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卅六岁至四十岁，一九一七—一九二一）
浦口停兵
自民国六年（一九一七）秋打倒复辟之后，冯氏复统率第十六混成旅回驻廊房。此时，段祺瑞之亲戚私人，如傅良佐、徐树铮、吴光新等，皆有升赏，且有裂土封疆者，惟功首冯玉祥仍旧一旅长耳。平情而论，段于自己有需要时，则利用他人效死力；成功后则阴忌其势力之扩大而惟一本私心、逞私见、怀私怨、信任宵小、赏罚不明，即此一事可见其为人，亦可以明彼终不能成大事之故了。冯氏此时态度，恍如他的远祖“大树将军”，不伎不求，安之若素，惟注全力于军队之严格训练，有暇则督率官兵，筑墙凿井。是时，最大的工作为运用军人自己的工力，自筑营房百余间，及开辟打靶场以便随时实习二事。在此期有两重要人员投入旅部，一是张自忠，任学兵营的见习官，一是刘骥（字菊村，陆军大学毕业）任上尉参谋，以后均成为极得力的干部。（刘著页二七）
时，段拥冯国璋为总统，而自行回任国务总理，依旧把持军政。冯、段协议，以赣督军李纯调任苏督补冯遗缺，以陈光远任赣督，王占元任鄂督，皆冯嫡系也。段则以傅良佐为湘督，大违南方国民党以湘人治湘之主张，已种下南北纷争之祸根矣。未几，段更倒行逆施，废弃《约法》，国会由是中断。于是，国会议员联翩南下，在广州开“非常会议”，组织军政府。孙中山先生被推举为“大元帅”。高揭“护法”旗帜，分兵三路北伐，同时进攻湘、赣、闽三省，义正词严，兵力雄厚。西南各省如滇、黔、粤、桂，及湘南，均先后宣布独立，纷纷响应。当时冯国璋为自固其总统地位，主张与南方妥协联合，而段则早发武力统一之梦，非用兵力征服全国不可。冯虽反对内战，力主和平，而莫奈其何。段遂厉行其穷兵黩武政策，而天下愈多事矣。
闽督李厚基，以南军势力日张，自忖非敌，电京请援。段是时又用得着冯旅长了，即令其督师援闽。冯氏素表同情于南方革命运动，奈隶属北洋系统之下，自己兵力单薄，不能轻举妄动，以冒全军覆没之险。此次奉令南下，心持异议，而不敢露骨反抗，亦惟有如以前之办法，沉毅忍耐，培养实力，以待时机而已。
冯氏既奉命南下，以劳师远征，兵力不敷为辞，请成立一补充团。旋得许可，乃派员赴河南归德一带招募新兵三千人。六年（一九一七）十一月下旬，亲率全部由京汉铁路转陇海、津浦两路南下。军次河南新乡，遇湘督傅良佐，乃知长沙、岳州已失，入湘之北军多已撤回，傅盖败逃之将也。十二月初旬，冯氏驻军浦口。时，补充团新兵已至，乃以李鸣钟任团长，即在浦口训练。李厚基派员前来招待，并备海船数艘欢迎冯全军入闽。冯氏成竹在胸，不愿与护法义军作战，决发动主张和平。因借口军队乘轮船航海，易受攻击，实有危险，不如从旱路经浙入闽，遂停兵不行。苏督李纯，秉承冯国璋意旨，准其留驻浦口，并予以给养。盖是时，段祺瑞之皖系与冯国璋之直系已露裂痕。冯玉祥将军虽籍安徽，惟因屡受段之皖系之疑忌与排挤，故渐与直系比较接近，对南方主和之议亦衷诚赞同。因此之故，冯国璋便曲意维护，亦所以拉拢及培植直系势力也。是时，冯旅之参谋长邱斌，因附和皖系，主张援闽攻粤，与冯氏意见相左，拂袖而去，且通电攻之。这是冯氏部属中之头一个背叛他的。（刘著页二九）
在浦口时，有一趣事发生，充分表示冯氏之性格。一日，南京的高级长官大宴冯氏。文武贵官纷纷赴筵。一时，逸兴遄飞，主人家请众客飞条子，各叫两个歌妓来侑酒，但冯氏不肯。主人劝道：“您来到南方大城里，不该洁身自好，像圣人一般。来吧！改转主意活泼一下吧！如果您没有相熟的姑娘，让我来介绍两个。”未几，两个花枝摇曳的粉头果然姗姗来了，坐在冯氏身边。当下，他敢怒而不敢言，登时站起来，离席走了。回到寓所，抱头大哭了几天，自说：“国家的上层领导人物，尚且放荡至此，中国还有甚么希望呢？”
过一会儿，他也设宴，遍请部下全体军官赴筵。席间，他对众人说：“我们也当及时行乐，好像他们的军官一样。他们赴宴都有歌妓侑酒，我们也来叫条子，每人一个吧。”他们都熟稔长官的脾气，闻言人人瞠目相视，莫名其妙。冯氏再说：“我已经替你们出了条子了；每人一个，每个一元，他们快来了。”少顷，大门洞开，有一群衣衫褴褛的乞丐蜂拥进来，或男或女，或老或幼，或盲或跛，都是预先派人在街上招集而来的。他当下站起来郑重地说：“这些就是我们所叫的条子了。请每位给他们一元，他们都是我们的叔伯、兄弟、诸姑姊妹，我们应当照顾照顾吧。”各军官遵从，每人掏出一元。乞丐散去之后，他再演说，细述自己前次赴宴之经验，乃劝勉众人应洁身持正，预备为国家之领袖云云。（按：以上故事是后来在张家口国民军总司令部内“基督教协进会”当总干事的陈崇桂牧师亲口告诉著者的。）（又按：六年十一月，段辞去国务总理职。但未几即复出主持赴欧参战军事，段芝贵得任陆军总长。兵权仍在段祺瑞手。见薛著页六九—七二。）〔编者按：此处有误，段祺瑞辞职后，由王士珍继任，自兼陆长。段芝贵任陆长，实在民国七年三月段祺瑞再起组阁时。〕
武穴主和
迨湖南长、岳易帜，南方革命军节节胜利，武汉顿形紧张。七年（一九一八）一月，段调兵遣将，大举南下，冀挽颓局。曹锟为两湖宣抚使兼攻湘总司令，有兵力数师。赣督陈光远亦为攻岳总司令，由赣直攻长沙，添调皖、鲁军归其指挥。又借用奉军四混成旅，驻京汉道上。奉军之入关，此其祸端也。湘、鄂形势既特别危急，段更改调冯氏混成旅西向，由荆州、沙市攻津市、澧县，以拊长沙之背。
冯氏于二月间奉到军令，目击战祸爆发，大不利于南方革命事业，而是时海内骚然，外人且有倡共管之说者，深知此次内战不特毫无意义，而且足致国家于危亡。前此终止入闽，至是亦自始立意不攻湘。志既决，率部乘轮溯江西上，相机而实现其和平主张。不幸有一书记官杨某，反对开战，而又未明冯旨，在浦口气愤投江而死，亦烈士也。
十六混成旅全部抵湖北之武穴，登岸后，即停兵不进。于二月十四日冯氏通电主和。电文激烈异常。开首即谓“内部争斗，于今三年，而最无意识无情理者，莫过于此次之战争”。继则历数外患、内忧、财政、军事、国家种种险象，实不堪再战。乃痛诋当局者“蔽于感情，激于意气，视同胞为仇雠，以国家为孤注，言念及此，可为痛心。民国主体，在于人民，民心背向，所宜审察。置民于不顾，快少数之私忿，成败得失不难立辨”。而其主和之尤大理由则以“总统为一国之元首，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使元首而果主战，敢不惟命是从。然元首（冯国璋）始终以和平为心，早为中外所共知。讨伐之令，出自胁迫，有耳共闻，无可掩饰，此玉祥所以不敢冒昧服从，以误元首而误国家也”。末了，词更激昂：“如以国家为可怜也，则请速罢兵，以全和局；如以国家为不足惜也，则请先杀玉祥以谢天下。”云云。电文批露，全国悚然。（全文见李著页廿八—廿九）
然而此电之主和，犹只以国家民意及总统和平之心为理由，对于南方护法组织尚未敢表示若何态度。至十八日，冯氏又发一电与府、院，同时并电江苏督军李纯请为其声援以期收效。其致府、院之电文比前电更为激烈，且对南方表示露骨的同情，有言曰：“此次之战争，人以护法为口实，我以北派为号召，名义之间，已不若人，况乎民意机关，已归乌有。”又曰：“士气盛衰，关系成败。北洋军队，训练有年，辛亥、壬子诸役，何以能战胜南方？此次何以迭为南军所败？师直为壮，曲为老，不已昭然可见乎？”再则曰：“现岳州北军，既已退出，所未解决者，只为国会一问题。玉祥迫于爱国之热诚，实不敢冒昧言战，以误将来，惟望国会早开，民气早申，罢兵修好，时局早定。如仍有不以国家为前提，而以破坏为能事者，窃欲为国前驱，万死不辞。”云云。（李著页二九—三一）
此次护法之役，冯氏格于形势，虽未脱离北洋系统而积极参加，而此一电文已明白宣布赞成护法运动，其主张复开国会尤为显著，实是南军极有效力之宣传品。而且痛斥主战者理直辞严，不啻对彼主动解散国会、毁弃《约法》、调兵作战之反革命祸首段祺瑞下哀的美敦书。段接两电后，怒与惧并发，即招集大军数万人四面包围冯旅，旋下令免其旅长职，而交曹锟查办。其最滑稽者则令委最忠于冯氏之团长张之江代其职。张自然不肯接任，而且立刻四出运动有力者为之缓颊。
免职留任
冯氏虽被免职，而处之泰然，每日督饬操练如故，且命鹿钟麟督队剿除武穴附近之土匪。但其团结一体的部下及深受其赐的武穴商民，闻其行将去职，连电政府请收回成命。部下电文尤为激烈，谓如不肯收回成命则“请将我九千五百五十三人一律枪毙，以谢天下”云云。
奉命查办的曹锟，乘机卖个人情，兼欲吸收冯部为己有，乃复电政府为其缓颊，请准其留任，戴罪立功，以赎前愆，并归其节制。盖北洋军阀当时直、皖两系分裂，曹锟欲乘时扩充私人势力也。而段政府则以有事南方，深恐内部分化，势力缩小，或至崩溃，亦趁此下台，允曹锟之所求。冯部之与曹锟有直接关系，盖自此始。然此仅就一时权宜的编制上而言，冯始终不是直系嫡系人物或曹锟部下明甚。
其实，冯氏自受了民族主义与爱国精神的洗礼之后，所练之兵与所建之军，皆自许为国家的与国民的武力，绝未自觉是属哪一系的。所以一向大凡自认为有利于国民者，则不惮生死以负焉。由彰彰的史迹证明：皖系需要他助力时便拉拢他（尤其因他是皖人），事后便弃之如遗了；直系需要他发展时也拉拢他，事后反排斥他、压迫他了；甚至奉系需要他救援时，又何尝不拉拢他？但事后更要攻击他、消灭他哩。正因他一向态度超越，不务名利，孤立独行，无派无系，所以时时遭妒忌，受排挤，挨打挨骂，无时或已。这一次，初与直系发生关系，兰因絮果，不久自白。如今先行叙述如上，以明背景。
是年（一九一八）暮春，北洋政府特派陆建章南下疏通，仍催冯军渡江进攻。冯氏亦不因戚串私谊而卖面子，只虚与委蛇。一日，在乘马巡视各营时，佯作失慎坠地，受了重伤，不能行动。全旅自然不能开拔了。陆不得要领，乃怅怅北返（刘著页二九—三十）。冯氏以势力究仍薄弱，此次突然主和，露骨表示，一击不中，仍得安然生存，保存实力，已属万幸。今后计惟有更加沉着应变，养精蓄锐，以等待时机而已，盖其深心觉悟，虽有革命爱国之热忱和主张，然欲图大事，必先度德量力，若无计划、无实力，而只图快一时之意气，轻举妄动，鲜有不枉作牺牲而无补于大局者。自武穴主和一事得了此大教训之后，以后他的举动及表示，愈为谨慎周密及稳健，务操必胜，不敢再露锋芒，轻于一掷，以枉费健儿宝血矣。
驻防常德
七年（一九一八）三月下旬，段氏再起，任国务总理。未几，曹锟、张敬尧、吴佩孚复进攻湖南。曹氏令冯部任右翼进迫常德。冯氏以和平既已绝望，又受各方军队之压迫，且自己实力不足以为和平主张之后盾，而况与南方革命军相隔太远，无能联络，即欲参加护法战线而不可得，真是没可奈何的时候。不得已卒于四月间拔队西上。时，第十六混成旅驻武穴已两阅月，以保护地方、维持治安不遗余力，故与人民感情极洽。开拔之日，商民为冯氏立去思碑以留纪念。大军进行毫无抵抗，安抵石首公安，沿途剿除土匪不少。独有曾尚武率数百人投诚，冯氏收编为先锋营。全军休息十余日，继续由津市、沣县前进。时，吴佩孚已率第三师攻下岳阳、长沙。湘西镇守使田应诏军陷于孤立，亦撤出常德。冯氏遂于六月廿二日进驻是城。段政府嘉其功，则又开复其旅长职，并任为湘西镇守使。（六月十五日，徐树铮擅杀陆建章于天津。未几日，冯氏即奉新命，殆因段欲借此缓和其愤恨情感也。说者谓陆死后仍助冯氏云，信然。此为冯氏日后杀徐之远因。）
冯氏自武穴主和失败后，志仍未改，及镇守常德，仍乘机进行。当湘省既为北军复占，南北均充满和平空气。他主张益力，以偿素志，乃极力运动各方。其成绩则有七年（一九一八）七月间会同北方将领会衔主和之哿（廿日）、马（廿一日）两电。又有十月间会同南北将领主和之江（三日）、支（四日）两电。中间数月，国内和议，因国际协约会议而告停顿。至翌年（一九一九）三月三日，冯氏又重提旧事，单独致南方唐绍仪、胡汉民等一电，主张和平，并劝勉胡等各代表有“务望贯彻始终，勉思相忍为国之义，徐就九仞一篑之功。国之大命，实所赖之”等语。同月十九日，冯再发通电，痛陈时局，促开和议，足见其本人确能贯彻始终了。
强硬的外交方法
冯氏既任湘西镇守使，驻节常德。“地盘”虽小，而已有一小机会以发展其爱国爱民之抱负了。当其入驻是城之初，即对外国人起交涉而第一次崭然露出锋芒头角。他主张对外人必须“讲理”，以后悉本此原则以处理外交事件。当时，人民久受军队之骚扰及压迫，以为北军素强悍不守纪律，深恐冯军依样葫芦，大事抢劫，多有购得日本国旗高悬门外以资自卫者。冯氏至，以为有辱国体，乃严罚之，并与日本领事名高桥是新者交涉，请其取缔日商之售卖日旗。未几，日军舰“隅田”号借口保护日侨，开抵常德，冯氏又与交涉，不许其水兵登陆，只准其泊常德对岸。该舰舰长居然张贴布告于日商门前有“仰尔军民人等”一语。冯氏以中国内地，何能任外人乱出布告？即勒令撕去，自行担负保护日侨之责。其保护办法，至为周到而巧妙。他在每家日商门前，派出两名“大刀队”站立驻守。中国人望而生畏，无敢进去买物者。而日人出入亦大感不便，生意完全停顿，门可罗雀，寻而出门采购食品亦不得，咸大窘，卒须由高桥要求不要格外“保护”。冯氏乃一笑而罢。另有滋事日兵数人，被捆送司令部，后经高桥及舰长数次道歉请求，始放回。日人知冯氏严正不屈，其心爱国，当时表面上甚为敬重，虚与周旋，而实则此时之举动已大中其忌。自此，日政府对于冯氏常侧目而视矣。
又有信天主教之所谓“教民”某，欺凌同胞，兼因犯法涉讼败诉，惧刑逃入教堂。意大利神父庇藏之，屡传不到。知县薛笃弼无法可施。冯氏闻而亲往处置，手捧镇守使大印对神父说：“你们胆敢包庇犯人，使我国国法不得伸张，我这颗印也没用了，索性送给你办吧。”语毕即在教堂前，大声疾呼，对市民力数神父之不是。人民愈聚愈多，声势汹汹，喝打喝杀，大有酿成风潮之势。神父怕了，忙出来赔罪，允将犯人送出，请冯氏停止公开声讨，其事乃寝。
新政嘉猷
在地方上，冯氏留下不少有利于社会人民的政绩。常德素称富庶之区，娼寮林立。他一到任，即禁之。社会顿成清洁化。该处人民生活，习惯奢华，以其提倡俭德，风气骤变，奢华者亦趋朴素，行路无衣丝绸者。城内商业，票号甚多，每滥发纸票，引起金融紊乱，时起恐慌。他严行取缔，防止投机，发票之风稍戢，此其造益于人民者。当时川、滇鸦片私运至常德者每年数百万两，吸户日多。冯氏乃派员严查，数日之间没收烟土卅余万两，悉付一炬，火焰至三日夜始熄。又以其地人民吸烟及打吗啡针者多，乃严禁之。并设“戒烟所”，请医生主持，入所戒绝者三四百人。该处公私学校数十，办学者大都借以渔利。他实行积极改良，或则解散，或则合并改组。在其整顿监督之下，教育气象，焕然一新。此外，他又令部属提倡卫生，清除街道，自推土车，以身作则。一个臭秽的城，倏忽成为干净土矣。八年（一九一九）五月七日，日本廿一条事件发生，冯氏召开国耻大会，学生游行示威。一时，人民爱国心为之激发。其他工作，如修桥、造路、筑堤治水等皆令兵官为之，造益人民地方甚大，口碑载道。凡此均为冯氏第一次小试其政治手段之成绩。当时地方人民感戴实深，而其声誉亦由是鹊起矣。在这期间有门致中、魏书香、任右民、邓哲熙、张吉墉等前来投效，后皆成为干部重要人员。
冯氏之招兵，一向是派员前赴各地设立机关征募二三千人不等。但以后除亟须大量补充兵额外，则改用新方法，不是在一处同时招募，却由下级军官之随时请假回乡者，各在原籍招收十人、八人或三五十人回部，是为“回家带兵”之新方法。新兵到部，则统归“新兵营”集中训练，另派干部主持其事。训练毕则分拨各团补充兵额。这方法自有特效，如免除新兵地方性之感觉，兼使其与招致前来之军官发生私人恩谊，团结一气（刘著页二八、三六）。这也许是由曾国藩招募湘军，侧重私人情谊之方法得来的。
加紧练兵
在常德驻防期间——共有二年——冯氏对于军队之训练尤为严紧。除每日操练定有常规外，每星期必阅兵两次，自官长以至兵夫无不一一亲自缜密地检阅一过。为养成干部人才计，于八年（一九一九）一月开设“教导队”，以鹿钟麟为大队长。内分军官、军士二班，以三个月为一期，每期学生百五十人，毕业回营练习，分别擢升。又组织“官佐体操团”，以锻炼官长体魄，而养成其吃苦耐劳之精神。因感于前时在川作战，兵官每日行军百余里即疲惫不堪，此时遂提倡各部比赛行军，规定行程一百廿里，以八小时为限。此举于后来迅捷的行军大有利益。他又设“读书讲解会”，令官长、兵夫，一律求学，除普通知识及战学外，兼授英、日文字。冯氏自己于此时求学尤为努力，立志学英文，每日指定两小时为读书时间。到时，关上大门，不办公、不见客，门外悬一木牌，上书“冯玉祥死了”，不准外人进去。课毕，乃启门除牌言“冯玉祥复活了”。其苦心孤诣如此，故以后于粗浅英文，还可以说几句及略听得懂也。
对于军官子弟及妇女之教育，冯氏亦特别注意。八年七月，设“培德”女校一所，专请长老会教士秦氏夫妇主办，以教育官佐家眷。又就地设官佐子弟小学校一所，其仍在北京开办之军官子弟小学校则扩充之，增设中学班。凡学生上学，食宿学费，均用记账办法，每月由父兄之饷项扣除，故各军官，无论转战到哪里，其子弟均无失学者，法至善也。
冯军种种设施之另一特色而惹起全世界之注意者，为“军人工厂”之创设。先筹捐一万二千元为开办基金，挑选士兵分班入厂，先习织袜、缝纫二科，后续办印刷、肥皂、木工等科。每班二百余人，后增至四百人，以三个月为毕业期。轮班学习，预期三年，全军上下，均习一艺。开办数月，即大有成绩，居然供给全军九千余人之线袜了。其他出品，亦有可观。此外又组织“军官佐工业团”，以提倡实业，内分木工、铁工、织袜、毛巾、照相、绘图等六科。冯氏自习铁工以为倡，每日必做工二小时。团员工作成绩，分类陈列于会客厅作装饰品，以代古董、字画，此其特异之处也。中国军人之实行兵工政策，实以冯氏为嚆矢。
“基督将军”
“基督将军”之誉，是世界人士在这时期给予冯氏的。这与他的皈信基督教及在军中努力宣传此新信仰有关。考冯氏宗教信仰，幼时随父礼佛像、拜邪神及溺于种种传统迷信，而对于基督教非常厌恶。于光绪廿六年（一九〇〇）十九岁时，在保定曾当街诘驳外国教士，兼曾去教会捣乱，又曾枪击外国教堂。如果他当时没有入伍当兵，则必定附从迷信愚民加入“义和团”无疑（据《自传》）。及其亲眼看见女教士莫女士被兵民杀害，壮烈殉道，始大受感动，对基督教得新印象，厌恶之心渐去。此其后来皈依新教之种子也。（以上见上文第二章）
至光绪卅一年（一九〇五），冯氏在北京因患疮疾，得崇文门教会医院中英医生三人为之治愈。及闻他们“不要谢我们，请你谢谢上帝”之言，则深觉奇异。后于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在奉天新民府，又得闻传道者从中国儒家哲学直讲到耶稣教义，以发挥“在新民”的题目，深入浅出，有得于心。至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在北京任禁卫军团长时，曾到崇文门教堂听美国青年协会的穆德博士（John R.Mott）讲道，对所发挥博爱利他的道理，得深刻的印象。从此便常到教会听道，研究《圣经》，对基督教兴味，日深一日。据其自述：“当时社会腐败，无异前清。每一念及，辄为心痛。然于军务余暇，时赴崇文门内美以美会听讲，习闻耶稣博爱救人之旨，与军人献身救国之义一一吻合。又见会中教友，皆不准妇女缠足，不准吸食鸦片，不准饮酒嫖赌，而其他男女孩童，又无不读书识字。种种善举，私心慨慕。窃念吾国人民，果能如此，实足以改良社会，富强国家。而以之约束军心，使不至牵于外物，泛滥无归，尤于驭兵之道别开法门。昔曾文正尝言‘取人之长，以济己短’。吾于是信仰之心，油然而生。然迥非如迷信者之邀福求荣也。”（上见《自传》稿本第四章《思想之变迁》之四。《我的生活》第廿六章页二六七所载略同，惟听讲时期系于民国元年，驻防地点在平则门旧火药库。）
这时，他加入“查经班”，常到刘芳牧师家里研究《圣经》。接着就在美以美会由刘牧师为施洗礼，于是正式成为基督教徒。然而他之认真研究《圣经》及努力传播基督教于军中，乃在常德驻防之时，这亦是他对基督教最热心的时期。他前在北京听道时已感觉“耶稣为了传播他广大的爱，竟被敌人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伟大的死；他一天到晚专和些下层的人，如木匠、渔户、税吏在一起，因而被人轻视，我又觉得正合我这穷小子的味儿”。（见《我的生活》页三六七）研究《圣经》又有心得，深信耶稣所教爱人如己，舍己救人，与儒家己饥己溺之仁道符合无间。而且对于耶稣教人勿惧只杀身体而不能杀灵魂者之要道，亦异常感动。乃认为“这些都是军队中精神教育的极好资料。若将基督教教义在军队中加以深入的宣传，必受绝大效益”。（见《我的生活》页三六九）
于是，一个系统的传教计划开始了。每逢星期日，请牧师向全体官兵宣讲教义。又组织一个轮旋讲演会向士兵布道。又特设“基督教青年会”于军中。凡查经、祈祷、歌颂、讲道、主日崇拜等宗教生活，均极力提倡。部下信教受洗礼者，日多一日，而博爱、牺牲、团结、服务种种宗教精神与效力，亦渐普遍于全军焉。军中传教士有来自中国各处者，其来自外国者亦不少。外人来后，必报告于外国，亦有撰文著书为其宣扬者，盖咸以为此是中国之创举与新希望也。一时，“基督将军”（Christian General）之号突然腾播世界，而“模范军队”之名誉亦随而鹊起矣。同时，本国基督徒如余日章（青年协会总干事）、聂其杰（云台，实业家）、徐谦（季龙）、王正廷（儒堂）等均来军中讲道，与冯氏订交。徐、王二人为国民党巨子，后为冯氏与孙中山先生发生联系之媒介。
冯氏自称为“一个科学的基督教徒，毫无迷信观念”。（见《我的生活》页三六八）在消极上这有几分是对的。但从积极上追溯他信教的动机与分析他的宗教生活，他不是一个迷信超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基督徒，也不是一个斤斤于形而上学而偏信神学教条的基督徒，而实际上是一个伦理主义的、注重道德生活的基督徒。他信教的动机是为救民、为改良社会的，他所得诸《圣经》之真谛是耶稣之崇高的道德遗训与精神要义，他的宗教生活与行为是仁爱、牺牲、为人服务与维护正义的，他所传播的基督教也是这样道德化的。著者认识他多年，听其言，观其行，记忆未泯，敢作此证。
皖直内战
吴佩孚既占长沙，复进占衡山、衡阳。北京政府遂欲乘机荡平西南，乃命曹锟为“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吴为“援粤副司令”。而吴此时却别有野心，不特不进兵而且密与湘军赵恒惕联络以自重。其后且与南方桂系及“政学系”通款。此两系操纵“联合会议”，以为对北京政府议和之机构，并倡改组“军政府”，借以排挤孙大元帅，而便私图。孙中山先生以救国大计不能实行，乃于五月四日向非常国会辞职赴港，而伊等改组军政府之议乃成。南方军政遂由岑春煊、陆荣廷、章士钊、李根源等两系人物所把持。而吴佩孚之与伊等勾结，亦非发轫于革命意识，不过趁此时机和缓南军，使一己得注全力以对付北方段祺瑞之皖系而已。
时，北方政局愈趋混乱，而危机四伏，盖北洋军阀分化为直、皖二系。直系之大总统冯国璋则有曹锟、李纯、吴佩孚、齐燮元等为羽翼。皖系之总理段氏则拥有张怀芝、倪嗣冲、张敬尧、徐树铮、卢永祥等势力。当直系曹、吴等攻占岳阳后，段急于扩充地盘，任其嫡系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吴深恨之，日谋倒皖。既而段压迫冯国璋，改选总统而捧出徐世昌为傀儡，皖系遂继续把持政权。及五四运动起，吴乘机同情于学生，借题攻击皖系政府媚外，遂急于缓和南军而倒戈北上，扫除皖系。九年（一九二〇）三月，时机成熟，乃自行率师北归。湘军等亦乘机北攻，节节胜利。六月，张敬尧弃长沙遁去，赵恒惕遂主湘政。（吴受国民党六十万元乃去，见《我的生活》页三八七及薛著页九八）
冯氏是时名义上虽受曹节制，而与吴等之行动并非一致，亦无联络密约，盖其所统率者非直系或皖系之私人军队，而自以为是国家国民的武力，于各派系间超然独立者也。然而吴既退，张又逃，彼之一旅人孤立于常德，同时各部湘军均有进窥湘西统一全湘之趋势，冯军之地位益危险。于是冯氏决率军北返。时，驻常德已二年了。其初，谭延闿派代表谒冯氏请参加南方革命军，冯氏婉拒，据云北方军队不宜于南方也。（见薛著页九八）
方田应诏、胡瑛等之退出沅陵也，胡之母亲留在常德。冯氏既至，厚待之，保护备至。胡甚感激。其后，冯氏邀胡至常德一晤，胡亦惠然莅止。冯氏邀与阅操，充分表示十六混成旅之精神、纪律及战斗力，胡大惊异而佩服不已。归后，极力宣传冯军之不可侮。故冯军是时之退兵，湘军均不敢追击。赵恒惕亦敬重其人，坚留不得，乃送以开拔费十万元，亦婉却焉。
七月六日，冯氏下令全部撤防退兵。二小时内，全旅二百余里防线集中完毕，神速亦可异也。全军冒雨出发。时，全城人民对其感情甚好，“攀辕”莫及，致送开拔费卅万。冒雨至车站送行者万余人。
时，吴佩孚已节节布防于京汉线。部署既毕，即由曹锟、张作霖、李纯通电宣布西北筹边使徐树铮（小徐）六大罪状。徐世昌慑于直系之威，下令免徐职。皖系段氏亟谋对抗，改组“边防军”为“定国军”，联合声讨曹、吴。张作霖是时亦派兵入京助直系。徐世昌则首鼠两端，居中播弄，冀坐收渔人之利。七月十四日大战开始——即所谓“皖直之战”是。结果，直系胜利，北方政局入于直、奉两系之手。
转驻信阳
当战事发生时，冯军方在北返途间。七月下旬，抵武昌附近，而鄂督王占元不许登岸。时正盛暑，船少人多，患病者众，极为不便。交涉数日，王始指定谌家矶为冯部暂驻之地。八月一日，全军开抵谌家矶，驻造纸厂。天气大热，地窄人稠，死病者数百名。于种种不便利中，冯氏每日仍率部操练如常也。
在此时驻鄂期间，他于如常训练部兵之外，仍时刻不忘自我修养。其自定每日时间表如下：晨六时起床，祈祷、读《圣经》；七时，自省；八时，检阅官佐与士兵；八时卅分，早膳，随办公事；十时卅分，接见宾客；午膳后，习字；下午二时，办公；三时卅分，读道德书籍；五至七时，运动体育；晚膳后，学英文及写日记；九时卅分，祈祷，就寝（转录自薛著页九九脚注）。生活纪律，可见一斑。
在谌家矶驻兵三个月，此中有两件事可以特别记述的。其一，则建造木质可以移动的“军人青年会”，所以纪念美国教士罗感恩医生。先是，罗在常德入军中为一刘姓者诊病。刘，固冯夫人之叔也。此来系要求冯氏为陆建章复仇。冯氏不应，乃大起争执。讵料刘即大发神经病，开枪打死罗医生。冯氏奋身上前夺其手枪，亦被一弹伤肩，幸不久即痊愈。而罗医生之死，后经查明系属误杀，其事乃寝。冯氏送赠万元与其妻作赔偿费，坚辞不受。罗子方在美大学念书，冯氏汇此款去为其学费，则原款付回，谓“家虽贫，但可以工资谋学费，不能以父之生命换金钱”云。冯氏益为佩服，乃以此款建造木舍五楹以纪念罗医生。此木屋，后随军移动，为军人讲道、游艺之所。其后历在北京南苑，直迄南口退兵时始被毁焉。
其次，则为冯氏与孙中山先生接近一事。常冯氏驻常德时，与徐谦等国民党巨子已有来往。冯氏因得读孙先生之著作，至为景仰，以为非此不足以救中国。及开赴湘北时，乃致函孙先生，略谓：“中国已濒于危境，真正救中国者只有先生一人，百折不回，再接再厉，无论如何失败，而我行我素，始终如一。此种精神，凡谋国者当为之感奋。现下虽厄于环境，但精神上之结合固已有日矣。”云云。旋接徐谦复函言中山先生接读来信，深为欣慰，系念情殷，拟派其个人及钮永建（惕生）二人到汉慰问官兵，并面谈一切云云。冯氏即专函欢迎，并嘱任右民另具私函速驾。徐、钮即行来汉，与冯氏相会于营中。每日于讲演“基督救国主义”中带有宣传革命作用，盖二人均为基督徒，而徐则揭橥“基督救国主义”深得冯氏赞同者。孙先生派其二人为联络使，可谓知人善任，而此二人以后与冯氏关系亦日深一日矣。彼等又告以孙先生非常器重其为人，以为“北方革命事业非冯莫属”云。盖其人格及治军成绩是时已蜚声全国。孙先生眼光深远，尤能识人，故以此期许。后来冯氏因早得其感召实行首都革命，欢迎其北上，再后又积极参加国民革命而促成北伐之功。则冯氏亦可谓无负孙先生矣。
九年（一九二〇）十一月，冯氏复率部由谌家矶移驻河南信阳。时，豫督为赵倜，贪劣特甚。全省财政均由其亲信把持，中饱而外，全入赵氏私囊，故积资产至数千万。冯部饷项因之全无办法，不独官佐无薪饷，即官兵每日菜钱亦无着落，日惟和盐水下饭。冯氏又不肯就地筹款，以重百姓之担负。然万余人之生活如何维持？他于无人处辄偷自饮泣，常淘汰兵夫以求撙节，亦无以支持。军官佐等至须典当衣服，为挖肉补疮计，终不能持久。他束手无策只得亲赴保定一次以筹饷，亦毫无结果。于绝望中，他决意辞职。但经部下函电及诚恳挽留，始回旅部，与全体共同吃苦。其求款电文有“可以与兵官了解而挨饥，但不能令军马明白而不踢”之语。在最苦之时，他甚至欲将全部开驻铁路轨上，任火车辗毙，犹胜于饿死也。此时正在新年之前，各家纷来催债而无法应付，故出此短见。适有火车由汉口运大洋廿万北上缴呈交通部者。他侦知之，乃急不择食，将车扣留。随电京请罪，谓自知犯法，请即处分；一人犯法，胜于全体官兵犯法抢劫之为愈云云。北廷复电，允拨款十万元。冯氏乃令准火车开行。迨张作霖闻其事，即电京请严惩冯氏，盖借以报复于八年间反对其力保起用张勋之私怨也。吴佩孚则为冯辩护，反唇骂张，谓其昔曾扣留政府军械车，罪殆浮于冯云。其事遂寝。
时，直系保派曹锟等欲去豫督赵倜，在保定开会，拟定由赵部师长程慎在彰德首先动兵讨之，而以冯部为助。冯氏因上次扣留火车事受张作霖攻击而得吴佩孚之缓颊，勉从之。派张之江赴保与会。归则攻赵部宝德全于确山。宝素勾结土匪，多行不义，为患地方人民。至是，一战而败，损失枪械，全部且溃散。直系洛之吴佩孚以势力未充，不敢大举，又以不满于保派，又指程慎为叛乱，令其第三师一部与赵杰（倜弟）夹攻之。程不敌，自戕。于是，冯攻赵部之行动，受人责备，非常尴尬，但又不能宣布内幕，真似“哑吧吃黄连，苦处自己知”而已。自是不能安居于豫。后来，一有机会，吴即令其入陕，其远因殆种于此也。
冯氏当饷源断绝、全部穷窘之际，又以助吴讨赵事忽尔中变而受人责备，积愁生病，遂退居于山坡草庐中，稍事休养。正在愁病交迫之下，忽得一极大安慰；即是：收得徐谦自广东来函，备言孙先生对彼非常注念。乃振奋精神，亲笔挥函，派任右民遄程南下，敬候孙先生起居，并联络一切。任抵粤时，孙先生已被“非常国会”选举为大总统，乃晋谒于粤秀楼（即镇海楼）。孙先生将革命计划详示一切，并特别指出陕西地势之重要，将来须于此建立革命基地，扩而大之，则革命大业可告成功云云。及任北返，则冯氏适已率部赴潼关入陕。其行程竟与孙先生之指导不谋而合，可谓巧矣。其后，冯氏果以甘、陕两省为根据地，卒以打倒北方军阀，完成孙先生革命北伐之大业，盖其早得自其示意而成竹在胸也。（以上本章并参考蒋鸿遇：《国民军二十年来奋斗史》第三集第三章，石印本“非卖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