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岁至四六岁，一九二六—一九二七）
下野原因
李景林既败，大局形势为之转变。吴佩孚见天津已为冯军所占据，即宣布取消自己的总司令部。张作霖亦乘机主张和平。在冯氏则另有新觉悟，深感自来战争之后，胜者多招嫉忌而败者尤思报复，而是时，吴、张二人已有化敌为友、联合攻冯氏之势。三角关系二对一之阵线又如此调换，极不利于冯方。盖南方之国民革命军尚未出师北伐，“国民军”二、三军战斗力弱，殊不足以抵抗吴、张之联合。冯军陷于孤立之势，生存可虑。冯氏于是即以临崖勒马手段，于十五年（一九二六）元旦宣布下野，旋于十四日由包头西去至平地泉小地方。在其意中，以为自己一旦引退，将可以移开奉张之目标而内战不至再起矣。按：据菊叟《吴佩孚联粤不成的内幕》谓吴初有意联国民党合力攻奉，于北上前曾派潘赞化代表赴粤联络。国民党方面亦赞成此举，但亟亟要保全冯军，要求只攻奉不攻冯为条件。吴不纳，故不成议云。此诚有可能，因吴前曾接受国民党重金方离湘北上，故彼此大有渊源。不过此次之详情如何仍待考。（上见香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六日《星岛日报》，承黄旭初先生寄示，谨谢。）
殊不知后事之发展大出其意表者。缘吴对冯之旧恨未息，张对冯之新仇难忘，且直之李景林与鲁之张宗昌，尤蓄意报复。平、津、豫、粤而外，遍地皆冯氏死敌。吴、张等于讨奉一役结束后，即信使往还，缔结合作之盟，以“讨赤”为号召，共向冯军进攻。处此险恶形势之下，冯氏立刻撤退全军至平地泉以西。如此，既与中原无争而一任吴、张从事角逐。这本来是上好战略，可惜部下迟疑，未及实行而吴已挥军北上攻豫，且奉、直、鲁又联合攻直隶之“国民军”。战事一启，退兵为难。最先，孙岳不敌，鹿钟麟派兵赴援。斯时，“国民军”战略：天津方面取守势，南方取攻势。其初，节节胜利，连克马厂、青县，进围沧州。方长驱入鲁，讵料晋之阎锡山误听挑拨之言，忽加入奉直联军阵线，突出兵大同、石家庄两路，威胁“国民军”后方，而豫方之“国民军”二军，又因内部离叛，不敌吴军，弃豫入陕；岳维峻且被晋方俘去，几于全军尽墨。同时，外人敌视者又深恐“国民军”得胜将不利于己国，乃援《辛丑条约》，有威迫大沽之举。冯军于是时，后顾有忧，藩篱尽撤，战斗力虽强，何克以孤军当此？会王士珍等出面通电主和，鹿钟麟遂于三月廿四日一夜尽撤天津大军至北京附近。方期进行与各方议和，无奈奉、直联合之“讨赤军”仍进逼不已，鹿乃挥兵在京东、京南一带竭力抵抗。
在这期间，北京有一可悲可痛之事件发生。先于民十五年（一九二六）三月十八日，北京学界全体，愤恨外人在大沽口压迫吾国，联合游行示威，整队至执政府请愿抗议。不意段祺瑞之卫队竟开枪屠杀，当场死者廿五六人，伤者四十余人，死于医院者又廿余人（见李著页二八二），酿成“三一八惨案”。（我“今是学校”也有一名学生殉难，余亲自前往收尸及领回校旗，俱被凶兵申斥。）时，“国民军”全部仍在前线作战，而执政府自有卫队不少。“国民军”将领隐忍不欲与其为敌，以免后防发生危险。后因鹿钟麟侦知段与奉张阴谋里应外合，要把北京的“国民军”全部消灭，所以“先下手为强”，于回师时，首先解散其卫队，稍为爱国青年雪冤，且于四月九日举兵围执政府，欲执段问罪以谢国人。但段于三十分钟前闻风先逃，仓惶走匿东交民巷。执政府乃瓦解。
鹿即与各方作和谈。吴佩孚最反对和议，必要鹿交出队伍，归晋阎改编，复电有“恨不能食汝之肉，寝汝之皮”等语，同时，奉张亦反对和议，非根本消灭冯军不可。由是奉直联军继续猛烈进攻。鹿乃于四月十五日实行总退却。退兵时秩序井然，匕鬯不惊，绝非兵败溃退之现象。“国民军”退至南口。其地早已造成极坚固之防御工事，即由鹿与刘汝明指挥全军据守。后方仍由张之江任总司令，坐镇张垣。
是时，奉、鲁、直军占据北京，矛盾立现。段祺瑞三方不讨好，势难再立足，即本身之安全亦在堪虞。奉方暗中释放之，乃得潜赴天津，吴为之不怿。旋而奉、鲁、直三方各提出所要通缉杀害之名单。结果：三方折衷，合成一新名单，共二十四人——邵飘萍（《民报》总编辑）居首，蒋梦麟（北大校长）次之，林白水（主笔）又次之，余名列十八。盖余已与冯氏交往颇频，兼主办“今是学校”，故被视为冯派中人物也。邵、林二人被执死之，其余得免。
游历苏俄
方奉直联合共对“国民军”宣战之际，冯氏已知“西北军”地位非常危险。其始，先欲自行下野以求和平，而敌方进攻如故。以一敌二形势尤为严重。乃决意去国，于退让之中谋一线生路。此一线生路者，即图与南方之国民党切实联合，以期南北革命势力夹攻军阀是也。战事既启，即由包头移居绥远小镇平地泉以作去俄之预备。留张、李、鹿、刘、宋等将领——所谓“五虎将”，分任军事，而以张代理主帅。张等恳切挽留，甚至伏地痛哭，而冯氏意志不移。卒于三月中先送家眷北上，自己于三月廿日由平地泉动身乘汽车赴库伦。同行者，除将领数人及卫士等外，并与徐谦、刘骥等偕行。
阅三日，车抵库伦，备受外蒙国民党领袖丹巴等之欢迎。他于此盘桓数日，除参观、考察外，有一最重要事件发生，即是：中国国民党要员顾孟余、于右任等偕俄顾问鲍罗廷，于其抵库后十日亦到此相会。诸人连日与其密商救国救民事业之进行，及国民党之主义与政策。冯氏大受感动，而至决心以全军加入国民党。据其自述经过如下：有一天晚上，鲍用坚决凶猛之语直问：“公拥有中国至为强勇的军队，素抱救国救民的宗旨，但究竟有何具体的整个计划和政见，以实行救国救民的宗旨？如有，而又胜于国民党所主张的，我们将必离开国民党而共来辅助你。如其没有，则请你立刻加入国民党，接受其主义与政策，联合一致，共谋国是。”这寥寥几句话，简直是对冯氏挑战！他自谓当时受此质问，面红耳热，无言可答，因知自己究是一个军人，素乏政治见识，只会练兵打仗，只有革命救国之心，却无计划与政见。当时，眉头皱了一夜，不曾合眼。由是立下决心加入国民党。及抵俄京之次日，即正式入党，决与全体党同志，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的战线。时为五月十日，即“国民军”新生命初成胚胎之日也。（按：徐谦先生前奉孙中山先生命与冯氏联络，不惮奔走南北，苦口婆心，热诚恒忍，为党为国兼为冯氏矢忠效劳，多年无改。如今前愿能偿，终不负孙先生重托。日后革命胜利，多赖于此。其功绩在历史上不可埋没也。）
先是，顾、鲍等先行离库赴俄。冯氏亦于四月廿八日出发，而暂留眷属于库伦。五月九日，车抵俄京莫斯科，备受苏俄政府、军队及中山、东方两大学之欢迎。未几，其家眷亦随来，共作寓公。
冯氏在俄生活，最重要的一点乃在研究与考察。对于苏联之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物质的、军事的、社会的种种新建设均十分注意。每有所观感则恒以本国状况作比较研究，而默思将来如何改造之办法，见解多有独到处，对于其个人增加见识不少。
冯氏有充分的机会，得与苏俄领袖人物、军事家、教育家、政治家、新闻记者、平民及世界革命领袖常常晤谈。个人胸襟抱负自然开展不小。
一日，彼晤见俄领袖老练革命者加里宁，饫闻其革命理论：“①革命家须仰仗本国，不可仰赖外国；②革命军须与农民合作；③军事外须侧重政治；④人民全体须依赖革命军队。”又往晤红军领袖托洛斯基，所受印象尤深。托氏告之曰：“①治国非一党不可；②治军在主义不在武器；③作战以骑兵为要，尤重在宣传。”此种理论皆冯氏前所未闻未知者，不啻为其开了新眼光。其在俄所得，可见斑斑。
其在俄所感受的印象之最深刻者，则为共产党之严密组织、有效工作、宣传方法、严厉纪律、刻苦生活、紧张活动及“世界革命”“民族解放”等理论。冯氏本人半生之生活与主张，大抵有类于此，故其为之感动亦自然而然。他想起吾国人之一般的散漫放任的生活与不能团结之习惯，又忆及国民党党员多有松弛失律、目无党纪、忘却主义者，乃立意仿效而实行人家的优强处而改善自己的劣弱点。
冯氏居俄三月，于会客、参观、讨论之外，仍不忘求学、修养、工作三事。自与彼邦人士接触，乃见人之建设而形己之短处，乃深觉自己学问见识之缺乏，于是其常求进步的头脑再开接纳新学问之门，而刻苦求多一点学问。彼于离国时，即开始习俄语，日日不辍。此时对于普通日常应用语已略懂，但可惜以年将半百之人而初学佶屈聱牙之俄语颇难上口，虽其深自鞭策，要亦难超过自然律之限制也。对于经济、政治及社会学说等学问，此时更勤恳研究——或自读书，或请人讲解，或请人译述，而得有种种新颖的见解。家居时，又聘一名师教其绘画，一则以消遣精神而又以为“绘画细事，须静心，正可药余燥焕懒惰之弊”云云。日中稍有暇时则又执斧锯为木工以习劳，大有陶侃运甓之意也。至其修养自省、求知改过则尤为精进，盖努力十年于污脏的政治及烦杂的军事中，此时他乃得唯一的机会，超脱环境，反省其言行，务求自造成一新人以担负将来的更新而更大的责任焉。
旅俄时，所最令冯氏心痛者，则“西北军”战事消息愈来愈坏是也。彼虽在俄而心则系于本军，可说无时无刻不以向在其卵翼下的团体十余万弟兄为念。其始，他即极不赞成扼守北京、南口，曾严电令全军退驻丰镇以西，一则暂避奉、直联军合力攻击之目标而任其自相倾轧，乃不致与段公开决裂，相机再出，次则可避免晋阎之袭击后路。此战略诚策之上上者。张之江继任，本遵依冯氏主张，尽撤全军于西北。无如张本代总师干，而魄力不充，且声望不足，亦不能指挥相与伯仲之大将。计其时刘郁芬与蒋鸿遇在甘肃，宋哲元亦留守热河，其在前方之急进者，如鹿钟麟、李鸣钟等，则欲贾其余勇，誓死一战，坚决留京观望，不肯轻退，故卒有多伦之失，而继有南口之撤兵西退，遂至全军受了莫大损失。（时，冯仍在库伦，痛闻其事。）其后，冯氏远居苏俄，爱莫能助，每接战报，恍似万箭摧心。无何，本军将领及各方同志均力劝其返国。冯氏因与国民党及共产党领袖商妥合作努力之计划，遂于八月十七日动程返国，时在南口失守后之第三日也。（按：余多年后始怀疑冯氏继室李德全实于留俄时期，秘密加入共产党，以后埋伏在冯军中任共产党地下工作，宛然为军中共产党领导人，详后。）
南口之役
“国民军”自四月十五日退出北京后，即分派重兵扼守东西南各要隘。是时，全军编制：张之江任全军总司令，鹿钟麟、宋哲元分任南路、西路总司令。刘汝明扼守南口；王镇淮、席液池守察东之沽源、多伦；韩复榘、石友三守平地泉、丰镇。各将领团结刻苦，誓死坚守，不肯撤兵。“西北军”已为张、吴集矢之的，又以负隅抵抗，遂使奉、直两方以同仇关系仍联合进攻。此时，在政局方面，奉张让吴氏操北京舞台。五月中，吴入京后首即释放囚居延庆楼之曹锟，并即与张作霖协商联合奉、直全军，进攻冯军。奉方之吴俊升、汤玉麟由热河攻多伦。鲁军张宗昌及直军攻南口，而以吴佩孚为总司令。复由阎锡山晋军攻丰镇。计三面攻军全部兵员五十万人。“西北军”应战策略，最初在多伦、南口取守势，而对晋北则取攻势。
对晋之战，甚为重要，以其形势足以扰乱后方；若克敌制胜，不特巩固后防，而且可打通陕、甘直接联络线，又足以多取给养，更加可以控制北京、直隶、河南三地。前当战胜李景林后，俄人鲍罗廷即由粤北上谒冯氏，密献取晋之策，谓如不乘时攻晋，后必受其大患云。然冯氏当时正力主和平，不欲兴无名之师，轻启战端。（其后果如鲍之所料，受晋威胁。）至是时，形势危急，三面受敌。雁门关以北诸县尽为西北军占领。张、宋等卒以战线太长，兵力散开，不敷分配，乃停止进攻。
南口、怀来方面，奉直军始以靳云鹗、田维勤、魏益三（两人时已投吴）进攻。各军虚与委蛇，不敢进兵，吴怒免靳职。六月，张作霖至京。奉直联军乃猛攻各地。张宗昌、张学良、褚玉璞等亲率精锐赴南口督战。“西北军”刘汝明、张万庆仅以第六师一万六千人守南口。防御工作极为坚固，鏖战数十日，战事极剧烈。奉直军死伤数万人，卒不得逞。
“西北军”战事，西、南两路俱严阵以待，屡获胜仗。惟多伦东面，密迩热河，敌军进攻不易，且以地势多山，险要易守，故守军无多。而奉方则令吴俊升、汤玉麟等暗率黑省精锐骑兵，劳师远征，越过热河荒漠苦地而猛攻沽源、多伦。王镇淮、席液池及民军蒙三点等坚守，黑军不得逞。后以兵力单薄，张垣总部又以各路吃紧，无援兵之可调，多伦守军渐呈不支。此时王、席二人因事发生误会，席竟弃职逃去，黑军遂长驱直入。沽源、多伦一旦失守，张垣之后方藩篱尽撤，不得不放弃。八月十四日，张之江乃急下令全军退却；南口刘汝明师亦退，计只余六千人耳。奉直军遂分占张垣、南口，且西进追击。
南口之役，为“西北军”战史中光荣之一页，能以极少数兵力抗拒奉方精锐大军至四阅月之久。虽因形势不佳，众寡不敌，卒至放弃，且蒙甚大损失，然而是时南方国民革命军已长驱直入湘、鄂，估计南口全役之军事价值，则因西北军之牺牲，牵制吴之全师，使不能南下援鄂，遂使南军节节胜利。及南口退却，吴急回师赴鄂，则时机已过，败局不可挽回，终至一蹶不振，而国民革命军遂成大功。是故此役对于国民革命贡献甚巨也。
“西北军”之西退，以事起仓猝，运输不灵，秩序凌乱，损失颇大。留驻晋北之韩复榘、石友三、张自忠等部，撤兵不及，乃与商震妥协暂归晋方改编，一则以保存实力，二则以掩护退却，三则协助晋军扼守绥远以阻奉军之发展，亦计之得者。但军中有些同袍便以为他们背叛团体，变节投降，始终不能原谅了。其沿途西退之各部，因运输不利，或则徒步西行，或则流亡山野。迨在平地泉、五原等处集合，队伍凌乱，几不成军，军实之损失更无可计算了。加以塞外奇寒，食料不足，军衣粮食无法补充。困苦之状，难以笔述。此时也，西北全军合“国民军”一、二、三、五军之众，仅余数万人，乃随便并集编成师旅，但饥寒交迫，敌军紧追，前路茫茫，而又无主帅，全军精神颓丧，希望断绝，士气不振，能力全消，环境恶劣，光景绝望，“西北军”生命危乎殆矣。（按：“国民军”第五军名号系方振武部脱离鲁张宗昌部投效改编。）
五原誓师
当全军西退之时，冯氏正由俄动程回国。这时，李鸣钟与刘骥在广州已与国民党联络成功，这正是最适宜的时机。今后挽回浩劫，奋斗厄运，重结团体，而使全军起死回生，皆于此行赖之矣。归途中，冯氏历经戈壁大沙漠，以五原为目标，汽车穿过雪地，路途不熟，向导误导，屡走错路，几陷敌军中。冯氏后言此行不患在没有路，而患在“头头是路”，极易走错方向。加以沙漠奇冷，饥寒交迫，辛苦异常。在此苦难中，他只有所怀抱的新使命足以振起百折不挠的精神。一夕露宿河边，思潮涌至，心绪如麻，不能入寐，口占二绝云：
解放民族欣回国，露宿河边梦不成。革命未成心未了，卧听流水到天明。
去而复返大劳身，多为当时错用人。借此警余他日事，前车已覆莫重循。
（自注：缘错用向导，走错路途，须回车另行别路，故感而赋此。）
将抵五原，正是“西北军”情况至为凄惨绝望之时，有将佐数人前往迎接，私对他说，光景不好，大势已去，力劝其不必前来，不若乘原车回俄之为愈云。但冯氏谓去时因无法而去，回时乃有办法而回；纵剩下五百人，仍要拚命干下去，以完成国民革命，语焉悲壮，自信力强，充分表现出其性格。
九月十六日晚间八时，冯抵五原，即与二军于右任（本由包头再赴俄，中途遇冯氏，相将同返），三军孙岳、徐永昌，五军方振武，六军弓富魁（新改编）及本军鹿钟麟等会晤，相商进行事。冯氏立即施行其“办法”。此时，他已真实的彻底的革命化，得有国民党之主义及计划，加以在俄所得之共产党革命理论与方法，故自信有办法。彼之最高的革命理想乃在世界被压迫民族之解放，而其先着则努力于中国民族从帝国主义铁蹄下得解放。此即救国的革命理想也。其次，则为大多数被压迫的民众从帝国主义、万恶军阀与种种社会上不良制度压迫下谋解放。此即救民的革命思想也。既其有此解放者的觉心，其所运用的方法，对内则首先注重军队在国民党领导之下有新团体，所谓“同志的军队”，以严密组织与纪律促成之；其次，则为军政人员全体之政治化，务使全军军官佐深深认识三民主义而担负革命的使命。至对外，则一方面与南方革命军联络共进，在他方面则注重对民众的政治工作——宣传，务使民众与军队联合在革命战线上共同奋斗。至于政治计划则悉遵孙中山先生所定之《建国大纲》而实行之。冯氏游俄之所得，即此革命策略也。此次与其俱来者，有俄国军事顾问乌斯曼诺夫（原名Sangurskii，见薛著页二〇一）等数人，并有共产党之刘伯坚（鄂人，原留学法国，后转入苏俄“东方大学”）等帮忙政治工作。于军事、政治进行，颇得诸人之臂助焉。
冯氏受诸军将领一致推举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即于翌日——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九月十七日——在一小阜台上宣誓就职。由中央委员于右任为国民党代表授旗。青天白日满地红之“国旗”，第一次高悬于“国民军”中。而前经放弃之“国民军”名号又复现了。冯于数万众欢声雷动、希望勃发之武装同志中，庄严宣誓，誓词曰：
本国民军之目的，以国民党之主义，唤起民众，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求中国之自由独立，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特宣誓生死与共，不达目的不止。此誓。
冯并发出宣言，通电全国。此外又颁布治军新诫条，名为“九一七新生命”，所以保存本军之精神而训练革命者之人格。文曰：
烟酒必戒。嫖赌必戒。除去骄惰。除去奢侈。实行勤俭。国民革命。方能成功。
此诫条颁行全军及所领导之各行政机关，为军政人员之座右铭，影响于道德人格方面至大。以后，“九一七”遂成为“国民军”永久的大纪念日。
先于六月间，粤方谭延闿、蒋中正诸公，去电邀冯氏赴粤参加革命。他即派李鸣钟、刘骥为全权代表，后由俄回国接洽，并电谭、蒋等，促其进攻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乃任冯为“西北军”之国民党党代表、国民政府委员及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是故五原誓师之后，全军名义虽未改，实际已成为国民革命军矣。自是之后，“国民军”自身得生存与发展，而且得有时代的新使命与政治的新生命。而冯氏本人一生之革命史，又进入一个完全新的阶段了。
“国民军”新生命
是时，“国民军”各军流亡散失于塞外绥远、察哈尔各地者数万人。其残破集合于五原一带者亦数万人。冯氏就职后，第一要着即是重结团体。先将退驻包头以西一带之队伍重新编制。其次，则招集流亡。全军各处兵将一闻冯氏回来的消息，无不额手称庆，精神顿振，都说：“老总回来，不怕了，定有办法了！”冯氏乃冒险亲至包头（已落晋军手）。时留在晋北之韩复榘、石友三、张自忠等五师之众，一闻其至，全体翩然来归，复隶麾下。（按：韩、石等投晋，当时各将领颇不谅解，已见前文。）冯不究既往，亲接其重投本军怀抱，力量顿增，以后作战殊为得力。尤足称为奇迹者，则是沿途散失流亡之五六万人，虽无将官统率，乃自冯氏归来之消息辗转传播，三五成群，亦陆续携枪归队。全军经冯氏讲话鼓舞，多方抚慰，大为振奋，已死的希望及已失的信仰，顿然复苏。统计是时全军，连前时原驻甘肃之完整的一军，共有廿五六（？）万人，比原有兵额损失尚不到万人。不过，物资损失，军纪松弛，是自然的果子了。但经冯氏加紧整顿后，昨日仍为残破之军，如今又生气勃勃，在新编制下，迅又成为劲旅，预备再行奋斗了。冯氏之归来，恰似磁石之高举，群针被吸，奔赴团聚，再成一体，其人望摄力之强大可想。而十余年来苦心孤诣训练之功，于此完全呈现，效果亦最称意了。
在五原时间虽不久，而全军因环境恶劣，物质上困苦特甚。冯氏亦于此时最能表现其与士兵同甘苦之精神。兹述其生活中之鳞爪数片以为征。该地近沙漠，水为奇罕难得之物。每晨起床，冯持半碗冷水，高呼“同志们洗面了”。于是在其左右者，有如石敬亭（总参谋长）、何其巩（秘书长）、鹿钟麟等五六人，及其他最高干部，则与其环立一圆圈。他以碗吸水半口，递碗于旁一人，自己以口喷水于两掌，即以之擦湿全脸，后以巾擦干，而所谓洗漱之事便算完了。别人轮流效之。及至人人洗脸既毕，那碗水还未用完，否则便有“浪费”之感觉云。
其用饭时，冯与最高干部亲自共同造饭。造饭之法：总参谋长去拨马粪，秘书长发火烧粪，而联军总司令则双手挑起一洋油桶于马粪火上，桶内有小米汤。汤熟则造极粗的黑粮为饭，间或有些少羊肉，则放火上烧吃。这就名为“革命饭”——内容粗粝的大锅菜，放在当中，各自取吃以送粗馒头下咽。（以后在革命战斗期间，“革命饭”仍是全军的长期粮食，此著者所常尝而不堪尝者。）
至于全军服装，更破烂不堪，皮棉衣服亦不齐全，人人冻冷难堪，冯氏尽力设法为之补充。边僻荒漠之地觅布不易，则无论什么杂色布一概用上，故军中每有穿红着绿、款式奇怪之服者。冯氏于多年后回思前情，犹不禁轩然大笑也。未几，寒衣问题幸得解决。当地有一已故的垦殖英雄王同春，自开运河，辟地牧羊无数。其子王英感于冯军之爱国热忱，慷慨报效数万头，全军于是有羊肉吃，又有羊皮制造军衣了。
“九一七”为“国民军”新生命诞生之日。所谓“新生命”者，不特是全军团体复行结集、精神再作振奋之大意义，而且自此之后，“国民军”即兴起两大变化：一、军事上之新战略，二、政治上之新训练，是即军事上与政治上之新生命。
五千里长征
冯氏回国后，部署队伍稍复秩序，休养补充亦得稍为充分，于是即切实施行其素所主张之军事新战略，即是——由反攻张垣、南口而克北京之企图，一变而为全军经甘肃，入陕西，出潼关而与南方革命军会师中原后，再行扫穴犁庭之远大计划。简言之，即是“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盖以奉军新胜之后，气焰方张，而是时由粤北伐之国民革命军，尚与敌相持于鄂、赣。假令“国民军”以全力出包头，取张垣、北京，则敌强我弱，孤军作战，未能与南方革命军形势相接而彼此联络应援。但若放弃东路，不惮作大迂回，而改道由陇入陕，则既可急救在陕被困之“国民军”二军，又可径出潼关而与南军会师中原，共同北伐。当时，国民党之北京政治委员会（地下组织），如李大钊（时尚未被捕杀）、李煜瀛（石曾）等，主张此计划最力，密派人北上绥远献计，并将侦探所得奉鲁军势力之内容，及驻兵地点等确实军事情报与重要政治消息汇报，尤足为进兵之大助力。冯氏于是毅然决定施行此新战略。首先于九月下旬，编定“援陕军”共七路，出发援陕：第一路方振武（五军），第二路弓富魁（原属二军，因与他将领不合，新编为第六军），第三路孙良诚，第四路马鸿逵（本宁夏军），第五路石友三，第六路韩复榘，第七路陈希圣、刘汝明、韩占元、韩德元各师及郑大章、张万庆等旅。孙良诚兼任援陕总指挥，方振武副之。各路陆续出发，而富有革命意义及甘肃历史性之五千里长征于焉开始矣。
方吴佩孚与“国民军”为敌时，令刘镇华率“镇嵩军”八万人攻陕，又令甘肃之孔繁锦、张兆钾两镇守使兴兵攻留驻甘省之“国民军”（约十万人，仍归刘郁芬指挥，蒋鸿遇为佐。全部完整如故）。苟陕甘不守，则“国民军”最后之根据地尽失，非至全军消灭不可矣。在战略上言，吴之计划不可谓不周密而毒辣。“国民军”东、西诸方面以至后路同时受攻，必无幸存之理，而结果竟不特能保全实力，而且终获胜利者，则不能不赞许“国民军”训练之有素，而且冯氏归国主持之为适合时机矣。甘肃敌军先经刘郁芬全数扑灭，心腹之患既除，又得俘获之战利品及孔、张军所储藏之粮食与现金不少，尽资军用。而内部肃清，后顾无忧，东进之大路既通了，援陕大军因得急进焉。
时，刘镇华全军包围西安数重，已逾八月，但因守将杨虎臣、李虎臣二人（均国民二军旧部）坚守不降，屡攻不克，故得保存。杨氏尤其倔强，尝于最危急之际对李云：“我们决不投降。如城破之日，你在那边钟楼，我在这边鼓楼，各拿一条绳子双双吊死。”以故军官与士兵万众一心，决死守城。粮尽则以豆渣、豆饼充饥，弹少则以石头应敌，强顽耐战，是全军特性，孰敢谓“秦无人”耶？西安为通甘肃大路，城不破，故“国民军”根据地终得保存以为卷土重来之出发地，则西安之役，在革命史中亦殊为重要也。
孙良诚既奉令急行援陕，自平凉出发，率前方各军由邠州大道向西安前进。冯氏以驻天水之张维玺师进取陇县、汧阳，以掩护大军之右翼。十月初旬，五原之方振武部及宁夏之孙连仲师与固原之马鸿逵部，皆分途出发。孙良诚为冯军后起之虎将，与士兵徒步同行，昼夜不停。士兵疲倦至极，足底且起水泡，孙足底亦有水泡，则脱鞋拔刺刀，一一刺破，扬臂先行。全体振奋兴起，亦随行。真急先锋也！及抵咸阳，全军兵将不特疲乏莫能动，而且衣履尽破，刺刀遗失不少，全部仅得万二千人，骤遇十倍之敌。但孙部为“国民军”精锐之师，其本人亦为智勇俱全之将，方乘在甘战胜孔、张之余威，复迫于救援友军与参加革命之大义，前途生死困难，在所不顾，惟有向前拼命硬干，以故卒成莫大之功。
十一月廿三日，孙抵咸阳，敌军望风撤退，立克其城。孙乃以方振武及陕军一部为左路，甘军马鸿逵部为右路，而自居中路，直攻西安。惟方不肯作战，而马亦不愿行，只肯借给子弹十七万粒而已。孙固不怿，但亦莫之能强。敌军集中兵力猛攻中路，战况极烈。适孙连仲、刘汝明两师赶至，即分途加入左右两翼作迂回猛攻。廿六日，全线开始总攻击，两翼军抄袭敌军后路成功，刘镇华不得不狼狈东退。
时，西安守将杨、李二虎，困守孤城八阅月，粮弹俱尽，希望断绝，已束手待毙，准备与城俱亡。再过三天便不能守了。忽然救兵从天外飞来，及时先得暗约，则亦开城夹击。围师大败，纷纷溃逃，向南遁入嵩山。大势已去而刘镇华仍欲死战，卒由其弟茂恩力劝其罢手，乃从焉（劝兄事见刘著页七九）。
十一月廿七日，西安解围。刘汝明师最先入城，军民欢忭莫名，视为“再造三秦”之救星。孙部乘胜追击，俘获无数，军至河南西部阌乡而止。所获枪械，尽为补充后方徒手兵之用。是故有好几部只有官兵而无枪械的队伍，迅又复成为正式军队了。军事乃告一段落。是役也，孙良诚以孤军沿途苦战一月，乃奏肤功，所以许为北伐功首（《我的生活》页六四八）。孙身为前敌主将，当然受之无愧。西安城内，人民极苦，粮食早尽，至析骸易子，以树皮、皮鞋、豆渣等果腹，饿殍载道，生存者多皮黄骨瘦，身患大病，面现菜色。城围既解，乃庆来苏。“国民军”入城，于整顿军事外，即行救济民生。
冯氏在五原，既已整饬队伍，分遣出发，先于十月初极力注意整顿军纪，曾下严令告诫全军守纪律。全军既整饬完竣，乃于十一月初旬，亲赴包头一带慰劳将士，然后预备入甘趋陕。当时奉方闻冯回国，整军经武，大有死灰复燃、军威复振之势，为之大惧，急派大军西进胁迫。冯氏乃命郑金声为东路总指挥，督率石友三、陈希圣及骑兵三师各部在包头、五原一带，步步防御，渐次西退。至下旬，冯氏归五原，布置既毕，命鹿钟麟、邓哲熙率官佐廿人赴俄参观，以增见识。同日，冯氏亦乘车出发西进，督饬各部节节入陕。十八日，军次磴口，而孙良诚解西安围之捷电至。冯氏即赴宁夏、平原，卒于十六年（一九二七）一月廿六日抵西安。后方队伍亦陆续开至。冯氏到西安后，即加紧筹备第二步计划——会师中原。
“国民军”此次全师西进，由绥远包头而经甘肃以至西安，其后再出潼关而入豫，历程共约五千里。十余廿万貔貅之士，生活于无衣无食之荒漠，跋涉了冰天雪地之长途，有时军行十余日不见人烟。军官佐与士兵，在中途冒寒，或冻僵手足，终身残废者，或头面耳鼻，冻疮溃烂，沿途呻吟者，甚或因饥寒丧命者，不可胜数。（后来余至西安犹可眼见残废或患病未愈者，惨不忍睹。直迄多年以后，每与老军官们谈及当年惨苦情状，犹如谈虎色变。）至军实之运输，则借用民间骆驼八千骑；到陕时亦生存无几。冯氏后来均备价偿还焉。长征途中，全军革命热诚激昂，精神健旺，又服从纪律，人无怨言。于九死一生中方打出这一条生路，诚奇观也，亦伟迹也。
“国民军”之政治化
冯氏游俄三月，对于军事最大而最重要的心得，乃在军队之政治，以主义为治军的手段，以主义为用兵的目标。此皆“国民军”前所未有，亦为其历来失败之由。盖“国民军”战斗力虽强，官兵精神纪律虽因基督教精神与严格的训练及冯氏个人之感化而达至优美程度，但不知主义为何物。冯氏自谓一向“行革命之实，而不居革命之名”。然无名之师，即无目的之暴力而已。他未尝不知揭橥救国救民之口号，然如何救法，救之至如何标准，均无具体化的手段和目的。职是之故，他率全军向着这个救国救民空泛无定的目的而孤苦奋斗，周旋作战，实是混战。虽每战必胜，但不旋踵又陷于失败之地位，驯至愈走愈迷途，竟找不到出路。乃自正式加入国民党，接受其整个的主义与政纲，恍似在迷惘中找得一条光明大路，而且认识一个前进的目标，又加以在俄学得种种革命理论与方法，于是觉得去国时“没办法而去，今则有办法而回”。自“九一七”誓师于五原而后，“国民军”确有政治的新生命了。
五原就职而后，冯氏即注重军队政治训练工作。但欲图全军之革命化，非先组成革命之大本营不可。于是联军最高特别党部得于最短期间，由全军代表大会产生。成立之后，九月三十日，五原举行第二大典礼——授旗礼。斯时，冯氏以国民党西北政治代表及国民联军总司令资格，接受国民党国民联军最高特别党部发给之党旗，并宣发“本中山主义以完成国民革命”之誓词。词毕，冯氏在坛上举手高声大喊：“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坛下数万武装同志同声应曰：“我们是为革命服务。”大有气壮山河之慨！
政治工作之第一困难即是人才。“国民军”武将有余，文人不足，人所共知，而熟识党务、政治工作者尤不多觏。冯氏回国时带有共产党刘伯坚等数人回来，乃委薛笃弼为政治部长，而以刘为副部长代理一切进行。另从军事政治学生之优秀分子挑出若干，临时加以训练，勉强工作，北京国民党方面亦派有人员前往。冯氏又屡电粤中央党部多派政治工作人员，中央当即选派郭春涛、邓飞黄、于树德（共产党跨党分子）及余四人为政治工作委员，另十四人为政治工作员，分道前往，并携带大批宣传品北上。有从北京假道晋省，有从武汉假道河南前往者。至宣传品两箱则特派赵文炳等二人由海参崴经西伯利亚铁路至库伦，转乘汽车经戈壁沙漠前去。二人历尽辛苦，费时六月，耗款数千元始到达。余带去之文件运到之日，全军奉为至宝，盖“国民军”之宣传及政治工作资料正缺乏也。
先是，我于十五年（一九二六）暮冬经沪先到汉口，与孙科、徐谦等中央委员在一起，等候铁路交通便利然后北上。中间，我曾协助孙科、宋子文、陈友仁诸先生办理接收汉口英租界事宜及其他事务。我又得诸委员多方训示到“西北军”工作之方针，再与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联系，取得其全部标语、印刷品及中央重要文件多种。此外，另从军事机关及北方中委王法勤处取得他种函件，以为通过豫省各军防地之助。十六年（一九二七）三月初，余由汉口乘火车北上，有共产党籍之陈适怀同行，带齐各种文件、标语、印刷品等，初不知其为危险物也。沿途经过五大关——信阳魏益三、偃师靳云鹗、郑州吴佩孚、洛阳张治公（刘镇华部）、陕州刘镇华各军防地，皆利用带来函件作护符，一一安然通过。走了十二天，卒于三月十六日抵达西安，径向冯总司令报到，面交各种文件等。沿途艰苦备尝，亦有相当危险，及得闻全军远征时之状况，乃噤口不敢言苦了。
冯氏一见了我，故旧重逢，不胜欣忭。寒暄了几句，他即下令侍从说：“简同志远道到此，来，拿些‘点心’来招待。”我之食指大动，以为跋涉旬余，而今可享受一些西北美味，或广东点心，叉烧包、虾饺、伊府面之类。不移时一大盆“点心”端上来，却是片片生切的青萝卜！冯氏殷勤劝食，还赞赏一句：“这是很有益的，食了可以泄气。”这是我初尝“西北军”中滋味。冯氏听了我报告南方的革命形势，接收了千里带来的文件、标语等，不禁大悦，登时饬令把所有标语张贴起来，五光十色，妙语如珠，一时革命气氛为之增浓了。冯氏对于革命政府之外交成就，如外交部之接收汉口、九江之英租界，交通部之接收两湖邮政局等特别称善，以为我国收回丧失的主权和取消不平等条约之先声，独对国民党内部当时已发生的裂痕（其时，蒋总司令已到南昌，武汉同志已开始反蒋了），引为憾事，但又不明真相，不能作左右袒。继而谈及我个人的工作问题。适其时甘肃教育厅长出缺，一时承乏无人，他问我肯去接任不。我答以千辛万苦不辞千里而来，只是为革命效劳，还负着重大任务，如一来即去做官，有负许多同志的期望，将有何面目以对广东父老呢？他也不强我，只说再商量吧。
辞别时，他说：“简同志，你得赶快剪发易服，换上军装。”我即时把首如飞蓬，长发茸茸，尽行推光了，只剩下军律所不禁的脸上唇上于思于思的胡须，又把沿途所穿的长袍马褂包藏起来，另换上一套军需处领得的土制灰布军服和绑腿布、武装带。全副武装已齐备，我揽镜自照，不禁惭愧起来，面为之赧，盖斯时镜中“倩影”，正如姜太公的坐骑——四不像了：“像学者而不是学者，像军人而不是军人，像官僚而不是官僚，像政客而不是政客”也。（此为当时在冯氏总部任机要处处长之教育家邓萃英与我闲谈时语。）
次日，我奉到委任状，被任为总司令部“外交处”处长，叙阶陆军中将（襟章红牌两颗星）。就任之后，觅地设办公处，即开始服务。此外，冯氏时有他事咨询，常为其传达要件于南方，兼任“政治部”事务（因我具有南方所任“政治工作委员”资格），又时为作撰述、编辑工作。而时刻所不忘之任务则为促进冯氏与中央之联络而拉紧他在国民革命军阵线上，常将西北军政治实情报告兼代冯氏转达需要与意见。未几，我连所带来中央颁给的“文密”电码本也给他，俾与武汉方面直接通电。
政治工作之次一困难则为宣传及政治训练之资料。其始不特参考书或现成宣传品都没有，即印刷工具器材亦不可得。直至到西安后乃稍有宣传机关之规模。在此筚路蓝缕之时，冯氏自己之贡献最大，他的工作方法可称为“宝塔式”——由他在最高尖顶上施教，逐层逐层往下推进，从军、旅、团、营、连、排长，以至最低层的兵士，如传达命令般。结果：致令连、排长均能讲解“总理遗嘱”，而小兵皆能背诵全文，在最短期间，有此成绩，确可观也。
其为“国民军”党化、政治化、革命化之最有效力的工具乃为其所自制之“不忘”问答及口号数条，此皆能将革命理论及党义简单书出来，令全军上下皆能通晓、深入心中者。他尝自述其制成“不忘”问答之历史如次：在由库伦归国途中，一夜露宿于冰天雪地，苦冷不能成寐，乃默想此行负有绝大使命回国，将如何入手工作？忽忆起吴越战争时，吴王夫差之父为越王勾践所杀，乃刻苦自励，以图报仇雪恨，并于每日晨兴时，以人击其首问曰：“夫差，夫差！尔忘勾践之杀尔父乎？”夫差则答：“不敢忘。”灵感顿生，冯乃得新观念，草成本军“不忘”问答数条，用作提撕警觉之资。其文曰：
一、问：我们国民军历年战争，为的是打倒侵略我们的帝国主义和卖国军阀，你们明白不明白？
答：明白。
二、问：侵略我国的帝国主义和卖国军阀，就是指那日本在民国四年强迫我国承认“二十一条”，英国在民国十四年“五卅惨案”，无故杀害我国的学生、工人这一类的事情。我军时时刻刻的反对他。那日本鬼就勾结张作霖，英国就勾结吴佩孚，作他们的走狗来打我们。我们和他们拚命打仗，是为救国家，救人民，不是为一二人，你们知道不？
答：知道。
三、问：我们的弟兄们，为救国家、救人民死了的还没有埋葬，伤了的也没有药治，不伤不死的现在又无衣无食，你们忘了没有？
答：不敢忘。
四、问：我们直隶、山东、河南、北京一带的同胞百姓们，被匪军奸淫掳掠，欺压得不能生活，我们应该救他们不？
答：应该救。
五、问：既是如此，我们应当怎样做法呢？
答：应当不怕死，不要钱，忍苦耐劳，明白主义，来救国家，救人民，誓雪此耻。（上录自李泰棻《国民军史稿》页三三四—三三五）
冯氏返国就职后，即以此颁发全军，于每晨朝会全体朗诵。在总部内每晨曙光微现（上午四时许），冯即召集全部人员及所有队伍于旷地，自己站在一张木桌上，先高声朗诵“不忘”之问，全体答“不敢忘”。悲壮沉痛，感动心弦。日日如是，影响当然不少。有一中央委员到冯处赴朝会，且听且下泪，谓生平未曾受过如此大刺激云。“国民军”之口号亦为冯氏所手定，多为问答式。每当检阅队伍，冯氏或主官则高声发问，士兵全体高声应之，精神亦为之勃发。（口号略）
此外为日常的政治训练，“政治部”又有“政治问答”标语、小册子、墙报、刊物等之编制，颁发全军。全军各级政治处亦相继成立，进行工作不遗余力，效果亦大而且速。全军兵士皆能诵“总理遗嘱”，中下级军官更须为士兵逐字逐句讲解，务使人人能了解其意义，而为奋斗中精神上之鼓动力。冯氏每检阅兵队则以此考问兵士军官，以故成绩之优，余信南军尚逊之。
当时，军中尚有两种稍有规模的刊物：一为总司令部派员自行编印之《革命军人朝报》；一为总政治部编印之《军人生活》月刊。对于政治军事大收宣传之效。其他宣传品尚多。
“国民军”党化之特色，在其随身佩戴之种种徽号。于每人右臂上，有青天白日在小方红布当中；胸前左旁则佩一长方形的小白布章，上刊有红字“我们为取消不平等条约誓死拚命”字样。军中名为“拚命章”，此足与南方革命军在战时系于颈上之三色“牺牲带”相媲美。军衣胸内则配一章曰“一粒子弹当如性命看”，盖子弹补充不易，必须万分节省，务期粒粒收实效也。“国民军”衣服补充不易，军帽尤为难得，冯氏乃参考苏俄练军之软帽式而自创灰布制之八角软帽，帽前有青天白日圆章。冯氏令全军须将帽往后一拉，青天白日高悬，顿呈壮观，亦“国民军”之特征也。余初到时，冯亲为我解释此帽形状及戴上方式而称为“侠士帽”。
政治工作之最有效力者，厥为冯氏之讲演。冯具有雄辩家之天资，讲话声音雄壮响亮，而能耐久，且庄谐并杂，手足头面，一一表情，引人入胜。发言又深入浅出，饶有意义，人人易懂易记。对部属讲话是其每日工作之一重要部分，且为其治军秘诀之一。以余观之，“国民军”政治工作举行半年，虽资料、经济、物资（印刷工具及纸墨等）之缺乏而发生困难，然成绩优异，其全军党化之程度，大足以媲美南方之国民革命军，则亦难能可贵矣。（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长邓演达，后到河南谒冯氏，对西北军政治工作人员之刻苦耐劳，成绩突出，大为称许。然此殆因环境关系使然，盖冯在军中工作者自然与全军官兵一同吃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