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四岁至四五岁，一九二五—一九二六）
下野入山
平情而论，冯氏等之“首都革命”虽可谓成功，而亦不免有失败——可改言失望——之处。所成者，推翻贿选、打倒直系、驱除废帝、迎孙中山先生北上、与夫播传革命思想于北方。此其荦荦大端。其失败在于军事、政治两方面均未能彻底改革，如吴（佩孚）残余势力犹在而遗患不浅，奉军乘机入关为害益甚，皖系弄权致令大局紊乱，“国民军”瓦解，政治理想不能实现是也。其中扭转局面之关键，端在冯氏之突然下野入山。以后全盘局势急转直下，几至不可收拾矣。推究其失败之根源则有由冯、胡、孙三人须自负其责者。[如孙率先自动推段（祺瑞）主政，是一子错全盘皆错，其后一错再错，冯氏亦深自怨自艾，见下文。]然亦有由客观环境使然者。其间因果相承，一一可以考述。
初，当“国民军”班师回京，打倒曹、吴之后，即推起义有功之黄郛组织“摄政内阁”，随而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全局。在冯氏等初意，原欲邀请全国贤豪在孙先生领导之下，解决国内一切政治纠纷，以促成全国统一局面。至对于中央政府之计划，则原有取消总统制，而采委员制之议。但当时在段祺瑞卵翼下之安福派阴谋家则极力破坏其进行。他们一方面拥护段为傀儡元首，一方面挑拨奉方与“国民军”之恶感，使奉张出兵入关，而同时又暗中维持直系势力于长江，以形成国、奉、直三角形势。（萧耀南之督鄂、吴之兴师攻冯氏，是其后果。）犹记当时自段抵京就职后，《北京晨报》曾注销一幅讽刺画，上绘一顶高标“段执政”三字之军帽，置于三根枪架（国、奉、直）之上，标题云“一根不许动”！盖他们阴谋即利用此三角势力互相牵制之局面，以维持其畸形的政治生命也。（按：未几，徐树铮去国，曾有电致段，劝其必维持吴之势力，即是此谋。）
冯氏自津回京后，段、张旋至，段就临时执政职。冯氏即萌消极意态，七上辞呈，随而宣布下野。首则在天津会议时，奉张骄傲暴戾，咄咄迫人，且对冯毒骂，视为降将。冯氏饱受其气，殊为难堪。（此冯氏《日记》所未书者，后闻之可靠的来源。）次则以段令“国民军”退出天津，奉军入关，尽违前约。三则因吴率残部南下，犹思一逞，兴兵北指以冯军为目标。四则最令冯氏伤感心痛者则以盟友胡、孙等以起义革命联合始，然至是则汲汲于地盘权利之争夺，尤欲与奉军有敌对意，而且盟军内部发生意见，已现裂痕，不大听冯氏劝告与指挥。十一月底，当张作霖、张学良在京时，胡部将岳维峻、邓宝珊二人，竟欲乘夜捕杀其父子以除后患，迫冯氏签署命令。冯氏踌躇久之。初时已允，并令鹿钟麟动员准备。但经三思后，终恐激起奉军反动，演成混战，有利于日人进占东三省，力劝其不可，苦心苦口，直至深夜三时，才将二人说服而罢手。（见《我的生活》页五一七，另见刘汝明著页五八。但谓系胡、孙二人亲来请命。又据当时警卫居仁堂之旅长孙连仲以亲见此事经过对李宗仁言，亦谓当时系由胡、孙二人力催冯氏下令，逮捕张父子，以驱奉军出关，由胡草手令，孙持笔迫冯氏签名，催促达旦；冯终以与奉结盟后一月不忍下此毒手，无论如何不肯签名，乃罢云。见黄旭初《李宗仁冯玉祥两人的关系》篇，载香港《春秋》月刊，黄著自订汇编，未举列日期及号数。但上据冯著谓胡斯时方在彰德接仗，反催岳、邓赴援。似较可信。确凿实情仍待考证。事后张父子似闻风声，即离京回奉。）
对于冯氏之犹疑不决，终于不干，或有批评此为“宋襄之仁”“妇人之仁”。盖以当时实情言，奉军只有郭松龄一团随张父子入京，驻城外，控制两城门，另有一营任护卫。（据刘著谓李景林先带兵来京布置。）冯军兵力自然较优；果一动手，成事不难，至少可将其父子逮捕软禁，要挟其电令奉方将领李景林、杨宇霆、姜登选、张作相、吴俊升、张宗昌等不得妄动，自然惟命是听；日军虽蛮横无理，贪得无餍，但时机未熟，计划未备，断不敢骤然强占东三省；即段祺瑞那时亦成为无爪之蟹，不得不拱手听命而让黄郛继续摄阁了。然而冯却坚决不肯出此毒辣手段，抱持人不“由义”，我要“居仁”的道学家态度，岂非失计？所以后来自怨自艾，悔恨失去了千载一时之澄清军政全局的大好机会。这决断虽可见冯氏根本上“宅心仁厚”，虽自己吃亏受辱，坐令辛苦经营的“首都革命”功败垂成，也不肯背盟而下此毒手。然我从全盘军事局势观之，冯氏之不忍杀张或捕张，在其精密算盘的打算中，此举必引致“国民军”于失败或消灭之恶果。何也？盖以纵能控制奉军或皖系，而吴佩孚尚拥有余力，且可号召长江上下游之直系督军联合北攻，则断非“国民军”一、二、三军所可抵抗者，非至全军尽墨，无能恢复不可。故权其得失轻重，不如忍辱负重，静心观变，保存军力于此时，徐图发展于他日之为愈也。吾以全部权力及久远利害为评论权衡，庶乎探得冯氏之深心、隐忧与远见欤！
当奉张在津大逞威风，施以压迫之时，段私对冯氏念出古时某大臣曾因族人与邻争墙事所吟之诗以讽之，诗云：“两姓相争在一墙，让他几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仍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分明劝冯退让。在上述客观环境与人事关系之下，冯氏为贯彻和平主张，避免再引起内战计，决洁身引退，以为如此可不致与奉军作火并之争，又可去吴与兵之目标，复可维持本军团结。遂于十二月廿四日发长电与吴，痛陈利害，约其同时下野出洋。又通电全国，表明为和平而兴师，为和平而下野，务使“军不成阀，阀不代阀”之苦衷得以实现。廿五日，即将全军军权交张之江、李鸣钟二人，而直接听从政府指挥，飘然引去，避居北京西郊天台山。挽留者纷至沓来，甚至奉张亦派其子学良前来劝驾，均不听，各方面函电交驰亦不复。
在山中，冯氏日读《周易》。在静中反想之际，乃恍然觉悟自己“才能不够”，铸成大错，殆因误解及迷信《易》经“‘谦谦君子’的道理，徒以为高揖群公，急流勇退，是最好的风度”，而不从事积极的、彻底的奋斗以实现其政治理想。这是他第二步走错的棋子。从此狂澜日甚，更无可挽回矣。总而言之，冯、胡、孙等以军人头脑，军事手段，造成“首都革命”，但缺乏政治意识，尤无政治才能，对于挺身力助的政治朋友，“虽过从甚密，亦毕竟未至无话不说的程度”（上引语统见《我的生活》页五一八，自言）。所以一般上台担负政治责任的诸公亦不能大行其道。结果，政治的失败，惨将军事的成功抵消了，而且因而引起以后军事的失败，以至整个大局愈趋混乱。
建设新西北
冯既入山，除奉张仍作假惺惺多方挽留外，段于此举最感不安。旋接冯氏电取消“国民军”组织及请裁撤“陆军检阅使”一职。段等更为着急，盖明知冯氏一去，三角局面打破，非完全受制于奉方不可，而其政治生命危乎殆哉。故为维持均势计，无论如何必不任其远走高飞。于是，再三诚恳阻其出洋，并促其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按：十二年五月十一日由内阁总理张绍曾任冯氏为“西北边防督办”，以无的款迄未就任，只于上次被迫出发热河支取以前两月经费十万元以贿曹锟、李彦青而领得枪弹，并以马福祥为“会办”，而以李鸣钟继马为热河都统，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冯氏以天台山究离京甚近，宾客及挽留者太多，为避尘嚣计，移居张家口，盖张之江已赴察哈尔都统任也。阅一月，冯氏知无法出洋，责任未完，亟谋补救，遂于十四年三月在张家口就“西北边防督办”职。八月，甘督陆洪涛以病辞职，段又命冯氏兼任。冯氏仍留张家口，而委刘郁芬、蒋鸿遇二人赴甘代行。“国民军”改称“西北军”盖自此始。）
冯自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后，即不问北京政事，而致全力于西北之发展计划，盖其当时之“野心”端在“建设新西北”也。此时直接在冯军势力下之省区，除察、绥、甘三处外，京兆亦在内。前三区主官已见上文，京兆尹前为薛笃弼，后为刘骥，北京警卫司令则仍为鹿钟麟。西苑、南苑以至张家口以外，均为冯军驻防区。时，全军已扩充至步兵十二师，另有骑兵二师、炮兵两旅、卫队一旅、交通兵一团，统称西北陆军（常称“西北军”）。以韩复榘、孙良诚、郑金声（由他军改编）、石敬亭、石友三、马鸿逵（改编）、谭庆林（改编）、唐之道（改编）、刘汝明、佟麟阁、蒋鸿遇、张维玺等分任步兵师长，张树声、孙连仲任骑兵师长，冯治安任卫队旅长，冯安邦任交通团长。全军总司令部设张家口，直接隶其麾下者，至十四年夏，新旧兵合算，已有十余万人矣。各军分驻各区，对于剿匪工作，如旧率先办理、治安成绩甚优。此冯军之一贯作风也。（按：其时，胡景翼之二军已扩充至廿五万人，孙岳之三军则由五千人增至三万人。两者类皆收编吴佩孚之败兵及土匪而来，战斗力弱，军纪尤劣。胡、孙二人，初同在河南，一任军务，一任政务，渐生磨擦。上见薛著页一六一—一六二。）
冯氏到张垣之始，以衙署不敷用，首即从事建一“新村”。于郊外辟扩地数十亩，围以土墙，以石碑建极简朴之房屋数十幢，四围栽花种树。由其亲自监工，工程均兵士为之，故取值极廉，每幢仅费材料千余元耳。工程既竣，冯氏举家迁于此。其官邸为七八尺高之泥屋数幢，与寻常工人住宅无异。发号施令之总司令部亦在新村内，宛然成为“新西北”之都城也。此新村亦即为“新西北”建设之模型。（按：余于民十四年八月初到张家口谒冯氏及演讲，即寓于此新邸，时在冯处任宣教事之陈崇桂牧师任招待。陈尝邀余前往讲演。时，冯氏因徐谦先生之保荐，力邀余为其秘书。余以无意从事军政，且未得燕大同意却之。然余与冯氏之关系盖自此始。）
冯氏既立志开发西北，生平之政治、社会及种种建设理想又得一实验的机会。彼于练兵之余，注全力于社会事业。兹将其在西北所兴办之新事业，略列举下方：
一、贫民借本处 令贫民可借小本营生计，而不须纳利。
二、男女戒烟所 西北全区厉行烟禁，力劝人民戒烟。
三、保婴院 收养贫民婴儿及私生子入院养育。
四、孤儿院 真正孤儿由五岁至十五岁受相当教育，学习工艺。
五、老人院 贫苦之老人及乞丐五十岁以上送入此处。或有残废者亦可入院。绥甘两区亦兴办此事。北京某政治人员由包头回，谓千余里不见一乞丐，治绩全国所无。
六、人民医院 专为贫民而设，免费。
七、平民教育处 西北全区设立贫民识字学校，以八个月为期，教以千字课，成效甚佳。
八、车夫休息处 冯有一次半夜巡街，见人力车夫冷冻街头，翌日即令盖小房多处俾他们休息。
九、工人休息处 为俱乐部性质，内有沐浴、娱乐、阅书报等设备。
十、蒙民招待处 一向蒙古人往来无人招待，均在车站受苦。冯氏建大幕招待之。
十一、五族学院 在绥远设此，为汉蒙人子弟施教育。
十二、小图书馆 为小孩设立。
十三、公园。
十四、修筑马路 以兵为工，全张垣遍筑。
十五、娼妓教育所。
十六、修理河道 张垣每年向有水患，冯氏令兵掘河修桥，又建筑一铁桥，水患遂绝。
十七、基督教协进会 冯氏练兵向以基督教为精神训练之主力。但一向毫无组织，只有中西牧师八九人帮忙宣道，而自己尤为热心宣讲，间或请外间中西教徒到军中讲演而已。至西北时，他觉有组织之必要，于是组织“西北基督教协进会”，以高级军官佐卅五人为董事，张之江任主席，另聘干事七人，陈崇桂牧师为总干事。如浦化人、余心清、胡庭樟、杜庭修等皆干事也。其计划，军中每千人立一牧师，万人立一干事。预算须有牧师一百人以上，然开办后仅得五十人而已。又设“传道学校”为训练军中牧师之预备，有学生六十余人，浦化人为校长。另设一面粉公司，以其赢余充“协进会”全部传教工作经费。自开办后，基督教工作进行大有进展。
十八、妇女训练班 由李德全夫人主办，军官佐眷属入此补习。
十九、青年会 设立“基督教青年会”，为军政人员娱乐、研道之所。
二十、诚洁旅馆 冯氏鉴于由各处到访之来宾甚多，而张垣旅馆污秽，不堪招待，特建“诚洁”旅馆一所专为招待之用，等于各国之“迎宾馆”，但旅客均收费。是亦创举也。
对外关系
冯氏虽未正式加入国民党，而其宗旨精神早趋一致，故历年自湘、鄂、豫、陕均与孙中山先生及国民党要人使信往还。其“首都革命”一役之发动，亦得力于《建国大纲》。在摄阁时代，其所引用及付托政权之人物，除黄郛外，余如易培基、李书城、王正廷、李煜瀛、李烈钧等均党内之表表者。彼之欢迎孙先生北上，尤愿以全力拥护之，便可以政治手段在国民党领导下统一全国。不幸武力不足，政治失策，受迫于奉、直及安福等系，以致主张失败，遂飘然引退，转以发展西北为己任，相机而动。在西北时，亦因环境关系，未能正式加入国民党，但实际上已开始党化工作，而以三民主义训练其部下。张敬尧被囚于张垣，冯氏即赠以《三民主义》而劝其细细圈读。
而冯氏对于此书研究尤勤，不啻奉为第二《圣经》。
在张垣宾客中，国民党要人来往之踪迹尤多。其著者则有徐谦、孙科、孔祥熙、李煜瀛、吴敬恒、李烈钧、钮永建、李大钊等。黄郛仍常来。钮氏任检阅军队，其他诸人对军事、政治均多方赞助。而与冯氏相交莫逆者，徐谦而外，以李烈钧为最。方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留医时，冯氏格于环境，未能躬身前往问候，乃托李氏代表前去，致送《圣经》一本，请其日日诵读、祈祷。孙先生含泪答云“‘先者将为后，后者将为先’（耶稣语）。余自幼为基督徒，而冯则中年才信教，而其教徒生活比我先着”云云（见陈崇桂《冯传》英文原著页八七）。弦外之音，孙先生其有嘉许冯氏为“后起之秀”以完成其革命大事业欤！计李烈钧对冯军之最大贡献，厥为介绍中日陆军大学毕业、文武兼资（晚清秀才）之江西人曹浩森与冯氏。曹后任“西北军”总参谋长，于国民革命一役，策划军事，数建大功。
冯氏得国民党之助力尤深者，则为联俄一事，此实由国民党为之介绍者。是时，天津已落在奉军之手。强敌当前，日谋消灭“西北军”，而门户封锁，军实与材料之运输，殊无可能。冯氏为发展交通，在津订购汽车亦为李景林所扣留，则其环境之恶劣可想而知。是时，国民党采用联俄容共策略，因时制宜，孙科、徐谦先生等遂介绍冯氏于苏联。冯氏乃派“外交处”处长唐悦良（粤中山人，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冯氏堂襟弟）与苏俄代表鲍罗廷接洽。结果：冯氏得在苏俄聘请军事教官及购买枪械子弹等好处。而“西北军”之军实补充方得无虞。其所购之军械，胥由外蒙古库伦，用汽车运至张垣、绥远。
因冯氏由苏俄购买军械及聘用俄人，而且因张垣密通外蒙，俄商不少，冯氏以俄肯放弃不平等条约而以平等待我，故表示友善态度。
关于冯氏向苏俄购械事，均紧缩军饷，备价买来，而并无任何丧失权利、贻辱国体的条件或密约。最确实的证明就是：后来（民十六年四月六日）张作霖派兵围搜北京的苏俄大使馆，搜出无数重要文件，宣布于世。其中有些是关于冯氏与苏俄之关系的。岂知这些文件不特不能证明冯氏曾订立甚么卖国辱国的条约，反而暴露苏俄不大信任他，谓其非真正的革命者，因而不肯接济其全部的需要之内幕。冯氏一向不知道为甚么以前购枪一万支只得一千，购弹百万粒只得一万。直至这些文件披露之后，乃知俄人之别有会心也。围搜苏俄使馆一事，遂成为大滑稽——在北方苦闷黑暗污秽丑劣的军政界中之大笑话——张作霖此举反为其死敌表彰美德。（按：共产党首领李大钊即于是时在俄使馆被捕，其后被杀的。冯氏与苏俄进一步的关系，下章详述。）
一向冯氏对于外交方针有两句原则：无事时以礼相待；有事时“据理力争”。从前在常德、陕西等处当长官时，与外国人据理相争之事已见前文。在张家口时，与外国人交涉亦一本此旨。其中经过有数事颇可表出其性格者。
一次，有几个俄国人与美国人从包头坐车到张垣。包头驻军非要检查行李不许过去。俄人遵从无事，惟美国人不让检查，且大肆咆哮。驻军不放行。两方相持，没有办法。后来其事直达张家口，由冯氏自行处理。美国人告诉美领事，谓走遍中国多省，一向不受检查。而今在此弹丸之地竟受此委屈，十分不服。美领事告以中国别的地方是睡觉了，惟有此境是睡醒的。冯督办定下规则是不能变更的，非遵照检查不可。美人没法，只有照冯氏所言仍回包头，把行李让军队检查一过方了事。
又一次，有一朋友介绍几个日本人往谒冯氏，是从赐儿山来的。冯氏问赐儿山好不好，日人以荒唐之言答道：“好倒是好，可惜就是没有树。高丽在五十年前，也是同张家口的赐儿山一样，一棵树都没有，但自隶属日本之后，我们替他种树。现在你去看，遍地都是树了。”冯氏见其拿高丽地方来比拟中国，有辱国体，当下气极了，即毫不客气地回答：“你不要瞎说！你现在年纪还轻呢！你们日本五十年前同印度一样。”这话当时传译人不敢翻，冯督促他只管照翻。那日人听了非常不高兴。内中有一日人懂中国语的，连忙道歉说，他的朋友说话太不斟酌。日人碰了钉子也垂头丧气地走了。（按：其时方在冯处任职之雷啸岑——即“马五先生”——曾引上述事为“冯氏的爱国心亦无可怀疑”之一证，见香港《大人》月刊廿三期《政海人物面面观》，并指明日人来者有众议员岩井。）
十四年（一九二五）五月卅日，上海英租界巡捕开枪轰杀学生、工人，酿成“五卅惨案”，全国愤激。而六月廿三日，广州沙基英兵屠杀学生案继起（即“沙基惨案”）。冯氏更为愤怒，通电主张对英宣战。全国爱国运动得此有力的声援，进行愈为勇猛。而冯氏被帝国主义者之忌恨亦愈深。他更发一长电致全世界基督徒，对于他们不肯仗义援助有微辞，谓“基督教以爱人扶弱为教旨，而对于此次英国人之屠杀吾国民众，各教会及基督徒多噤若寒蝉。反对基督教者辄以传教士来作侦探为攻击之辞将无以自辩”。故“请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对于惨案，仗义执言，为基督教争人格。兴废凌替，于此观之矣。玉祥爱教心切，不禁沉痛道之”等语，后在包头有美国牧师古约翰（John Goforth），久在军中播道，为冯氏老友，前来谒见，开口犹是讲基督教。冯氏即问以对于“五卅惨案”等屠杀事件有何观感。古答屠杀固可惨，但英国人必须自卫，而此辈乱党非杀死无以惩办云云。冯氏闻而大为寒心，即不再与谈。因此对于外国教士之观感为之一变矣。当时主持正义之外国人亦有不少，惜冯所闻所见者，不足以代表之，故令其对于外国宣教士产生不良之印象也。
自“五卅惨案”发生后，北京教会所办之男女五校学生，因参加爱国运动而受压迫，退学者数百人，一时无处容纳，辍学堪虞。学生全体公举代表请余设法为助。（时余在燕京大学任教职。）余因与冯氏曾有一面之缘，乃偕诸人乘车赴张垣谒见求援，他虽于军饷支绌之时，仍极表同情，即拨款万元，在北京开设“今是学校”以容纳全体爱国学生，并聘余为校长。其后续有捐款，余亦多方筹募，并解私囊以资维持。及余被迫离京南下参加革命，校务续由陈文驻、陈国梁、窦广林等主持，垂六年之久，至初入校最低一级毕业高中，任务完成，乃告停办。而毕业各大学蔚然成材者不可胜数。余之与冯氏结交盖由于此。方创办伊始，顽固的帝国主义者，咸目为赤化学生及制造赤化之机关也。
是年，美国西部某大学教授，率学生等来华观光，至张垣谒冯氏。寒暄已毕，该教授即搬出美国人之习惯的客气话——其实是自骄自大的话——发问：“你们中国希望我们美国帮助你们甚么？”是时冯氏心里对于“五卅惨案”之愤恨悲痛未消，满肚子郁抑，一闻此言，登时回答：“我们甚么也不希望你们美国的帮助，我只希望你们先帮助你们自己，先把自己恢复到一个人类的国家，再说帮助人。因为你们美国人嘴里说的甚么公道正义，但是骨子里一点公道正义都不讲。英国人在中国屠杀中国民众多次，而你们美国一句公道话也不出口。中国人自来是主张仁爱人道的；你们应该仿效中国人学点为人的道理，还有甚么好处叫中国人学呢？你们美国人很富，我们中国人虽则是穷，但是愈穷骨头愈硬。你们最好自己先帮助自己，不要以此自骄，自己先救出自己，再说帮助人的话。”我一位北京朋友张钦士（青年会干事）陪着他们同去，替他们传译，当下也不敢照译。经冯氏之督促，才敢一一照译。他们听了，当然不高兴了。（按：此真实故事，是事后张君亲为我详述的。）
察区内，有某国人深入内地开一畜牧场养羊千头。冯氏下令关闭牧场，没收羊群。领事出面交涉。冯氏向其质问说：“你们在中国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但即使在种种‘不平等条约’之中，哪一条是许你们深入内地畜牧的？”领事语塞而退。结果：全军饱餐一顿鲜羊肉，而军士们都得有一袭羊皮衣。后来与奉、直在雪地冰天中作战而能耐奇寒，得力于此老羊皮军衣不少焉。
奉军侵入关内
奉张自得“国民军”班师主和之力而打倒吴佩孚后，野心日炽一日，亟谋扩充地盘，伸张势力于沿海及长江各省。以故，始则压迫“国民军”使不得发展，强以李景林继王承斌督直，以杨宇霆继齐燮元督苏，以张宗昌继郑士琦督鲁，以姜登选继王揖唐督皖，并以邢士廉部进占淞沪。意犹未足，复借口拱卫京师，进兵京畿。迫“国民军”让出通州、北苑、南苑之一部为奉军驻扎地。向借三角均势而维持其政治生活之段执政，对此虽不痛快，却不敢置一辞，一任其横行，唯唯诺诺，奉命惟谨而已。其时，冯氏仍注全力于新西北之建设，尤厌恶再事内争，以故凡事降心忍让，以维和平。不意奉张更借口结束苏、皖、鲁军事，再派大兵入关，潜行南下，意欲并浙江之孙传芳而去之。孙知之，乃集中兵力于长兴，准备抵抗。杨宇霆亦令邢部退扼苏常。双方戒备益严，战机一触即发，此十四年（一九二五）十月间事也。
冯氏于是时通电浙、奉，力为调停，卒无效果。孙传芳五路向前猛进。杨知不敌，放弃江苏北走。浙军沿津浦线节节进逼，占据徐州。于是，浙、闽、苏、皖、赣五省，皆为孙有，居然为“五省联军总司令”矣。其时，蛰伏岳州之吴佩孚，亦乘机跃起，前往汉口，自称“十四省联军总司令”，通电讨奉，及痛骂段。然所可异者则语不及冯氏，盖明知张、冯交恶，不欲令二人有复合之机，故集矢于奉张也。惟欲北上则见阻于河南之岳维峻（十四年四月十日，胡景翼死，岳继任），欲东下则见阻于孙传芳，故仅能盘桓于武汉而已。在北方，奉张随而通电数吴、孙之罪，亦不及冯氏。但岳维峻则派李纪才攻鲁，节节胜利。豫军已过泰安而望见济南矣，徒因内部不和致令功败垂成，而全局军事乃大受影响焉。
时，奉军有郭松龄、阚朝玺、汲金纯、张作相等数万人屯关内，以作后援，又有鲁（张宗昌）、直（李景林）军准备应战，其兵力实雄于孙。而其所以骤退者，则以南北战线过长不易取胜，又以先约冯氏攻孙传芳，而冯氏不允加入，乃惧“西北军”将袭击于后，以故，对孙军先行退让，而以全力压迫冯氏，拟先行统一北方，再图南进。于是占据三河，进迫北京。近畿一带，形势严重。冯氏为避免战祸，下令所部退守南口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为宗旨。段祺瑞于十一月中下和平令，京汉路线责令冯、岳维持，津浦线责成奉张维持。令下，李景林将驻保定军队全数撤退，而旧“国民军”二军邓宝珊部已北上，攻占保定。冯氏复派员前往调停战事，不至扩大。然而奉张联冯攻孙益急，迫其宣言。冯氏乃致张一亲笔函，力数张前此驱逐同患难友人之不对，及用人行事之颠倒，对于宣言则坚决拒绝云：“我已决定，不论如何，不受逼迫而宣言。所谓与兄合作到底者，非为攘夺权利，非为排除异己，非为见新厌故，非为花天酒地，纵己之欲，乃为牺牲性命为国家、为人民也。如我兄认弟有合作之必要、有帮忙之必要，弟就来合作帮忙，否则惟有静待缴械而已。”
这封强硬的复函，无异是接受奉张的挑战书之表示。函发后，冯氏即准备交战。奉方亦令李景林、郭松龄等进攻。于是乎奉军与“西北军”开仗乃为一不可免之事。
助郭倒张之役
在积极备战时，冯氏幕下参谋人员纷纷准备作战计划。李烈钧亦在军中运筹帷幄。但冯氏于此战机紧急之时，仍泰然处之，行若无事，对于各人所陈计划俱不置可否，惟答以自有办法，若智珠在握也者，人皆莫名其妙。迨至十一月二十二日，晴天霹雳一声，奉军大将郭松龄忽然通电举义班师回奉。冯氏捻须而笑，众始明其所谓“自有办法”之办法，盖在极秘密之中，早已与郭缔成反奉之协约，至是揭幕也。
初，十四年（一九二五）秋，日本有大操之典，奉方派郭松龄前往参观，冯氏亦派韩复榘等东渡。旅次，郭、韩二人谈话投机。郭受日本军队精神之感动，深不满于奉张侵略黩武之行动，而对于其与日本订立密约尤为反对。韩乘机与谈国内战争都由张氏野心所致。郭乃表示对于内战必不参加，并不再为张家做攘权夺利之工具，言下大有革命之意。其实，郭在奉军中，以才高力厚，久遭杨宇霆等之嫉忌，屡受其压抑，无法出头。当奉直二次大战后，奉张大将李景林、杨宇霆、姜登选、张宗昌等，均分茅裂土，各得肥美地盘，而郭谋得热河都统亦被厄于杨宇霆，故仍屈居张学良下，遂恨杨刺骨。此其反奉之动机也。及归，张令其统兵攻冯氏。郭称病避入医院。张疑之，电召其赴奉，三次均不应命。郭益不自安；乃潜至包头谒冯氏。（时，已迁司令部于此，以示深入西北不与闻内战之意。）郭举其所见，愿与“西北军”合作，以维和平，且言已约李景林一致行动。冯氏自得韩复榘由日归来之详细报告，已悉郭有异志。且冯夫人又与郭夫人为旧同学，因而深知郭之为人，倜傥有大志，富于革命思想，而志行坚卓不群。冯氏见其主张适符合一己平素之宗旨，而且机会真是千载一时，不可再得，乃允一致行动，以兵力为后盾。当时并约以“母病愈已出院”数字为举兵之暗号。郭即回津筹备一切。至十一月二十二号称“东北国民军”遂高举义旗，发出要求张作霖下野之通电，并请诛杨宇霆，以张前后之黩武穷兵，皆杨之谋也。是故，此次异举，事实上完全是奉军内讧，而自始即由郭本人主动者。不过孤掌难鸣，故联冯氏以求其助以一臂而已（参考刘著页六一）。
郭为奉方大学系将领之中坚分子，极为张学良所信任，奉军精锐如第二、第六两旅均隶其麾下。十四年（一九二五）奉军改编，又得扩充为数师，以其为张学良所信任之故，全部共约五万人。奉军军械以郭部为最优良，而尤以重炮队最得力，郭部实为奉军精锐。今一旦反戈，奉军大势已去其半。郭通电后即举兵立捣山海关，败张作相守军而进占绥中。廿五日，冯氏通电请张下野，并派宋哲元率部为郭援，进兵攻热河以拊奉军之背。段下令免阚朝玺热河都督职而即以宋继任。郭得其援，进攻益猛，不数日即进占新民屯，离沈阳不远。奉张大为震慑，准备退走，且将现金汇往外国去矣。
当郭举义之时，冯氏对鹿钟麟说了一句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冯、郭协议讨奉，其谋不可谓不周而深；骤然看来，奉张万无不倒之理。顾天下事往往有出人意料和算虑之外者，即郭军失败一事是也。当郭起事时，以外交手段不灵，大遭日人之忌。所思者，假使素为彼国傀儡之张作霖果倒而郭氏继任，则彼国历年在三省所夺得之不正当权利，亦将摇动。遂进兵分布南满铁路一带，且驻扎营口、沈阳等处，以阻碍郭军行动，甚至有加入奉军作战之举。张得此外力之援助，遂得以将所有三省军队悉调赴前线作战以作孤注之一掷。郭之军事进行遂受绝大打击。而且又因郭防范李景林在后方不稳，乃留魏益三所部于山海关，故不能集中全力于前方，亦为失策。
更有一不幸事发生，亦为郭军之大打击者，即李景林之背盟一事。李与冯本有一致行动之约。不意郭打出关后，李忽疑冯氏不利于己而将夺其直省地盘，乃背盟而积极向冯军备战，又在津制造种种谣言以诬冯军。冯派重兵沿京奉路东进援郭，李疑为攻己军亦不许假道，且有从后方袭郭军之讯。冯氏顿觉局势严重，不能坐视，立派张之江为攻津总司令，统大兵攻李军，以打通援郭之路，而关内战事又起矣。
李景林率六万劲旅，并有英国人为助，作强顽的抵拒。开战之始，张之江因兵力不厚，微失利。冯氏继派李鸣钟助战，稍获进展。宋哲元亦率所部由热河至。冯氏乃将前线共编成十个混成旅，骑兵两师，有重炮廿门，并以预备队一师以为策应。最后，鹿钟麟亦由北京赶至前方，献全线总攻击之策。张之江纳之，遂于十二月廿二日下全线总攻击令。李鸣钟、宋哲元、孙连仲三将分路进攻，迭获胜利。翌日，旧二军之邓宝珊部亦由南路唐官屯开到，夹攻杨柳青。旧三军之徐永昌部亦在独流、静海击李军一部。同时，驻滦州之唐之道师，亦克塘沽、军粮城。至是时，天津已在大包围中。及北仓既定，李犹亲自率兵进攻，北仓屡得屡失。至廿三日，李微服至穆家寨视察，见士兵已向天津西站溃退，知大势已去，乃疾回督署。是日下午二时，李鸣钟部占穆家寨。四时，有一部进至西车站。李景林闻之，遁入英租界，后逃往济南依张宗昌。其残部溃散，一部逃鲁。廿四日，李、宋、孙、邓、徐各部会师天津。既获全胜，津路打通，冯氏乃严令所部整装援郭。是役也，战事之剧烈为北方内战所仅见。“国民军”反穿老羊皮由积雪盈尺之雪天冰地上匍匐而进，猛烈攻击，伤亡极重，可见牺牲之大。然而所不幸者，天津完全克复之日，正是郭松龄败亡之时。
先是，郭既至新民屯，距沈阳仅数十里，奉方有日人为助，得以悉数赴战线。郭既闻李景林背盟之讯，派魏益三赴山海关以固后防。其攻营口之军，又为日兵所阻，不得骤来援。而郭军内部复有参谋长邹作华，暗行叛变，为奉军内应，贻误军机。奉张又得其老弟兄吴俊升之生力军为助，统骑兵精锐远从黑龙江南下应战，猛烈袭击郭军。十二月廿三、廿四两日，双方决战于新民屯。郭不能支，全军大败。郭与其夫人韩淑秀改装逃匿。均被虏，旋即遇害。山海关复入奉军手。魏益三率部急退，得冯氏应援，急派佟麟阁旅前去换防，而改编魏部为“国民军”第四军，退驻石家庄。自郭败死之讯传来，冯氏之军事计划完全失败，为之惋惜哀痛者累日。迨十七年（一九二八）北伐成功后，冯氏向国民政府为郭请恤，复自为其铸铜像以表扬其革命之功。郭松龄虽未成功，亦可以不死矣。
冯氏既克直省，即请“执政府”任命孙岳为直隶督办兼省长而以邓宝珊为军务帮办。不料此一着布置却起内部小小裂痕。李鸣钟因觊觎直省一席，竟与几位军官表示反对孙岳之任命。冯气极了，即向部下表示辞职。李等当然不敢再有表示了。孙岳前于十四年（一九二五）八月被改任督陕，惟以陕西军队复杂，号令不统一，督办势力所及仅西安省城，因此愤而离陕，赴保定养疴。及是时天津克复，冯氏即保之督直，一则以酬庸报功，尽其私情公谊，二则借以勉励部下不争地盘。此一着，冯氏确是冠冕堂皇的文章，但以孙军能力薄弱，不堪作战，卒至直鲁进攻，无力抵御，至有后来“国民军”全局之失败。说者恒谓冯氏以直隶给孙为非计，此或仍是“谦谦君子”退让之风有以致之。然其中，冯氏老谋深算，别有会心，似乎有意仍赖第二军在豫以御吴而另置孙之第三军于直以御奉，如是作为缓冲，所以屏藩冯氏本军未可知也。岳尝有对“国民军”之深刻的自我批评云：“一军私，二军贫，三军散。”所谓“私”者得无指此？
冯氏既胜李保孙，即严令所部退回原防北京、通州、滦州及热、察、绥各地，又拨给李烈钧精兵二千，使向山海关进发，暂任警备该地之责，并相机助魏益三部进攻奉天。是时，李景林残部已纷纷退入鲁境。李则由海道赴鲁，联合张宗昌以图恢复。
杀徐树铮
于此，合将是年杪北方发生的一件大事补述，即是徐树铮被杀于廊房。先是，徐奉段祺瑞命赴欧任“考察专使”，曾与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订定军火借款协约。是年十二月下旬归国，廿二日，抵北京。廿九日，又匆匆乘专车南下。卅日上午一时卅分，车到廊房，即有“国民军”张之江派员率兵十余人登车，拘捕树铮，当即押赴车站附近枪毙。其随员数人亦被拘禁，后省释。此即郭松龄倒奉败死后第六日之事也。事后，陆承武通电全国，声明杀死徐树铮系为父复仇。原来，其父陆建章前于民六年六月中，在天津被徐树铮擅自杀毙于天津奉军关内总司令部（张作霖任总司令，徐副之）时，冯氏驻防常德，位卑力薄，不能为其昭雪。此次徐照样被杀，可谓“冤冤相报”。在当时北方军政紊乱时期，全无法纪，曲直是非，难以评定。冯与陆为至亲，且一身受其知遇、提拔、维护之深恩，如系其下令杀徐，即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稍雪愤恨。或谓其主因实系由徐与意国订立军火借款协议所致。至其由陆子承武通电，承认为父报仇，也是好题目。在当时无法无天、乱政乱命之局面下，其事不了自了。（在廊房被捕及旋被毙事，见徐《年谱》。与余以前所闻同。）
然在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秋，徐子道邻（卸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向重庆军事委员会起诉冯玉祥杀父罪时，冯氏正任该会副委员长。军法总监部奉命办理此案。承办人殊感棘手。卒以法律规定，杀人罪追诉权之消灭时效为二十年，此案固不超过，但适用最有利于行为人之法律为暂行新刑律规定，追诉权之消灭时效，则为十五年。本案早已逾越，乃判决不受理，遂告终结。（见秦著，页九七）
〔补注〕（一）第七章当冯氏任陕西督军时，北京美使馆武官史迪威（即后来抗日战争期间任蒋委员长参谋长者）由山西到西安助筑公路，因得常见冯氏及冯军。据其自述当时的观感云：冯主陕政不能禁绝鸦片（按：即“寓禁于征”），一因如一旦厉行禁绝，陕军必起而反抗；次因他抽运烟土以大部供给吴佩孚而留其余为本军之用。（按：其后刘镇华等运烟，不过潼关，转由他路，以避重税。）又谓常听到冯军歌唱基督教圣诗。遍地贴上戒除烟酒、诚实营商、孝敬父母、耕田、织布、读书等格言。各商店亦有写上的格言标出来。冯氏一兵每餐食前认识两个字。军官及妻子一律要上课学习读书写字。另开班训练地方官吏、绅士、警察、卫生人员，以及建公路、兴水利（灌田）等工作。他眼见冯军兵士皆活泼壮健而其枪械皆洁净的。（页九八）
冯军兵营中，每一房间均悬有一幅中国地图（国耻图也），以红笔标明五十年来中国所失的国土——安南、高丽、台湾、旅顺。另有陕西及中国其他各省地图。兵士均比其他中国军为洁净，苦练攀杠，技术优妙。休息时则各读基督教《圣经》。在课室则学读书写字，在工厂则学习各种技艺，如织布、做木工、制鞋、裁缝、打铁等。又为冯氏及其参谋长解释新式武器及其用法（前云冯氏注意于兵术之谈话多于筑路。）（页一〇〇—一〇一）
如果冯氏得不受干扰，长时期他可以实施管治（全省），扫除土匪，严禁鸦片运输，而得有成功希望的。史迪威认为“只有冯氏一人表现出建立秩序与廉洁政府”，而今又要卷入内战漩涡，而一任陕西退回旧时状态。（页一〇二）
上见B.W.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71.Macmillion。
（二）第九章《革命之酝酿》一节内言，吴佩孚在第三镇时“伪为加入同盟会”及向统制告密出首同志，与入晋侦探事，统见蒋鸿遇：《国民军二十年奋斗史二集初稿》页一二一—一二二。当时第三镇统制是曹锟，非吴禄贞。以上两点，承编者提出疑问及指正，谨致谢。另据章著《吴传》（页一二三—一三三），吴当时系第三镇第一协统卢永祥部下炮兵第三标刘标统所辖的第一营管带（营长，非团长）。刘标统等十余人系革命党人，与晋方已埋伏下的革命军暗约一到娘子关后，即劫夺全协军权。但火车刚过娘子关前一站的井陉，刘标统等悉被吴与张福来挥兵捕了去。革命计划失败，太原乃不守。曹锟面许升吴为炮兵三标标统，但未实现。由此可见蒋著是事出有因的，不过详情仍待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