岸人民至今仍称道其功德不已。事后二十年，他的儿子——冯玉祥将军——驻扎南苑时，亦曾率军抢救永定河一次，地方人民命其所修之堤为“冯公堤”，不啻是他两父子到处保民爱民、服务社会、先后辉映的纪功碑。毓亭公一生带兵严肃勇义，高树风纪，早已为其儿子树立了爱国爱民的军人模范了。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信然。
“科宝”诞生
光绪初年，铭军驻直隶。当时，直隶总督李鸿章，以太平军及捻军战事先后平靖，拟在濒海各地谋屯垦，乃令所部将士家属移居驻防各地附近之村镇。毓亭公遂举家迁居天津附近青县之兴集镇。冯玉祥即于斯地诞生。时，光绪八年岁次壬午九月二十六日（夏历）也（一八八二）。是年，毓亭公本应赴江南乡试考武举人的，但因军职羁身，不能如愿南下，而宁馨儿适于是时出世，所以就为他取乳名曰“科宝”，用作科举宝贵的纪念。其实，如果他在九泉有知，应当觉得这个儿子之诞生，比当时入场中式举人更为喜庆得多哩。
冯玉祥兄弟共七人，自己排行第二，名基善。长兄名基道，号治斋。在早年，兄弟二人已甚相得，共同生活于家庭。后来，治斋亦投军效力，先入李鸿章之保阳军马队，后改编入第四镇，积功累升至陆军中将。后又转入文官一途，亦有政声。其为人也，忠厚和蔼，有长者风。晚年，隐居天津、北平间。至其余小兄弟五人，早已相继夭折了。
铭军后被改编为“练军”，共有五营，驻保定，故名为“保定练军”。其时，毓亭公因功已升为后营右哨哨官，亦迁居保定。他虽然屡次升级，但因军饷无多，而赋性豪爽，不治家人生产，又不屑私取不义之财，所以家境一向贫窘。他们所住的房子在离保定城二里多远之东关外的大康格庄，全房只得屋子四间。过了半年，乃搬到一家稍大的房子，一共七间，系由典当而得的。举家居此，其狭隘郁闷可想而知。冯玉祥就在这乡间陋室度其缺乏幸福的童年生活。
家庭生活
冯氏幼年的家庭教育，得自其严父人格之熏陶及影响最大。在六七岁的时候，保定乡间有唱戏的。有一天，他跟着大哥去戏台那里趁趁热闹。在外边玩了一会，戏还没有开唱，哥弟俩就回家了。凑巧父亲刚从营里回来碰见他们，问知情由，大为震怒，立刻把两人很严厉地教责一顿，以后不准再出外胡跑乱玩；还将老大用绳子捆在楼上，幸得房东说情，才把他释放了。在这种严峻的约束之下，冯氏的品行受影响甚大。据其自说，自经此次严责，以后几十年，除了间中与同营弟兄出外应酬看戏之外，自己永不沾此嗜好。这一顿教训果然发生禁绝其胡跑乱玩的长久效能。
最不幸的，冯氏双亲都染了当时流行社会上下的恶嗜好——抽大烟。他们屡次要戒了，但因多年老瘾一戒就病，全身筋肉都痛起来，所以总不能戒断。冯氏尚记得小孩时日夕为父母捶背，以减少其因戒烟而起的痛苦。但老人家仍不能支，只好又吸上了。抽鸦片烟的人喉易干涸，爱吃水果，当父母吸烟后，他便劈一个梨以进，自己只吃剩下了的梨皮梨心。他们家道已是不丰，两餐白米常苦不足，又加以“黑米”之要求，更添上水果之供奉，生活更为困苦，而且两老身体亦日形瘦弱。贫病交迫，生计好不易过！
冯氏身历其境，切肤受痛，反感自生，所以他从那时起便痛恨鸦片，比恨别的恶嗜好尤甚。后来，他到处实行禁烟，对于部下施禁尤严，莫非由于幼年在家庭所得的痛苦经验之反感也。
家里衣食已不充足，人口又多，小孩子的物质供养当然缺乏得很。冯氏在孩提时，全家所吃的不外麦面素菜，肉食无多，所穿的更为朴素。据其自言，两足所穿的鞋子，都是富家孩子们所穿过的，破而且烂，复经鞋匠缝而后补，在旧货摊上贱价发卖，俗称“二鞋”。他尚依稀记得买一双这样的鞋子花铜钱三十文，买得一双便穿好久。全身所穿的衣服，也是破旧不堪的布衣，大褂子（罩袍）是每年添一件新的，都在三月十五日以前做好——因为那一天正是“刘爷庙”出巡的盛会。他又说，这件大褂之为用大矣！既可炫耀于别的孩子们的眼前，又可遮盖里面全套的烂衣旧裤。无怪乎他说穿上了这件新布袍，其宝贵简直“像穿皇袍一样”。
冯在童年迫于家境，所享用的都是布衣布履，从不与丝罗文绉有缘，生平之俭德由此养成；习惯已成，布衣自适，一穿上绫罗绸缎，反觉全身内外大不舒服。是故以后数十年，不改故态。苟明乎其幼年之家庭背景与半生之生活习惯者，断不至以“作伪”或“沽名钓誉”讥其人了。（作者按：以上据冯氏自述、陈崇桂英文传记及其他资料。）
教育与宗教
生活于这样贫苦的家庭，冯氏之教育自然难望得有完善的了，可是仍然未算是完全没有上学的机会。他的大哥是在一位姓陈的塾师那里念书。到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九月，因入了马队，迫得要中途辍学，可是还有三个月才到散馆的时候，他的父亲很经济的就叫老二顶上了这学额，继续去上了这三个月的学。这时冯氏年纪十岁。过了这年，他又入姓马的书塾，后来又在姓颜的馆中念书。直至入伍时为止，他总算是一共受过两年三个月的书塾教育。几十年前乡间冬烘先生的散馆，当然不能比拟现在有规模的小学。冯氏幼年的教育成绩不问而知。据他说，幼时曾念过《大学》《中庸》，“仅识之无”，尚不能看书也。（作者按：上据余早年采访资料本甚可靠。但冯氏自撰之《我的生活》页二九，言正式上学只有一年三个月，未载第三年入颜姓馆事，似遗漏。）
这短短的书塾生活，后来所留存在冯氏脑中的印象只有这一点——那很厉害严峻的陈老师常拿起十二两重的老烟杆头，毫不爱惜地敲打他的头颅，每每打到红肿好像一座小山一般。数十年来，每一忆起，犹有余痛云。
读书之余，他也有一些游戏。当时保定儿童好踢球之戏，他也随着学友们踢球。听说，他因为身体壮，胆量大，所以踢得比群童为优。他又最好打架，附近十三村的童子全不是他的敌手。这都是可信的，因为他后来对于武术和各种运动，均是出类拔萃的哩。
冯氏幼年时的宗教生活，也不外是普通社会牛鬼蛇神的多神教罢。他记得有一次家里出现了一条蛇，他父亲便恭恭敬敬地设一个牌位供奉它为财神。每月初二、十六日（广东人称为“做牙”即“祃牙”），家人就用鸡蛋来祭神——有钱时六个鸡蛋，没钱时三个。家里还供着一位佛爷。他父亲每逢礼拜此佛爷之时，必正其衣冠，庄重拜跪，口里喃喃地祈求：“佛爷！保佑我们一家平安，升官发财。”冯氏在小孩子的时候随着尊长胡跪乱拜，当然不能有甚么特异的、超越的宗教思想。不过，他在那时的感想已仿佛觉得他们求神拜佛，无非是为一家一身的福利而不知其他，真是可鄙。到后来，他习知基督教牺牲博爱之道理乃是利他的、为多数人谋幸福的。两相比较，天渊立判，他的多神教信仰直到那时才被根本推翻。这是冯氏后来所自述的。
父母的感力
在十一岁那一年，冯氏生命中经历第一宗极悲痛的凶事。他的母亲——游太夫人——因生产他的七弟，不幸得病去世。当药石无灵、群医束手的时候，家人转而求神问卜，冀得超自然的护佑。冯氏爱母心切，尤其诚笃恳挚，独自到“刘爷庙”许下救母大愿；又常对天叩头，把额头磕到红肿起来。母亲弥留时，想吃梨和肉丝面，可是家里不名一钱，家人只好叫他拿些衣裳到城里去当了，换得几文钱买给她吃。他还要跑三里多路才可到铺子里买得这些东西哩。然而母亲卒要离去他们父子三人，溘然长逝了。冯氏生命中遂留下第一宗大憾事。游太夫人一生慈祥和厚而好施与，且早年敬事翁姑极为孝顺，不愧贤妇良母之称。冯氏性格固执刚直，有类乃父，而胸怀却慈祥仁厚，则又是由太夫人所感化、训育或遗传而来的。以后毕生，每谈及先人，他辄想念其慈母之贤德不已也。
毓亭公还有一种性格影响于他儿子者甚大，不可不补述。他生性刚直，自不免有愤世嫉俗之言行和与人落落难合之态度。对于当时社会——尤其是官场中——之恶习，他均不沾染，而且还具有只手挽狂澜之苦心，时时处处都不惮烦难，不怕招怨，竭力矫正时弊。例如：他虽为官，而不屑谄谀上司，不好逢迎同人，因此居恒与人少有来往，谢绝应酬，凡送礼、请客等陋习俗例，一概不行。冯氏在军政界多年，性格行为也很像乃翁之孤立独行，父子先后若同出一辙。他自谓这种习尚，都是幼年在家庭中从父亲所得的教训而来。
挂名入伍
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是冯氏生命中很可纪念的一年，因为他开始当兵了。当时练军一个兵士每月发饷三两六钱。利之所在，投效者众，竟至争竞入伍。为取缔计，营中规定入伍的必须有人保送，所以不大容易。冯那时只得十二岁，哪够入伍的年龄？但因他父亲同事好友哨长苗开泰的一哨里适缺了一个兵额；他情谊高厚，恐怕别人捷足先登，于是不出一声，先把世侄的名字填补那空额。那实是招呼朋友的十分好意。冯氏于乳名之外，在家族中依兄弟班辈的正名本是“基善”，但苗氏不知，临时随意为他填上“冯玉祥”三字，所以其后这便成为他毕生的大名了。当时，他年纪还幼，体格矮小，试穿军衣，既长又阔，太不成样，惹人大笑。然而他并不须到营里服务，只是挂名营中，每月干拿三两六钱的饷银以帮补家用而已。这是其时军营盛行的一种恶制度。那种饷名为“恩饷”。所以在这一年，冯氏虽说是开始当兵，其实，只不过是初隶军籍而已。（作者按：上言冯氏十二岁入军籍，根据其《自传》，可信。但其所著《我的生活》页二九则云是上一年十一岁事。时期相异，志此备考。）
光绪二十年岁次甲午（一八九四），中日战起。保定练军奉命以六成开赴大沽修炮台。毓亭公亦与其役。一时，官兵家属送行者大都抱头痛哭，盖各人皆以为此去是与日本作战，必无生还也。冯亦亲送其出征的父亲。毓亭公却壮烈无惧色，且谆谆嘱咐两儿说：“你们好好地做人罢，不必挂念我。我是去和日本人打仗，为国家拼命，没有甚么害怕，算不着怎样的大事。”他老人家半生戎马，两条腿已跑过陕西、甘肃、青海、西藏诸地，真是身经百战，久历疆场的老将。这回到大沽去打日本人，算甚么一回事哩？真良好的父亲！真壮勇的战士！真爱国的健儿！在这一小别中已给他的小儿子一个极深刻的人格印象与极其超优的军人模范，尤其重要的便是：于不知不觉间，将一粒单纯爱国的种子，种在他的丹心里；三十年后开花结果，立功于国，誉满全球。（作者按：《我的生活》页三〇至三二，言随父同去，似与后事混乱。上据余早年采访。）
十四岁的小兵
不久，毓亭公由天津回保定，旋挈其次子复回大沽防次，驻曹头沽、南港、双桥等处。冯随侍父亲于军中，也跟着做工。至光绪廿一年（一八九五）父子两人始还保定。在这兵工期间，种种经验予冯氏三大教训——这都是与其后来的事业很有关系的。其一，甲午战役，日人欺侮压迫中国。他幼年即身受此痛苦；国耻之打击愈甚，其爱国心因而愈炽愈坚。其次，中国军队孱弱无能，彻底腐化，他此时尽行知道；对于兵官之好嫖好赌，勇于私斗，不尽职守等恶风纪，深心痛恨，因而使其私下发生革除陋习、改良军纪之伟志。复次，则以河南、河北修筑炮台一事，本由李鸿章经手，从德国买得海炮数百门，口径多在廿四生 1 以上，复费了多少官兵两年的苦工，始造成各炮台。及至庚子一役，联军来侵，各炮台未及一试，竟全被拆毁，并订约以后永远不准中国再在大沽口设置各种军事防御工程。冯父子其初本是身与兵工之苦役的，而后来联军入京，外国压迫欺凌吾国，他自己亦亲历其境。先后两次，刺激殊深，国仇国耻，没齿不忘。他一生反帝国主义之大决心，盖由于此。（作者按：冯氏随父于一八九五年回保定，见《自传》。《我的生活》页三五，系下年事。但页三二言“我们在大沽口住了一年多”，则当为一八九五年事。）
是年，保定大疫，人民病死者无数。官吏乃有打瘟之举，令练军留防者每哨拨五十人带枪五十支去从事。但冯氏所隶的一哨，兵士或病倒，或告假，缺席太多，人数不够，长官不得不多找兵士的亲戚朋友来凑足人数去缴差。冯名本在军籍，更不得不参加。那时，他身材已长得高大如成人，因此也穿起军服，托着长枪，随众入城打瘟去了。当时北方社会军民人等，痛恨外国人之压迫和侵略已甚，可是人人虽积恨于心，却无机会以表示反抗的行为。冯氏此时还是一个十四岁的小童，却已充满爱国热诚了。他趁着多人拿枪打瘟神、声势汹汹的机会，走到一所外国教堂——美国长老会——附近。一时，热血沸腾，冲动激起，举起枪向着教堂的木匾连放数响，以泄一口气。在今日看来，这虽是一个无知小子的愚妄举动，此举却可反映当时社会心理对于外国人之不满和反动，而在冯氏个人一生，这是爱国热诚之初次的表露。（作者按：《我的生活》以打瘟神事系于一八九三年十二岁时，似言之过早。）
冯与营中有一个姓刘的兵丁成为好朋友。姓刘的本来是不识字的，但因肯自己用功，日渐进步，居然至能读《三国演义》。他又好写字，常在地上方砖用黄土当墨汁，挥手“涂鸦”。冯氏不时入营与其交游，受其感动，也走入好读书、勤练字的门径了。在营里又看见人打算盘，他的求知欲也为其激起而发生了习珠算的兴趣，后卒学会了。这几宗轶事都是他挂名在练军营中的经验。
冯氏在其《自传》（拙藏未刊稿）中，述其童年生活，有一句毫不自讳的奇语：“余幼时一蠢童耳。”真的，以他生于一个无产阶级的贫窘家庭，长于一个孤陋朴素的农村环境，所交者皆是椎鲁失学的村童，所受者只是简单蒙稚的教育——见闻寡陋，知识无多，怎能不长成为一个“蠢童”兮？然而他禀受父亲的刚直性格和母亲的慈祥心术，在家庭饱受严正的道德训育，因而不至染得社会上骄惰浪漫的恶风弊习，又未袭受其时代浮华颓败的态度思想，竟然养成了一个质朴的、憨直的、孝友的、纯谨的、仁爱的人格，兼储蓄得一副奋斗的、反抗的、坚毅的、刻苦的、忍耐的、勤恳的能力。及至与军队生活接触，一受国耻之刺激，更燃着爱国的烈火于其充满热血的心窝，后来若是之人格和能力尽行发展于救国救民的单纯出路。几十年来的革命大事业莫非由此时之佳种与沃壤而发萌者。我们在古今中外历史中，常见到旷代特异的豪杰，每每由极简朴的生活或极困苦的环境，与极艰难的经验中产生出来。圣保罗说：“上帝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能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上帝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上帝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这几句不朽的名言，纵然富有宗教色彩，却已将人类经验之一个大矛盾而却是真真实实的奇异点充分表出。吾述冯玉祥之家世及童年生活竟，不禁重有感其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