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岁至四四岁，一九二四—一九二五）
摄政内阁
军事新组织既完成，次日（十月廿五），冯氏又在北苑领众开会讨论政治改组，使“首都革命”宗旨得成功。一致决议推翻贿选总统曹锟，而成立“摄政内阁”，行使大总统职权。
至是，曹锟不得已下令停战言和，并免吴佩孚职，调充“青海屯垦使”。冯氏为根本解决政务纠纷计，再于廿八日通电提倡“和平统一会议”，征求全国意见（原文见《自传》及李著页一一七—一一八，略）。十一月一日，曹锟见兵败涂地，不能恋栈，宣布退职。冯迁之于延庆楼，仍厚待之，以存私交。惟恐其逃出生事，又以其有贿选之罪，应候国人处置，乃派兵监视之。冯氏之倒吴囚曹，固属革命之举，而破尽私交，致贻“倒戈”之诮，实极不得已之举。起义之前，曾痛哭两日，亦可见其心之苦矣。未几，被拘捕之李彦青伏死刑，人心大快。
曹锟既去总统职而成为待罪之囚，中枢无主，依法据理，应由内阁摄行大总统职权。总理颜惠庆坚不肯继续执政。虽经冯、黄二氏屡次力劝，不应。其他阁员大多数亦随去，只余海军部李鼎新及教育部黄郛二人。黄先表示不干，李初允留，后亦反悔。于是，黄不能不担负责任（见《亦云回忆》页二〇二）。冯氏等乃根据廿五日之决议，于十一月二日组织“摄政内阁”。此新政权之成立，确有法理根据，诚为合法的组织。事前由大总统曹锟发出“退位及摄阁等命令”。俟其实行退职后，黄方就职。（见当时法制专家张耀曾自述，各命令及摄阁法制，均由其起草，载《亦云回忆》页二〇三）。所以中枢政权，时间与法统，一贯不断。何况实际上系由革命运动产生，自然合法合理的。
“摄政内阁”成立，摄行大总统职权，由黄郛任国务总理兼交通总长，王正廷为外交总长兼财政总长，杜锡珪为海军总长，李书城为陆军总长，易培基为教育总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王永江为内务总长（由前颜内阁原任次长薛笃弼代理），王乃斌为农商总长（由次长刘治洲代理），李烈钧为参谋总长（未在京就职，旋由南来，则未到时摄阁已辞职）。新阁员皆上乘之才，蓬勃有朝气，自是一时之选。所可注意者，是时，冯氏虽军权在握，惟于组阁进行，不作干政之举，一任黄自决，未曾荐举一人，即其亲信之薛笃弼原由颜内阁留任次长，亦不许其真除，以避操纵把持之嫌（见《亦云回忆》页二〇三）。（按：二、三两军亦未保荐阁员。）
“摄政内阁”成立后之重大政务，有如罢免豫督张福来，而以胡景翼“办理河南军务收束事宜”；同时，以孙岳继“河南省长”李清臣之任；兼以李景林为“直隶省长”；鹿钟麟为“京畿警卫司令”；张璧为“警察总监”。此外，则裁去“北京步兵统领衙门”及“京师宪兵司令部”两机关，又取消京内各种苛捐，为人民解除不少痛苦。复严令禁绝鸦片，整肃官箴——如禁赌博冶游等恶嗜好。在那黑暗重重的北洋政治中，真一线曙光也。
完成辛亥革命未竟之功
此次“首都革命”在中国，尤其民国史上最伟大之成功，厥维完成辛亥革命——即根本推翻帝制，驱逐溥仪出宫，另订优待清室条件。缘辛亥革命之结果，虽有清帝之逊位及民国之创立，然而帝号不废，旧宫无改，民国国旗不悬于清宫，辫子、年号、朝仪、翎顶、封爵、赐谥等清朝制度遗迹依然存在。后更有复辟之祸，而保皇、复辟之谣，时时传遍海内。加以废帝溥仪每岁享受民国四百万两之优待，尤为耗费。况且竟有堂堂民国总统之尊，而屈膝称臣于废帝者（如徐世昌）。无论如何，民国之内仍有帝国皇帝，宁非怪事！是故辛亥革命，名为成功而实未成全功也。冯氏本着彻底的革命精神，自始即表不满，于民元已主张取消优待清室条件，而当道不纳。及讨张勋后，又条陈四项以绝祸根而维国体，而段竟不许（统见上文）。前此参加讨奉之役，亦以奉张有复辟之嫌疑。（《亦云回忆》页二〇〇刊出影印“宣统十二年四月初一日”，“张作霖进贡单”一张，系越几日在故宫检出者，居然背叛民国而用已废多年之清朝正朔！）是故冯氏认为帝制派与共和派之争战，乃决行参加。此时，既班师回京，“首都革命”成功，京畿在“国民军”及“摄政内阁”势力之下，辛亥革命未竟之志，正好乘机如愿以偿矣。加以国民党及朝野上下一般革命者之极力提倡，冯氏遂毅然提交“摄政内阁”依法进行，俾得实现。（按：此非“摄政内阁”自动提出者。）
十一月四日，国务会议开会商讨，一致通过修改清室优待条件五条，系由司法总长张耀曾起草，经黄等讨论修正。（原稿影印见《亦云回忆》页二〇六）随即令“京畿警卫司令”鹿钟麟及“警察总监”张璧，负责执行入清宫责令废帝溥仪交出玉玺，即日出宫。新的优待条件全文如下：
一、大清宣统皇帝，即日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享有中华民国国民法律上之权利及义务。
二、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支出五十万元，设立北京贫民工场，收容满旗贫民。
三、清室即日移出紫禁城，自由选择住所，民国政府负责保护。
四、清室社稷之祭祀等项，民国政府设法处理之。
五、清室私产，仍归私有，一切公产，民国政府没收之。（上见李著页一二四）
翌晨（五日），鹿、张会同国民代表李煜瀛（石曾）同往，仅带卫兵极少数人随行。（据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仅廿人。）至则直入内宫，沿路将各门站岗卫兵逐一缴械。既见溥仪及内务府总管绍英，即与交涉，并示以新订优待条件。谈次，鹿问曰：“你到底愿意做平民，抑愿意做皇帝？若愿意做平民，我们有对待平民的办法。若要做皇帝，则我们也有对待皇帝的手段！”溥仪忙答“愿做平民”云云。鹿乃令其交出玉玺，立刻迁出。溥仪犹豫不决，绍英尤斤斤置辩。阅时颇久，鹿因宫内有警卫三千，恐耽搁时间，变生肘腋，而自己武力不足，反会吃眼前亏，顿然心生一计。叫自己的副官前来，示以时表，发令说：“时间快到了，吩咐外边暂勿动手，这里还有话说。”副官一声“得令”，跑步出去。溥仪与绍英信以为果有重兵包围，不能逃躲。在震慑之下，当堂屈服，即偕妻妾携带个人衣物，随同出宫。由鹿用汽车送到其生父醇亲王载沣私邸，任务乃完成。至瑜、瑾两太妃则容其收拾私物，十一月廿一日迁出。（以上纪事系根据鹿氏前在南京家中对余口述经过。余撰有《鹿钟麟逼宫记》，详记其事，拟与冯氏“璧树”自述篇一同发表于《逸经》。原稿交鹿亲阅，因其表示不欲张扬其事，乃罢。以上系个人记忆所及之大概，并参考冯氏《自传》及《我的生活》。但据溥仪自述，出宫时始初见鹿及与其谈话，并志此备考。）废帝出宫后，冯氏尚派“国民军”监视之于私邸，以防其逃出为保皇党利用以贻后患。及段祺瑞执政，则尽撤守卫，溥仪遂得逃匿天津。于是，日后再有“康德皇帝”出现于“满洲国”。
至于所有清宫物品珍宝，则由李煜瀛、易培基、庄蕴宽、吴敬恒等会同绍英、近支王公等一一点收，组织“清宫保管委员会”，划分公私品；公者由国民政府组织特别机构保管，私者则归还溥仪。事后复由国务院修正优待条件以资遵守。从前每岁优待巨款，移作旗民救济之用，而帝号自此废除。“辛亥革命”于是完成大功。而冯氏“首都革命”一大伟举更有意义，盖不独推翻贿选政府及直系军阀，而且彻底肃清帝孽，以奠定民国也。
此次“首都革命”之役，全国人民凡爱民国而反清、反帝制者无不称快，真是薄海腾欢。不过，北京向以“奴气深重”著，冯氏班师主和已被不少人骂其倒戈背主。今又驱除废帝，一般反对民国之满族旗人、亡清遗臣及复辟余孽等，更大骂“首都革命”领导者、参与者以及摄阁诸人。外人亦有不少同情于清室者。英国公使竟向外长王正廷请保全溥仪生命。王以讽刺语答曰“贵国昔时克林威尔之革命则杀暴君，敝国待遇废帝必较优，毋庸过虑”云云。该使乃语塞而退。
尤可咄咄称怪者则称为三造共和、蛰居天津之段祺瑞，忘记自己曾久任民国国务总理之高位，“听到此事，气得将身边痰盂一脚踢翻，大骂摄阁不解事，将公开反对”（见《亦云回忆》页二〇五）。旋于六日去电冯氏质问。翌日，冯氏复电有云：“清室为帝制余孽，复辟之祸，贻羞中外，张勋未伏国法，废帝仍保旧号，均为民国之耻。留此余孽，于清室为无益，于民国为不祥。此次移入私邸，废去无用之帝号，除却和平之障碍，人人视为当然，除清室少数人仍以帝号为尊荣者外，莫不欢欣鼓舞，谓尊重民国，正所以保全清室也。”又言：“此次回京，自愧未能作一事，正惟驱逐溥仪乃真可以告天下后世而无愧耳。”寥寥数语，大义申明。
当时清议有谓冯氏“首都革命”之举及摄阁政治生命，只此一端，已足以自解，而为民国立不朽之功矣。吴稚晖（敬恒）当时即持此论。举国内外，其他素有民族精神、拥护人权之思想领导者，自然同此论调，称许不置。例如：章炳麟（太炎）致函摄阁黄氏等有云：“知清酋出宫，夷为平庶，此诸君第一功也。优待条件（此指旧订的）本嫌宽大。此以项城（袁世凯）素立其朝，不恤违反大义致之。六年，溥仪妄行复辟，则优待条件自消。彼在五族共和之中，而强行篡逆。坐以内乱，自有常刑。今诸君不但令出宫，贷其余命，仍似过宽，而要不失为优待。（以下叙陈清室强夺人民庄田以赐勋戚，应将强占人民者还诸人民，从略）愿诸君勿恤遗臣言，而亏国家大义。”
又有彭程万（凌霄）致函黄氏云：“摄阁成立，公膺总揆，成十三年改革未竟之功，建中枢和平统一之业。丰功伟烈，举国腾欢。国人苦兵乱久矣，公乃罢兵息民，首革武力万能之命（此指吴佩孚）。废帝隐患深矣，公乃废为庶民，永免复辟再生之患。此两大事业，功在国家，名垂后世。”（以上两函统见《亦云回忆》。章函影印见页二〇七—二〇八，彭函载页二〇五。）
以上所录言论，允称为忠于民国的国民之公允论断，则“首都革命”之为功为罪，亦可断定矣。
清宫盗宝案种种
由“首都革命”功罪案附带产生者，则为传说冯、鹿等盗窃或劫夺故宫宝物案。因为冯氏生前，尤其在“首都革命”后，树敌太多，不特满洲旗人、逊清遗臣、帝制余孽等恨之刺骨，即北洋皖、奉、直诸系军阀政客及其党羽，皆成为仇雠，怨尤丛集，故对其发出种种谣言，谓其逐出废帝后即大量劫夺宫中宝物。北方一带民间口传之外，甚有见诸诗文者。最显著之例证，如吴佩孚秘书长，有“江东才子”之称的杨云史于《榆关纪痛诗》云：“再见金牌恨，中原尽失声；万军当劲敌，大盗劫神京。”其序文则曰：“……意尤在夺皇宫宝物，命张璧、鹿钟麟（未提李煜瀛）勒兵入宫，露刃逐清帝后妃下殿，而籍其宫里财宝。于是元明以来，三朝御府珍储，十代帝后珠玉宝器，以至三代鼎彝图书，九洲百国方物，天府琅环，宇宙韫，希世之物，至是尽载而出。荷戈断行人于道路，六日夜不绝……”（见章著《吴佩孚传》下册页五七九）又有段祺瑞属下亲信曹汝霖的《一生之回忆》叙述大略如上录章著，但加插鹿、张二人就在宫中与溥仪谈判中“乘间偷窃”；张劫走一对钧窑花盆，鹿将军帽覆扣一翡翠瓜，由随弁连帽带瓜，一齐带走。不过曹究不是文人，不能如杨之曲笔，最后老实地说：“余虽未目睹，然人言凿凿，决非虚构。”而桀犬吠尧，以耳闻人言作武断之小说式的说法一也。反证的事实具在，岂能入信？
事后未几，北方古董商即有号称冯、鹿盗出之故宫宝物出卖。直至上次余再渡美时（一九六四年），在三藩市“唐人街”中国商店，犹得闻冯卖出古董至美之说。皆古董商人借以提高所欲发卖品之价值者，殊不能置信。而于冯、鹿等则厚诬矣。
对于故宫盗宝之谣，冯氏自有“言之成理”的辩辞曰：
所有宫中的财物都由吴稚晖、庄永（蕴宽）、李石曾等名流组织一“保管委员会”接收之。事后有人造谣，说冯某攫取了多少故宫宝物云云。对于这种无稽的谰言，我都无庸置辩。我想李、吴等诸位先生，都是正直名流；如真有人攫取了财宝，他们岂肯接受保管古物之责，平白分受别人的骂名？（见《我的生活》卅一章页五一〇）
忆鹿钟麟当年为我细述此役经过时，恺切陈言，自是之后，他终身不敢购置、陈设或私藏一件字画或古物，以避嫌疑云。又有冯氏旧部骁将刘汝明在台湾发表《回忆录》有云：“说到‘盗宝’，当时进宫的是鹿瑞伯（钟麟）、张璧、李石曾（煜瀛）诸先生，另外还有军警多人。众目睽睽之下这宝如何盗法？溥仪一出宫，‘摄政内阁’即明定成立了‘善后委员会’来管理故宫财产，划分公私，分别保管。‘善后委员会’后来演变为‘故宫管理委员会’。这些国宝遂得琳琳琅琅的陈列出来，直到今天还可以供国人参观。”（见页五六）即美教授薛立敦之《冯传》亦言，曾访问冯部旧属多人，均一致否认冯氏曾有盗宝之事（页三三六注一一八）。当时，我在北京，确知自鹿等完成了驱逐清室出宫任务离去之后，除即派队在宫外守卫以代替已被解散之原有的清宫警卫军外，从未有“国民军”高、中、下级将领再踏入故宫一步者。宫中一应宝物财产，均由社会贤达名流组成之“委员会”保管及清理，由名教授主持，会同清近支宗室共同监视点交，协同清理公产私物（见十三年十一月八日摄阁命令）。未几月，“国民军”全都撤退西北，何从得有机会与时间，尤其如谣传车载斗量，搬运数日的大量劫夺耶？
冯氏如有显著的盗宝行为，纵能瞒过部下部分人员，奚能瞒过全军，尤其最亲近、最信任的人员？我在台湾曾询问一名曾任冯氏最亲信最接近多年的随从人员。他否认其事，只以谣言一笑置之。至于后来背叛冯氏之最高级将领，也没有一言证明其事。即以冯氏夫妇下半生生活观之，其勤俭朴素，数十年无改，从未有广置产业，存款中外银行，或个人度其奢侈豪华的生活。其生活程度简直比不上吾粤小康之家。最后，奉国民政府命渡美，初作久居计及为儿女留学计，曾在加州卜技利 6 购了一所小房子，当是由政府所发给的旅费移用的。在全家离美前想已转卖了。如有盗宝卖宝事，生活何至如此？
按：薛著引出毛以亨著《俄蒙回忆录》页二一〇有云，鹿钟麟首对其（毛）言，一九二六年南口之战已用了由故宫宝物所得之款一千四百万元云。薛氏即评曰：“但毛著并非完全可靠的，所以他的话必须以怀疑态度视之。”（页三九六注一一八）关于毛著的评论，薛氏又谓“此书大部资料都是有问题的。……毛有爱讲是非（gossip饶舌空谈，讲人闲话）的倾向，而在有几点是无稽的谣言和逃避的遁辞。最后，他写此书（毛自言）‘是为着帮助对共产党之争斗的’”（薛著页三六七）。查：毛原非冯氏属员。其时方任外蒙古上乌金斯克领事，后曾随冯游俄，固未尝参加“国民军”。其后，我在台湾、香港曾屡见过，他对冯的观感和态度很不好，恐怕是因冯氏接近左派的政治关系。其言冯、鹿盗宝所得，数目过巨（以现在港币计算，当值一万万至一万万五千万以上），非盗卖大量宝物不可，当无可能。其言谁能信之？所以薛氏不假思索，不须考证，即严辞辟斥。再退一步言，假使毛言果确实，则盗卖宝物之款，非入私囊，只为军用而已。但我相信，我个人所亲切认识的鹿氏生平沉默机智，言行谨慎，焉肯对一个与本军无直属亲密关系之小官闲员透露这一宗全军最高级将领以及全国人士也不知之的个人及军中之绝大秘密耶？凭着常识，主持公道，作以上判断，薛者真兼有史识与史德者。又据于一九五七年七月香港《春秋》半月刊第六三期，毛撰《漠北艳异记》（下）有言“故宫的钱，冯玉祥个人绝未沾光”，前后矛盾，参考他证，其前言自不足信。
又按：最近日本文友矢原愉安（即《张勋复辟始末》著者）过访，曾举此问题互相研究。蒙其告以曾读薛观澜（当时在直任“交涉使”）之《回忆录》有云：“首都革命”成功未久，冯氏曾托其代办一外交文件，乃以一套极精美的、极珍贵的清宫瓷器为赠以酬其劳。他问我相信不。我笑答，送礼酬劳，事极平常，但天下没有这样三料的笨贼：（一）盗宝未久即拿出来公开送人；（二）还自行招认是从清宫得来的；（三）清宫值得盗、容易盗之宝多得很，何以偏要盗取这些比较上价值不高，容易破烂，而且不便运出的瓷器呢？而况以当时的短促时期和入宫人物论，谁盗出这些笨东西呢？请君稍加思索，便不难得到正确的答案了。我以为“清宫瓷器”之语断非出自冯氏之口，即那套瓷器，想必在市上买来的景德名产，原非清宫之“珍宝”也。矢原君亦为之首肯。
越月，矢原君再过访，蒙示所著《冯玉祥有没有偷盗清宫宝》篇见示（载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七〇年秋某期）。全文根据分析心理学——冯氏“是一个怪人”，行为怪异，和他需要巨款来扩军——所以他便下最后的论断：“冯玉祥盗过宝这回事，在没有任何确实可信的否定证据以前，就似乎不但是一件可能的事，而且也是必然的事了。”在学术上，特别在法律上刑事案件中，这是绝不可以用作断定事实，尤其罪案的消极的论据。然而他在上文已自承在这盗宝案中，完全“没有真正客观的物证与人证”，“找不到任何足以使人满意的直接证据”（见页四三）。夫如是，何能只于转闻之外，以“分析心理”种种空泛的推论，来故入人罪？如此猜疑，完全是主观武断，不能定案的。在讨论是案间，我提出六个“甚么”来请他一一答复。（按：这是“新闻学”采访和写作的六大原则Who, Why, Where, When, How, What）一、是甚么人物？二、为甚么原因？三、从甚么地方？四、在甚么时间？五、用甚么方法？六、盗甚么东西？每一项请拿出真凭实据来。矢原君均无以应。别后，夜间，他来电话说，经详细考虑我所提出的六个“甚么”，一一不能答复，承认我的否定是对的，还很客气地多谢我在学术研究上的启迪。言谈间，我还笑对他说：“无人因有大银行失窃巨款，却以我没有不曾盗窃的消极的凭据，便怀疑或断定是我或有可能是我所干的。”彼此一笑置之。（翌日，他飞东京去了，想并带了那六个“甚么”在他行李中。）
然而清宫盗宝，则确有其事。不过，其间的大盗，最先在“首都革命”之前则为废帝溥仪本人，常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每次入宫均将珍贵宝物或字画古版书籍交其带出携往天津贮藏。后来陆续卖出，或被伪图复辟以筹备举事为名之遗臣骗去不少（市上出售者或有此类贼赃）。其后，溥仪在自著之《我的前半生》自述盗宝经过，并承认后来“清宫善后委员会”所发现之“赏溥杰单”，种种古籍精品一点不错，都盗运出宫，但笔下却无一字提及冯、鹿盗宝之事。其后，政府于翌年双十节成立“故宫博物院”，开放故宫，任人参观。但又有盗宝重案发生。盗宝者据说是院长易培基监守自盗，以清查为名，大量偷窃，辄以同类赝品换去，后为人告发。水落石出，易弃职潜逃，被政府通缉。查其被盗物品目录厚千余页，数量巨大可知，赃物数十箱，有由陆路火车运出者被截回，由水路运往外国者则流在欧洲市场发售矣。掌故专家朱惠清君（笔名“余子”）曾专撰冯玉祥究竟有未盗宝篇，总述故宫盗宝事（先有《清宫盗宝五花八门》篇），结论云：“根据以上各节，详加参证，所谓冯玉祥盗宝之说，显非事实。且国家迭经巨变，冯亦亡故已久，所有前后盗宝之事，包括溥仪本身在内，初虽隐密，终必穿露。但迄今为止，并无任何与宝物有关之人，提出任何足以证实冯盗宝之凭据。只是流言蜚语，辗转传说，究是何故？盖盗宝者实属别有人在也。而冯氏蒙此大冤，何以乏人为之辩白，或者辩亦不为人信。是殆因冯氏作风特异，目标过大，复在政治军事上结下无数冤仇。语云：‘怨毒之于人甚矣哉！’故冯已变为靶子式的人物。……于此可知甚么样的坏事，都可往他身上一堆……盗宝之事，不过其中之一罢了。”（上见香港《星岛晚报》之《亚洲周刊》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七日六卷三三、三四、三五期。）推理正确，立言公平，反证凭据充分，足称定论。不图冯氏“首都革命”后四十余年，死后廿余年，于天涯海角之香港乃有此“洗冤录”刊出，亦可含笑瞑目矣夫！
占领天津
今回述“首都革命”成功后，杨村至天津一带之小战。先是，自停战令下，直军皆无斗志。奉军乘机猛攻，直军节节败溃。秦皇岛、昌黎、滦州、芦台、塘沽等地，相继为奉军占领。吴闻冯氏班师回京则大恚，立率残军约两旅之众，集中七里河、杨村、北仓、军粮城之间，以图反攻北京，并向苏督齐燮元、鄂督萧耀南，乞师来援。冯虽知吴已无能为力，惟虑其死灰复燃，贻患将来，不得不速予解决。遂命张之江为司令，率刘郁芬、李虎臣两旅，在廊房、落垡一带御之。冯、胡、孙三人于十月卅日通电讨吴，同时下令进攻。
杨村、落垡，为此次小战场。张之江司令之第七旅任铁路正面，李旅任右翼，刘旅任总预备队。吴残部有潘鸿钧等约两旅之众，及由榆关退下之残部。当时，地势过低，河水泛滥。吴军由沟垒抵抗，作战不易。冯复派刘郁芬、蒋鸿遇二旅，行大迂回以拊吴军之背，又抽调李鸣钟旅之一部，协助张旅攻其正面，另派石友三旅、谷良友部李虎臣，正面右翼俱作佯攻。刘、蒋之军则于十一月一日极力攻杨村右方。以吴军有备，且援军增加，相持不下。时适一军之李纪才旅开抵河西坞。刘、李告以吴已回津，请速南行夹攻之。次日黎明，李部全至参战，进攻杨村后方，即截断铁路。吴军仅得一列车冲回，余悉为“国民军”截获，缴械无数，并俘其旅长潘鸿钧（后被释）。自是，乘胜追击。三日，克北仓。吴见大势已去，遂率卫队由大沽口乘船逃去。天津乃为“国民军”占领。其时，驻保定之曹世杰部约有一团开驻高碑店，希图北上，亦由孙岳派兵迎击，孙良诚部为助，卒将其缴械。由是京汉北段肃清，战事乃告一段落。
拥段与迎孙
段祺瑞之出任临时执政，实致令这回“首都革命”不能竟其全功——政治失败——之最大原因，而其所以得安然出山，复握大权之经过，不可不细述。初，冯、胡、孙、黄及奉张等早有约，事成后必迎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一切。如果原定计划实现，国民党得掌政权，中国以后政局当完全改观。班师回京后，冯等果如约迭电敦请孙先生即日命驾北上，主持国政。廿七日，孙先生复电曰：
义旗聿举，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先此电达，诸维鉴及。孙文叩。
感。（廿七日）
冯氏等复去电促请，有“一切建国方略，尚赖指挥”等语。（以上电文见《逸经》十六期“璧树”文末）其后，冯氏复于十一月七日，请马伯援持亲笔函遄程赴粤肃请，代表欢迎，并面陈一切（见《自传》，李著页一二七—一二八）。甚至段祺瑞、张作霖最初也是敦请孙先生北来，召开“国民会议”的（见孙科：《八十述略》页一一）。然至为不幸者，当“国民军”众将领于廿五日会议时，适接吴回兵进攻杨村之消息。其时，因应付军事上严重形势，大有联络皖系山东督军郑士琦之必要。孙岳乃临时提议请段出山以拉拢皖派为助。众以为诚如此，自可以除去目前困难，而且孙先生之肯来否尚未可知。所以全体一致赞成孙岳之提议。因一时于仓促间众人注重军事而忽视政治，并不与“摄政内阁”相商，于是大错铸成，全局遂无可挽救矣。旋而各方多主张段之复出主政，尤以奉方坚持最力。冯氏无奈乃与张联名电请段来京维持，盖“摄政内阁”不过是一种过渡办法而已。
段以各方态度尚未尽明了，一时未即入京，惟电邀冯、张到津会议。冯氏屡却不得，乃应之，于十一月十日，悄然乘火车只挈熊斌等一二人前往。不知何故，甚至连黄摄阁事前也不知不闻其事（见《亦云回忆》上，页二一二）。此行冯氏遇大险，几乎丧命。缘所乘的火车将到杨村时，后方突有快车冲上来，伤其随员。幸而冯氏自己在一辆铁篷车上卧着，侥幸得免，可云险矣。事后调查，此次意外“是曹、吴余孽所干的鬼蜮伎俩”（见《我的生活》页五一四）。分明欲取其一命以报复怨仇也。
张作霖亦如期至，就在段宅会议，列席者还有卢永祥、梁鸿志、王揖唐、皖系军政人员等。迭经讨论，决定由国、奉两军将领发电公推段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电以十五日发出，旋得北方及长江各方一致赞同。越数日，段遂入京就职，而冯氏则已先回矣。（按：南北各省直、皖两系督军以吴去后，失去领导人物，又不甘在冯、张之下，故拥段以自保。此亦为冯、孙等同意迎段之一原因也。）
在天津会议时，冯氏与张氏有交恶之兆。一则张以此次倒吴，冒为己功，不特不感激冯氏之革命举动而诚恳与之合作救国以践前约，反藐视、奚落，甚至面骂之，令冯氏极为难堪。其所以敢为此者，则以“国民军”势力尚薄，国民党势力远在南方，明知未能抗拒也。次则张野心勃勃，欲乘战胜余威，扩充地盘，伸张势力于南方，乃于津会提出对直系继续作战计划——由“国民军”任京汉线，奉军任津浦线，同时南进。冯氏以此次班师，本为缩短战期，促进和平，若继续用兵，大违初志，且重苦人民，因坚持不可。并表示愿开发西北为国家辟富源。张不得已，乃以收热河为己有为请。会议结束卒如其请，乃调米振标赴豫，而以阚朝玺为热河都统。张虽如愿以偿，而对于冯氏则不免有憾，合作之热度忽降，旧日之嫌隙又兴，加以政客之挑拨操纵，别有会心，自图权利，联张排冯，日后之大战已伏因于是矣。张作霖日前欢迎孙先生及奉军不入关之约，及与国民党协议之议，言犹在耳，至是对双方寒盟背约，且居然以战胜主角，发号施令之姿态出现，使冯氏至为难堪，亦至感失望。无怪其日后对此一着走错了的棋子作沉痛自悔语云：“一时只看见了军事的成败，而忽视了政治的后果。孙二哥这个提议（拥段）竟得全体一致的赞成，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哪知由于这个临时动议，竟断送了此回革命之全功。”（见《我的生活》页五〇七）惟对于赴津及会议事，语焉不详，当有难言之隐。
自吾人今日观之，究其实，冯、胡、孙等“国民军”领袖们之大错，乃是仍然本着民国后北洋军政界传统的大症结——可说是大毒瘤——以军治政，而非以政治军。他们既成立革命的“摄政内阁”，付以掌握国政之全权，然又自己不尊重其政权，擅由军人自决拥段执政，而忽略了所正要欢迎与拥戴的孙先生。其次，冯氏自己的大错误乃在一闻段自天津召之，即自决悄然而去，并不商之摄阁，更不经摄阁会商更好的主张以应付段、张两系的阴谋与压迫，而得其在实际担负名正言顺的政治责任，庶乎想出善法以应付还击或抵制他们，或可挽回恶运于一旦。不图他竟然不出一声，不告一人，孑然一身，“单刀赴会”，所谓“肉在砧板上”，怎能对付此双重的危险势力与毒素？结果，不特他自己、他全军，复陷于比前更为困苦境地，尤使“摄政内阁”极为难堪，终于夭折。我们可以说：“首都革命”初期军事成功，政治失败，转而招来军事失败，更不能不说是冯氏等缺乏政治头脑与眼光愚鲁无知无识而“咎由自取”。
上文那样责备冯氏，殊非太过严酷，因为他后来已引咎厚责自己了；他这样说：
此时我满脑子装着一套“谦谦君子”的道理，觉得高揖群公，急流勇退，是最好的风度。同时，胡、孙等确与我志同道合，莫逆于心，然政治的认识亦不充分。其他的朋友如徐季龙（谦）、黄膺白（郛）、刘允诚（允臣、守中）、王励齐（法勤）、焦易堂、李石曾、王承斌等诸先生，虽过从甚密，亦毕竟未至无话不说的程度。故自己只有好的理想，而未能根据现实环境，拿出良好办法。至今思之，犹觉当时才能不够，有负国人期望之殷，深为愧恨！（《我的生活》页五一八）
这是他予智予雄、不信不靠良朋益友，只期以一己短薄的才力，只手擎天，终至失败之惨痛的忏悔！可怜亦可惜也矣。
成功的副产品
冯氏与国民党之关系，始于在湖北碪家矶时结识徐谦、钮永建二氏。徐为孙中山先生所特派以联络冯军者。时，徐方提倡“基督救国主义”（钮亦基督徒），而冯氏亦笃信基督教，且真心救国。徐遂借宣扬其宗教主义而与其订深交，且为其接近国民党之媒介，数年不断。冯氏因常得读孙先生之著作而深心认识其主义与政策，故在河南时曾派任右民赴粤趋候。孙先生亦深识其人，屡传言鼓励，并以北方革命事业相属。及其后冯氏又得孙先生亲笔书赠《建国大纲》。据冯氏自承，“首都革命”之举，系由《建国大纲》而来。冯氏虽与孙先生未谋一面，而固已默契于心，精神与主义早趋一致矣。回京后，又与党人李煜瀛、易培基等接近（黄郛不是党员）。于是与胡景翼、孙岳（均同盟会人物）通电请孙先生北上主持大计，解决全国政治纠纷，而予以彻底的革命。十一月七日，冯氏又派马伯援持亲笔函赴粤迎驾。（马君为热诚基督徒，任日本东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屡回国谒冯氏，极得其敬重。）
孙先生既得冯等欢迎函电，认为是建树北方革命局面之绝好机会，即欣然命驾，取道上海、日本，抵天津。冯氏复派参谋长熊斌，持亲笔函前往欢迎入都。迨段闻孙先生北上，知不利于己之政治生命，亟思抵制，急急先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入京就职，及闻孙先生主张开“国民会议”，则召开“善后会议”以资抵消，种种主张，均与孙先生大相径庭，且自违欢迎孙先生北来之初衷。孙先生愤甚。抵津未几，肝癌疾作。十二月卅一日，扶病入京。至十四年（一九二五）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时三十分于北京行馆下世。时，冯氏已宣布下野，避居西山，因政治关系，环境恶逆，仍遣其妻李德全代表前往慰问，终未与孙先生谋一面，方可谓缘悭也已。
冯氏等迎孙先生北上后，北方国民党声势大振，宣传及活动竟公开进行。民众运动尤勃然兴起。久处于帝制及军阀之下的北方，顿易其空气。国民党虽未获得政权而革命种子遍布，发芽滋长，未久即开花结果。追溯其源，不可谓非十三年（一九二四）十月廿三日“首都革命”一役之成功的副产品。语其对于“国民革命”之作用与重要，则尤有大于曩年辛亥革命前滦州举义之震慑清廷、促其退位，造成中华民国者。故其后，冯等卒得精神的安慰，以为非徒劳无功焉。
所不明者，直到如今，国人尚有以冯氏“首都革命”为“倒戈”而诟病之者。姑无论冯氏一向并未曾为曹锟与吴佩孚之下属，也未曾身列直系之中，其全军纯系国家的、超然的军队，乃奉曹锟总统命而出发者。至于“首都革命”理由之充分合情、合理、合法，已具载上文。然则一般诟之病之者，是否欲见穷兵黩武之吴佩孚，于击败奉军、扫荡冯军之后，转而消灭南方之“国民革命军”而实现其武力统一中国政策，乃一任彼贿选总统与狐群狗党长据中枢，祸国殃民，而且使宣统废帝常住故宫于中华民国之内为清朝皇帝耶？敢问！
尚有一点为研究中国史所当注意者，冯氏等之政治失败，即又引起华北空前大战。盖“国民军”全部十余万人撤退西北，但以精锐守南口，坚筑防线，使奉直大军五十余万人围攻，至力竭始再退西北。语其影响，则李泰棻谓南口之役“血肉相搏者凡四阅月，为历史上有名大战。因此牵制吴佩孚，不能南下援湘，使广州北伐军（“国民革命军”）长驱直入，席卷长江，进据武汉，于革命进展，所全实多”（李著页二九九）。以后冯军绕道出关与南军会师河南，克复北京。凡此可以明见之功绩，实肇端于十月廿三日之“首都革命”，则其贡献于国民革命运动统一中国之功诚不可没。此又是冯氏等成功之另一副产品而饶有意义，大有价值者也。
综合以上两章所记“首都革命”全役经过，论其成功与失败问题，我敢判断其所成的大功有下列五端：
（一）打倒贿选总统及其腐败政府，肃清民国史中最污秽的一页，而使“摄政内阁”露出政治史上一回革新的曙光。
（二）击破直系军阀整个系统，而打消其武力统一全国之企图及计划。
（三）驱逐废帝出宫，取消从前优待条件，而完成民族革命之目的，使专制帝皇政体永不能复现。
（四）欢迎孙先生入京，散播三民主义及革命种子于奴气深厚的北方社会及民众，而树立民国基础于北方。
（五）南口之役，牵制北洋军阀全部力量数月，使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得乘其不及救援之机，长驱直进，克复长江上下游以至华北，根本消灭直奉军阀与政客，后且和平接收东三省而统一全国，实现孙先生生前未竟之志。然则政治与军事之一时失败，非完成大功之大代价与踏足石乎？
附录 “首都革命”与日本关系之谜
薛立敦著《冯传》（第六章）有几页特殊的、令人骇异的报道；即是冯将军等“首都革命”之役，自始至终与日本大有关系之种种“传闻”，一一写将出来。兹将原文及原注择要译出，并加以研究，借此解决这个“谜”。
薛立敦之言
十月廿三日之前一日（廿二）奉天的日文报已发表冯氏班师之举，〔原注八〇〕同日（廿二）北京日本公使（芳泽）在午餐中告诉曹锟的秘书，谓如曹欲于是晚到日使馆躲避，将可得款待。但那秘书没有将其言转达与曹（因此，曹于是日成擒）。廿三日，于北京街道上行走的人群中，有一日本记者在内，因在两日前他已闻冯氏于是日回师占领北京。（上文见页三九）
〔原注八〇〕沪上西报《华北先驱》载，东京与大连之日本新闻来源均报道事前已知其事。Weale书载东京各报至少于事前二日已报道此事。一九二四、十一、十八之《北京天津时报》载哈尔滨（美国）领事Hanson报告（本国政府）外交部，谓此事实际上于十月十七日下午传达到东京。（页三三二）（又文按：美领事之报告为绝对无可能之事，因冯氏等于十月十九日方在滦平开会，议决班师行动及时期。外人何能于两日前“未卜先知”？显明是事后虚传之说，或误会他事。）
这些重要的线索是造成中国近代史中一个绝少人知的故事——即是一向反日最烈的冯氏，此次的举动却是实际上受日本经济上的援助，大概是受其钱币的供给，或者甚至是由在华的日本外交及陆军人员所主动的。（见页一四〇）
因为此役始末内容秘密，中国人不愿承认此役与日本人有关，所以许多细节还不清楚。但凭显露的证据，足以重造这阴谋的经过大略。不过，在这样的重造中必须有幻想，而且因其性质如此，不免有错误之处。（又文按：以上数言，还算该著者坦白肯说公道话。以下是他个人的推测，诚然“不免有错误之处”。）
日本久已怀有侵略中国的野心，在北洋军阀时期，甚或以前，一向欲得特殊利益。自段祺瑞与亲日的安福系于一九二〇年倒台后，日本利益大受挫折，尤其于一九二二年直奉之战，日本向所支持的张作霖打败了。其后，日本军人、商人及其他之倚靠武力者，继续运动，企图在华北及东三省发动变故。其中，如Baron Okura Kihachiro（大仓喜八郎男爵）等大小资本家，对东三省尤为关怀。至一九二四年九月，张作霖与日人订约许其筑铁路由洮南至齐齐哈尔。这是对日本军略上及经济上大有重要性的。（见同上）
其后，于一九二四年，日人转欲联络吴佩孚，但不成功。无论如何，时间上也来不及，因在是年春间，华北已盛传奉直战事将再发生。这对于日本是大不利的，因为如果吴武力统一中国之主张得实现，奉张必被打倒。于此，日人断不能袖手静观，乃另图其他应付方法。比知冯玉祥与吴有隙怨，而冯军实为直系中吴部以外最强的武力。于是自然想利用冯倒吴，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了。
冯氏素以反日著，势必须另找其他派系以运动其加入此阴谋，使倒吴后北洋各军势力之分配有利于日本的利益。由日人观点看来，段祺瑞所领导之亲日的安福系与冯氏合作诚为理想的办法。如得成功，则冯、段、张三人联合而成为华北之领导的势力，至少段、张是亲日者。（上见页一四一）
为运动冯氏计，必须中间有人为媒介。黄郛正是最适合不过的人选，因其曾留学日本，识日文，又与日本有多面的关系。而且他与安福系亦有相当的关系，曾充皖系卢永祥（浙督）之驻京代表。更因其与冯氏相熟识，常到其军中演讲。于是他成为这计划的中间人。（见页一四二）〔原注八九〕
〔原注八九〕有日本军官名Matsumuro Takayoshi（松室孝良）者，在“首都革命”后期参预其役，因而充当冯氏的顾问。他的事迹备述于本章正文。薛氏于一九五九年在东京与其会谈三次，乃谓“他告诉我，黄郛是那中间人”。另有曾为吴佩孚与曹锟军事顾问之Rihachiro Banzai（坂西秀武？）曾著有Zoku tai-shi kaikoroku, p.832谓黄郛是日人劝诱使说服冯氏实行是役之人。尚有其他英文撰述，其说相同。（页三三三）
所不幸者，黄郛初与冯氏接触反直之举究在何时，现在还不了了。大概是在举事前数月，远在冯氏与孙岳、胡景翼结盟之前。（页一四二）〔原注九〇〕
〔原注九〇〕这个结论是根据几点：（一）第二次奉直开战发生之前，早已有直系内变的谣言盛传于北京。（二）上海《华北先驱》，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六日，载“安福系首领等之与日人密切合作，直白承认冯氏之内变是早于奉直开战前数月安排妥当的”。（三）同上西报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页二五九，报道段祺瑞的下属说，冯氏之参加倒吴是在“旧历新年之前”——即阳历一九二四年二月之前。（四）同上西报于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九日，页八六登载由各方报道的消息大致与上同。据说，张作霖、卢永祥、段祺瑞与孙中山已得了冯玉祥合作，于一九二四年九月举事。（又文按：此系附会所谓孙、张、卢三公子会议事。其实冯心中赞成而未参加。）（五）Fuse Katsuji（布施胜治）最熟知此役，谓“国民党”在后台给予冯、吴、孙三人联盟之利便，见原著页六九。这或指是役的计划是早定于三人联盟之前。黄郛也许就是布施胜治心中所指之“国民党”代表。（又文按：黄郛是时并未加入国民党，党员只有徐谦与冯氏有来往，但冯氏是时仍轻视之，不纳其言，见本章上文。布施胜治之为人，看下文。）（六）冯氏《日记》一，卷五页八五载，于一九二四年七月廿九日，及八月一日，连续有日本陆海军军官造访冯氏（名略）。我们不能指出他们会谈时实况如何，但必定可能是与是役无关的。不过，冯氏忽然与日军官有接触是具有暗示性的；如果我们忖测他们之会谈是有关此役的话，则黄郛与冯氏之协议，当发生于他们访冯之前，因为如果事前并无接受他们的建议之保证，他们断不至去访冯的。（又文按：时间与事实显出这是完全无可能的。薛氏先已如此断定，后又加以忖测，殆不足信也。）〔上注见页三三三—三三四〕
然而黄郛究用甚么理由（论据）去说服冯氏打倒曹、吴呢？那时大概有几种议论会入冯耳的，或有可能是在正面之背后其言是有利于冯氏争夺权势之利益的。黄氏可能会指出曹锟政府之失人望及无效率；吴佩孚武力统一政策之对各方面之损害：如奉方胜而直系败，张作霖雄据北方而产出种种后患之可能等等。然而于这些我们只可以空想的论点之外，黄郛是授权给予冯氏日币一百五十万元。冯氏也许蒙其应许再得多些，要等吴佩孚在中国政局完全被打倒后，方实收余数〔原注九一〕。据报，黄郛当时曾将一份文件，证明曹锟曾与美国的特务作不利（于冯）的交涉，交与冯作为说辞中扼要的论据。〔原注九二〕
〔原注九一〕上据薛氏与松室孝良会谈。松室对于此点极为注重。他坚说，驻京日使馆武官Hayashi Yasakichi（林弥三吉）曾告诉他，谓冯氏曾接受一张一百五十万日元的支票，由横滨正金银行支取现款。但松室又言，冯氏先曾要求三百万日元。由此观之，Lynn氏书（页一七四）所言便有意义了。他言，有几处地方相信张作霖曾假手一位青年会干事（格雷？）给予冯氏一百四十万元（大洋），使其转攻吴佩孚。这句话，李景林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与冯军开战）痛数冯氏倒戈、杀人等罪状时居然公开承认。其后，Lynn说张给冯此款，而Weale也将李景林通电引出，但未明言是张所给与，只言冯为此款所收买而已。所可注意者则以上诸说，所言冯氏得款数目大致相同。独有上海《华北先驱》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六日（页三九六）则书出数目远过于松室所言，谓“全盘交易，定价二千万元（大洋）。订期于举事前夕先交五百万，其余款则于吴佩孚完全倒台及被逐出政局后交足”。又谓该款系经东三省内一个大公司付与的，而订明全数将由事变后之政府偿还云。（上见页三三四）（又文按：松室这人，自我宣传，造谣生事，其言过事夸张，殊难入信。看下文研究自明。注意：以上消息皆由日人传出，而数目各异。）
〔原注九二〕Rihachiro Banzai（浪人坂西秀武、书页八三二）坚称他听得曹锟将得美国援助以维持其地位。他获得此事之文件证。因恐美国这样做法有危害日本利益之虞，所以他将该项文件交与Dohihaara Kenji。后者劝诱黄郛将此件给冯氏看。我们关于美国所给与曹锟的援助殊不大了了，也不知道为甚么这消息对于说服冯氏有那么大的效力。（页三三四）
这种说辞，特别是资财的引诱，必影响到冯氏之决断。而其间尤要者，则如非冯、吴交恶，必不能成事。冯必自知，假如吴胜张败，将大不利于其本人。但如倒直成功，则不特可消除这恐怖，还可造成他为华北之军事领导者。更有安福系及日人之支持，转由日人拉拢张作霖，他相信有充分理由这革命必可成功。（页一四二）（又文按：这一说法指明冯氏是一个贪利争权可以“货取”的小人，其足信乎？）
在举事之前，段氏已得默契将为倒吴后之自然的及独一的领袖〔原注九三〕。日本、冯、张各方面均可承认之。段本人无军权。苟吴倒后，长江一带直系督军，一时无主，宁可投归其卵翼下，而不受张、冯之指挥。况皖系之鲁督郑士琦，大可由段授意阻止吴之北上，卷土重来。至于将来长久的（执政），则以段之北洋军事领袖老资格，既不属“国民军”，又非奉系，自比冯或张所举出之那一个长江一带之军人为优。（页一四五）
〔原注九三〕或者关于此点之最好的证据就是：其后段祺瑞真的出任执政。此外，松室宣言黄郛与段希望共同组织政府。（又文按：此又是松室造谣，本无其事，下文述明。）Fuse（布施胜治）书（页七五）言，当时计划以段主持政府。举事后三日，即十月廿六日，张作霖对一来访问者言“北京政府将由段主持”。须注意：这是在张到津与冯、段二人会议商组政府事之前所言。（页三三四）（又文按：张先怀此意，勾结段氏，或先由段拉拢乘机出山，又经“国民军”廿五日会议通过推举段氏主政，以后更由张坚持施行，借以制冯，容或有之。但冯、胡、孙与黄郛事前绝无此想，只预定欢迎孙先生北上主持国是，大中张、段之忌。然奉张早已赞同，后乃食言。）
段祺瑞自一九二〇年失败后，退出政坛，息影津门，参禅念佛，但仍不忘政治。所以于一九二四、九、十五，通电反对曹、吴而宣布赞助奉张。十月十九日，冯氏所派去与段联络之代表回到冯处（原注：见冯氏《日记》一、卷五页一一九及《我的生活》页五〇二）。（又文按：《我的生活》页五〇二原文言，段派代表贾某来接洽，又言张树声、刘砥泉介绍奉张代表马某来见冯氏，但系在古北口，时在十九日滦平会议之前。刘砥泉大概即刘之龙号子云，当为冯氏误记。他书记载刘之龙于十九日回到滦平。）张、刘代表冯氏到天津、奉天联络。两日后，段宣布，如被推举，允再出山领导全国（原注：外人记载）。再过两日，冯氏占领北京，随在（“国民军”）会议中，段即被推举如上言。（上见页一四三）（又文按：可见段之知道“首都革命”之役系由段之代表回报，或由冯氏所派之代表告之。）
事实必然是由段氏或日人安排冯、张两军在热河停战事。（原注：据中西著述，由段促成冯、张二人之了解。又谓冯已得李景林允许反张，同时冯氏倒吴云。）如上文所述，这样安排，致令奉军可由热河调往山海关与吴军作战，而终使吴战败。（上见页一四三）（又文按：冯、张在热河停战，系由双方代表直接安排，与段无关。而且李景林之反张是后来与冯氏及郭松龄结盟，不旋踵而反悔攻冯军。那是另一回事，与“首都革命”之役无关，万不能混为一谈。）
除了运动冯氏倒吴外，日本更给予奉张以武力的援助。（又文按：据章著《吴传》，日军确参加战役。）即是：日本在华的军事情报组织，收集对于吴的敌人有利之消息而广播出来。日人播扬反吴的宣传及伪造的新闻，遍及华南。这些假情报大有助于煽动长江直系督军使其背吴者。（见页一四四）（又文按：此“不打自招”之说法。大概冯、黄与段氏及日本的关系之谣言，也是由日本制造和传播的。）
当时的形势必然是黄郛、冯氏、段氏三人——有日本在后台——订约倒吴，但不能确定冯氏之占领北京是否依原约的。可能是冯之突然班师回京是其个人的主意，而原定的计划是要他由热河急行军到滦州，与胡景翼合作攻吴之背。这是很动听的可能，因为日人、张、段三方面都不欲北京受冯军辖治的。（见页一四四）（又文按：班师回京，“首都革命”是冯、胡、孙、黄，早已订立的原来计划，见本章上文，未闻有先定返戈与胡拊吴军之背之计。）
由于黄郛只是冯、段间的联络员而非冯氏与日人之联络员，又因冯与段之间直接通讯，令人怀疑冯氏果否知道日人是在幕后发动此役的。（又文按：据前说日人利用黄郛识日文，乃用其为中间人，此处又言其不是冯氏与日人之联络员，前后矛盾，可见总非事实。而况冯、段之间全无直接联络事。）但冯氏的确知道日人是在其中的无疑。例如：由一九二四年至二五年春，冯氏屡蒙日本军、政、报界人员到访。（此冯氏《日记》自承的。）其后，他更且对日本报界对其行动之恶评表示骇异，因其自言，那次行动最初是由日人建议的。（原注一〇四：此是著者访问松室所闻，见页三三五。）（又文按：冯氏此言，未见其他载籍，亦未闻他人谈及，显然又是松室造谣。）最后，至有意义的（证据）就是：有一日本军官松室孝良由古北口随从冯氏于“首都革命”时回到北京。（上见页一四四）（又文按：松室是于两日前才由日使馆武官林弥三吉电召其由山海关回京再赶去冯军者。何能以此为日建议之据？）
松室是一个青年的日本军官渐成为中国“专家”（或中国通）。在北京时，他曾两次赴外交集会，每次均坐冯侧。（又文按：这可能是松室故意接近冯氏之狡计，乘投亲善，以便私图——自我夸大，抬高自己地位。）有此集会的因缘，冯氏曾邀请其到南苑检阅队伍。是故于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时，他已与冯氏相识。（又文按：松室之计已售，但关系不深，交情甚浅。）开战时，松室与其他外人同去山海关前线，作为军事视察员。（又文按：此是这个故事之大漏洞：如果日人真是“首都革命”主动者，又如果松室与冯氏关系深、交情厚，何以不于冯氏出发时随军北上，而反去山海关观战？可见不特是他，就连日使馆武官，于冯氏的计划事前一无所闻。）但于十月廿三日前不久，日使馆武官林弥三吉突召其回京，告以冯将反吴，即命其赶赴古北口会冯，随同其回来，“以指挥其苦迭达之施行”云。（原注一〇七，著者薛氏与松室会谈所闻。）松室因即北上。（又文按：这末语更显明是松室自我夸大之谰言。岂有冯等准备妥当之计划及行动，临时受到一个日本青年小军官指挥之理？造谣“离谱”至是也，可谓笨拙至极！）
松室一力自承，他唯一的作用是计划是役之细节，不过，这却是可疑的〔原注一〇六〕。冯氏清清楚楚地早已详定他的计划了。（又文按：这是著者薛氏的公道话，事不离实也。）大概松室之被派去——或者是伪装为军事观察员——为北京人侦察冯氏之行动，这似乎是较有可能的。徒因他与冯氏有友谊上的相识，所以派他前去比较派其他在京的日人为较满意。（上见页一四四—一四五）
〔原注一〇六〕虽然松室之言似是而非，不足入信，但当注意另一日人（坂西秀武）的叙述。他在一九二四、十二、六之《华北先驱》（页三九六）报道云：“根据这个权威（即坂西秀武），是役的全部之主动及大致计划是出于一个驻在中国的日本陆军大佐之手的。”其时，松室显是营长阶级的少佐（Major），而日使馆武官林弥三吉是大佐。（见页二三五）（又文按：林弥三吉为主动者之说是绝无可能的。他只是于是役前二日才知道——大概是由奉天日本方面电告。如其不然，何以他于如此重大事件发生前，不派松室随同冯军出发耶？）
无论松室到古北口随从冯氏之解释为如何，至少会有日人的确预知此役之事实。（又文按：确在两日前。）抑有进者，松室又坚称，一到了古北口，冯氏“即对我密告一切事情，求得我的意见”。而且冯氏还嘱其不要告诉他的属下各军官。这便暗示当时冯氏独自一人接受日人之助力而不令全军军官知之。（见页一四五。原注谓由访问松室所闻。）（又文按：如此大事，关系全军生死问题，冯氏若有其事，当然要与最高级将领参谋长商妥乃实行。即独自决定矣，事后全军岂有并无一人知之之理？而且全役计划细节，早由蒋鸿遇、鹿钟麟、张之江、李鸣钟、刘郁芬、宋哲元、孙岳、胡景翼等等，内外安排妥当，准备周密，一一依计行事，故竟全功。松室谓告以密勿，请其安排，由其指挥云云，更是笑话之尤。犹记后来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余方从征。其时冯军与国民党一致联俄联共。冯军中有苏俄高级顾问乌斯马诺夫驻军赞助。但军中重大及秘密事件，甚至有多少枪炮军实，冯氏亦不令其知之。一次，俄顾问偶发问军中内幕，冯氏即大为不怿，登时变色，毫不客气地对他说：“中国‘顾问’二字之解法是：当我看着你，询问你之时，就请你答复。”俄顾问知机，赧颜而退。以冯氏治军之谨慎，处事之周密，对联俄时期长驻军中之俄顾问尚不肯明言本军内容，断无对一个关系浅、交情薄、而突如其来的日本青年少佐，如此坦白，如此信任，如此器重，可断言也。关于全役，松室屡造谣招摇，借以自高声价，自我宣传，莫此为甚，而其言不足信，伎俩拙劣，亦莫此为甚。）
此外，又有一饶有意义的事，发生于此役四个月之后；即是：林弥三吉于一九二五年二月报告日政府云，“近来，冯氏对日本的态度已早有意义的转变，他已了解在东亚间国际情形之复杂，渐知倾向亲日”之重要（有利）云云。（又文按：此言诚有意义——可证明此役之前，冯氏无亲日倾向的行动。）林弥三吉是不错的；是役成功之后，松室即受冯氏聘为个人顾问，而且更有文件证，证明在几个事件中，他是冯氏与在中国及东京之日本政界作居间人。（页一四五）（又文按：这是冯氏深识时务，改变对外手段，敷衍日人，善用日人以利进行之举，或借以缓和奉张之压力及仇视，不能与已成过去的“首都革命”之发动及计划混为一谈。）
以上各点，无一是有确凿决定性证据的。不过，在未有反证之前，把各点一一加起来作一总结算，可信日本人在某一程度内，是“首都革命”一役之“保证者”（Sponsor）。（页一四五）（又文按：这是著者浮泛的，根据谣言的、不能信为断定的结论。看下文研究。）
分析综合研究
关于“首都革命”与日本关系之谜，上文已逐条作报道、讨论或驳斥。兹再作分析、综合的研究，冀根本解决这大问题。
第一，在中国方面，这“新闻”完全未之前闻。不特个人前在军中，后与冯氏交游，以迄现在，一向闻所未闻，而且最高级及最亲信的将领亦无一知之。甚至历次叛冯诸将亦绝未提及。如此大事，如系真确，岂能只手遮天，永久瞒蔽全军与全国耶？
第二，我曾向几位熟识现代人物、史料与掌故之专家，包括四位北方朋友，询问此事。他们不独一无所知，犹且对余初提此说表示骇异，以为咄咄怪事者。
第三，我亦曾以此大谜询问熟识中国现代掌故及其本国历史之日本学者矢原愉安，他不特一无所知所闻，反要向我索取有关此大问题的资料。我告以一切资料将在本书发表。
第四，我曾参考各种有关冯氏的中国载籍，亦未见有如此记述。冯氏自著各书，当然未有提及，即其旧属刘汝明、秦德纯之《回忆录》，及黄郛夫人之《亦云回忆》，均无一字记载。甚至对冯氏深表不满之章君穀著《吴佩孚传》、曹汝霖著《一生之回忆》，与溥仪著《我的前半生》等，如果确知或确闻有此事，本来是中伤或攻击冯氏之最好的资料——胜于厚诬其由故宫盗宝——反而并无一语及此。（其他研究中国文学史学者或有所述，皆系引用外人——日人为多——的著述，固非直接源头。）
第五，关于日人利用黄郛说冯倒直之说，完全是无稽之谈，绝无一些儿证据，断不能因黄郛曾留日、懂日语、与冯相熟，便硬指其为冯、日联系之“中间人”，即薛氏本人亦提不出实据，而且其后曾肯定其非冯、日之间之联络员，自相矛盾，凭种种史料与事实而论，“首都革命”事前事后均与日本毫无关系。所谓若先为日本主动、通过黄郛、受其经济接济主谋、订定计划、受其指挥等说法，全是事后发生的谣言。（看下文自明。）
第六，据说，冯氏之“倒戈”是受金钱“贿买”的，但这一说破绽甚多。其一则未知“贿之者是谁”。虽明言是由横滨正金银行支取现款，但此款是日本或奉张所付的，未有确定。其次，款项数目各异其辞，或云一百五十万日元，或云假手青年会干事付与一百四十万元大洋，尤为离奇者则传言举事前先交五百万，成事后再付一千五百万，而由新政府偿还。凡此均无实据。在文字上只见诸后来十二月间奉系李景林反悔与冯氏及郭松龄同盟倒奉，背约转攻冯军时之讨冯电文；其痛数冯氏罪状中即公开宣布其被人（未指明何方）用百四十万元收买了。但历来内战发生之前，双方必先开通电战，数出对方种种罪状——多为十条，此捕风捉影，含血喷人之谰言，岂能置信？细味其言，此款非日本所给与而由奉张“贿买”之者。纵有其事，则彼此既结倒直之盟，则一方以武力行动，一方以经济接济，亦分所应尔，事极平常，亦公道之至。试问，如一方以经济为收买盟友之高价，则彼方以武力行动者，出死力、掷头颅、流热血，又何价何价？即如未几冯氏一加入国民党，站在同一阵线，攻击同一敌人，遂屡受经济接济。何得称为“贿买”耶？何况如此巨款之授受，及源头何来，仍是未能解决之问题乎？复次，如此巨款，冯氏奚能尽饱私囊，或存入外国银行私人户头，而全世界、全国、全军无一人知之之理？而且冯军于被迫出发热河之前，穷窘万状；如早收有此款，为图大举，自能措置自如，何必向吴佩孚摇尾乞“钱”，至大受其奚落？又何必向曹锟领军饷六十万而忍受李彦青克扣了三分之二。最后，冯军自北发以至回京，军中经费仍十分拮据，而新成立之“摄政内阁”亦未曾偿还前收之数。至云，事成再得千百万，更绝无其事。
第七，此传说之最值得研究者，乃为奉方与日人于冯军回京前二日，已预知其事。但试一细考“首都革命”之大事日志，这问题即可迎刃而解。事前在南苑运动期间，虽与奉张曾有默契，及派员与段祺瑞联络，冯氏到了张家口，方与奉方代表马氏订约。然至是时并无人知道，即其本军高级将领亦未预知（班师日期）。直至十月十九日，全军大会于滦平，全体始公决班师（虽冯氏自己早有决心，早已准备，但必需等候蒋鸿遇来电报告直军尽开赴前线，方能确定班师日期），且预计廿三日可以到京实现“首都革命”。其时，或仍有奉方代表在军中，当知此事。即由冯或此代表（大概两人同时），拍紧密电告知奉张使内外配合军事行动，以竟全功。此电当于二十日到达奉天。奉方有日军情报员充斥其中，自然容易知道（或由张直接告之）。奉天日方人员当即分电东京政府、大连及北京使馆。于是此举乃于廿一日在各处日本报纸发表。而驻北京日公使及武官等一闻此事，乃有上文所述之种种事情发生其间。最严重要者，则为林弥三吉电召松室由榆关急回赶赴古北口一事。所有事实与日时均一一配合无间。著者薛氏自言“重造”事实，但未及重造这一段事实的经过。
第八，传说中尤有一点可以反证冯氏最初非受日本运动而任其主谋行事者。那即是日公使芳泽于廿二日秘密暗示曹锟的秘书，声言曹可于是夕到日使馆躲避。这是多年来日本的狡猾政策——帮助一切无论何方的政治逃亡者，以备后来有机会利用之。然而假使这次革命大举，原是日本——据说是林弥三吉计划，日资本家在后台作经济支持，目的在有利于日本在东三省及华北获得至大利益——则冯军之成功倒直，正是他们所期待之事。岂有反于举事前夕泄露此最重要消息，企图放走及庇护其主要对象以致全盘倒直计划或有失败之虞之理耶？这是最大最要的反证——证明“首都革命”始终与日本无关系的。
第九，然则谣言何从发生？幸而薛氏原书将各不可信之说的来源一一注明，所以不是“无稽”，宗宗件件都是可稽的。造谣的主角，读以上的薛著译述及分析驳斥，可断定就是那青年军官松室孝良少佐。他于廿一日以前于此役一无所知，早去榆关观战。及奉林弥三吉大佐电召回京，方知日使馆已得此消息，乃赶赴古北口会见冯氏，以后种种假新闻便陆续出现，尤其是后来松室在东京与薛氏三次会谈中所说出的种种（已见上文），我已断定他是借此招摇造谣以自高声价，自抬地位。此外又有日人布施胜治、坂西秀武，及他国著者，摭拾日方及松室的谰言夸张其事，以讹传讹。[又文按：未几吴佩孚等又造谣谓冯氏与苏联结了密约，冯自行作答云：“我向来痛恶卖国贼与外国人结密约，岂有躬身自蹈之理？……我个人的性格所在，绝不屑作这种鬼祟之事。”（见《我的生活》页六一六）其时，那日本著者布施胜治又写了一本书，说冯氏已与苏联订立密约，有几章、几节、几条、几款、条文内容，都一一载明，似千真万确，竟引起国内外一番波动，对冯氏的名誉不无损害。后来在南京，他还去见冯氏。冯问其造谣中伤，“今天还有脸来见我吗？”他答道：“请你原谅，是人家以两万元代价雇我写的。看在金钱面上，我不得不写。”说着，尚对冯氏深深鞠躬。冯恨恨地骂他说：“你真是把读书人的脸丢完了！”他还作满不在乎的狞笑。（上见《我的生活》页五三〇）]这样的人格，比之松室之造谣自夸尤为卑鄙可恶。则其此次诋毁冯氏受日运动之书所谓“最熟知此役者，其言尚有可信之价值乎？”犹有可考虑者，薛氏已指出，日人惯技是假借其满布全国的情报网，常散播不利于日本的敌人之假消息，或虚伪的新闻与宣传，借以助其塌台。冯氏未几即被张、吴联合进攻，与日后之坚决的抗日主张，日人恨之，这均是日人暗助冯氏的仇敌“鸣鼓而攻之”之因素。
第十，在此谣言中，最为无辜、含冤莫白者，是黄郛。他最先，于“无中生有”中硬被指称为替日本或奉张（或两者）运动冯氏的“中间人”，旋又被取消了此资格而变为与段祺瑞的“联络人”。我为彻底调查此事，曾托台北“传记文学社”社长刘绍唐先生转致黄郛夫人沈亦云女士一函，询问究竟。可惜当时黄夫人已在美国逝世，无由得复。但刘社长来函，对我所询问之事答云：“黄、冯所发动之‘首都革命’，与日本人无关，否则不会失败如此之速。黄对段尤无好感，此种印象得自黄夫人之谈话，惜已无法作进一步之了解。”（一九七一、十二、三）此数语差已可代黄夫人作答。再从她遗著《亦云回忆》，可读到以下的述辞，不啻供给我们解决这大问题之充足的资料：
“膺白许愿在北方竟辛亥革命之功，……北洋军阀虽已分裂，然地盘广大，根蒂深久，对国家为祸不为福，去之却亦无法。皖系曾与日本结深缘，误国家，众所周知。奉系则入关而争，不惜放任后顾之敌（此指日本），退而自守，又厌恶其索偿与掣肘，忽视外敌，与我们根本难容。首都革命之愿，乃寄在直系（又文按：此暗指冯氏，时亦认其属直系系统）。直系虽颟顸，而无国际背景。膺白与冯焕章先生共事时，除基督教，尚不闻其与国际有接触。”（见上册页一八三—一八四）（又文按：由此可见黄未尝与日人联络，更未被其利用说冯。）“（关于冯军，黄郛曾说）这个集团可能为北方工作的唯一同志，彼此必须认识了解。且此中必有他日方面之才，能多认识本国及世界局势，或者少误国家事。”（页一八四）（又文按：可见黄氏之联冯是自动自主的，由于敬佩及器重其人而立意发生密切以至合作关系，完全是为打倒直系的目的，期待建设良好廉洁的新政府，与冯氏之“首都革命”的主张真是志同道合，自然联成一阵线。其与冯氏在冯公馆夜谈“首都革命”进行事，已见前文。）
“（直奉之战开始）这时颜惠庆内阁新成立，膺白复被邀担任教育部，他已经与冯有约，自知不久将与直系为敌，不愿留此痕迹。……故坚辞不就。……（曹锟）以冯与有交情，浼冯再劝，膺白第二次担任教育部总长实出于冯之劝，其理由为在内阁消息灵通，通电通讯亦较便。”（页一八六—一八七）（又文按：可见冯、黄之联合倒直确在直奉开战前，已有密约，此种事实，已见前文。）“（关于‘首都革命’事）膺白又一次为主力参与决策之一人，而我先后为其保密之跑腿和录事。”（见页一八七）（又文按：可见黄夫人知此役始末经过甚详。黄氏自动联冯决策，与日人何与焉？）“在天津的段祺瑞先生，忽然叫袁文钦（良）送一亲笔信来。膺白与段向少往来，安福系当国之际，膺白在天津写作，未尝入京，其秘书长徐树铮及其参战军边防军将领，与膺白大都是同学，亦未见面。”（又文按：此语可与上录刘绍唐先生所述之言“黄对段尤无好感”相印证。）（以上及原函：《亦云回忆》影印载页一八七—一八八。）（又文按：当先行注意此函发出之日期系“戌月一日”。戌月即阴历九月，其日是初一。此即国历——阳历——九月二十九日。其时，冯军全部已出发赴热河多日了。当时，冯氏代表刘之龙尚未到津与段联络，故段仍欲说黄劝冯倒直也。）（上文载段派代表贾某致亲笔函与冯氏，约同时。）段的原函如下：“膺白总长阁下：关心国事，景仰奚似（又文按：可见二人无深交）。大树（指冯）沉默，不敢稍露形迹（又文按：可见仍未知打倒曹、吴计划及其军政主张），是其长，亦是短也。现在纵使深密，外人环视，揣测无遗（又文按：此似指吴佩孚）。（吴）驱之出豫，已显示不能共事，猜忌岂待至今日始有也？当吴到京之时（本年九月七日奉直开战时），起而捕之，减少杀害无数生命，大局为之立定，功在天下，谁能与之争功也？（又文按：可见其念念未忘直系与吴一箭之仇。）现尚徘徊歧途，终将何以善其后也？余爱之深（又文按：实仍欲利用冯以灭吴，此‘灌迷汤’之假话也），不忍不一策之也。一、爆之于内，力省而功巨。二、连合二、三两路（又文按：此未知何所指，断非胡、孙），成明白反对，恰合全国人民之心理（又文按：此唆摆冯军用兵力彻底消灭吴部，以遂其倒直之旧恨）。奉方可不必顾虑，即他一、三处代为周旋，亦无不可。宜早勿迟，迟则害不可言。执事洞明大局，因应有力，尚希一力善为指导之（又文按：指冯）。人民之幸，亦国家之幸也。匆此布，顺颂时祉。余由文钦详达。名心泐，戌月一日（又文按：“名心”当为段之化名）。”
殊不知此时冯、黄等早有革命的政治军事全盘计划，自可不恤其言，亦不容其干预。故黄未以此函示冯氏，一向亦未公开发表。然而此函对于“首都革命”与日本关系之问题，殊具重要性，甚至决定性，以其的确证明黄郛并非冯、段间之联络员（刘之龙实是联络员，见上文，亦是冯、黄间之联络员，见《亦云回忆》页一九〇，并谓黄以亲笔函交刘亲携至滦平交冯，速其决计云）。假令黄、段之间，因由日本主助而有密切关系，诚如谣言之所传，则何以黄于摄阁成立前后与段绝无来往？如果黄系为日本与段之中间人、联络人，则自应由黄出面到天津与段商洽改组内阁事，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是，何以冯到津会议事黄绝不参加？不特此也，而且段不独不参加摄阁，反而另与奉张联络，压迫冯氏，而倒黄阁之台焉。此亦理之所无者。综合观之，则黄郛自然非所谓“中间人”明甚。其实，斯役与日本始终无关系，则此“中间人”何来？我们的答案即是上文所指出：来自日本人造谣。又再据《亦云回忆》，袁良于致书黄氏时，代达段意云“从前用人不当，以后不拟从政”云云（见页一九〇）。但曾无几时，言犹在耳，段又起野心，听从安福系文武下属阴谋，联张压冯，再行弄权执政，拒绝孙先生，致令稍露曙光、稍有希望之革命新政局，又为其推翻，而且再度惹起绝大规模之又一场内战——张、吴联合共攻冯军。是其一己固“食言而肥”，而对国家、对人民，真如其函中自道“害不可言”。当年北洋军阀政客翻云覆雨之手段，与祸国殃民之恶迹，有如此者。即此一点，与此后大局至有影响，故不惮慨乎言之。
第十一，薛氏所著之一章，虽尽录各方“传闻”“谣言”“浮辞”，但每每于述辞间加以“幻想”“忖测”“空想”“可能是”“以为是”“不甚清楚”“不大了了”“不免错误”“似是而非”“不足入信”“或有可能”等“无决定性”而“具怀疑性”之语，俱不能置信者。但其本人却根据这些谰言妄语而自行重造一页历史。先天根据既不足信，则其所“重造”之历史，也不过是一般谣言之总结论而已。
“首都革命”日志
末了，兹复根据事实，编成“日志”刊于下方，细看日期与事迹之过程，全部实情了如指掌，而这个“谜”也可迎刃而解了。
中华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
秋初，孙科、张学良、卢小嘉（所谓“三公子”）代表粤、奉、浙（皖系）三方会议于奉天，结倒直“三角同盟”。冯氏闻而同情，但以力薄势孤，未即参加。（去年六月，徐谦已自粤来电为奉方劝冯倒直，奉张即助其军饷，冯即严辞拒之。）
“国民党”代表徐谦到南苑劝冯攻直，复以上言原因却之。徐去而复来，赠以孙中山先生《建国大纲》。孔祥熙又携孙先生亲书《建国大纲》来劝。冯受感动，决志倒直，相机发动。遵从孙先生前此讨曹命令，无异加入倒直同盟，具体进行。黄郛常被邀请到冯军演讲，谈及北方军政，互表不满，未及具体办法，但彼此同具革命决心，相机而动。
九月三日，浙江卢永祥（皖系）与江苏齐燮元（直系）开战，卢败逃。北方奉直两系酝酿大战。
九月十日，冯氏与孙岳在南苑草亭初次密商联合起义，俱具决心。随而孙运动驻豫之胡景翼加入同盟，积极进行“首都革命”，并决迎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是。胡等屡到京，与冯氏结盟。约在是时（？）奉张派代表郭瀛洲前来与冯氏试探口吻，联络共进。冯氏与其有默契，但未作具体决定。隐然加入倒直同盟，与粤、奉、皖成为“四角同盟”。
十五日，奉张致曹锟通牒。曹不顾。张即备战调兵。曹急召吴佩孚来。同日，段祺瑞在天津通电助奉反直。十六日，奉直两军先在朝阳开火。
十七日，吴由洛阳抵北京，决以全力对奉。
十八日，曹锟下讨张令，以吴为讨逆总司令。吴分四军进攻，另有后援、骑兵、海军等，并强委冯氏任第三军攻热河。胡景翼任援军第二路。冯氏保荐孙岳任北京警备副司令，任城防，备内应。冯氏辞职，不准。向吴讨军费，被申斥。曹发六十万元，被李彦青克扣四十万。乃不得不出发，相机行事。
廿一—廿四日，冯军开拔毕。行军以张之江任前锋，鹿钟麟殿后。留蒋鸿遇为留守司令，统兵一营，主持后方一切军务。并命其派员赴豫招募新兵万人，分编三旅以备补充。冯氏本人于出发前与黄郛密商革命计划，约联络方法，由其供给曹、吴消息。
冯至古北口，段派贾德耀携亲笔函来劝其自处。
同时，奉张代表马某来，商合作倒直，声明将不入关。冯氏提出两条件：（一）将来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是；（二）奉军不入关。马全答允，即回奉报告。另有奉张代表留下。
冯氏至密云电召蒋鸿遇来，共商革命机密，令其回京，准备一切班师回京事。
廿九日（戌月——即阴历九月初一日）段祺瑞由津致郛黄函，劝其说冯倒吴，绝不知冯氏早已有详细计划。袁良携函来并代表其声明不再从政。
十月十一日，吴亲赴榆关督战，连败。
是日，吴令留驻长辛店、丰台之第三师悉开赴前方。蒋鸿遇急电滦平，告冯氏此重要消息。
十七日，事后据驻哈尔滨美领事于是年十二月八日报告美政府，谓不久将爆发的政变之新闻实际上于是日下午已传达到东京（原文未详）。
十九日，冯氏在滦平既得蒋鸿遇来电，报告直军后防虚空的消息。即召开全军将领会议，一致公决班师，实行“首都革命”，并拟定“国民军”名称，预计廿三日可占领北京。其时，当有奉方代表，留在冯军中，双方协议热河停战事。大概由此代表去电奉张告知冯军班师日期。可能亦由冯氏直接去电。同日，派驻天津联络段祺瑞之代表刘之龙回到滦平，报告段允令山东郑士琦、山西阎锡山一致赞同。
同日，派张树声步行赴奉联络，时前锋张之江已抵承德。
二十日，夜间，蒋鸿遇在京接冯氏班师电，即加紧内应。
廿一日，东京、大连、各日本新闻发表冯军班师事。
同时，冯氏下令全军班师回京，殿后之鹿钟麟等部转为前锋。前锋张之江等部亦由承德转回殿后。
廿二日，蒋鸿遇在京布置内应一切妥当即赴北苑接鹿钟麟，于下午八时出发返京。
同日，据说，段派员携款十万元到高丽营给冯氏为“犒师”用。如有此事，亦系犒赏，不是“贿赂”。
同日，日本驻京公使芳泽于午餐中，告曹锟秘书，谓曹于是夕可到日使馆躲避。该秘书不以告曹。
同日，下午，黄郛得知班师消息，如约由京乘车北上。中夜，抵密云之高丽营晤冯氏共商大计，商组摄阁，改通电稿。次日，随军先回。
同日，日使馆武官林弥三吉大佐电召方在榆关前线观战之松室孝良少佐回京，告以冯军将回师倒直，命其即赴古北口与冯军同回。
同日，中夜十二时，鹿、蒋等军回到北京。由孙岳部徐永昌城防军开城门迎入。城内伏军齐起，各部照预定计划行事，分区警戒，围曹锟于总统府，除其卫队武装，逮捕李彦青，旋正法。
同日，奉天日文报发表冯军班师事。
廿三日，冯军控制北京全城，无人预知，匕鬯不惊，秩序如常。人群中有一日本记者在内，自云两日前已闻知班师事。
廿四日，冯氏到北苑召集胡景翼、孙岳暨本军将领等开会议，正式决议合组“国民军联军”，冯自任总司令，胡、孙任副司令，各兼一、二、三军军长。即发出三军将领“首都革命”之梗电（廿三日）。同月，冯氏发出通电，陈出《建国大纲》五条。
回京后，冯氏等如约迭电请孙先生命驾即日北上，指导一切。段祺瑞与张作霖初时主张相同。
廿五日，“国民军”全体将领再开会议，决打倒曹政府，公推黄郛组织“摄政内阁”，行使大总统职权。开会时，闻吴佩孚反攻杨村，孙岳临时提议推段祺瑞出山主政，冀得山东郑士琦之助，以应付军事上严重形势，竟获通过。全局与原定革命计划大变。
曹锟下令停战，免吴佩孚职，调充“青海屯垦使”。
廿六日，张作霖在奉对来访者言：北京政府将由段祺瑞主持。
廿七日，孙先生复冯电即行北上。（其后于十一月七日，冯氏复亲笔具函，托马伯援遄程赴广州面达一切，代表欢迎北上主政。）
廿八日，冯氏再通电提倡“和平统一会议”。
十一月一日，曹锟宣布退位，及下令组“摄政内阁”。
二日，黄郛“摄政内阁”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