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岁至四三岁，一九二二—一九二四）
调任原因
考冯氏之所以被调去豫之原因，甚为复杂，然全由吴佩孚之主动及力持。因此冯、吴交恶，以后二人感情益趋恶劣，驯至公开破裂，乃至有“首都革命”及南口战役之发生，其后卒使直系势力完全打倒，则冯氏之去豫北上一事，实为以后数年全国政局屡变之导火线。以其关系重大如是，不可不详究其原因。
初，直系军阀既控制华北，旋因势力与权力冲突，渐次分裂为曹锟之保定派及吴佩孚之洛阳派。保派初时借重冯氏，有培植其实力、用以牵制渐成尾大不掉的洛派之意，所以保持两派之均势也。保派素不满于豫督赵倜，早欲去之，而其谋竟破坏于吴之洛派，至令冯氏尴尬殊甚，有苦难言（见上章）。及赵联奉攻直，冯氏激于义愤，助以全力，乃扑灭之。吴徒坐视，莫奈其何。及赵去冯继，吴犹思联赵之旧部以掣冯肘，乃密保赵部将宝德全为“河南军务帮办”，而宝助赵攻郑，几至令冯军尽没之罪，所不计也。不意冯氏一到汴即明正宝罪，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执而毙之。宝本罪有应得，一经公布，吴亦莫奈之何，然自此更恨冯氏入骨矣。
其次，冯氏没收赵之财产，全部充公，吴亦不满。所以然者，一则因吴之偏袒赵倜犹未忘情，次则以其财产过多，思尝一脔。冯氏虽以全数充公用，而吴则以为其独占利益，因不得分享而致怒恨矣。
复次，豫省驻军甚杂，而财政收入有限，不敷分配。冯氏尽力维持，平均支配，甚至薄己厚人——其自己之第十一师不能多得饷银，而吴自居太上督军地位，雄据洛阳，时时要索款项。冯氏就职伊始，吴即索款八十万元，以后每月令缴廿万，均无以应。吴不能如愿以偿，遂谋去之。而冯氏以吴擅自截留税款，目无余子，亦甚以为苦，感情对之日恶一日。此又一原因也。
再有一原因：吴滥荐多人至开封求职，冯氏无以应，吴衔恨益深。（按：此是旧官僚一向作风。昔年阎相文督陕时，直系保荐顾问、参议、谘议八百人，阎无以应。伊等即向曹、吴造谣中伤之。冯氏接任后，尽数遣散，每人发盘费三四十元，吴对此事，已大不怿。）
此外，复因吴对冯氏之嫉忌，亦为一大原因。盖自冯氏膺任豫督后，励精图治，省政一新。未几时，“模范军队”“平民督军”之盛誉已蜚声全世，声望骎骎乎驾吴之上。即以政绩论，实际上冯军势力所达之区，以剿匪认真，寇患肃清，而吴驻军洛阳、豫西一带，盗贼如毛。吴惟知发号施令，作威作福，地方治安，毫不过问。加以冯氏热心信教传教之故，更为外人交口称道，向外国报告，故声誉日隆。同居一省，而政绩悬殊，声誉大异，吴不禁相形见绌，嫉忌之下，其不惬意于冯氏大有由矣。
尚有一大原因，所以激起吴务必去冯氏之决心者，则为冯氏扩充队伍一事。冯氏因鉴于奉直战争时，以后防空虚，郑州几为豫军所乘，又见作战伤亡不少，乃在豫亟募补充团五个，得新兵万人。任督军后，更积极训练新兵，即配备以所俘获之军械，迅成劲旅。以其练兵之长才及全军之战斗力强与内容充实，久为吴眼中之刺。此次一出关即扩充势力如是之速，正中其大忌矣。
再有一政治原因：当时华北形势，由北京以至汉口，全部皆在直系势力之下，独有当中河南为不是嫡系的冯军所雄据。吴等自不免“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之感。为造成华北“清一色”的直系地盘计，乃不得不多方设法排去此“异己”的冯玉祥而后快。（刘著页四四提出，甚有理。）
最后，更有促成务去冯氏之近因，厥为张福来之极力运动。吴被其部下包围，日事进谗诋毁冯氏。其间，洛派嫡系部将张福来为尤甚。彼野心勃勃，谋获督印至力，并与靳云鹗、胡景翼结为兄弟，成三角联盟，联合排挤冯氏。尝请托山东省长熊炳琦及其他要员说吴去冯，惟吴之第三师参谋长张方严及李济臣等力谏不可，谓苟无冯氏之救助，何有今日？吴不听，新仇旧怨（如在洛时“冷水浇背”贺寿事），积恨于心。于是，张福来等之谗言怂恿遂如火上加油，吴卒去电北京政府，一力坚请去冯氏，冀尽削其兵权以拔去“眼中钉”为快。
去河南驻北京
时，北京政府已有变化：徐世昌以有袒奉之嫌去位，而吴则迎黎元洪复职。黎首先唱出“废督裁兵”之高调。吴乃借口废督，迫令去冯氏。虽河南一般舆论、社会团体，如全省公民大会及各界民众组织，纷纷去电热诚挽留，所不顾也。当时，保派阁员仍袒冯抑吴，主张留冯，吴亦不顾也。其始，黎未尝不欲留冯氏在豫，以抵抗吴之跋扈嚣张，乃公开宣布所谓“三不主义”：一、不下令免冯职；二、不受强藩（指吴）逼迫；三、不违反民意（指豫民挽留）。然不禁洛派阁员之不断压迫，深觉势孤，自己总统大位且恐岌岌不可保。结果：不能不屈服，竟因受强藩压迫，乃违反民意，而下令易冯氏。能言而不能行。呜呼！此懦弱可怜的总统之所以赢得“黎菩萨”之绰号欤！
十一年（一九二二）十月三十一日，黎下令任冯玉祥为“陆军检阅使”，另任张福来“督理河南军务”。去“督军”而改为“督理”，“督”字仍不曾废，亦“一丘之貉”耳。冯氏一接电，即于同日下午六时离豫北上，留参谋长蒋鸿遇办理结束及交代，并派员赴郑州，迎张履任，毫无恋栈之意。盖其任事五月来，深感吴嫉忌日深，小人排挤亦日烈，驯至事事受干涉，于军、民、财各项政务之施设，束手无法，政治抱负几乎一筹莫展，卸任而去，惟恐不速，故早有离豫之准备。及一知他调之确实消息，如释重负，反而非常满意，遂能在最短时间内，全军北调，从容不迫。然其实则初时未尝不欲干下去，以施其为国为民之理想，不过为势所迫，无可奈何而去，不能辄称为“淡泊”也。
事前，冯氏先派张之江等入京见国务总理张绍曾，请改编“补充团”加入“学兵团”成为三个混成旅。张从前曾为冯氏长官，亦曾为其策划打倒复辟事，素器重其人，至是鼎力为助。于是，冯氏奉令增编陆军第七、八、廿五等三个混成旅，以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三人为旅长。他准备将其基本的第十一师与此三混成旅一同移京。不料吴又怀歪心，只许带走第十一师，其余新兵则拟留在豫省，拨归张福来部。开拔前，冯氏令铁路局备车六列，吴尽扣留之，又下令各县不准向省署解款。既无运兵车辆，又无开拔经费，其艰苦可知，难堪亦可知。冯氏只有由财政厅勉强筹得三万余元为用，复临时向各车站征车，凑成五列，然后定下一条“金蝉脱壳”妙计以便移师。
安排既妥，他即从蒋鸿遇议，先行独自离豫赴保定，日与曹锟周旋。此举殆移去吴之注意目标兼借曹作庇护人也。豫方之事，全由蒋调度，乃依所定妙计，以新兵尽打旧兵旗号先行北上。去后，旧兵乃打正第十一师旗号全数开走，不留一人。但当时车少人多，全军挤拥不堪。从十一月三日夜间起，至次日午，全部运完，调兵神速，诚为可惊。高卧洛阳之吴佩孚竟被瞒过，比知其事，则全军已过郑州北去，莫奈其何矣。事后，冯氏始施施然离保北上。曹对其恢宏大度，不恋禄位，亦深表敬佩焉。
是时，孙先生方在粤失败，蛰居上海。冯氏在离保定前向曹乘机进言，劝其与孙先生联络，以为救国救民计，有劝其迎之北上之意。此种建议，如非“与虎谋皮”，何异“对牛弹琴”？当然毫无效果，可想而知矣。自是而后，冯氏即在北京任中华民国全国“陆军检阅使”。其实则其所能“检阅”者，仅自己所统率之队伍耳。此正如西谚之所谓“爱尔兰的升迁”（lrish promotion即“明升暗降”之意）。然“塞翁失马”，又焉知非福耶？
南苑练兵
冯氏既将全军——第十一师与三个混成旅共约三万人，安全移到北京后，原拟以南苑为驻防地，但营房不敷，乃将张之江之第七旅开驻通州，另将一团驻京内旃檀寺，其余均驻南苑。陆军检阅使署亦在是，仍以蒋鸿遇为参谋长。各处驻军设有电线电话，交通联络一贯。其本人大半时间均住南苑，或偶一回城内私宅而已。
南苑一向有烟窟、娼寮、赌馆，而且贼匪充斥，人民入夜即不敢出门，实社会罪恶之丛薮也。冯军到后，首即施“下马威”，一律肃清之以利军民。此其每到各处之一贯作风也。
冯部自驻防信阳以来，军饷即异常支绌，虽曾督豫督陕，自收赋税，自握财权，财政似稍宽裕，而均格于环境上种种困难，饷项亦每苦不足。及今移驻南苑，军饷全靠他人接济，更无办法了。当移驻之初，吴佩孚曾许以每月由豫省接济三十六万元。（《我的生活》云廿万，上据蒋著。）抵京后，吴自食其言，分文不与。冯氏乃向曹锟交涉，曹允每月每旅拨三万元，后增至五万元，另检阅使署一万元。至于从何处拨付，仍未指定。迨经几许交涉，乃得指定每月由崇文门税关月拨五万元，京绥铁路局十万元，其余则由财政部、盐余等项筹付。每月饷项或可得十七八万或廿余万不等。此数虽不能按全饷发出，亦稍可过活。军费有着，冯氏遂得安心致其全力于练兵一道矣。其间，得张绍曾之助力为最大。（按：自滦州之役后，张屡助冯氏，乃得成全其建军建业，冯氏一生不忘此大恩人。）
被黜南苑，不能不说是冯氏生平第一大挫折——以前种种的失意事，比较起来，真不算甚么。然而冯氏每每利用失败以为下次成功之阶梯。冯氏人格可钦佩之点此即其一——善用失败，沉毅刻苦，以图再举。吴之逐其去豫，仅去其督军虚名耳，既未夺其生命，抑未罢其兵权，徒使其移驻北京——环境比前尤好，使其得以从容不迫地集中全副力量才能于练兵一途。结果，竟使其能练成几万精兵，为日后大革命之基本队伍。不特此也，此一着且使其居于万邦人士云集之首都，其个人与全军种种优点得以显露于世，予以增加其名誉及提高其地位。最后，吴终于塌台，而冯氏却由是而蒸蒸日上，此固非吴始料所及，亦是冯氏之善用机会有以致之者。然则其失豫也，岂不可比之“塞翁失马”欤？
冯氏专心练兵，十余年如一日，虽手执军政大权，亦不能脱离此根本要务（前数章均已备述）。惟驻南苑时，则情况略异从前。一、军队扩充由一混成旅以至一师三混成旅，共约三万人，宛然有独立成军的规模。二、无政治问题及责任之扰乱，得以专心一意从事训练。三、年来作战及研究之经验更丰，训练统治之方法比前日有进步。四、军饷虽绌而比从前最苦之时还好。五、政治敌人尚未破脸成仇，故得从容积极进行。
冯兵之练兵，分学科、术科二种，每科各分士兵、头目、初级、中上级军官之教练，班次井然，如入学校。此外复有栽培德性之特种教育，如“基督教青年会”等注重内部的精神训练。凡此皆其特长而为其他军队所莫及者。十一年（一九二二）十二月廿五日，总统黎元洪赴南苑阅兵，见全军军容之壮盛、步伐之整齐、精神之焕发与技术之纯熟，叹为向所未有。当操演教练时，黎执一目兵问之：“假定此时我军为攻军，已受敌人甚大损害，应如何处置？”兵答：“前进。”黎又问：“前进困难时怎么样？”答：“我困难敌也困难。”黎说：“此意甚是，但愈前进，则困难愈加，又怎样？”兵答：“最后五分钟。”黎氏大为赞叹，说：“最后五分钟，实胜败之所系。”目兵能作此言足征教育之成绩，闻者佩服。
冯氏训练兵士，久已以基督教为精神教育之中心。其最得力处在于造成牺牲服务之精神。冯军到处均为社会、为人民服务。在南苑时，此种社会事业益为扩充。约举之如下：（一）军医施诊。（二）遍地植树。（三）修马路数十里。（四）筑墙御水。（五）清洁地方。（六）灭蝇运动。（七）露天演讲。（八）露天平民学校。（九）施血救人（冯氏自己先舍血救一贫者，官兵争相仿效）。（十）修筑永定河堤，造福地方最大。十三年（一九二四）八月，大水将决堤，冯氏连夜派两团前往黄土坡抢护。翌日，他亲率五旅长及团长官兵等，日夜抢救。河堤已被冲决三十余丈，幸赖官兵奋勇抢救修复，始得免水灾。人民德之，名曰“冯公堤”。此与其先德毓亭公之余荫先后辉映。（十一）传教事业更加努力推进，成绩特出，新受洗礼为基督徒者四千五百人。至十三年（一九二四）春，全军三万人中，统计信教者半数，军官信教者什居八九。（薛著页一二二）
驱黎与贿选
时维中华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直系军阀驱逐总统黎元洪出北京。先是，冯氏既拥重兵于北京，其势殆可左右政局。因之，一般怀有政治野心者，各极力拉拢之。黎欲利用其制曹、吴。曹、吴则欲利用其驱黎。冯氏均不应。甚至奉张亦欲啖以重利，遣人说冯，谓联奉即有饷。冯氏答以“不能见小利而忘大义”。（按：徐谦早于是年夏，即自广州去电劝其联奉，不应。冯氏日记尝三言之，即在六月十一、二十，及七月廿七诸日。大概当时，粤、奉、皖之“三角同盟”谋联合倒直，已在酝酿中，不久实现。拙见由奉方提议联冯，假手粤方徐氏去电，而非由粤方主动，以不能代奉助饷也。其中经过详情，甚为复杂而微妙，此时手头资料未足作最后之判断。）冯氏自抱守正不偏的态度，对于哪一方都不肯列为私党；自云无派，只属于一派——爱国派（见十二年五月二日、六月十七日与七月二日日记）；而凡真心爱民救国者一律视为同志；又云无仇敌，只有祸国殃民者是其仇敌。结果：均不讨好于各方，且见疑忌于各方。例如：黎以其曾赴保定，则疑其亲曹、吴；曹、吴以其常川驻京，则疑其亲黎联奉；而奉张见其拒绝亲己也，亦视为直系矣。是时，冯氏虽“左右做人难”，孑然孤立于这个争权力、攘地盘的政治舞台上，犹勉强与各方作礼貌的周旋，戢隐其真主张，而未敢太露头角焉。
会曹锟大有躐登高位之野心。一班攀龙附凤之文官武将更极力拥戴。顾欲曹当总统，非先去黎不可，于是乎民国一幕大政潮由此发生。时，张绍曾为内阁总理，驱黎之第一幕即是内阁总理辞职，以拆其台。其次，则由北京军警要员如卫戍司令王怀庆（徐世昌的心腹）、警察总监薛之珩、步军统领聂宪藩等以索饷为名，实行强迫。王更倡设“军警联合会”邀冯氏加入，声言以索饷为目的，冯氏以十八个月来未曾发饷与部下，方苦军费支绌，不知内幕，误信王之言，亦加入此会，派蒋鸿遇同往，于是竟上了大当。
讵料王预往总统府告密，谓此举全由冯氏主动，以索饷为名而实意图不轨，借以驱逐总统者，但与彼本人无关云云。前时，黎曾向冯氏市恩，含有托庇之意，至是大失所望。翌日，蒋等各代表果到府索饷，黎即指蒋破唇大骂一顿，谓冯“造反”云云。蒋无辜白挨一顿辱骂，莫名其妙。乃归，报告冯氏。冯氏气愤之极，立刻辞职，驱车赴南苑，下令不许一官一卒至北京，盖其时已知直系驱黎政潮行将爆发，故借以表示态度超然，绝不加入也。故云：“北京如此骚扰，我绝对抱不干涉态度。”（见七、十三日日记）此幕有人谓系徐世昌“一计害三贤”之毒谋——害黎，害冯，并害曹也。而王怀庆则为出手之人，实其“一人所为”者。（见冯氏九、十九日日记）
冯氏既萌消极，直系阴谋益得大逞，盖冯氏虽不助直系，而亦不袒黎。黎无一兵一卒，如何能不走耶？于是警察罢岗及流氓乞丐团请愿驱黎、割断电话等活剧，相继出现于北京，皆直系谋士所主动者也。六月十三日，王怀庆尚亲到南苑拟以武力驱黎，坚请冯氏派兵同往，冯氏拒绝之。黎孤立在京，受此种种卑劣手段之压迫。忍无可忍，遂于十六日出走，而劫车、索印及强迫签名辞职等怪剧又陆续演出。于是，直系驱黎之举，大功告成矣。事后，直系复嫁祸于冯氏。一时中西人士不察，佥以其为“逼宫”之罪魁焉。京中报馆有爱黎之津贴者，遂肆笔漫骂。有某报乘机向冯氏求津贴（勒索），允为其助，不得，亦推波助澜而骂之。于是，冯氏遂蒙不白之冤矣。据自言，当军警罢岗捣乱之际，苟黎以总统名义令其派兵入城维持秩序，定必遵令站岗云（见七月十一日及廿三日日记）。果尔，则政局演变当不至如是之坏。无如黎、冯之关系早被直系离间，至生疑忌，黎中了王怀庆约冯索饷之计，以为“此是最高问题”（见冯氏六、廿六日日记），简直视冯为祸首罪魁，令其站岗为助之举，实无可能也。其后，传教士华伦牧师（Rev.G.G.Warren）亲自调查此事，洞明真相，乃撰长文发表于英文《华北先驱报》（North China Herald）为冯氏申雪焉。
其间尚有一事，与驱黎报道有关者。当黎仍在位时，曹锟尝保冯部之薛笃弼任“崇文门监督”，以利冯军筹饷。内阁通过矣，而黎不署名发表。冯氏乃求其照准，并遣人谒见，黎大骂之，谓“欲逐我吗”？及冯氏辞职，又不许。时当农历中秋，全军无款过节。冯氏不得已以个人名义借得一笔现款方克济急。此事与冯氏对于此大政潮之态度不无影响，盖其自此顿萌消极，于黎之去留不置可否，既不驱之，又不留之，亦不保护之。黎平素与冯氏无切实联络，又不善待之，事急时更疑忌多端，患难临头不得其助，有几分是要自己负责的。迨黎去后，薛笃弼果得崇文门缺，而黎又以此怨冯氏，曾向美国人格里（Gaily，北京青年会总干事）大骂之。
黎、冯两者于此役同中了奸人毒计，致有不良之结果，实无可如何之事。然冯氏对于黎亦有两端不满意处。一则以其“未走以前，每日尚与左右拥狎优伶”（六、十六日日记），暴露其生活之腐化，与一般军阀政客，不过五十步、百步之间而已。次则，彼其身为一国元首，乃因军警索饷，而不负责，竟一跑了事。……“试问：我军若不出陕，黎氏焉能复位？黎氏果有天良，应少为注意也。”（见六、十八日日记）是则其虽未“造反”驱之，而因黎之忘恩负义而不免心怀怨望，口发怨言矣。
黎一走，北京政府即由高凌霨等组织摄政内阁，随而积极进行大选。曹已预备选举费五百万，以五千元一票为赂，运动参议院议员选之。一时，所谓“猪仔议员”大帮出现。而曹锟果然获选。在进行之时，冯氏曾赴保苦劝三小时之久。曹当面已纳其言，但毕竟虚荣心重，冯氏去后，不禁一班攀龙附凤者之包围，率尔进行。当其于十二年（一九二三）十月十日就职之时，冯氏叹曰：“大选成，国家大乱即至了。”当时，也未尝不欲为国除奸，但一因羽毛未丰，计划未备，次因曹之心腹大将多人包围北京，故未能动手，不得不静待时机，然其打倒直系之革命决心，已萌芽于此时矣。
益友贤妻
在南苑时期，冯氏得益友甚多。国民党要员及基督徒徐谦、马伯援等，过从甚密。又以宗教关系，结织外人如格里（见前）及中外传教士多人，于其宗教活动多所助益。此外，一时名流学者，如黄郛、颜惠庆、蒋百里、王正廷、凌冰等，俱曾到南苑，或参观、或演讲。冯氏因得与他们一一订交。
尚有一事特别可纪者，王瑚（铁珊）于是时应冯氏之聘为入幕宾。其人，籍河北定县，出身翰林院庶吉士，曾任知县累升江苏省长，以廉洁正直名，于国学有深邃之造诣，固恂恂儒者也。冯氏敦聘其来军中，待以师礼。王以三事为约：一、不能信奉基督教；二、不能戒纸烟；三、不能改穿短服。冯氏都答应了。及其来也，寝食与俱，尊称为“铁老”。未几，王即自动戒绝吸烟。问其故，则答不能因个人嗜好而破坏团体纪律云。王以时为冯氏讲解《易经》《书经》。据冯氏自言，当时因过于迷信古经，拘泥文学，至误解“谦卦”中“谦谦君子，卑以自牧”“谦尊而光”之“谦”字，以为是谦让、谦退的消极态度，因而对于政治往往不能出以“当仁不让”的积极态度，遂至屡次吃亏、失败云。至于“铁老”在军中多年，与冯氏所谈无非道德正义，两人交情始终如一，然其语不及私，亦从不干涉军事、政治，对其本人及全军兵官皆有潜移默化，熏陶人格的影响，诚冯氏一生之益友也。（按其后余奉派至冯军任政治工作，仍得见“铁老”，且常亲炙道范，从未能或忘其布衣布履、蔼然道貌、与人和善、饶有风趣、语亦诙谐之“君子儒”的典型。冯氏后来亲为王氏撰传，分期刊《逸经》第五、六期，题目曰：《第一流廉吏王铁珊先生》，及第十期王氏《轶事补录》。）
胡景翼于冯氏督豫时，因一时糊涂，与张福来联盟倒冯。及张既获豫督则亦施吴故智。“过桥抽板”，弃胡如遗，于饷项服装等均靳而不与。胡乃觉悟为张所卖，转念冯氏昔在陕、豫时恩遇之厚，亟亟联络感情，恢复旧谊，以弥缝所失，因时到南苑参观。冯氏不念旧恶，豁达大度，与其和好如初，两人卒成为共生死、同患难之战友。后来于“首都革命”之役前后，同心同德，合作成功。
十二年（一九二三）十二月，冯氏原配刘夫人患脑脊炎，就医北京协和医院，医药无效，卒于家中。冯氏恸哭，深恨初时误信中医，以致不治。既殡，送柩回保定，安葬于家茔。夫人有俭德，相冯氏垂二十年。在军中，常为官佐家属助力，倡办“培德女学”，以教诸妇女。又常躬任慰劳等事，军中咸以贤姊称之。及殁，全体为之举丧，悼念不已。遗子二、女三，均由冯氏之嫂夫人代为抚育。（据刘著页一三六云：“至于冯夫人，有人误传系受虐待而死，绝非事实。冯夫妇感情素佳……终于病故身死。”这有力的证据可廓清对冯氏不利的一种流言。）
冯氏悼亡之后，北京社会即发生一有趣问题，即是各方风云人物因均欲拉拢冯为盟友，于是说亲者纷至沓来，甚至曹锟亦欲为媒。冯氏难于应付。适有基督教友某，为其介绍李德全女士，两情相洽，遂即订婚。婚事既定，各义务媒妁因之停止进行。冯、李遂于十三年（一九二四）二月十九日，遵照基督教典礼在北京结婚。李夫人，河北通州人，为第三代基督徒。其祖母及叔父均于义和团运动时遇难，成为殉道者。早年，毕业于美教会开办之“贝满中学”，及北京“汇文女子大学”（后与“燕京大学”合并）。时，方任北京女青年会干事。为人有才有识，思想超俗，俭朴处己，和蔼待人，且极热心服务社会，与冯情投意合，洵一时佳偶也。（按：李女士头脑过于新颖，进步太速，变化亦殊出人意料，后文详叙。）
婚后，夫人助冯氏教子治家之外，兼努力于军中妇女教育及伤兵慰劳等事，以后历次大战，她为伤兵服务于军中，不避艰险。有一次因过劳成病，几危及生命，足见其热诚了。冯氏御下素严，凡官佐有过失必严惩不贷。有时过于严厉，她每挺身为之缓颊，以故各军官甚德之，转成为全军精诚团结之一要素焉。她对社会事业亦热心提倡。在北平办有“求知妇女学校”一所，专为贫苦女童而设者。至其俭朴平民化之德性，尤为可风。多年后有一次，余因公由郑州赴开封，抵车站则见其购三等票上车（不倚势力坐专车）时，人多车少，至无隙地，她手挽小布袋站立于车门上，神色自若，亦不惹人注意。经余等招待之，始搬到一辆邮政车坐在我们的皮箱上。盖其居恒衣布服，出门不摆架子，一如常人。不识者，每不知其为“陆军检阅使”之夫人焉。
生活鳞爪
冯氏在南苑期间，鳞鳞爪爪之逸事尚多，书不胜书，姑选出数则录下，以见斑斑。此种事迹，从历史家眼光看来，颇有史料价值，以其确能反映其真实人格也。
一次，在招待十余位日本贵宾的宴会上，有一日人察见所悬的万国旗中，日本国旗独付阙如，当堂质问其故。冯氏答：“这些旗是街上买来的。从民国四年五月七日贵国提出二十一条事件之后，百姓恶感深刻，遍地都买不到日本旗了。”问者语塞，大为不怿。他还请日本公使打电报回去政府报告，俾知有所考虑与反省。又于五月七日，全国在南苑特别举行国耻纪念，随令部队在各处游行示威，各持小旗，喊口号，高唱国耻歌。这辱国事件，冯氏终身不忘。全军亦常常纪念。（按：多年后，余在军中，也曾开“五七”国耻纪念会。）
又一次，美国公使宴客，冯氏为贵宾之一。他依时偕格里（北京青年会美籍干事）前去，另有武装卫兵数名同车。不料汽车驶到东交民巷口（各使馆所在地），天尚未黑，忽有一中国巡捕（外人雇用的警察）拦住去路，用木棍大敲其车，谓不许武装通过，态度傲慢蛮横。冯氏向其表明身份——“陆军检阅使”。巡捕答以明知其系检阅使，仍不准通过，还加多一句“你忘记你是中国人”！这却激起冯氏的无名火，当堂喝令卫兵夺其棍子，饱以老拳，推开一旁，驱车直去。席散后，他将真相直告美公使以巡捕乱打汽车，蛮横无理，且出言不逊，视为侮辱。美使面有愧色，道歉而罢。（按：以上两事，根据余前在军中所闻。后在《我的生活》页四七一—四七二，及蒋著均载及。但关于后一事，据《我的生活》云系巡捕因汽车未开灯故拦阻之。）
黎元洪每逢星期六邀请各文武首长会餐。一次，在谈话间黎大发牢骚，谓总统不容易做，要赔钱的。那一月，他赔了三万多；每月收入十万八万，就是捐款已不够开销云云。同席者阿谀奉承，或称其“忠厚仁义”，或颂其“大仁大义”。惟有冯氏心直口直，当面质问：“总统是当旅长出身，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呢？”黎答：“是存的呀。”冯氏再问：“旅长的饷，每月不过几百两银子，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呢？”这又是“冷水浇背”！黎无可置答，却以呵呵一笑置之。
最后，冯氏个人的私生活，一向是刻苦俭朴，粗衣粝食，真能与士卒同甘苦的。一遇开战时，即离开楼宇大厦，开一布帐在野外住宿，以示生活与前方战士一般。此余之所深知者。但历来人口相传，他完全是作伪欺人的——在布衣底下穿的是贵重皮袄，回到家里食的是珍馐美味。据他的旧干部刘汝明后来言：“以我跟他几十年的经验说，上述的事（指谓人前衣食作伪），我从来没有见过，做作也许是做作，但是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能享受而不享受，不必吃苦而硬要吃苦，那么，假的也就是真的了。”（刘著页四八）这是最好不过的也是最为有力的辩辞。以我从戎生活所知所闻，冯氏的部下暗地批评他不是之处的，倒也不少，但从未有一人以生活作伪指摘他的。上述刘汝明的评语，所谓“做作”也不过说他稍为“矫枉过正”一点而已。在我个人看来，冯是北方人，而且出身寒微，生活自然是依照北方人的习惯，一衣一食，不能骤改，勉强为之，反大不舒服，有害健康，所以他实在不能享受豪华奢侈的生活。不明这一点的人——尤其是我们生活完全不同的南方人，很容易误会他是作伪、装假，而实际生活实是豪华奢侈的了。（例如：北方人无论贫富，甚至在街头引车卖浆者流，在冬天无不穿皮袄——至少老羊皮反穿，而在南方则惟大富大贵才能穿皮袄。）即以著者个人的切身经验而言，从前在戎幕中，虽热心革命，无论如何，不能跟同袍们吃粗馒头、窝窝头，一吃便肚胀胃痛。（后来由粤北伐的第四军到河南后也同有此经验。）我每日非解私囊另买大米饭来吃不可。一有机会——时或自做机会——便要大吃鸡鸭、猪牛、蔬菜与米饭来裹腹，军中的“革命饭”“大锅菜”不能一饱也。我恐怕有违军纪，致受到军法处罚，预先向冯总司令报告原委，谓“生为广东人卅年，如不吃大米饭我的肚子便起革命，我倒不能追随钧座去革命了”。冯氏得了解，为之一笑，从不追究。我也得袍泽原谅，未受讥弹。自信不是奢侈，也不是作伪，实是生活习惯使然也。所以我对于冯氏私生活之俭朴，也有同样的了解和解释。然所最难忘者，则是有一次亲耳听到他说：“我不是不爱美衣佳肴，但全国同胞大多数是饥寒的，何忍独自享受？要等到同胞丰衣足食，我才一同享受。”当时我大受感动，几乎掉下泪来。私心默想，如果这是作伪欺人的话，则九百年前曾说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话之宋儒名臣范仲淹，当是第一号“伪君子”“假道学”了。难道芸芸众生中真是没有一个好人、真心爱国爱民的军人吗？
〔补注〕不瞒读者说，在西北军先后数十万人中，其立心、蓄意和实行如上文所述之“作伪”者，只有孤单的、唯一的一个人：不是别人，那就是简又文。缘著者生长粤东，在北方耐寒不得。因后来初到军中服务时，眼见全军只穿灰布棉衣，预料在隆冬天气中断挨不下去。于是趁民国十六年秋间请假南归省亲时，在家中取了父亲的短毛狐皮袄一件及顶珍贵的长毛狐皮袍一袭北上。到上海时即以皮袍交予一家制皮衣的裁缝店，另购顶厚的灰绒为面及蓝绸为里，由其仿制一件长到膝盖、前有双行钮扣的军服，配上大反领。心里计算，如果这假冒的军服通不过，即将棉军服拆开，取其灰布面再加上一层在灰绒皮服上。于是乘车北上。过南京时第二次奉到中央任命再到冯军任政治工作委员。有了准备，所以勇往直前，有恃无恐。一到隆冬时，贴身穿上纯羊毛衫裤，足穿顶厚的羊毛长袜（皆在沪预备的上等洋货），再穿上短皮袄，然后套上军中所配给灰布面的棉军服；一出门时，更穿起自备的“假冒的”大毛狐皮长军衣，复戴上配给的御寒军帽。如此这般便安然度过了冰雪交加的奇寒气候。若非如此，即如每餐要吃米饭，便不能在西北从事革命了。而那一袭灰色的狐皮军衣，上自冯总司令，下至勤务兵，都给我瞒过了。冯氏或其他军官哪有这样的、珍贵的衣服？前几年，我到美国耶鲁大学去治学，又复检出这一袭四十年前的大毛狐皮旧军衣，拿去冒充大衣，也使我度过北美雪天冰地的奇寒天气。妙矣哉此军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