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八岁至卅三岁，一九〇九—一九一四）
革命的种子
我们已知冯氏当兵士的时候，他的最高理想端在做一个孝子。及其果得亲迎老父到南苑，侍养至其病殁，这一理想已得实现。乌私既遂，内顾无忧，于是求学奋斗，更为努力。当时所隶属之第六镇，注重教育，日以忠君爱国之义训练官兵。他朝夕既受此熏陶，而在个人勤苦攻读之古籍上所得的道德教训也不脱离这范围，所以他思想为之一变。他这时的理想是一个“忠”字，立志以忠臣自见，而忠于君即忠于国也。他尝对部下言，当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十月间，西太后及光绪帝相继逝世时，他痛哭了几天，如丧考妣。且有私行剃发者则以“不忠”斥责之。他受了这种精神训练，也就照样训练他的部下。因为当时革命思想虽滥觞于南方，而北方社会中尚未有革命空气之传播，在军界更勿论矣。
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当冯氏仍在第一混成协任督队官时，尝奉派乘车往山东参观第五镇校阅，途中读曾国藩《家书》，因为其中有不少道德的教训，尤多忠君之语，所以他最爱此书，有暇辄读之。当时适为其友人孙建声所见，笑向他说：“您还想做个清朝忠臣，封侯拜相吗？真不识时务了！”即秘密给冯氏《嘉定屠城记》和《扬州十日记》各一册，嘱其细读。冯氏受此嘲笑，心觉不安，得此两书，即留心读之，然后恍然知道满洲外族入主中国之初期，屠杀汉人之惨状。他的义侠心肠大为激动，一生的思想忽而转变。（按：此事发生时期上据《自传》。但《我的生活》页一二〇作在新民营中。）他从前当士兵时，也曾看见过清帝与西太后回銮，心中已愤恨其奢侈失当。后来当排长时，又因醇亲王载沣出使谢罪回来，随着队伍于隆冬天气下，在车站鹄立等候了一夜。及其火车开到，军乐大作，全军跪迎。不料那王爷并不出来，只见一个太监走到车门，大骂军士嘈闹，搅扰王爷睡觉。冯氏心里极为愤恨，然而忠于君上之理想竟比个人私愤之情尤强。至此时，他的民族思想乃忽然兴起。据其自述：“余之沉溺于旧知识，匪伊朝夕，一旦受大刺激，恍若梦魔惊悸，豁然醒觉，又如身坠万丈深渊，仰首呼号，声嘶力竭，忽有人提而置之危峰之上，清风濯濯，涤我心脾，魂魄复收归吾体壳中也。自是，意旨大变，视满人如寇仇，誓必除之，而革命思想，充满脑海。”（见《自传》）此是他一生的大转机，盖自此之后，立志为忠臣之冯玉祥已去，而革命的冯玉祥于以产生矣。须知，冯氏下半生不停革命之背景，大概为其本性生来戆直、冲动、有好打抱不平之义侠精神，复时时不满于现实状态，于是力求改进，革故鼎新，此时更有民族思想之激发，益使其成为一个彻底的革命家。以后数十年的事业，皆站在革命立场上而发动的了。
据其自述革命旨趣云：“二十年来，凡余所为，无不以革命为立足点，盖余心知有国家有人民，不知其他。其有爱国爱民者，余爱之敬之，而拥护之，其有害国害民者，余恨之恶之，而反对之，或铲除之。皆以国家人民为前提，初无恩怨于其间。”此寥寥数句自述语，足以解释其一生革命事业之旨趣明甚。如欲了解真正的冯玉祥，当认识这个革命家的性质。
酝酿革命
由鲁归后（一九一〇），冯氏旋由第二十镇统制陈宧考取，升任该镇四协八十标三营管带（即营长）（此即上文所述冯氏得“气死学生”批语事）。一时职位稍高，兵权在握，他大有发展其革命思想的机会了，而且胸中已涵蕴倒清复汉的民族思想了。时，清廷以载沣摄政，其人阘茸懦弱，重用亲贵，政以贿成，国事日非。冯氏之政治革命思想亦与民族革命思想同时勃发，因此积极密谋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之进行。
冯氏预备革命之方法，大要有二：其一则为训练部下，以得基本的革命武力。所以他在练兵之时，于打靶野操之外，每日施以精神训练，冀练成品质优良的革命军。他常为他们讲诵国耻历史及古今中外名人治军爱国之嘉言懿行。在当时的环境，当然不能公开地宣传革命思想，只可隐约为之，以其鼓动兵士的革命精神和养成其革命理想而已。其尤为注重者则以廉俭爱民训练士卒。营中举凡柴价、公费、喂养等中饱积习，在他人一向视为主官应发之财者，冯氏则丝毫不取，皆用之于官兵教育奖励之事。他兼极力提倡剪发、放足及科学职业教育。凡此皆其所重视者。治军数十年，一是以此为革命军之最要质素，非徒空谈革命而已。行之月余，全营悦服，军心已得坚固，一致热诚拥护此新领袖矣。及传播于他营，其士卒均心焉神往。在比较优劣之下，他们且窃议其长官于背后。各营长私来劝冯氏，谓不可以己之廉而形人之贪。他则答以人各有志，未尝为之动。此志维何？革命是也。其次，冯氏于训练精神，巩固军心，以培养革命实力之外，又以革命大事业，非群策群力不能成功，于是留心物色人才，结纳同志。一时如同镇之参谋长刘一清、七十九标一营管带施从云、第二营管带王金铭、第八十标第一营管带王石清、第二营管带郑金声、第三镇上校参谋孙岳、兵工营排长戴锡九以及孙建声、张之江、张树声、李鸣钟、韩复榘诸人，皆富有革命思想，冯氏咸与之深相结纳。当时革命空气已弥布于长江流域。北方各军长官着着先事防患，对于部下集会结社，异常注意，动辄取缔。冯氏为避免当道耳目及怀疑计，设立一“武学研究会”借以收揽革命同志，为密谋起义之大本营。当时加入此团体者，除上列诸人外，并有岳兆麟（或即岳瑞洲？）等官兵数十人。公余之暇，他们时常集会，密商一切进行计划，以期革命运动之早得实现。自三月廿九日广州黄花岗之役发生后，北方当道防范益严。冯氏密谋亦渐为汉奸发觉，虽未至破坏，而其处境益危。然而是时北方革命种子萌芽亦出土，革命风云已成一触即发之势矣。
附录：李泰棻《史稿》载冯氏此时一逸事，殊可表现其义侠为人之人格。当其初升管带时，有孟恩远师部炮兵三营军需官王者宾，秀才出身，得管带高某信任。年终，王因赌博亏公款三千金，乃遁去。高扣留其方任排长之弟，且行文其原籍，籍其家。者宾乞援于冯氏，冯氏允焉，宴高营中，告之曰：“王某家产不过薄田三十亩，尽籍之亦不足偿所负，且家口三十余，祖母在堂，君讵忍之乎？”高终以公款难之。同席有施从云、王金铭两管带，亦仗义为侠，且屈膝以请。卒得减去五百金。冯氏则慨然负责尽偿其余。先向诸友借四百金付高，约以每月付还一百。以后果如约尽偿焉。数年后，王者宾始谒冯氏言谢，被委任书记、军需等职，复调甘肃任县长。（见李著页八、九）
滦州起义
宣统三年岁次辛亥（一九一一）二月，张绍曾继任二十镇统制。八月，滦州（今滦县，在山海关西南约二百里）举行秋操，协统潘榘楹，标统萧广传、范国璋，将所部开驻山海关。施从云、王金铭两营开驻滦州，而冯部则留守新民府。八月十九日（即阳历十月十日），革命军起义于武昌，东南各省纷纷响应。冯氏以时机成熟，筹备起义进行更力矣。乃清廷忽令统制张绍曾率兵南征。张去电质问出师理由，并陈改革政治十九条于北京，要求实行，词极强硬。此即革命主张，意在推翻清朝也。当电文到京之日，适山西宣布独立。一时，清廷震动，不知所措，一面复电，承认各条，以缓和革命空气，而一面则调张南下为“长江宣抚使”，借以削其兵权。冯等闻而益愤，主张乘机起义，进攻北京，响应武汉。此时，张部军官分保皇、革命二派。保皇派为潘、萧、范等高、中级将领；革命派则为冯等所组织之“武学研究会”下级军官同人。争执结果，革命派以众寡不敌失败。刘一清、石星川等乃被排斥。幸冯等有实力者数人，仍得留职，力图继续奋斗。而张绍曾以大势已去，愤而离职，避居津门，此即所谓滦州停兵是也。
张去后，冯等革命派一时虽失败，而进行益力。冯氏则在后方夙夜筹谋，并将进行计划及南方革命消息每日油印传单，分送各部，竭力宣传，从事鼓动。但不幸当其取油印机时，派兵由营部送至私寓，途中为某标统所见。及传单发现，标统知其所为，乃急调其全部赴海阳镇，计划又遭挫折。
其时，清廷起用袁世凯任内阁总理，拥有小站所有新军六镇，兵精械利，纷纷南下，以武力压迫革命军。汉阳一役，革命军大败，武昌岌岌可危。于是，冯氏又与施、王等密议，非急发难以拊清军之背，则南方革命运动将至功亏一篑。会革命党员白雅雨（亚羽，原名毓崑）奉孙中山先生（中国同盟会）命来北方与同志数辈，在天津法租界秘密组织革命机关，从事运动北方军队。孙建声当时已离军回津，加入活动。由其介绍至滦州与王、施等立志革命分子会商进行。至于冯氏，则旋由王金铭亲往海阳镇说明一切，亦即加入。革命起义之谋乃定。他们计划，以同志王某与烟台都督商震密约时期，率兵由海道至秦皇岛登岸，与冯氏及王石清、郑金声等三营会合，乘机占领山海关，先行解决头脑腐旧、死心保皇之萧、范二人，然后沿京奉路，直捣北京。他们推定王金铭为北方大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而冯则为参谋长。倘此举成功，则日后袁世凯之窃国、张勋之复辟，两祸俱无矣。不幸预约之日期未至而白雅雨先事遍贴反正文告，消息因而泄露。王、施等见时机已迫，不可再待，遂先期在滦州举事，高揭革命旗帜，且通电南北，主张共和。通电署名有“冯御香”者，即当时任北方革命军参谋长之冯玉祥也。但冯部仍驻海阳镇，通电一出，他立被监视，未克亲与王、施共同作战。起义致内阁总理袁世凯等电文曰：
（衔略）自武汉事起，各省响应，势如奔涛，足见人心之所向，决非武力之可阻也。全国人民，望共和政体，甚于枯苗之望雨也。诚以非共和难免人民之涂炭，非共和难免外人之干涉，非共和难免日后之革命。我公身为总理，系全国之代表，决不能以一人之私见，负万民之苦心。况剩下停战期迫，议和将归无效。全国人民，奔走呼号，惊惶之至，而以直省为尤甚。是以陆军混成四十协官长目兵等，驻扎直省，目睹实情，不能不冒死上陈，有渎尊听。查前奏信条内开，军人原有参政之权。刻下全体主张共和，望祈我公询及刍荛，不弃鄙拙，速定大局，以弭乱事而免惨祸，实为至祷。临发百拜，不胜惶悚之至。统领官萧广传，管带施从云、王金铭、张建功、王石清、郑金声、冯御香（即玉祥）、徐廷荣及下级军官佐等同叩。（上文录自《自传》第八章）
斯时，北方革命空气顿为紧张，凡各军中之头脑新颖者，皆有跃跃欲试，起而响应之势。清廷以变生肘腋，大为震恐，一面调遣军队防御，一面派王怀庆往滦州劝谕革命军。王、施等闻之，即派排长张某持手枪往，强令王表示态度，一致讨清。王佯允之，宣言服从。他们以王表示合作，且欲利用其声望以资号召，因推其为大都督，即以王怀庆名义照会驻京各国公使。
义师失败
于是，起义诸人拥王入滦州城就职。不料中途，王诡称试马，乘间逃走，追之不及。他们乃商议急攻天津，先扼北方之咽喉，再攻北京，但兵甫出城，而第三营管带张建功忽与王怀庆勾结，突以兵袭击于后，革命军大乱。他们一面抵抗张部，一面急行整队上火车，直向天津开行。及抵雷庄，王怀庆已拔去轨道。王、施即下车，率石敬亭、王鸿升等部与王部战。王大败，请停战，旋派一代表来，请王、施往其军中会商。当时有人劝两人，谓王怀庆为人狡猾，首鼠两端，不宜轻身前往。王慷慨说：“我辈革命军人，抱定为国牺牲的宗旨，纵是龙潭虎穴，又何足惧哉？”施乃对王说：“您既是这样，难道我施某是怕死的吗？”两人遂同往。及至，坐谈之间，突来弁兵十余人，将王、施捉住，旋即遭害。后来殉难者，还有白雅雨、孙建声等十四人。施的从兵黄云水见之，泣不可抑。王怀庆挥之不去，瞋目骂其为奸诈小人，甘作清廷家奴，惨杀革命同胞，诚狗彘不若。王大怒，并杀之。王、施、孙三人殉义，死事最惨亦最烈。此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十一月十六日事也。革命军领袖既死，群龙无首，卒被击溃。时，冯氏已被监视于海阳镇四日，不给饮食。其后，据说陆建章为之缓颊，乃得免，但被押解回籍。张之江、李鸣钟，亦被迫出走，仅得免于死，亦算侥幸之极了，倘使冯氏在军中，能实行参谋长之职务，以其深谋远虑之长才，策划一切，结果王、施二人未必至于殉难，大事亦不至失败，此则冯氏所引为一生大憾事者也。
此革命之役虽云失败，而革命空气愈为紧张。在北方人心军心多受此役所流的鲜血之激动而同情于革命。清廷则以军心已变，民心已去，夜长梦多，惶恐至极。未几即有逊位之举，而民国于是创立。则北方滦州之役方可媲美南方黄花岗之役了。后来，冯氏于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国民军首都革命成功后，在北平中山公园（旧名中央公园）为王金铭、施从云、孙建声三烈士立铜像。国民军北撤后，张宗昌入据，即将三像毁去。至十七年（一九二八），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追怀先烈，复高竖三铜像于原处，且另为三烈士勒碑纪其起义殉国事甚详，足垂千古。至汉奸张建功，初本预谋起义者，后来却勾结王怀庆，倒戈攻击各同志，罪莫大焉。民国成立后匿迹销声，莫知所之。直至十七年杪，潜往河南开封，复密谋作乱，为石敬亭率军警捕获。前后罪俱发，始正典刑。三烈士有知，亦足快慰于九泉。
最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史学权威梁敬教授所著《辛亥革命》，极重视滦州一役（但系其事于十月廿一日，大概系从张绍曾通电之日起计）。据云：“他们的行动不仅使满清政府震动，在前线的北方军队也为之吃惊。……因此滦州事件对于辛亥革命之成功，关系重大。”（见《传记文学》一九七一年十月，一一三期梁书译文页六、八）这可能是对滦州革命的决定性之定论。
在冯氏一生，滦州起义是他第一次的革命事业。他之去职，也是他第一回的下野。
建军的基础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袁世凯被选为大总统。二月廿九日，第三镇兵变，遂借口坐镇北方而得在北京就职。时，陆建章任京防军营务处长。袁氏以北京在兵燹之后，亟须维持治安，且借此扩充武力，乃令陆编练左路备补军五营。冯氏自滦州失败后至民国成立，已恢复自由。一月初复到京，至是投效，改回原名“冯玉祥”。陆素认识他的才干，且属至亲，乃委为第二营营长。奉令后，冯氏即赴直隶景县招兵。（按：上言北京兵变事，据《我的生活》页一六五，冯氏不信是袁世凯预定的阴谋，以为在那时袁没有操纵军队的能力云。另据刘汝明亲闻诸当时在北京首先发难之王书箴言，兵变事不是袁的指使，而是由于兵士们愤发饷之不平故肇事云。见刘著页六六。）
此行是冯一生建立自己的队伍之开始。根据多年的经验和理想，他自定招兵的标准：只招收乡间质朴精壮的少年，而凡从前入伍当过兵的一概不要。（这与曾国藩新建湘军，只要农民相符。）他之招兵也有非常巧妙的甄别方法：先叫投效者排列长队，他忽然大叫号令“立正”。凡当过兵的，无意中即行立正，他乃一一挑出淘汰了。（这是我后来在军中亲闻的。）既招得一营五六百人，他即亲自带回北京。但是过天津车站时，英兵以其带枪械不许通过，并欲卸其武装。冯氏以有辱国体，愤甚，拒绝缴械，严厉交涉，态度强硬。英兵知其不可犯，不可侮，卒予通过。这可说是稍雪积愤了。
在景县招兵，一月事竣回京，即开赴南苑，着手编练，旋移驻北苑。七月间，开往三家店，守护军械局。成军之始，二十镇旧属来投效者有李鸣钟、张维玺、陈毓耀、韩复榘、谷良民、谷良友、许祥云等。其应募入伍者，有孙良诚、刘汝明、石友三、佟麟阁、过之纲、冯治安、韩占元、曹福林等，数辈皆为其日后自建大军之根本得力的干部，而一一蔚起为饶勇大将者。
其时，军饷缺乏，给养不足。在五月大热天气中，全军尚穿破烂棉袄，未换单衣。衫裤生虱，动辄盈把。冯氏曾对著者叙述一段有趣的往事：有一天，他在营门看见一个军官坐着捉虱，即问：“有虱子吗？”军官很恭敬地立正答道：“不很多，不很多。”当时的苦况可想而知了。但军饷虽无，而军中实际的工作，却努力进行。
编练之始，冯氏即本其多年之经验与研究心得实施于训练中。除陆军正式操练之外，则增设铁杠、木马、拦阻等物，以养成军人强健之体格。后来自编有《精神书》，内分道德、爱国、军纪三种，以养成高尚之风纪，并编辑各种有益身心之军歌，责令全体官兵背诵讲解，以陶淑其性情。又常率全体赴野外实习战术。有暇则亲向士兵讲话，谆谆训诲以伦理道德及救国救民之义。第一次讲“孝顺父母”，二次讲“爱民”，三次讲述一个德国人的爱国故事，即此可例其余了。（见《刘汝明回忆录》页二）至其练兵方法，多本诸自得经验，而独出心裁，为他处所无者。训练未久，第二营学、术两科成绩即为全军之冠。冯氏练兵之长才乃大显矣。这一营就是后来有兵数十万的“西北军”的胚胎。同时他自己不忘求学，专聘教员来营授以数学。
这时，有一趣事发生。有一营长对冯嫉妒非常，竟倡组“不识字会”，以图抵制及排斥冯氏等之“识字”分子。事闻于陆建章，面斥该营长说：“这不是连我也排斥在内吗？”组织遂解散了。（见刘著页四）
二年（一九一三）八月，“左路备补军”改为“京卫军”。（时期据《自传》，刘著同，但《我的生活》以为下年事，想误记。）冯氏升任左翼第一团团长。他即亲赴河南郾城一带招募新兵。赵廷选、田金凯、吉鸿昌、梁冠英、程心明等，均是于此时入伍的。团既成立，先驻北京平则门外（此据《自传》，《我的生活》作顺直门）。九月，移驻北苑。三年（一九一四）二月，一、二两营移驻北京齐化门内之丰备仓（此据《自传》，《我的生活》云东城禄米仓）。第三营开驻河南新乡。在这一时期，冯氏于军事武术、精神训练之外，特别注重军纪之训练。所部驻扎之处，鸡犬不惊，秋毫无犯，人民爱戴，足称模范。日后，其大军以军纪优良驰名全世，实肇始于此时之基本训练也。（按：冯氏在此期间，正式加入基督教会，以后影响于全军风纪、精神训练者甚大，将于下文第六章专题叙述其事。）（又按：在是年第二次革命初时，冯氏毫无表现，以位卑力薄，不足轻重也。）
陕西剿“白狼”
三年春（一九一四），河南土匪白狼猖獗特甚，为患人民。白狼最初聚众百数十人，打家劫舍，虏人勒索。后因河南军纪不佳，且因袁世凯有窃国野心，把大军多开往长江，白狼遂乘机大举，纠集数千人，攻城略地，莫之能制（刘著页七）。被祸者有直、豫、皖、鄂等省。所过之处，洗劫、焚杀、掳掠，甚且屠城。匪众多至二三万，骎骎乎成为流寇。经四省兜剿，乃由鄂老河口陷荆紫关而窜入陕南。复出子午谷西去，屠七八城。陕省兵薄不能制，飞电北京政府告急。袁氏正欲伸张势力于陕，乃以陆建章为剿匪督办，命率五旅赴陕。陆即召冯部相随，倚为股肱，此实其全军之精锐也。出京时，冯团改编为左翼第一旅，途中又改为十四旅，均以冯氏为旅长。时，冯氏编全旅为两混成团。自率一团先发，余则随陆后行。他率部沿今陇海铁路线步行西进入陕。
白狼闻大军至，窜陇西。冯氏率队追至泾州。白匪后出陇南折回宝鸡，欲突袭西安。时，陆已抵省，急电召冯部回师。冯氏以救兵如救火，率部赶回，昼夜不停，急行军三日两夜而抵西安，每日平均行二百余里，因得“飞行军”之誉。自此，他又知带兵疾行之重要。以后，其所建大军乃有急行军之训练，无论途径如何艰阻，必须以每日能行百二十至百八十里为度。
白匪知西安有备，南窜子午谷。冯氏派第二团团长何乃中驻是处，设伏要击之。激战一昼夜，匪军大败，白狼受重伤。余匪或溃散入山，或狼狈南窜。陆建章复施用各军分防包剿之战略。张敬尧、赵倜等旅奉令追击。白狼逃奔至荆紫关，后又窜回河南，终于被部下枪毙。人民恨之刺骨，至戮其尸。匪祸始平。时人有以歼灭白狼之功归之张敬尧者，而不知子午谷之役实白匪之致命伤，功首非冯氏莫属焉。
（按：香港《掌故》月刊二期载有王天从《白狼真人真事》一篇，内容全系根据白之独子振东口述写成，无异“家传”性质。据云：“白狼”真姓白，原名永成，后改名阆，字朗斋。河南宝丰人，出身农家，幼读诗书，清末隶军籍，在第六镇吴禄贞统制部下任管带。吴被害，愤而辞归。及袁世凯称帝窃国，乃纠众聚兵，为吴复仇及反对帝制。其后，啸聚党羽至二三万，称“中原扶汉军”，且有革命党人投效，又北与凌钺、南与黄兴通声气。寻而轻视民党，单独行动，到处劫富济贫，行侠仗义，除暴安民，吊民伐罪而与袁世凯为难，宛似一支独立的革命义军。但事迹多与各刊物及史籍纪录不符。对于其到处残害人民、蹂躏地方，简直是流寇的行动则一字不提，但其规定所部虏获财物处理办法，以三成归公，七成自得，称为“三七制”，是则其劫掠残暴的土匪行为，终不可掩，等于自行承认。如其真有政治革命动机及决心，何以始终不乘时正式加入国民党之革命军耶？而且本节上文所载陆、冯追剿事迹，彰彰可考，亦全未叙及。尤其是身与其役目击其害之刘汝明言之凿凿，当是真相。显见此“家传”式的记载实是子为父讳，渲染夸张过甚之谀辞，未尽翔实可信，只可视为一种现代野史。）
冯氏留驻省垣，陆派其赴陕州再招兵一营，即留在该地训练新兵。乃陆之左右见其兵既精而功又高，且得陆之信任，更以冯部训练有素，相形见绌，忌刻存心，乃乘其离省，交口谗之。陆受包围，将冯部尽调省垣改编，仅留其一营。冯氏处之泰然，奉令唯谨。未几，陆悔悟，复调其至西安，信任有加，且令期扩充所部为中央第十六混成旅。时，陆以剿匪有功，膺任陕西督军矣。此后，冯的革命事业，更有长足的进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