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一岁至廿七岁，一九〇二—一九〇八）
入武卫军
冯氏既不满意于淮军而另图发展，适有李姓友人在新军服务，得其介绍，遂于光绪廿八年（一九〇二）三月二十日，脱离淮军而改投袁世凯的武卫右军第三营，时年廿一岁。
冯氏在淮军时原曾为教习，而投入新军，则不问资格，只仍当一名士兵而已。他对于新军虽有无穷的希望，但入伍之后也不大满意于新环境。原来当时新军虽有新建陆军之名，然事属草创，旧军营之恶风气总不能免，故风纪尚谈不到。军士们照样毫无约束，自然胡闹，弄到一棚十六个人内有六个长大疮（性病）。安分守己的兵士全棚只有两个，其余则体格多不中式，或是脾气恶劣，或是害了疾病，或是性情乖僻。尤其为冯氏所不满者，则营中上下骂人之风特盛，竟以相骂为口头禅。在这时候，他外受新的恶环境之刺激，心里很不愉快，幸而内有希望之驱策，以故上进发展的大志发生特殊的导引力，终能战胜其不满于现实的情愫。生活虽无聊，而自己刻苦奋斗比前尤为努力，盖自知前途之成败利钝与一生之事业皆树基于此时也。每日清晨，他比别人起得早些，自己外出练习脚步，腿缠纱带，疾行十五里。回到营中，同营的人多未起床，自己又将长枪领出习操。一有暇时，他即执卷咿唔呫哔地念书。同棚的兵士讨厌他嘈吵，他也不管，只是自走自路而已。
新军的编制，每棚十四人，伙夫长丁各一，共十六人，有正副目各一人以率之。冯氏初入营的正目是很好的，识字虽不多，但彬彬有礼，和气待人，令他很心安。惟有那副目，却和正目相反，恶习无一不染，尤好打人骂人。每棚的伙食俱是独立的，账目系由副目经理。有一次，同棚有一姓柴的弟兄来营看看哥哥，没有路费回去，全棚弟兄仗义疏财，愿提出伙食赢余来资助他，但那副目不肯从众议将公款拿出，反开口骂人，不料他一夜赌博，把所有的伙食钱都输光了。翌晨吃饭，全棚没有菜吃，兵士们问他，又遭其大骂。冯氏此时入伍还未久，但义愤填胸，怒火中烧，挥拳将其痛打一顿，全棚称快。后来长官来了，问明情由，不特不责其滋事，竟重罚那副目，才算完事。
未几，袁世凯膺任直隶总督。八月中，带武卫军大部到天津就任，冯与焉。一至近郊即为外人阻止，不得入城，盖以《辛丑条约》订明天津二十里内不得驻兵也。前头部队当即折回。冯氏所隶属之第三营，到了杨柳青，也要退回独流镇。其后，第二营士兵改换警察制服，携带原有枪械，方得进城。据冯氏自承：“这是庚子之役后，我所亲身忍受的最大的一件侮辱与刺激。”（《我的生活》，页七三）这一次的侮辱与刺激无疑地使他的爱国心更加热烈了。
九、十月间，军队再移驻韩家墅。时营房未立，由士卒自建。冯氏以不习制甓——不像他父亲和祖父——因以汲水之役自效。时届冬初，北地凛寒，河已结冰。他终日立冰中汲水以供众用，因之腿部又受寒。壮年时他犹不经意，其实已得了腿症、脚气症等病，后来不时发作。
连升四级
几个月的刻苦奋斗，不是没有价值。原来冯氏在练军、淮军时已习练武术及军操，到是时更为纯熟。机会一至果然得上官之青睐。是年十一月，他即升任头棚的副目。这是冯氏第一次所受的正式军职。受任之后，自然得大鼓舞，操练更勤，攻读更苦了。
在这时期，单调的生活无甚可记，独有一事颇足以表现冯氏之品性的。棚中有陈、刘两兵，害了伤寒重病，十分危险。医生已宣告绝望了，甚至市上商民都预备其必死的了。同棚的人全体——连那正目——都讨厌那两个病人，更恐怕传染为患，立意弃逐二人出去。冯氏动了恻隐之心，本着博爱互助的精神，担起道德的责任，自己把那两人另外安置于一小室，昼夜服侍他们——煎药、看护、侍候，无微不至。他实是冒着大险来救人！过了两月，这两个无望的病人竟出人意外地霍然而愈。该棚的正目——姓丁的，浑号叫“老猪精”——不明道理、不达人情，对于部下尤为刻薄。论起职守来，本应照顾病兵的，岂知他不惟弃之不理，还要说那舍己救人的冯副目的不是，更当着他面痛骂侮辱那两病兵。冯氏在看护期间屡曾劝谏他尽职守、重义气，完全无效。那时，又不禁义愤填胸，打他一顿，以消消两病兵及自己满腔不平之气。那哨官知道了，问明原委，也说“打得好”。及至两人病愈之后，自然感激冯氏再生之德，称其为救命恩人，而全棚人等，自那正目以下，至此也真心佩服他了。一日，那两新愈的兵到市上去。有一姓马的商人，见他们垂死得愈，很为诧异。后询知冯氏之侠义所为，亟求会见，并请交换金兰谱。冯氏当陆军检阅使时，这老商人跑了好几天的路去南苑会会他的老盟弟。他欣然欢迎老大哥，促膝话旧，喜乐不胜，此亦友谊中之佳话也。他对待军中弟兄如同手足，急难侠义之心肠和行为，数十年如一日。诸如此类之轶事，自始与他同棚以迄后来在西北军服务者——如尚监督得胜等——常乐道焉。
翌年（光绪廿九年——一九〇三）四月，冯氏升任四棚正目。初，当其被委为头棚副目时，全体拒而不纳。迨升调时，全棚跪留之。哨官乃责备他们前倨后恭，先拒继留为不当，拒绝他们请求。冯氏得任正目，奋斗上进的志愿又有进一步的成功了。由是操练益勤，读写益力，每考试皆获第一，因此得保六品军功。不料当事者误报其名为“冯御香”，此后遂沿用此二字，至民国元年始恢复“玉祥”原名。
当了正目七个月，以成绩优异，冯氏于是年十二月又得擢升为左哨哨长。当时哨官祁某，不讲情理，苛待兵士，全体兵士都不喜欢他。有一天，冯氏带队到操场练劈刀。当时规矩，队伍都归哨长和教练官训练。是日，祁某忽然高兴起来，自己要喊口令。兵士们稍有不合，便谩骂痛斥，致令人人心寒，个个不服。冯氏气愤不平，上前苦劝，讵料那哨官不惟不听，反动刀要砍人。冯氏愈为愤激，不顾利害，也毫不客气地拔刀相向，吓得老祁弃刀飞遁。他挥刀逐之，绕操场一周。祁急跑到统领那里告状，统领传冯氏去审问，乃以实报告。统领也以祁某为不是，不过说冯不应拔刀砍他。结果：两人都挨了四十军棍。冯氏以是非既明，曲直已判，个人利害所不恤也。
下一年（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冯氏升任队官。在这职内他也曾和管带起过一回乱子。事缘冯队里有一棚目当发军装时偷了一袭，为其查出。即罚其跪下，要责他一顿军棍。但棚目是跟着管带来的，后台有恃无恐，居然敢跑到他那里诉苦。冯氏气愤不过，穿上军衣，佩起军刀，跑到管带处报告那棚目的偷窃行为，要求开革他。管带有意庇护私人，装腔作势地对付冯氏。他立刻除下军帽军刀，一齐向管带的怀里扔去，悻悻地说：“这事您不办，我只好不带这队伍，我是不干了。”这消极的反抗卒之成功。从上述几宗轶事可了解他日后屡次“倒戈”的心理背景。
迎养老父
这时，冯氏精神最畅快、最喜欢的事，不是连续升官，不是多得饷银，却是因为升了官，加了薪，而数年来含辛茹苦迎养老父的孝心竟得实现了。先是，毓亭公回原籍巢县休养，至光绪廿九年（一九〇三），冯氏长兄治斋（基道）已在山东得有税局差事，乃迎养老父到马厂与家人团聚。至是年九月，冯氏自己又迎其到南苑亲为奉养。自五年前父子泣别后，他即立迎养之志，不惮敝衣菲食，万分节省，储蓄余资，复刻苦奋斗以求上进，无非欲遂此反哺的乌私。著者昔在军中，尝听其演讲自己思想的变迁史，谓在此时期，他唯一的志愿就是要做孝子。其实他做孝子的志愿亦非太奢，不过“日日炖些肥肉和买些福寿膏（鸦片）来孝敬他老人家以补幼年之不足而已”。数年奋斗，迎养孝思，一旦实现，其快乐为如何！
所不幸者，封翁于同年十二月十五日病殁于南苑。菽水承欢，为期虽不久，但那为父的已看见爱子克绍箕裘，且恢张前绪，可以瞑目，而为子者以壮志得达，孝心已尽，也可以自慰了。当毓亭公病笃时，冯氏亲奉汤药，昼夜侍养。当时同营的老弟兄，于多年以后仍称道其孝行不已。及丁父忧，他悲哀至甚，头发留长不剃（其时当然仍有辫子）。有劝其节哀剃发者，则怒目答曰：“你的老子死了，你怎么样呢？”此虽小节，亦足表现其诚笃之性格也。多年后，他任“陆军巡阅使”仍驻南苑，乃与兄迁葬其父，建立丰碑于墓道，请王瑚撰文，王寿彭书丹，柯劭忞篆额。这也是恪尽中国传统伦理之孝道的。
附录：冯公墓道碑志
全文如下（原文称“郁亭”）（标点新加）：
清故武功将军副将衔补用参将冯公郁亭墓道碑志
定县王瑚撰文 潍县王寿彭书丹 胶县柯劭忞篆额
人才与时消息，家国代为始终，而山川郁积之气，又必有所因以发之。巢邑据湖山之胜，自明初迄于清季，以武功起家者，父子兄弟，接踵比肩，不可胜纪也。最后乃钟其奇于冯氏。如雨膏、松亭二公，皆建殊勋，膺显秩，而享年或不永，岂数之存乎其中耶？公于族辈长于二公，而从军稍后；虽以功历荐至显官，而所任不过微差末职，禄不足以供朝夕，几至父子不能保，闻者伤之。然今扬武上将军冯公玉祥，公之胤也。以文武之资，创造共和，治军为全国模范，民胥赖以安，名扬中外，其大要以艰苦独立，尚俭博爱为主，至实不忘乎公之教。开国承家，善始者又即其所以善述者已。公之上世有钦公者，自句容迁至巢县。传二十世而至公。公讳有茂，字郁亭。早丧父，事母以孝闻。待兄弟敦睦无间。家贫，初业圬。计所获值奉母给弟，有余辄施于族邻之无告者。以故，乡人益称之。粤之乱，尝奉母携幼妹避难。前阻横溪，不得渡。后贼且大至，乃急寻得大木盆载母与妹，身自扶翼，浮水以济。时，岸上有二女求救。公告母，复返渡之，得免。嗣女父母亦至感其义。乱稍定，浼人来议婚。公闻知为前所渡女，慨然曰：“济人之急，义也。以此得婚，人其谓我何？”固辞之。由是义声闻远近。时，公犹未冠也。旋就佣于邑绅某氏家。某家夙业武，设塾延师以教昆季。公佣毕，即入塾引弓习射，发必中。其他武术，习之无不如式。师大奇之，为言于绅，使与其昆季同受业焉。同治七年，应试。安徽提学朱公拔冠其曹。洪杨乱起，公屡率乡勇御贼，获捷。时，雨膏公以淮军宿将，官至提督，素号知人。奇公勇，劝入伍。转战山东、湖北、江苏各省。所至民皆安堵。赣榆一役，战毙逆首，厥功尤伟。以异常晋保千总。是为公入官之始。后从铭军征新疆。至行甘肃界，粮绝。公乃严束兵士，所过不得有纤芥扰。自为购芋充食。如是八日，无敢怨者。金积堡之役，公先冒矢石，人或称其勇。公笑曰：“非乐杀人也，止妄杀也，禁扰民也。”闻者莫不畏服。前后二十余年，累功保加副将衔，以参将尽先保用。名则贵显矣。然公自同治十年，始受委为铭军哨长。嗣经叠次改委，均未晋级。迄光绪二十三年，乃升充保定练军哨官，暨派充本营副办事务。而为时又未久，岂天故以此扼公，将留以有待耶？
抑吾尝闻诸父老云，公于光绪五年来吾直省，分防京南、良乡、定兴、安肃各县，暨窦店、琉璃河各市镇。所在，地方安谧，盗畏民怀。在窦店时，值度岁。公犒赏兵丁外，囊中仅余两钱。方窘迫间，忽有馈钱八缗余者。惊问故，乃欲开赌场，循例致馈者也。公怒曰：“吾惟不爱钱，故穷。岂反受此不正之赂，纵赌害民耶？”其人惭去。而赌风由此遂绝。夙以诚笃为大府所倚重。光绪十八年，奉委督修永定河南段七大工程。先是，屡修屡溃。公来，誓众曰：“苟再溃吾无颜见上官，惟以身殉耳。”及将合龙，势岌岌且殆。公果跃身入水。急救得不死，而功立就。至今固安、永清、安次，各邑绅耆，类能道之。岁甲午，监修海口炮台，乃倡修唐官屯至小站河道，增闸口数处。工作兼用兵力。利兴而民不扰，其能御灾捍患，功德在民又如此。
公去官，即回籍扫墓。以乏资不能携妻子。临行至河干，父子对泣竟日，乃别。后以次子初入军官，迎养至北京之南苑。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卒，享年六十。德配济宁游氏。勤俭有家法，孝慈温惠，亲族无闲言。岁辛卯，先公卒。子二人，长基道，陆军少将，现供差京绥铁路警务处长。次玉祥，扬武上将军、陆军上将，历任陕西、河南督军，今陆军检阅使、西北边防督办、兼第一师师长。孙四人：宏业，读书兼习家事；宏儒，中殇；宏国，肄业天津南开学校；宏志，幼读。曾孙二人，俱幼。民国十一年，建新阡于保定城外之西北隅，与德配合葬焉。
铭曰：
在昔毕公。惟文之昭。赫赫冯氏。乃毕之苗。自周历汉。大树风标。百世千祀。相宅于巢。谁其始之。祖曰钦公。传世二十。诞降元戎。公少贫贱。天牖其衷。生多才艺。习射泮宫。从军转战。叠奏奇功。甘瓜苦蒂。禄薄官崇。公之盛德。惟仁以孝。济急扶老。后裔则效。公之治军。法严令明。秋毫不犯。妇孺知名。己卯之岁。来我邦畿。民怀公德。兵畏公威。暮夜却金。克迪前徽。惟公数奇。克有令子。文武兼资。二难并美。险阻备尝。惟公是似。吁嗟乎！公之勋兮宜在史。公之行兮宜为诔。勒铭表阡考厥系。行道之人且陨涕。垂裕后昆兮承于世。
中华民国十三年 月 日
陆氏之知遇
其时，冯氏长官陆建章（朗斋）看见他才德兼优，前程远大，特垂青眼。因探知他尚未有家室，即以其夫人刘氏之侄女妻之。时在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春天，冯氏年二十四。迎娶时，其长兄亲到南苑主婚，但因经济支绌，至须将乘马卖掉方能成行。到后，又将余款运亡父灵柩回籍及清还旧债。继又向亲戚借了百余元，方能为乃弟办喜事。冯氏劳碌奔波十余载，至是始得稍享家庭之乐。陆氏确是其一生第一知己。而今更成为亲戚，以后两人关系日益深密了。
同年（一九〇五）三月，武卫右军改组为第六镇，驻南苑，统制为段祺瑞。冯氏调充三营司务长，旋升本连排长，标统即陆建章也。八月，二营后队队官出缺。全镇标统均争以私人推荐，争执甚烈。主官乃令每营选出排长四人共四十八人，加以考试，以凭选拔。题目是：“遇战、趋战、半趋战，各要领如何？”榜发，“冯御香”名列第一，乃得擢升是缺。但是二营管带以其不是他直接部属，遇事为难。冯氏则奉职唯谨，宽严并用，教练有方，和辑上下，无疵可执。后来所率之一队，学、术两科为全镇之冠。管带始叹服。
冯氏驻南苑凡二年，修葺营房两次，一在万字地，一在槐房。在工程进行中，其他军官大都箕踞旁观，仅挥喝兵士服役，惟冯氏则亲与士兵同工共役，凡制甓、汲水，事事均分任之。同官多窃笑于其后，而同工者则愈为感服了。
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袁世凯的亲信人物徐世昌膺任东三省总督，调一部新军赴任。冯氏调充三营后队督队官，移防东三省奉天新民府。至宣统元年己酉（一九〇九）复调任第一混成协督队官，协统王化东，驻奉天黑山县。在这里冯氏干了一件惊人事。那时，该处土匪甚多，抢劫人民，为患不浅。驻防军队每与匪通，匪更无忌惮。是时，冯氏奉令到该处剿匪，实行职务，截获土匪人马枪械，并擒贼首孙某。孙却是一名官军把总而为张作霖（时已投顺任统领）的盟弟，但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人民不堪其扰，恨之入骨，控案累累。今一旦被获，人心大快，但因其羽翼甚众，神通广大，人民又惧其幸逃法网，则为害更甚，故甚重视此案。冯氏以既奉令主严办，又以万目睽睽，故特别慎重。一方面他呈报协统王化东，一方面自己先行提讯。审问时，孙自认是把总，职位与队官相符，坚不肯跪，而且强词诡辩——既承认抢人钱财，架人妇女，但又不承认是犯法，且谓张作霖劫财绑票比他尤为厉害，而不过花洋三万元居然可当统领，则彼又何罪云云。冯氏退与军官等商办法，孙匪竟纳贿三千元以求释放。冯氏拒绝贿赂，但思：彼于此时能以三千元贿己求释，将何难以巨款另贿别人？一旦得释，后患不堪设想。于是本着除恶务尽之义，于二次提讯再得其承认劫财掳人之供辞后，即下令立斩之，并枭首示众，万民称快。次日，标统范国璋和军法官亲来提犯。至营门外，见贼首高悬则大骇，以为此案极为棘手。冯氏谓如是误杀，自愿偿命。范谓不是误杀，却是擅杀；有功化为无功，斯可惜耳。他说：为民已除大害，论功与否所不计也。未几，王协统已得冯氏之报告，电召其赴新民。到时，王适接得总督徐世昌电示，将孙匪就地正法，并赏冯氏大洋三千元，截获之枪械马匹准其留营自用。他擅杀罪犯之事，王则匿不上报，转以遵令正法闻，他遂得免议，放心回防。临行时，王力戒其此后勿言先杀后报之事，但事件重大已喧传人口了。多年后，他仍未能忘却王氏成全自己和诚恳教诲焉。
其间尚有一故事颇足述者。当冯氏开差赴奉天时，其长兄基道在山东特派一郭姓者携银五十两，另大洋三十元至南苑，以助其搬家随任之费。冯却把银洋分给士兵们，只留下十元与其妻，随送她到南苑叔叔那里安顿下去，然后自己起行。至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其长兄在山东见了陆建章，面说乃弟家室情形，乃再遣郭某赴南苑护送其妻到奉天新民，家人方得团聚。其长子宏国，即在斯地出生，故取乳名曰“东生”。
求知的苦行
在这七八年间（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九），冯氏官运亨通，由士兵迭升副目、正目、哨长，以至督队官。从前的生活，大概是和自然界的逆境——厄运——奋斗，历尽许多艰苦险阻而后找得新建陆军的一条出路。在这一时期，他为自己的地位和经济而奋斗，居然逐渐达到优越的程度而满足其初心。然而自此他更大的努力乃是奋求知识学问，以弥补其少年之失学。斯时，他经济的能力和升级的利益，令他发愤求学比前容易，但他并不因初步的成功，致养成骄傲和怠惰之心，而仍然精进向上，这不能不说是冯氏精神优越的地方了。
大凡听过冯氏在军中刻苦求学之苦行的人，没有一个不佩服的。上文已叙过在他未隶军籍之前，幼年时在保定乡塾只模模糊糊地念过两年多的书；成绩只算读过《大学》《中庸》；识字无多，写字恐怕真是“涂鸦”而已。入伍后，他自始即知无学不能上进，而随在均可力学，故练习武术及军操之外，则专心于读书写字。初时，他虽好读而不知所读。撙节稍有所得，仅知买些《彭公案》《施公案》《三国演义》等小说，朝夕捧读。有不明白的地方，他便虚心请教于人，看书渐渐看得通达了。
同营的往往在外抽烟、冶游、赌博、游荡、滋事，而冯氏则在营中独自用功，每为同棚的弟兄厌恶、讥笑、侮弄，不堪其扰。他要看书，便有人在旁拉胡琴、唱二簧或遮闭灯光。他要写字，便有人摇动或拉开那桌子。他低声下气地求人勿搅扰，人家便高声抗议说：“桌子是公物，人人有动用之权。”他见请求无效，又说他们不过，没奈何只得在日间避匿于无人之处，夜间则等别人都睡下然后燃灯自己用功。可是同室的人又嫌灯光射眼，阻碍睡觉。他乃运用心思，想出绝妙的办法——凿开泥墙，成一空洞，以布遮蔽，俟同室人人酣然入梦，然后偷偷的起来，燃着小灯，放在洞中，伸头布内，持书而读，自是稍得自由。这样凿壁藏光的苦学生活，真足以媲美古人之囊萤映雪、负薪挂角及凿壁偷光等故事，而共垂不朽于士林了。（按：上述的故事系四十年前在洛阳时，西北军老军官史心田亲对著者口述的；彼即当年唱二簧、拉桌子，以扰冯氏之一人也。）
冯氏在军中读书多年，总是没有师承，可说是“瞎读”。及驻韩家墅任哨长时，他察觉营中有执役者（一说其人到营卖烧饼度日），原是老年落魄的山东文士，即其多年后仍不能忘之胡源长是也。他以为奇遇，立拜为师，以自己当时得饷稍丰，每月奉以脩金四大元，请其日间做工，但于夜间暇时到营为其讲解《论语》《孟子》等古籍。在此地，他又买了一本《万国通史》——这是他毕生不忘的一本书——仔细研究。求学既上轨道，进步尤速。自此，他于文义经史渐能悟解了。胡氏是冯将军的一位良师。
冯氏第二位老师而尤感激不已者乃是邓长耀（鉴三，后任陕西省政府民政厅长）。邓本习医道，文学亦甚优。冯氏在第六镇任督队官时，彼方任军医官。他与之相结识而不时虚心请教。邓亦有心人，竭力助其求学问。他买《纲鉴易知录》一部，请其讲解，后又从其读古文。某年元旦，军中官兵上下俱趁热闹上街游逛，而他独留营中，请邓为其解韩愈《原道》一篇。邓奇其行，乃谓其当天能背诵此文则允不惮烦而助之。他即答应，至晚间果能背诵，一字不爽。（此事邓氏在西安亲为著者述之，言时津津有味，当年情况历历如绘，犹盛口称道冯氏志行坚卓也。）统计，他得邓之谆谆启迪，共熟读古文百余篇，且旁及他书。他尤服膺曾、左、胡、彭等之著作。其后治军得力于诸书者不少。他于军中所颁课本——必要的军事教育——亦一一熟诵，更进而研求高深军事学。其后以研究心得竟能融汇中西古今治军练兵之法，而自辟蹊径，施行于其基本军队（十六旅、十一师、国民军、西北军、第二集团军）之训练，且实用之于历次革命战争而建奇功，浸假成为大军事家，此皆历年努力研究之结果也。
求学成绩
在此时期，每逢年中考试，无论读书或兵操——学、术两科——冯氏辄冠其曹。当正月时，曾以能背诵课本至四十七册而得奖四十七元——每册一元。当连、营长时（即哨长、队官，后升管带）屡考学、术两科均名列前茅。陈宧（二庵）主考军官，以备擢升，拔冯第一。同考有为军官学生出身者，亦不及其成绩。陈乃询问其人是甚么出身的。迨知仅是“行伍出身”，尚未入过甚么学堂的老粗，乃于其卷上大批特批“气死学生”四字，以愧其他焉。因此军中遂戏以“气死学生”的绰号呼之。
冯氏努力向学，几十年来未尝间断，显贵后仍手不释卷，虽在军书旁午之时，一有余暇，便展卷自读。其实他的秘诀是不肯虚度光阴，故于百忙中仍找得余暇，所谓“好整以暇”是也。其后，他研究基督《圣经》及宗教理论，亦极有心得。在国民革命期间，又极喜欢研究经济、政治、社会等学，曾请留学归国的专门学者数人分科讲授，故于世界学术、各种主义、诸家学说，均能得其要义。又致力研究墨学及《易经》，亦能窥其奥秘。于书籍而外，他又有能写字的天才，初习颜体，行书临《争坐位》一帖。后来信笔挥毫，饶有帖气，足见功夫之深。在陕西时又曾从西安名士阎甘园习汉隶，临《华山碑》，亦有成绩。彼又好绘事。后在苏俄游历时专聘一画师学炭笔画，隐居山西时则学水彩。功夫虽未深造，而作品颇有可观，足见其天才也。他又苦心学外国语，前曾习英文、日文，游俄时苦攻俄文，惜已过牙牙学语之时，复以时间无多，习外国语之成绩不及汉学之为愈矣。
冯氏特长处，不特自己苦心求学，且助人求学。昔在军中节省费用为自己买书之资，复好买书送人，劝友努力。至自己统带队伍时，则尤注力于督率部下勤苦求学。自己求学一有所得，即转以传诸部下。多年后凡入西北军参观者，闻书声琅琅，弦歌不辍，疑入学校中，以故冯军之教育普及为其特色之一。这是著者久在其军中所亲见亲历的实事。
美作者薛立敦关于冯氏早年之苦心求学，有很翔实的叙述，但结论谓“对于西方观念之支配中国政治与学术者，其接受之可能，比之同时代之军阀为多。然而在教育上，冯从不能赶上的。自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之后，他所负的责任日多，而求学的机会锐减了。尤为重要者，他不知道要学的是甚么，所以他继续不断勤恳求知的努力，竟得不到相当的利益；但如果得有合宜的指导，便可得其应得的成就了。在了解经过革命之后荡漾于中国之政治的与社会的运动中，冯常是落后一步的”。这可说是透彻了解冯氏的见解。（上见：James E.Sheridan, 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 p.42）
不过，后来冯氏追求高级的、现代的学问之一段过程，有为薛氏所未知者。当其由苏俄回国国民革命期间，著者奉中央命在其军中服务有年。在政治与军事上，他固然是我的上司、长官；而在学术上每遇到他“不耻下问”，我便毫不客气、绝不自卑，常以大学教授的资格与身份，兼任其私人教育工作，诚恳指导其高级学术的课程，不惮纠正其错误的求知方法，而明示以正确的、系统的与科学的程序与途径。他也“虚怀若谷”，“从善如流”，敬服接受，由各方专聘几位名教授与专门学者前来，作有系统的授课。他日日依时听讲，昼夜苦读各科名著（见上文）。以故，后来于人文社会各科学，居然得有大学以上之学问程度，庶乎达到世界现代高级学术之知识水准了。然而，据著者的观察，老实言之，冯氏于学术上以及书画诗文各方面的造诣，因为是“半途出家”，基础不固，根柢尤差，尤其因为社会家庭的背景，与个人习惯、思想、心理、品性、经验、理想、意识形态等因素，发生交互的影响与作用，以故不能称为完备的与健全的。无论其后半生如何努力求学，无论其成绩如何优异，复无论比与其他并世而生的旧式军人较为优良，他总是与现代思潮与趋势及人物有凿枘、“格格不相入”而至脱节之处，——虽然不如薛氏之所谓“不能赶上”，“落后一步”。他的军人头脑，总不能配合与适应于新的政治社会的环境，这是无可讳言，无可奈何的自然因果。职是之故，我对于他这一方面的评论，只可以说：以他那样的出身、背景与经验，而竟能由那样的刻苦努力，而得有那样的学术成就，岂不是一种罕见的奇迹而极为难能可贵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