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岁至四一岁，一九二一—一九二二）
驱陈诛郭
民国七年（一九一八）一月初，国民党要员于右任联络陕军胡景翼、岳维峻等部在三原独立，号为“靖国军”。督军陈树藩数战不利，北京政府乃于三月任命刘镇华为省长。刘率其“镇嵩军”及张锡元之第四混成旅入潼关。刘既入陕，却暗与“靖国军”修好。五月，张作霖派许兰洲率兵入陕助陈，以师久无功调回。陈部土匪军郭坚亦在凤翔归附于“靖国军”。陕局愈形纠纷，陈树藩势益孤而危矣。直系既执政权，以陈接近皖系，乘其不能统一陕局，遂于十年（一九二一）五月任命二十师长阎相文督陕。陈拥其三混成旅，思以武力反抗，而刘镇华及张锡元名虽表示中立，实则暗通直系也。阎相文率阎治堂（继任师长）之二十师及吴新田之第七师入陕。冯玉祥之第十六混成旅先亦被调随阎入关。此则冯氏由豫入陕之背景也。
五月下旬，冯氏奉阎命开往豫西。六月中，分全旅为三梯团，由潼关推进，以西安为目的。先与陈部战于临潼坝桥，大败之，缴械无数。陈败退汉中。冯氏遂入西安，阎相文乃于七月七日就陕督职，冯旅移驻咸阳。
陕局既定，直系当局以冯军转战功高，成绩优异，乃令第十六混成旅改编为第十一师，以冯氏升任师长，兼陕西西区剿匪总司令。计冯氏自三年起任旅长，蝉联八年之久，至是始得升师长，而与其同辈，甚或资历较浅者（如吴佩孚等）早已飞黄腾达、荣膺显职、手握重兵、左右时局矣。此殆由其性格独立、不善逢迎、时时遭忌、处处招怨之故也。当时师部编制，石敬亭为参谋长，李鸣钟为廿一旅旅长，张之江为廿二旅旅长，孙良诚、张维玺、宋哲元、刘郁芬等为团长，复编一卫队团，以赵席聘为团长。改编竟，即于咸阳一带从事训练及剿匪。
其时，匪军郭坚虽附于“靖国军”而占据凤翔，奸淫掳掠，为人民大害。陕前督屡剿不克。及阎继任，首即欲消灭之，以安闾里。时，阎已与胡景翼等妥协，互相接近。胡亲至西安见阎。郭闻之，亦欲亲来联络，阎允焉。阎与胡景翼、阎治堂、吴新田等共商，决乘机诛之以为地方除害。乃先电令冯氏于郭道经咸阳时，置之于法。八月十二日，郭至，冯优为招待。次晨，拟相偕赴西安。即夕，设筵宴焉。事前，阎氏于室内外伏甲兵。不意外墙忽倒，伏兵尽露。郭知有异，立从怀中拔出手枪，往外逃跑，因其孔武有力，几个人都不能制服。冯氏迫不及待，一跃而前，以手紧握其腕臂，并大显身手，施出平素所习之武术，将其屈倒在地。手枪队亦蜂拥而前，将其缚于庭间，且内外夹攻，将其卫兵二三十人一一缴械。冯氏随即当堂宣布阎督密令，将罪大恶极之匪首郭坚明正典刑。全省人民一闻其事，如雪大仇，莫不称快。（以上大致据蒋鸿遇《二集》，并参考《逸经》第五期曹芥初：《关中怪杰郭坚》及拙著《补记郭坚伏法事》。后者系由冯氏对余口述及表演当时之经过实情。其事并见《我的生活》页四二六。据刘著页八五，郭坚为陈树藩旧部，当陆建章交卸陕督后东返时，中途为陈部——大概即郭坚——所劫，全部女眷，无论老幼，均为污辱，故此次冯氏之毅然诛郭，大概是为陆报仇雪恨云。此或有可能，但冯氏确曾奉阎督密令，乐于遵行，非擅杀也。姑并志之。）
继任陕西督军
阎相文当陕西全部紊乱之时入主陕政，军民财政诸端，毫无办法。当时，全省军队有下列之数：（一）第七师吴新田部万余人；（二）第二十师阎治堂部万余人；（三）第十一师冯部万余人；（四）第四混成旅张锡元部五千人；（五）镇嵩军刘镇华部三万余人；（六）靖国军胡景翼部约三万人；（七）井岳秀部约万五千人；（八）岳维峻部约万人；（九）王鸿恩部五千人；（十）罗某及（十一）郭金榜，两部各五千人；（十二）陈树藩残部二万余人；（十三）郭坚余党五千余人。以上综计几达廿万。军需浩繁，无法应付，索饷文电，纷至沓来，而省政府治权所及，仅会城附近之十余县而已。阎之为人，虽懦弱无能，但却有心爱民，而身负全责，既不忍苛敛民财，而又无法维持。内外交迫，陷于绝境。始则因忧劳成疾，继则咄咄书空，积思成痗，卒于八月廿三日中夜，吞鸦片自尽。翌日出缺。遗书有“我本愿救国救民，恐不能统一陕局，无颜对三秦父老之诚”等语，尚不失为一个怀苦心、有血性之好男儿也。
时，冯氏方在咸阳防次。廿四日，接省城急电，即行赶至，与阎治堂、吴新田等会商善后，并调军驻省，协力维持治安。廿五日，北京政府来电，正式任命冯玉祥为陕西督军，并令其彻查阎之死事。冯氏以阎虽有遗书可证明为自尽，而其亲信数人不无嫌疑，乃派员押赴保定交曹、吴讯办，心迹大明。后来，敌方宣传谓阎实为其毒死者，殆捕风捉影之诬蔑、含血喷人之拙技耳。反证固凿凿有据也。冯氏奉令后，以陕事棘手难办，亟电辞职，并推张绍曾自代。政府不许。他恐复杂军队乘势逞乱而负责无人，治安堪虞，乃于廿七日就职。
当冯氏奉到督陕之电时，属下文武官佐，咸赴辕道贺。他即对众人作极长篇、极诚恳的训话，大致谓古往今来有好些大人物，因为成功、升官、发达，而至腐化，驯至失败的。“这是加重我的责任，我们不要忘却军人本分”云云。可谓肺腑之言，痛切之极。是时，投效或改编来冯军者有李兴中、刘之龙、黄中汉等数人。陕西全省当时的实际状况有如下述。
就职之后，第一要务无过于筹饷养军。其时，陕西财政支绌情形——即是阎前督致命之大原因——可于冯氏致北京政府催款之数电略见端倪。其一有云：“连年兵匪交哄，道路梗塞，商货不通，收入短绌，地方田赋，早已支借逾额，……目下各师旅伙食无款应付，驱饥卒以临阵，危险莫甚。”再则曰：“十一年陕省田赋，早经陈树藩提取净尽。西路交通尚阻，税收短绌，兵匪蹂躏数年，地方凋敝已极，挖肉补疮，无肉可挖。”三则以陈树藩残部勾结郭坚余党尚蠢然思动，变为土匪行为，扰乱关中腹部，而“我军饷费全无，兵有饥色，派兵剿办，动则用款，坐视扰乱，为害非浅，陕匪不能早日肃清，则陕局不能早日统一；陕局不统一，则财政愈难整理。财匮匪众，民困兵饥，其危险有不堪设想者”。此则言财政拮据对于军事、政治之影响。其四则曰：“兵饷缺乏，士卒枵腹，各将领奔走抚慰，日无暇晷。……军事吃紧之际，军中有绝粮之忧。……省垣金融恐惶，达于极点。富秦（陕西官办大钱局）银票每两只合大洋八毫，犹复日日低落。钱行数百余家，一律饱受困难，银根愈行紧迫。汉中、榆林两属之三十余县，除近省垣十余县外，其余各县纵有少数收入，早为该县驻军拨用，我军饷项遂至筹无处筹，借无处借。”此则言财政来源之枯竭。又云：“陕省大乱连年，元气斫丧殆尽。喘息未定、疮痍未复，加以各方军队星罗棋布，偶有开拔调遣，车马取之于民，粮秣取之于民，一切军中所需零星对象，无一不取之于民，其他冰雹、地震、水灾、盗贼之害，层见迭出。嗟我秦民，谁能堪此！”似此，则民生凋敝，可谓极点。饷项、财政、军事、政治、民生情形如此，其时这个陕西督军真不易干的。冯氏骤膺重任，措置不易，其不蹈阎氏前辙、同样结局者几希矣。
治绩一斑
冯氏入手治陕的政策：第一，以统一全局为先，盖非肃清杂牌与土匪军，则政治、财政，均无办法也。于是，令吴新田往南进攻汉中，而令王鸿恩从宁羌牵制敌后。由十一月中旬动员，至十二月初，陈树藩即败退，由汉口逃沪，汉中收复。至胡景翼一部，驻三原一带，冯氏素重其为人，不欲攻之，乃遣张之江、张树声前往抚慰。彼对于冯氏之抱负与行谊，非常钦佩，兼感于此次之诚恳，派员答问，感情日洽，卒取消“靖国军”名义，改编为陕西正式军队，并服从其指挥。且自此之后相与结为知己之交，生死不渝，后来卒为“国民军”之台柱之一。胡字笠僧，陕西富平人。出身寒微而勤奋读书，早岁留学日本，习陆军，立志革命，加入同盟会。后回陕与于右任倡建“靖国军”。曾被陈树藩囚禁于一小楼上，日食以无盐的猪肉，故身体长得异常肥胖（见《刘汝明回忆录》页四〇）。此其日后不能长寿之远因欤！（余昔在北方时，闻军中友人言，胡过于肥胖实是一种病征，每日静坐少顷，即呼呼鼾睡。当其批公事或作书牍时，其侍从副官必须在身旁细心侍候，一见其将入睡乡，即急伸手以掌托其笔端，免致文件被墨涂污云。）
冬月，陕局渐次统一平靖，财政、政治亦日上轨道。冯氏此时，复东与山西督军阎锡山，西与甘肃督军陆洪涛，及陇东镇守使张兆钾等，修好睦邻，内外无事，乃竭其全力于政治之设施及军队之训练二事。
关于军队训练一事，冯首注意于干部人才之养成。下级军官则以“卫队团”为训育机关，等于昔之“学兵营”。团员由新兵之识字优秀分子挑选，操练比别部为严密。毕业后，各回本营升正副目。再入“军士教导团”，毕业后可任司务长、排长。其成绩特优者，再入“军官教导团”，出而可为连长。经此数次训练，军官已奄有陆军中学程度了。同时，“交通队”、电雷、电讯、无线电、电话等队，均划归“卫队团”，便于指挥及管辖也。至“军官、军士、教导团”亦同时组织，以蒋鸿遇为团长。分军官、军士二班。军官班由陕西各军保送，约三百人。军士班则由十一师挑选约二百人，各以四月为毕业期。对待各友军均以大公无私、不分畛域之精神。训练期满，各军官回营服务，均大为满意。由是，各军对冯氏感情益洽，于指挥统一益为便利矣。胡景翼尤为佩服，自行组织“教导团”，取法于冯军以为模范。至于对军队内部之风纪、军纪，尤为注意。事无巨细，皆予以严格之规定与限制：如军服裹腿则上下全体用灰色国布，内衣及运动衣则白色，鞋黑色，禁着丝绸；官佐兵士之个人用具，均有限制，不准私备额外品。每日晨起，唱爱国歌，饭前及临睡均唱歌，饮食起居各种生活一律有定时；剪发、沐浴、洗衣、补衣、缝纫，士兵皆自为之。又为兵士办储蓄，存其饷之一部于银行，至其家中有需要时乃为汇去。以上诸端，于军纪、风纪大有关系，而节省消耗，尤有效焉。
冯对于官佐则顾念尤殷。其家中有特别经济困难者，每自购田地赠之，使无内顾之忧。故蒋鸿遇有言：“其对于官兵之爱护，可谓严父慈母兼而有之。”至工厂及军人青年会两事业，此时仍继续举办，且扩充之。尤注意者则揭橥基督教博爱牺牲之宏旨，以训练军人致志于救国救民之事业。基督教徒，如马伯援（日本东京中国青年会干事）等，均于此时前来讲道。
对于政治，本来由省长刘镇华负责——算是军民分治。但以当时陕局而论，军队各不相属，率皆据地自肥。刘一筹莫展，虽拥有“镇嵩军”，顾能力不充，非得冯氏之力助不易措施。所以时常与其筹商兴革事宜，因时势关系，几乎要拱手听命于冯氏了。
冯氏就任之始，见旧督军衙门颓败已甚，而且气象恶劣。为打破官僚环境及气习而表示革新精神计，毅然改建此旧署为军人工厂，而另建一平民化的新督署。西安城内有一从前满人所住的土城——皇城，反正时已被汉人焚毁。冯氏即以此为新署址，鸠工建筑。全以军人当工人，他自己也做一份。材料则利用旧署之原料为之。适其时有一私造印信案发生，冯氏施以罚锾处分，即以其罚金当工程费。工既竣，只费数千元而已。冯氏即迁入办公。城内小房多所，粗朴简陋，地不铺砖。（按：余于十六年到西安任政治工作时，房屋尚存。）
在督陕期间，冯氏尚有一轶事，适足表现其特殊性格的，于此，合当叙述。某年，吴佩孚在洛阳做其五十大寿。当时，吴高居“直鲁豫巡阅副使”地位（曹锟居正），威风权势，煊赫一时，巴结之者均以珍宝或谀辞致贺（即复辟余孽康有为也书撰善颂善祷的贺联送去，文曰：“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独有冯氏派专员前往拜寿，赠以冷水一罐，自云“君子之交淡如水”，是涵有“谲谏”之意。这一来，冯氏任性奚落人家，固自鸣得意，然身受者自然觉得真似“冷水浇背”。平心而论，吴之为人，身为军人而不脱“老学究”本色；一生贯彻“不积钱，不纳妾，不入租界”的三不主张，颇得时人称许，不过个性迂腐顽固，刚愎骄蹇，自傲自大，有己无人，而且心胸狭隘，睚眦必报，更野心勃勃，迷信武力，以致穷兵黩武，屡起内战，此祸国殃民之恶政策也。今于五旬大寿，得冯氏赠此扫兴礼物，认为奇耻，岂能或忘？未几，虽因攻奉失败，迫要乞其急援，然早已衔恨于心，难关渡过，即“过桥抽板”，以资报复，是自然的后果。至于冯氏因常作诸如此类戆直而怪僻的行为，自鸣清高，以彰人恶，即后来在南京及他处供职，也不改故态，以致屡屡招怨，在在树敌，至少常讨人厌，不能与人合作到底，未尝不因此矫枉过正、讽刺凌人、不近人情、令人难堪之短处，虽爱之敬之者也不能为讳的。（按：上言贺寿送水事，久已遍传人口。初以为谣言，后读《我的生活》页四四三亦自书不讳，乃知为真事。此即刘著页二七所讥为“怪话”“怪事”之类是也。后来冯氏在山西晋祠幽居时，关于此种怪行，余尝苦口劝谏，以免为与他人，尤其生活方式及习惯不同之南方同志，合作共处之障碍。其如“江山易改，品性难移”何！）
对于庶政之兴革，其荦荦大端者，有如劝导放足、禁绝鸦片与娼妓、蠲免苛捐杂税、提倡清洁、实行种树、广设平民学校及运动场、建筑能容三千人之“洗心社”以作军民学界讲演堂，遍标格言，以唤醒民众——即如后来流行的标语，又令军人筑路。而其成绩最大、利民最著者，则为筑成西安至潼关之汽车大路，利便交通。（按：余初赴西安工作时，即乘车经由此路。）又常召集士绅商民讨论政治社会一应兴革事宜，以故官民了无隔膜，甚得“庶政公诸舆论”之旨。一时，气象一新，风气大变，社会旧面目亦为之改易。可惜全省政令不统一，所有新政仅得施于省会附近一带地方，未能普及全省也。
对于财政方面，则以薛笃弼为财政厅长。富秦银行为前督军陈树藩所设，滥发纸币，吸收现金。其个人发大财，而陕民则苦矣。初时，纸币每元只值铜元廿枚。经冯、薛极力整顿，不期月即涨至六七折。对于烟禁——吸食及私种与贩运者均严禁，但只在冯氏自己兵力所及之数县尚可实行，而他军在驻扎之地域则包庇农民大量种植出产，复由军队私运，莫奈其何。冯氏乃寓禁于征，凡贩运过境者科以重税，每月收入可得六七万元，军政费得借此补助。对于盐务亦厉行改革，设“盐务局”，以刘之龙为局长，宿弊顿除，收入大增。以上诸端，施行有效，军政乃得维持。军队经费已略较驻信阳时为优。然因全军给养向用现金购取，一切补充又多，只可维持伙食，按期发饷尚谈不到也。每月收支账目公开，厉行廉洁，剔除中饱，涓滴归公，实行节俭。行之不一年，旧债尽偿。离陕时省库且有余款。计其政治成绩以财政为最优。
在外交上有可纪者，即是实行“对外人讲理”的主张。有两外人，一英籍，一美籍，持有护照来陕游历。行至郿县太白山，用枪猎获野牛二头，即剥其皮，携回西安，始往谒冯督军，蒙款待甚优。外人兴高采烈，告之以行猎所得。冯氏以国权所关，登时翻脸，严行质问。两人亦抗议。冯氏据理驳之。卒令二人抱歉，扫兴而退。因此，二人老羞成怒，英人尤甚，尽力宣传反冯。其后，英国人对他时露不满，未始非由此事而来，以冯氏有损其帝国在中国自由行动之尊严也。冯氏将此事报告政府，乃定例外人游猎须领执照，并须指定何项兽类，是亦与外国取缔行猎之办法无异者。
冯氏在督陕任内，倾全力于省内军事、政治之整顿，而对于全国政治，多不过问。惟有二三事，关系重要，迫于爱国义愤，不得不通电主张者，略举如后：（一）以关于筹款赎回山东胶济铁路自办一案为国脉存亡所系，集合公私法团公议陕西担任二百万元，冀保路权。（二）关于盐余公债事，极力反对内阁总理梁士诒之借款办法，而主张根本取消，并另通电一致声讨之。（三）去电司法当局董康请严查有关盐余公债九千六百万元之财政舞弊案。（四）通电痛斥张作霖入关袒护洪宪帝制祸首梁士诒。最后一电，实为冯氏提师出关讨奉之先声也。
出关援曹吴
自九年（一九二〇）七月直奉联合战胜皖系之后，由靳云鹏组阁。（按：靳本属皖系，后转投直系。）靳则尽力扩充直系势力以为报，任命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副之，王承斌等为各省督军。时，张作霖亦为“东三省巡阅使”，更要求直辖塞北三特区；同时，联络段派之卢永祥，并谋攫长江地盘。直、奉两系，已隐伏战机矣。十月，苏督李纯自杀，两系均欲夺此一块肥肉。奉方推荐张勋继任，乃为直系之齐燮元所得。“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王占元，以鄂驻军哗变不能制，因而去职。吴复得继为“两湖巡阅使”，而以萧耀南督鄂。长江上下游均入直系势力。奉张之计既失败，乃亟谋对抗，与浙卢、豫赵（倜）及旧交通系梁士诒等联络成立“讨直同盟”。张乃推梁组阁，迫吴去豫赴鄂，准备吴一旦抗命，奉方即行声讨，由各省援应。素以滑头取巧著称之徐世昌果从之，于民十年（一九二一）十二月，梁继靳任国务总理。梁就职后，先即结外债条约，以盐余借款，大丧主权。吴佩孚首先通电反对，以帝制余孽及借债卖国两题目话梁，迫其去位。其电文且仿韩愈“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等语，是直以鳄鱼视之矣。同时，联络本系苏、赣、鄂、鲁、豫、陕六省军民长官，纷纷通电响应，一致驱梁。两方相持不下，卒不得不诉诸武力。
在此次内战中，无可讳言的，冯氏自始即袒直攻奉。其态度与行动，值得一为研究。本来，他自许所部为国家国民的军队，平素系超然的和独立的性质，故曾与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吴佩孚等，均一体合作，并无轩轾，不认识有个人的主子，更不屑为一系的走狗。综而言之，他一向不是皖系或直系的人，前文已说明。然其此次之毅然加入直系战线者，依著者个人推究，大约有四个原因：其一，当其与段翻脸之后，势成孤立，险被消灭，幸先后在鄂、湘、豫、陕均得曹、吴之力助，乃得保持地位与实力。今当曹、吴面临大难，面临生死之战，不得不仗义援之以手。其次，从前因个性戆直，已与奉张有裂痕（如反对奉方保卫起用张勋督皖，其后奉方反对冯氏在豫扣留交通部解款专车）。此次，如奉胜直败，自己断无幸存之理，势不得不联直反抗，以图生存。其三，陕西荒瘠之地，军政复杂，不易应付，无可措施，故急欲另图发展，期成为真正为国为民的大军。其四，从常理说，奉张久欲逐鹿中原，入关主政，甘作破坏和平之戎首，矧其更有勾结复辟党如张勋者流谋叛民国之嫌；苟其得势成功，断非国家之福，而其谋士梁士诒为洪宪帝制余孽，声名狼藉，组织内阁后即大借外债，确损国权，此凡爱国的同胞所应反对的。有此四因，故冯氏毫不踌躇，决然表示以全力为直系之后盾了。
十一年（一九二二）四月，奉张果派兵入关进攻，吴亦调兵备战。冯氏具有决心，于十九日会衔通电数其八大罪。在西安复召集干部与部队当众宣布主张。在此“讨奉援直”大会中，他现出本色，当众脱去所穿之鞋，用足使劲当空一踢说：“我们出关去打奉军，我弃去这陕西督军，就像这破鞋一样！”言时，敝屣飞入半空，犹未落地，真是生活的、戏剧化的表演，惟冯玉祥能为之。于是，即将督军职权交省长刘镇华代理，而亲统自己之十一师全部，与张锡元旅及胡景翼师出关应战。十一师分为两混成旅，以李鸣钟率一旅及张锡元旅先行，张之江一旅继之。冯氏自率“卫队团”跟随向洛阳东进，而胡景翼全师任后路。
先是，曹、吴之调兵遣将，最初本命冯氏坐镇后方，反令战斗力弱而分驻廿余处之刘镇华部开上前线，固未尝欲冯氏有“脱颖而出”之机会也。嗣因战事失利，势不得不借重其救兵，乃急电其率师出关。冯氏早有准备，于接电三小时内，即动员向潼关东进。军次阌乡，又接吴求救之急电，盖自四月廿八日奉直两军开火后，直军各路均战败，吴不得不亟亟求援也。冯氏乃令李鸣钟、张锡元星夜北上听吴指挥。旋又接吴急电，以豫省后防空虚，请其速行东来坐镇洛阳。冯氏以李旅既已北上，郑州空虚可虑，乃令张之江率两营编为一混成支队，先往该处紧守，自己即率“卫队团”日行百六十里，于五月三日赶到洛阳代行巡阅使职权，布置后防。
冯氏抵洛之日，李鸣钟告捷之电至矣。先是，奉军全力攻直，炮火充足，战绩甚优，吴不能支。既得冯氏迅派两旅来援，即以李加入西路。整个战役立刻改观。李固健将，率整旅快捷勇敢之精兵，出其不意，突从大灰厂拊奉军之背。奉军方以劲旅包围吴部，讵料李恍似“飞将军”突如其来，抄至奉军后路。时，奉军方吃饭，无能抵抗，被缴械者一师之众。于是全军腹背受敌，战略粉碎，卢沟桥、长辛店等地，均为直军占领，遂大败急退，战役于以结束。其致败之由，实因料不到冯军出关应援若是之神速，及作战如是之优越也。冯氏实是曹、吴之救星。
底定河南
冯氏既得捷电，于五日夜间到郑州视察后方防务，李鸣钟旅奉令归队，全旅兵官开祈祷会，高唱“基督雄师进前”之宗教歌，奉凯南归。
时，郑州兵力单薄，仅有直军王为蔚一团及靳云鹗之学兵营与冯军张之江两营而已。不意，豫督赵倜派其弟赵杰突于是夜（五日）带兵八十营由开封来攻（按：赵事前接奉方来电，谓直军已败退，促其急攻郑州，有谓此电系交通系叶恭绰所拍发诈胜骗赵者，有赵部某团长太太泄露其袭郑消息），众寡悬殊，情势危急。冯玉祥即遄返洛阳布置，急调刘郁芬、宋哲元两团及胡景翼部来援。援师未至，赵部猛扑郑州。当时，骁将张之江率少数部队奋勇迎敌，以少抗多，屡败不退。战至身旁只留下数十人之际，他的宗教精神大为振起，在战场上跪下祈祷。毕，即起而躬率马弁，冲锋上前，肉搏作殊死战。敌军见其来势甚凶，不知其队伍究有多少，为之辟易。然众寡究竟不敌，张仍拚死支持两昼夜。正在危急万分之际，刘、宋二团及胡部邓宝珊（渝）等适至，立刻进攻，卒将赵军击退。
同时，赵部宝德全，又以十余营沿黄河南岸，夹攻郑州，直军第八混成旅团长彭开乾阵亡。至是，亦为胡部邓宝珊、弓富魁两部击退。冯氏乃亲率全军及胡、王等部分路向东追击，沿陇海路大战十日，始将敌军击溃。赵倜退回开封，沿途抢劫，各村庄十室九空。讵料其部将宝德全，以攻郑失利，知大势已去，先行退入开封。至是倒戈，闭城拒赵不纳，盖借以讨好久已恶恨赵倜之人民，并为顾全自己将来的地位计也。赵无家可归，窜归德，后遁上海。冯军遂于十三日占领开封，分途追击搜索赵部余众。于是，全豫底定。是役也，张之江以两营人——不及一千之数，敌赵部八十营——四万余众，苦战两日，宁死不退，实为冯军战史上至光荣之一节。后来，张对人言，谓全得力于祈祷云。（其后，张自撰《证道一助》小册，详述此役经过，为上文参考资料之一种。）
十三日，冯令蒋鸿遇率手枪队数十名，先到开封视察，及与省长张凤台接洽。而其本人亦于是日率兵至车站。张凤台、宝德全及各机关团体均到迎。冯氏一一接见毕，即就地执宝德全而置之于法，并将其部下缴械遣散。后来，其政敌有以其此举为杀降不义诋之者。迄今国人不明内幕及历史经过者，对冯氏尚有不谅解之评语。但在冯氏当时则以宝部行为一向助赵为虐，贻害地方（如前在确山勾结股匪，曾为冯军击败）。此次复助赵攻郑，败则首鼠两端，非降者可比，且其人桀骜不驯，居心叵测，及早去之，亦不得已之必要手段也。
膺任河南督军
时，北京政府已任命冯氏为河南督军。他即于十四日就职视事。省长张凤台辞职。冯氏以豫民对其感情尚洽，极力挽留之。
就职未几，适青岛日本人开始撤退。胶澳督办王正廷以此次收回租界，关系重大，地方秩序，必须善为维持。因见冯军军纪优越，电请派兵至青，任治安之责。冯氏乃派兵一连前往，分任商埠及海上警察。服务之勤与成绩之佳，为中外人士所称道。
冯氏治豫第一要务即为恢复秩序，安抚人民。先委鹿钟麟为警察厅长。开封城内外治安尤为紧要，冯氏至亲率卫队出巡，捕获乱兵数名正法，地方始得安靖。后派李鸣钟等为各属镇守使，以剿匪安民。一面对于豫政极力改革。自就职后即宣布治豫大纲十条，足征其对于地方政治之自有办法也。（见蒋著页七六）
豫省自赵倜把持军政后，吏治腐败，率以奔竞、钻营、剥削、舞弊为惯事，上下交征，重苦人民。冯氏于剿匪之外，即以澄清吏治为大要事。县知事车云，贪劣尤著。他于接篆后即捕之。从严惩办，以肃官方，亟科以四万元之罚款，以兴办公益事业。又有归德劣绅某，素倚赵倜势力，欺压平民，无恶不作，经人告发，查明属实，即将其就地正法，大快人心。至于赵，括削数年，积资无数。冯氏厉行抄没其全部财产，得二千余万元，尽行充公，以作大学基金、教育经费、开办工厂及其他社会公益事业之用。人民固然痛快，而此举却为吴佩孚转而恨冯之起点，盖其一闻冯氏抄没赵产，思欲染指，及不得，恨心乃生焉。而冯氏之实行惩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开“国民革命”所揭出的宗旨之先河也。
冯氏治豫之嘉猷，以振兴教育为又一大端，足以表现其平素之主张者。当其闻本省有凌冰（震东）其人，为留学美国教育学博士，方在南开大学任教务长，即电请其回豫，保其为教育厅长，固与其未谋一面也。河南全省教育经费本规定每年八十余万，惟历年落在官僚、军阀、政客之手，移作别用，教育因之不振。他即指定此款不得移作别用，并拨所抄没赵倜家产之一部为教育补助经费。又派余心清创办中州大学（后改为河南中山大学）及第一女子中学。复令省城各机关自设平民大学，并督责各县教育局积极整顿教育。对于社会教育，则有图书馆及平民教育等之设施。一时，河南教育气象，焕然一新焉。
为谋平民幸福计，冯氏设立平民工厂三处，以为贫民习工艺之所。满城内旗人所居，则给资遣散，使与汉人杂处以泯种族界限。其余禁娼、禁烟、改良市政、兴修马路、疏浚河道等善政，皆是凡冯氏所到之处之一律的办法。
此外，交通事业亦进行甚力，有计划全省建设长途电话及长途汽车公路二事。所可惜者，冯氏居豫不久，即行去职，其成绩则电话仅得潼关、归德、许昌三线，汽车公路则仅修周口、潼关两路而已。其建设计划及种种政策，至是仍没有全部实现的机会。
关于全省财政方面，以薛笃弼为财政厅长。成绩以维持纸币及铜元票使十足兑现，二者为最大政绩。至于停办苛税杂捐、清理积弊，本为福民之举。当时豫省驻军甚多，军费浩繁。冯氏惟以节俭廉洁厉行上下，各友军均不短饷，惟自己之第十一师则饷不多发，亦未有向大城市派款之举。
对于军事之训练，则冯氏处处时时均极注意。在豫督时期所举办者，第一，有“高级战术研究会”，由段其澍主持之，凡第十一师营副以上军官均须轮班听讲。其次，“卫兵团”改为“学兵团”，以石敬亭为团长，分三营。挑选严格，实为初级干部之养成所也。复次，“手枪队”中又添设“自行车队”，军车六十架，分为二队；又设“汽车队”，置车十二辆，均受军事训练，为作战运输之用。此为军事之新设施，其余训练则如常。
此时，冯军发展之最可纪之一节，则为编练“补充团”一事。盖因自十一师出发后，前方战事吃紧，后方空虚，不得不亟行募兵填防，以备战事延长，次则因大战后，伤亡甚多，且敌众我寡，不得不亟事补充实力。当冯氏在洛阳时，即着手编练“补充团”五团，每团二千人，共万人，军械即以豫战所得自敌军者充之。编练事先后出蒋鸿遇、门致中二人主办。督豫后未几，已成劲旅矣。
在督豫期间，冯氏个人生活如常，简单俭朴，事事亲力亲为，无特别可纪者。只留下一宗逸事：每日清晨，自乘脚踏车（单车）到各机关办公。豫人少见多怪，比之往日贵官出门威风凛凛的架子，不啻天壤之别，咸咄咄称异焉。
冯氏任河南督军仅五月有半。军民两政，积极改进，成绩已斐然可观。不图以环境关系，被吴佩孚逼令去职。在名义上升任为全国“陆军检阅使”，实际上则革去实权，所谓“明升暗降”者是。然自冯氏去后，继任者为张福来，立将豫省数月来所施设之新政及种种善举，差不多完全推翻，而各种弊政恶习，如烟、赌、娼妓，及政治上种种腐化弊端，顿复旧观，甚至督军署前之大照壁为冯氏所拆去者，亦复建新的。新河南之建设仅昙花一现而已。
在冯氏离职之前一月，上海一家英文周刊（美人主办的The Weekly Review）尝举行一次名人选举，由读者三万五千人——多数为中国知识界人士教员学生等，投票选出当时“最伟大的中国人”十二名。结果：孙中山先生第一，冯玉祥第二，胡适之教授为殿军。由此足觇冯氏当年之已得人心矣。（见薛著页一一九）
〔补注〕上文付排后，翻阅冯氏《日记》，见有数条饶有意义的资料，足充实以上三章内文者，补注于后：
第五章：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冯氏驻军廊房时，忽被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免其第十六混成旅旅长职。原来其中大有黑幕。冯氏于十一年（一九二二）七月十五日记，追溯往事云：“以不行贿于傅良佐，被谗撤差。”分明是傅以陆军次长地位，因冯氏不愿分兵往甘肃乘机敲诈。而冯氏不肯纳贿，遂被其谗之于段，乃下免职令也。北洋军阀之贪污腐化，可见一斑。
第六章：十年（一九二一）一月九日记：“自移驻信阳州以来，饷项奇绌。目兵仅用盐水下饭，到处呼吁，从无怜而助之者，可叹可叹！昨夜梦中，为筹饷事，不觉啼哭，醒来泪痕沾枕，爰咏诗一首记之：‘南北争持苦未休，孤军驻守信阳州；梦中筹饷曾啼哭，残泪醒时湿枕头。’”真一字一泪！
本章：十一年（一九二二）一月十二日，时冯氏已入关任第十一师师长，在继任陕西督军之前，曾为“张良祠”撰书楷联，刻悬庙门，用志仰慕，联语云：
以匹夫有责为心，奋志击秦，博浪一椎，不中亦寒敌胆。
明功成身返之义，侯封敝屣，汉室三杰，如公乃是完人。
《日记》常载其读《曾国藩全集》《曾胡治兵语录》及汤斌、左宗棠文集，可知其一生治兵修身、待人接物之得力处。其所受影响最大者为曾之一语：“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厉志，蓄其气而长其智，恭然自馁。”（见十二年一月十二日记）然于治兵修身外，从不以曾、左等之反民族革命为合也。在陕西军政忙碌期间，每星期仍如常举行礼拜，读《圣经》，讲教理。
其离陕攻直，自云是“参加共和派与帝制派之战”，盖指内阁总理梁士诒为洪宪余孽也。（见十一年五月十九日记）
督豫时，常邀中外名人到开封演讲。其最著者为梁启超氏，远从北京惠然而来。十一年（一九二二）九月十一日，讲题“兵之必要”，略谓一方面主张国中无一兵；一方面主张全国皆兵，盖兵之必要有二：（一）国家保险。（二）为社会保险。言下表现对当时之军队，不独不能为国家与社会保险，且发生危险，然盛称冯军“纪律严明，人称模范军队，实保险国家、保险社会之最良保障”云云。
有谁能猜中冯氏竟是一个最为准确的预言家？彼于世界大势似能“洞若观火”。于同年九月十三日记云：“就现势观察，将来美日之战，必难幸免。”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偷袭檀香山珍珠港，美日大战果然发生，不过后冯氏所言“少则三年，多则五年”——二十余年，然固是“将来”也。
同年十一月十四日记，回保定与长兄基道迁葬先父母于新茔，只有亲族及基督教会牧师学生少数来宾等亲临行礼。巡阅使曹锟及其他军政长官无来者，或事前不事张扬，故无人知之。然在冯氏则以此时能尽孝道，稍得自慰，故云：“三十年之心事，今日始偿矣。”
十二年（一九二三）五月二日（时在“陆军检阅使”任内）对官长讲话云：“报载余既不属直系，又不属奉、皖，乃国系也，诚然。因吾只知有国家，不知其他也。”复于同年七月二日讲话云：“现在党派纷歧。我军既非奉派，亦非直派，更非安福派，盖吾等乃保国卫民之中华民国派也。倘有祸国殃民者，职责所在，何敢后人？仍当本廊房讨伐张勋时精神以铲锄之也。”此露骨的、坦白的表示，足与著者上文之论断相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