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岁至廿一岁，一八九六—一九〇二）
入营当兵
自天津回保定后，毓亭公移防于安肃县（今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即迁家于县城之北关。翌年（光绪廿二年，一八九六），冯氏发愤自立，入营服务，自是正式当兵。他那时已是十五岁了，生得身长体阔，魁梧壮健，在军中有“冯大个儿”之称。三十多年的正式军队生活自此开始。（按：《自传》与《我的生活》均言十六岁，但自一八八二至是仅得十五岁。）
这时，父子俩同在军营。冯氏处于父亲和长官双重的威权之严正的训导和监督之下，无异继续其家庭的训育，得益实在不少。在积极方面，对于营中的种种规矩和生活，他固然得正当的指导；在消极方面，他有严正的父亲，事事监督管教，因而不致沾染了军营和社会的恶风败俗。例如：当时营房附近有一家新开张的烧锅店，为巴结顾客以广招徕，天天请士兵们去吃酒。有一天，他也在被请之列，众人因其父亲当哨长，都称他为“少爷”，拥其坐了首座。你一杯，我一盏，彼此劝饮，热闹非常。他一时高兴起来，也就开怀多饮了几杯，登时醉倒。朋友们扶他回营，他便呼呼大睡，直过了一日一夜才醒过来。他的父亲知道了，立刻严厉地教责一顿。从此之后，他便终身戒酒，有如童时父亲禁戒看戏一般有效。
一日，毓亭公骑马进城。马劣路滑，跌下马来，身体受伤，在家卧床九个月才痊愈。在卧病期间，冯氏在家服侍老父，但逢三、八两日，军营教练之期，则须进城报到。每入城一次，父亲给他制钱六枚买油条吃。可是这笃孝节俭的小兵，拿钱在手，总舍不得花了。每次，他把这六枚，凑上照例到操场打响剩下的药条卖得十余枚，跑上东关去买些肉，回家孝敬卧病的父亲。他父亲不知怎地晓得小儿子这番心事，每一举箸，便掉下几滴老泪来，想是嗟叹自己老命蹉跎，不能为一家老幼挣扎得较好的境遇，致令孩子们要这样为己牺牲，同时亦未尝不感领其儿子的一片纯孝心也。在冯氏呢，多年后思之，犹以此时能稍尽子道，为生平大乐事和大幸事，因父亲病愈之后不久便要和他分离了。
原来，队伍不久由安肃撤回保定，上官旋即要实行裁兵。毓亭公入伍多年，虽有功绩，亦在老弱被裁之列。冯氏却得留在军中照常当兵。他弟兄俩尚未成立，无力奉养，只得典宅质衣，筹些路费，送他老人家回原籍休养。毓亭公舍不得其少子，原意是要带他同去的，但因倾家所有只凑得路费八十千钱，不敷两人之用，没奈何只得父子分离。于是老人家孑然一身，踽踽凉凉地回安徽巢县去了。自是之后，冯氏的生活又进入另一阶段，从此不再得严父的督导，个人完全独立。前途一生的成败、祸福、进退、荣辱，自己须完全担负道德上的责任了。
在北方社会里有一种流行的秘密教——“理门”，或称“在理”。这一教门具有些少的宗教仪式，入教者须经过一种神秘的手续。其最要的教规是戒绝烟酒，团结精神，实有一种道德社会的性质，确是切中我国社会上道德的需要。会员——教徒——不可胜数，为北方社会之一种很大的道化势力。冯氏自老父南旋后，即自动加入“理门”，恪守其教规。他本来已烟酒不沾，自为在理教徒后，对于其个人操行更有莫大的利便，因自己是“在理”的，对于朋友的应酬便可坚决谢绝烟酒，却不至于有碍情面而且得人体谅了。（按：有研究中国宗教史学者尝发表一理论：北方的“在理教”原是唐初入中国的基督教——即“大秦景教”，后至元时称“也里可温”——被消灭后，民间教徒继续秘密组织，改称“在理”或“理门”，奉行基督教道德伦理云。未能断定，姑志此待考。）
冯氏在营中，不特自己戒除嗜好，而且时时劝导同营的弟兄们戒嫖赌、戒烟酒，不惜苦口婆心以帮助同人共度道德上清洁生活。因此之故，有好些人讨厌他，但却又有好些人得他的勉励而成为好人，而深心佩服他的也不少哩。（按：这是当年与冯氏同营的人告诉我的。）
军营的生活，颇为枯燥。操练之余，兵士们又没有别的娱乐或教育，而当时军中纪律废弛，所以他们逛街、冶游，否则抽烟、赌博，相聚嬉戏、言不及义。冯氏则不然，自始即表露其努力上进之苦心和大志。他不肯耽于逸乐和嗜好，一有余暇便写字读书。其对于种种武功——摔角、劈刀、攀杠等——均勤苦练习。当时的军队，略具新式，对于喊操一项甚为注重，喊得好的易于升级。冯氏知有此上进途径，则昼夜习之，甚至在街上独自行走，也傻头傻脑地一边走，一边喊，致惹路人注目惊愕，莫名其妙。他自走自喊，一概不管不理。同伍的兵士，交相讥笑，送他一个绰号，叫作“外国点心”——意谓其好喊洋操，终必为外国人打死也。冯氏听人这样称呼他，则反唇相讥说：“被外国人打死，是为国而死，荣幸之极，胜过你们要做‘中国点心’多哩。”多年后，他制私章，镌有“外国点心”四字，以留纪念，至饶风趣。其在营中当兵时，刻苦努力和特立独行的行为多类此，故不识其心怀鸿鹄之志者，又以“冯傻子”呼之云。
在此两三年当兵时期，还有一件可以记述的轶事。保定军营外树木甚多，居民往往偷伐作柴火用。军官屡下令禁止，但无效。一日，冯氏持申令禁止伐木的告示，手持军棍前往劝谕，人窃议于其后，他问人仍敢偷伐树木否，众又视为具文，且怒扑之。冯氏只身与斗，大显身手，仆其两人于地，痛打一顿，余众四散。经此一击，树木遂得保存不少。他执法如山，自为兵士时已露头角，后来之所以能掌数十万雄兵而指挥若定者，此种赏罚严明、公正不阿之精神是其一大秘诀也。
义和团之役
当时，北方社会有结社发生，秘密拜会，请神练拳。人民固迷信神权，入会者甚众，蔓延数省。同时外国人压迫和侵略中国，愈趋愈甚，人民仇外的反抗心亦为之激起。练拳者相信有神助，刀枪子弹不能入其身，遂有所恃而无恐，自以为具有抵抗及扫灭洋人之利器了。此种强有力的迷信，一旦受了愚妄的排外心和爱国心之狂热所激动，更受了清廷西太后及一班庸愚的满洲亲贵与大臣，因政治背景而仇恨外人者之利用，遂结成为一种破坏的大势力，蠢然欲动，暗伏危机，一触即发，驯至闹出大乱，祸国殃民，几至不可收拾了。光绪廿六年庚子（一九〇〇），“义和团”之乱爆发，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在北京、保定及其他地方恣意屠杀外国官员、教士、商民。结果，致令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予我国以极大之创伤，多年尚未能恢复，诚为我国莫大的国耻和国难焉。冯氏于此时，年方十九岁（见《自传》），正在保定练军充当大旗手。是役，自始至终他都是在营效力，身历其境，所以他知道其真相甚详，而且得受极深刻的印象，至一生不忘，而且对于其一生事业发生极大的影响。
据其自述，对于义和团一役，他第一痛心的事就是同胞的愚蠢和迷信。他们相信用六个制钱拴在一根红绳子上，放在谁家屋顶上，谁家便要有火灾。又有所谓“红灯照”——他们的红灯照着哪一家，那里就着火。他们整天地拜师练拳，不是说“我是黄天霸”，就是说“你是孙悟空”。更相信吃符下去，念起咒来，刀枪炮弹不能过身，所以他们居然胆敢以血肉之身去挡外人的枪炮。有时令外人可怜、可笑、可怪，也可怕。他们挑起“扶清灭洋”的旗号，到处烧教堂，杀外人（“大毛子”）之不已，而且一见穿洋布的，或用洋油的，甚至一家有用一支洋烛或一根洋火的，都说是“二毛子”，非杀不可。蚩蚩的民众实是疯狂了！因此惹起弥天大祸，遂令八国联军攻破北京。结果：他们的威风武力，不堪外兵一两阵长枪大炮的射击便全行消灭。独可怜京、津、直隶一带的同胞大受外兵蹂躏。尤为惨痛的便是辛丑不平等条约的订立，我国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国家丧失元气，多年未复，真足令爱国的人心痛！至于圆明园之被毁，清宫珍宝之被抢，与及清帝后之出奔和亲王之赔罪等奇耻大辱尚是余事了。而推原大祸之所由作，皆从迷信和愚蠢而酿成。冯氏受了这一次的大刺激，所以后来带兵执政，到处努力破迷信，除偶像，改庙宇为学校或工厂，竭力提倡教育，尤其是民众（社会）教育。或讥其矫枉过正，违反人情者，殊不知其目击拳匪害国祸民之深，心中常抱隐痛，一有机会便欲尽一份力开发民智以为国家免除祸根也。
令冯氏痛心的第二件事，就是当时政界军界之腐败无能。从最上层说起吧。清廷利用义和团杀外人以泄私愤——西太后想废光绪帝另立“大阿哥”之阴谋见阻于外人——实是一大祸根，故自始即表示纵容态度。表面上，政府有时派兵弹压乱事以敷衍一下；有时又下诏鼓励他们的勇气，殊相信他们的神秘法术足为“灭洋”的利器。及至大祸作了，政府又不负责任。端王、刚毅、荣禄、裕禄辈，均是在上头后边主动其事的。然而及至祸发之后，无法处理，于是贬黜的贬黜，被杀的被杀。当时民间起了一副童谣式的对联云：“荣禄裕禄，碌碌无用。南廷北廷，廷廷无能。”足见其时当局之胡涂昏聩了。上头的态度和手段既是如此，在中间奉承命令的官吏如何，不问可知了。所谓文武官员奉令弹压义和团者，率兵前去，无非循例走一趟，应酬一下，便尔回来消差，尤甚者则竟或借此机会去骚扰人民。及至与外国军队打仗，又害怕起来，不敢上去迎敌，首先向后转跑散了。朝廷内外军政大员大都如此，甚么国家大事啦、爱国保民啦，他们一概不闻不问，不懂不理，只知道讲派头，摆架子。以此辈阘茸腐化分子担当国家的重要责任和职守，无怪国不能卫，民不可保，而反弄到国事蜩螗至若斯之地步了。
保定练军，也是腐败不堪的。其状况为冯氏所不满意有如：（一）懒惰成性，（二）官气太重，（三）不尽职守，（四）太无知识，（五）缺乏训练等五项。他是从那里出身的，自己在那里吃过亏，而且亲见国家吃了大亏的，后来他努力改革军队，更努力革除官僚习气，有由来矣。
义和团一役，尤令冯氏痛心疾首而且愤怒含恨、多年不息的，就是外国兵来华到处残害及到处侮辱同胞之暴行。他在保定亲眼看见外国兵到处拉夫，专拉老年人替他们负担东西，大概是劫掠而来的赃物。无力做工的老汉就惨遭毒打。有时壮年的儿子们抢上前去要替老子做工，洋兵不特不准，反把父子两人一齐痛打一顿。凡人出入城门，都被他们苛刻的检查，检查后还要挨上几个嘴巴才得放走，有一天，冯氏亲见一个人被外兵打落门牙四颗，真敢怒而不敢言了。保定卅里以内都成为他们屯兵的地方。老百姓们日间被翻箱倒箧的搜劫，入夜则又在炮火连天之下受痛苦。尤可痛恨的，外国兵每到一处地方，见了中国人第一步便是打手势要女人，当时由十几岁的少女以至几十岁的老媪，被洋兵污辱强奸的实无数可计。其中尤以意大利国的士兵劣迹最著，奥大利 2 兵次之（据自述）。同胞们受此种种凌辱，痛不欲生；有投河的，有跳城的，有一家十数口拴在一条绳上一起投井同归于尽的。种种情形，无惨不见。有些怕死无骨气的人民，在这欲死不肯、求生不得的时候，只好预备八杆旗帜来救急——美国兵来了便插上“大美国顺民”的旗；德国兵来了又换上“大德国顺民”……凡此种种惨状，皆冯氏所身历目睹而血为之涌、心为之痛的事实。其爱国救国的热诚，与反帝国主义的努力，均因此而愈为激动，愈为坚决。他叙述以上事实状况之后，复为自己解说：“中外人常有说我冯玉祥无理的排外、矫情的练兵，殊不知我自有我的历史，我自有我的苦衷。我相信假若你们亲自看见外国人对待我们同胞那种奸抢烧杀的兽行，一如我所目击的，或者你们的反感作用会比我更厉害些哩。”
初与基督教接触
在此时，冯氏对于外人却另得了一个深刻的、特殊的印象。他早已受了社会传统的暗示和成见，从小孩子的时候起，就不喜欢洋教——基督教。驻保定时，有一次，他在街上看见一个外人在那里传教，他走上去抢了外国教士的桌子。外人问其原委，他说：“有人要你桌子，你应当连椅子也给他。这岂不是您刚才所讲的耶稣的教训吗？”这就是他当时对于基督教的态度了。及至义和团在保定城内残杀外人的时候，他随营被派到两个传教士居住地方弹压，但对于义和团的行动又奉令不加干涉。在那里，他亲眼看见一位年青的外国教士莫女士（Miss Mary Morill）和好几个外国人正被兵民围迫加害。那位壮烈的女教士对暴民呼吁：“你们为什么要杀害我们呢？我们岂不是朋友么？我也曾探视你们家里，看护你们的病人，和传福音给你们听。”狂迷的义和团们大嚷：“你们是洋鬼子，你们是我们的仇人；我们要杀你。”那女教士又请求只杀她一人而释放其他外人，他们不答应，将全体传教士都拥到衙门里一齐斩首。冯氏目击耳闻，心里大受感动，深佩基督教教士为道殉身之忠烈勇壮。
这是冯氏一生与生活的基督教精神接触之始。这个深刻的印象留在他心里永不磨灭。十余年后他受洗礼加入教会为基督徒，后来更被世界人士称为“基督将军”，这经验也是起始的、感化的原动力之一端。《新约》有云：“殉道者的血乃是教会的种子。”那被难的女教士在天堂有知，也可瞑目喊声“哈里流亚 3 ，阿门”了。（按《我的生活》页五八，杀莫女士的主凶是骑兵营营长王占魁。后来联军攻入北京，先将王和鼓动义和团最力的藩台廷雍捕杀了。）
落魄的生活
在义和团乱事期间，保定练军有时奉令去弹压，冯氏也随营出过两次差，此中无甚可录。到乱事快平之际，有一天，他跟随中哨哨官去见护院请示军事，因为德国大将瓦德西统兵将要来到保定，不能不预备对付办法。他们俩与院外巡捕接洽未妥，始终没有得见护院的面。他们在衙门外干候了三四个钟头，依然还是不得其门而入，心里非常的焦急。那一个富于冲动的小兵冯玉祥，就大胆地自己进去对巡捕说：“我们的哨官因见敌兵快到了，军中一切的东西，无法处置，所以要来请示。我有一个意见，不知可否实行：不如将营中的器械，一齐埋藏起来，等到风平浪静的时候，然后再想办法，岂不是好吗？”说来说去，也是无用。他们只得嗟咄回去，哨官上马，一路上埋怨冯氏多言多语，可是他自己也一筹莫展。不到几天，外兵蜂拥而来，军中甚么东西都丢了。那时，哨官懊悔莫及，恨不早听从他的小兵的办法。
北京失守之后，军队败退，都奉令在保定集合。既无且退且守的计划，又无指挥统御的纪律，兵士只有各自逃命，纷纷溃散，大概均往南向保定一带狂奔。“秩序”二字当然谈不到了。迨至外兵一到保定，各军惊魂未定，又要逃生，保定练军自然也要散伙了。但冯氏此时死也不肯出走，还有几个大胆的和有骨气的也一起留下。他们便偷空搬运些东西，预备往附近高庄一个小庙寄放。岂知各物品还未运出一半，外国兵又耀武扬威地开到了。那时，全营只剩下冯氏等不过三十名，东西被抢，只余四分之一。无奈洋兵愈来愈多，营房被占，一切物件不准带走，留营的兵全被逐出。至是，他亦不得不离去了。
冯氏既被逐，孤单一人，无军可投，无家可归，只有跑到离东关五里正阳村里一个姓赵的朋友家去。在这个贫苦的农人家里隐藏起来，倒是安稳得很。当痛定思痛的时候，每日受赵友飨以玉黍粥和山药等粗饭，也觉得非常愉快了。但逢洋兵开到村子，他便保卫赵母到野外洋沟里躲避，直到黑夜才得慢慢回家。还有一件趣事令冯氏多年后思之犹有余味：在那患难期中，却在赵家吃一顿鸡肉饭，因为赵母养了几只鸡，恐怕洋人来捉去，所以预先一齐杀了，在家里大家饱吃一顿，免得“肥水流过别人田”（粤谚）。
冯氏在赵家逗留了二十天的工夫，听说和议已成，洋兵已退，而练军则在固安县的大公村集合，便决计前往该处。但从保定到固安县平常有三天的路程，而他当时袋中只存制钱一百文，没奈何只得拼命地跑，果然被他缩短一天，两天便到了。冯氏所隶的中哨，驻在一家烧锅的柜房，大家睡在热炕上。他跑了两天的路已是辛苦得很，又在炕上烤了身体多时，半夜起床的时候，一个不小心被冷风一吹，霎时四肢麻木，晕倒在地上雪中。深夜无人得知，大约过了两个钟头才慢慢地苏醒过来，摸来摸去，回到炕上睡了。当其倒地时，大概两手先着地，都碰坏了。次日起来，双手发肿。他们请了一位儒医替他瞧瞧，但那位大夫恐吓他，要敲他五元医费才肯用药。可怜此时此地的小兵冯玉祥，不名一钱，借贷无门，哪能办到！只有听诸天命不管他而已。不料过一两天手肿全消，居然好了。落魄流离的冯氏，又过了一场小灾劫。
队伍在大公村住了不久，气喘未定，忽然又闹出乱子来。是时，驻村内的共有七营人，军纪废弛，毫无训练，只是循例安置步哨，设立卡子而已。一个卡子里两个兵，有一天忽然看见两个骑马的洋人，由涿州方面驰骋而来。这两个愚鲁冒失的老粗，不管和议成功与否，一见洋人，开枪就打。那外人之一中弹落马。其他回马飞跑，奔回涿州报告。第二天，忽来大队洋兵将大公村包围，大炮两发，七营的官兵又如鸟兽散——三十人或五十人一起的豕突狼奔，狼狈逃命。事后查诘根由，方知是两个卡兵无端打死一个德国人所致。老粗们无知肇事，固是可痛，但该外人当此乱事未尽平息、秩序未全恢复的时候轻身外出，亦未免疏忽不智之甚，恐难免“自取其祸”之讥了。
军营既被第二次打散，冯氏与一个姓张、一个姓葛的，两位朋友一路回向保定奔去。路上盘费全无，忽然想起有一个朋友名王鸿生的住在新城县张庄，即跑到那里求助。王友适不在家，幸从他的哥哥和母亲慷慨借给他们制钱二百文，又送上六七张烙饼以壮行色，方能上路。
回到保定，冯氏得一个也是姓王的朋友关照，介绍在他舅舅所开的古董铺里帮忙。他得了一枝之栖，不及计较。可是他们把全铺的事权都交给他掌管，个个人都跑掉了。既没有钱银留下，又没有生意，吃饭问题即时发生困难，铺中的古钱断不能支持长久。他便觉得这里终非栖身之所。凑巧又得一个姓张的朋友举荐他到保定车站的副站长那里当厨役。冯氏因急于解决吃饭问题，也不管自己做厨房大师傅的本头如何，一口便答应了。及至新主人要试工，先叫他炒一盘苜蓿肉。外行的手段，哪能满人意？于是一个现成的饭碗，还未拿稳又登时打破了。多年后思之，他犹叹自己当年之时乖命舛不已也。
无所事事地飘泊了不久，冯氏又打听得自己那一营的管带在蠡县招集旧部，他便赶去就编。过了一会，有一百多人集合起来，居然重兴旗鼓，成军起来了。幸得当地的绅商担任供给小米。军粮虽有把握而仍未有菜钱。那里有一条小河，名叫“千里滴”，河边的树木常被人偷伐。官兵们怀了深意，自告奋勇前去看守。那时天已下雪，他们因有特殊作用，更于晚上冒雪去巡夜。倒运的、无知的偷木小贼，一被他们抓住了就罚款三十串（或四十串）。过不多时，不特菜钱有了来源，而且收入颇丰，到年底结账，剩下的钱，每人还分得二十余千。这真是一笔意外之财。
在这时候，发生了一宗很有趣的事，而与冯氏的人格很有关系的。在旧日军队中赌博之风甚盛，何况他们现在有一笔偏财（横财）在手，又是过大年高兴的日子，人人不禁技痒，于是一唱百和，自上至下，大赌起来。冯氏本不好赌，尤不精于此道。他这时受了同伴的包围和煽惑，又被哨长再三催迫，也加入战团，算个“逢场作兴”。那时没有甚么正式的赌具，只有拿四个钱在手，任人下注猜宝。冯氏猜中了两宝，赢了些钱之后，众赌友便要他当宝官（庄家）。他既不善于赌术，又为人太老实，所以上了大当！当他握钱在手放在桌上出宝之时，有一个人作弄他，私下问道：“老冯，我知道你向来不会诳人的，你能对我们说这一次出的是甚么数吗？”这“冯傻子”真告诉他们“是三”。于是众人都倾囊地下注在“三”上。开宝之后，果然是三。冯还以为是开开玩笑罢，可是众赢家认真起来，要他赔钱。结果：不特连他个人所分得的偏财都输光了，而且连一个朋友信托他，存在他手上的钱也赔完了，还不够数，更要欠下一身赌债。过了几天，队伍奉令在蠡县点名，每兵发了四个月军饷，他的饷银全拿去结赌账。尤可怜者，那个寄款在他手的朋友被遣散回家，冯氏也没钱还他，真对不起信托自己的朋友。焦灼与懊悔交迫于心，他从此深觉赌博之为害，当即下了决心以后毕生不再赌，并且起誓：“假如以后再有赌博的行为，将要把自己的手砍掉以为惩罚。”上文曾叙述他幼年受了严父的熏陶、督责和训练，已戒绝烟、酒、看戏等嗜好，自是以后，更与赌博绝缘，对于其克己寡欲的人格之养成，百尺竿头又进一步，未始非此一大打击之功也。
改隶淮军
光绪廿七年正月（一九〇一）残余的练军奉令改编为“淮军”（因直督李鸿章向两淮盐局借款充军费，以改名“淮军”为条件）。一营共三百八十人，左、右、前、后四哨各八十人。每哨设哨官、哨长、教习各一人。冯氏隶吕本元所统之元字前营。因他平素喊号和操练均极纯熟，得拔充右哨教习之职。编妥之后，队伍被派赴肃宁、安平、博野、祁州、易州、涞水、广昌（民初改为涞源）等属剿匪。易、涞、广三属间多河流，队伍常要过河。他在营中有两个好友——一老一少。老者怕寒不敢涉水，少者胆小也不敢涉。每次过河，都由其仗义背负他们。哨官啧有烦言，但他以患难相助、背负老幼是大丈夫义侠所为，长官申斥，所不顾也。但因往还涉水多次，他自己身体受害了。后来他腿上常有寒气，至在豫时也曾发肿得很厉害，大概是在这时候种下的病根。
在这剿匪的差遣中有故事三则，冯氏每乐于为人道及。有一天早晨，两个兵士在街上闲谈，互相问答，把营中的秘密军机都说出来了。偶然被匪徒窃听，全军遂遭了截劫，以至损失弹药、饷银、洋枪等军实。他因此得了一个“恪守秘密”的教训。又有一次，军队分两路出发，被土匪侦知他们所走的一路，预先在山口埋伏，拦出袭击，结果：官兵死伤在枪弹和马蹄之下数十人。各长官一闻枪声，便四处逃跑。有的逃往民房躲在面柜里，后来被士兵搜寻出来，弄得浑身是白，变成粉团，真是可笑！这一次又给了他一个“侦探须清楚”的军事教训。再有一回，军官们听得侦探报告，有匪徒数十名，连枪带马窝藏在某处某村。管带不问青红皂白，立刻带兵往剿，将近到村即如临大敌般下令开火。打了数十分钟总不见还枪。比及入村，却不见一个土匪。庄主满口呼冤，管带也难下场，只勉强说他们不该有两根长枪（为自卫用的），胡乱埋怨一顿，率兵退去。这又令他得了一番“不能轻信报告”的教训。此少年时代行军的经验，皆足以增长冯氏军事实验的知识，对于他后来用兵是很有价值的。
是年十月，匪患平息，冯氏随军回保定，驻丰备仓。十一月，光绪和西太后回鸾，驻跸保定。时，冯氏在卡轮任清道职，因得见帝后仪注容貌，觉其骄奢过甚，极不愉快，但只印之于心而不敢宣之于口也。翌年，队伍奉令开赴东陵皇差，而他则被派留守保定。
当时，军饷月发三两三钱，月以三十三天计，扣去服装、蔬菜等费，毫无盈余。冯氏戏作歌曰：“三十三天三两三，除了吃的刚够穿。”当兵之苦，可想而知！他素笃于孝思，每以老父远隔天涯，多年分散，未能承欢膝下，自愧无以为人，故常以为大憾事。因此，一向极力撙节费用，不敢妄花一文，并且发愤读书，操练之余，手不释卷，所以力图上进，冀多得军饷以资迎养也。但因军食不相宜，自奉又过俭，而昼夜攻读又过于疲劳，因之身体瘦弱，精神日坏一日。时，同棚好友尚得胜屡劝之。冯氏则为凄怆之答语曰：“力学上进，冀多得薪饷，或可有迎养之一日，否则终身将无再见老父之时了。”闻者辄悲其言，悯其行，而嘉其孝思壮志焉。（按：尚君后来在西北军任兵工厂长。余从征时，相交甚笃。所知道冯氏早年的逸事，许多是由其口传。他为人正直笃实，君子人也。补笔书此，以纪念之。）
冯氏在淮军，既苦于薪饷太少，恐终不能遂其迎养之志。又见军营积习太深，功过不明，赏罚失当，士卒疾苦更无人过问，实是腐败异常。他自己虽身为教习，而位卑言轻，积重难返，明知无能启迪同人之愚鲁，及发展自己之抱负，于是早萌退志。适于此时，袁世凯练“新建陆军”，整齐严肃，壁垒一新，大有蓬蓬勃勃的气象。冯氏羡慕不胜，每想及那里，一种新希望便油然兴起。当留守保定颇为清闲之时，遂毅然决然退出腐化无望的淮军，而投入前途光明远大的新军。自此之后，冯玉祥壮年时期之军人生活，又脱离充满苦难、灾劫、磨练的经验，而别开生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