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六岁至四七岁，一九二七—一九二八）
陕西预备时期
冯氏既抵西安，总司令部即设于“红城”内。“红城”者，旧名“皇城”，为满洲防兵驻地，冯前督陕时改建为督署，又名“新城”。于右任入陕后新城更名为“红城”，盖于氏在此时期“左”倾程度甚深也。冯氏回陕后，复驻节于此，曷胜今昔之感。部署既定，即赶速预备大举北伐，因其时南方国民革命军已克武昌，冯氏与国民政府电报往还，约定同时进兵也。惟出兵之先，必须布置后方，兹先述冯氏在此预备时期对于政治、财政、军事之种种措施。
在政治方面，冯氏第一件注重之事即为安抚百姓，盖甫经兵燹，民不聊生。他对于治安上先行整顿，使人民能安居乐业。又派兵士数千，拨马匹三千，帮助人民开耕。人民德之。至到处修桥筑路，服务社会，则作风一贯。
其次，对于党务及民众运动，冯氏极力提倡。以文化落后之陕西，一时妇女运动也、农民运动也、工人运动也、青年运动也，与国民党之各级各种组织，忽然纷纷成立，有如雨后春笋之勃发。他均以所得之新政治识见及一般的革命的新意识形态亲为提倡及指导。一向闭关自守、饶有古风之陕西，忽来此新潮激荡，人心振发及开通不少。
其三，对于国民军所管辖之区城，冯氏则制定军政时期行政大纲施行之，但交通梗阻，未得直接与南方国民政府联络（按：国民政府于十四年七月在广州成立），故暂以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为各地军民财政之最高统治机关，即是代行国民政府职权之军政府，亦因时制宜之举也。一俟与国民革命军沟通联络一体，即改弦易辙，奉还其最高统治权矣。余到西安后，献议于冯，即以总司令名义代表国民政府接收陕西邮政局，但仍委其原有之局长英人留任。冯氏后以刘郁芬任驻甘总司令，于右任任驻陕总司令（于去后以石敬亭代），在冯统辖下，分管两省军民两政。
斯时，经费支绌实为最大的困难问题。缘陕甘两省，本是贫瘠之区。连年用兵，土匪遍地。西安又经长围，民力已尽。加以此时大军云集，粮饷所需多，财政拮据之状可以想见。冯氏入陕后，特调甘肃省长薛笃弼来陕，筹划财物。犹记其就任之后一连数月，全省收入每日仅得千元。筹措军饷简直束手无策，甚至有时军队买面钱也不敷用。当时国民政府经徐谦、刘骥等磋商，虽允接济饷项，但交通阻隔，汇兑不通，亦等于无。甘肃稍为丰裕，略有军饷缴交总部，但仍不过杯水车薪。余适于此时抵陕工作，目睹其困难状况。市面上不特无现洋，即铜元亦不多见。当时军费，只靠“西北银行”纸币（系由张垣西退时带来者），即作现洋不兑换通用。不久，带来纸币用完了，没法续印，乃借陕西省立之“富秦钱局”所存的印就未发之银纸，加盖总司令部印通用，是为“加字票”。及至此项“加字票”亦用完，于是司农仰屋矣。而北伐大军陆续出发，势不能停止，如何措置？当时真是笑话，理财者手里只存五百现洋，即以此为“北伐本钱”，临时拿来购买纸张，印刷一种军用的“金融流通券”分发各军，随地应用，共发出千余万元。起初陕豫人民大起反感，后来迫于军令，只好折扣通用。至入豫后数月，冯氏下令收回此项“流通券”改换公债票，而以某种实业作抵押。他声言大军实行国民革命而借人民血汗之资，将来有生之日必一一清还。其后北伐成功，彼确屡次请求国民政府代发公债以还此旧债，惟因大局屡变，其素愿与应许，多年以后仍未得尽偿也。又忆起大军入陕后，没收烟土一大批。各军出发时，除“流通券”外，则搭发烟土若干，亦异闻欤！在陕豫期间，士兵每月只借伙食费五元，官长则无分上、中、下级，每月一律借十元。旋更减为三元、六元。全军生活之困苦万状，可以概见。（余当时每月所得均不敷用，幸去时多带自备的现金，囊有余款，足以自给。）
关于军事上之布置，冯氏自然至为着力。是时，奉军势力已沿京汉路达许昌、郾城。长江方面，吴佩孚虽垮台，而直鲁军及孙传芳军与南方北伐军激战于苏皖。吴之残部于学忠（犹有兵五万，联合其他灰色军队亦有二三万）经吴放为湖北督办。吴又勾结杨森，放为四川督办，联合鄂北驻军张联升等共数万人，希图乘虚直扑武汉。陇海路方面，吴佩孚先驻巩县，后移郑州。（余于三月北上过郑，幸有吴部师长孙某竭诚照拂，故得安然通过西行，盖其已暗与武汉方面王法勤等通款矣。）另有张治公部驻洛阳（原属刘镇华“镇嵩军”）；豫西则有刘镇华数万人驻防，西至阌乡，与国民军潼关最先头部队接近。刘之态度未有明确表示，而冯氏亦不为已甚，对其留有余地，不作骤攻之计。至晋阎方面，亦未明显表示态度。此则中原之军事形势也。
冯氏计划：第一，令全军陆续入陕。其次，则实施援鄂攻豫，会师中原之策略。当时军队之配置，分为五路：（一）中央军由其自行统率，以孙良诚为总指挥，约八万人，集中豫西，沿陇海路向东进展。（二）右路军以孙连仲为总司令，率其本部二万人，续派冯治安、韩德元两师与张耀枢一旅共约四万人，由陕南出荆紫关，向鄂豫边境进发，沿途修理电线，剿办土匪；此右路军之特别任务在于打通陕鄂之交通线，保护武汉接济国民军之物资，兼以防御盘据鄂北、豫西一带之逆军。此路军后来屡建大功，有利于北伐军事不少。（三）左路军以徐永昌任总司令，率其全部（原国民军三军），由陕西过河，假道山西，直趋石家庄。（四）南路军，以新由晋脱险归来之岳维峻为总司令，率原有之国民军二军各部五万人，如杨虎臣、李虎臣、邓宝珊等，集中于汉中，东向入豫西。（按：岳前被晋军俘获，但阎锡山殊机巧，拘禁而厚待之，根本不承认其为岳维峻，以免惹起冯等恶感，并为自己留后路。冯回陕后，得无条件释放。及归，奋勇请缨，冯准之，乃委任如上言。）（五）北路军以宋哲元为总司令，集中后防各部队于宁夏，东联绥远南部待命出发，东趋察哈尔、热河。以上五路大军合共约卅余万人（连吴新田部在内）。因左路军徐部须假道山西，行军困难，而南路陕军又眷恋家乡，均未能依时行动。所能直接作战，指挥如意者，惟冯之本部中央军与右路军而已。
时在十六年（一九二七）四月，河南军事形势，略有变化。（上月中，余抵西安报到，以后战事，多为目击或身历者。）直系旧部靳云鹗既叛吴而与国民政府秘密联络，但又不正式加入革命阵线，屯兵于郾城一带。（余北上时路过其地，因代表国民政府与其参谋长密商合作北伐事，靳仍含糊不作露骨表示，但不阻扰余之北行，且派火车送余北上郑州。）及奉军南下节节进攻，以浙军阻路，先图解决之。靳不得不起而单独抗战。武汉革命军未能赴援，遂大败于郑州之南。靳由是一蹶不振，退守原地。此其态度暧昧、不肯切实联络革命军之结果也。会奉方探悉国民军与南军联合北伐，行将东出，深惧后防受威胁，不敢以孤军南下深入，转分派三旅，由万福麟统率，沿陇海路西进，协同张治公扼守洛阳、新安，以御国民军。在形势紧张之下，吴佩孚迫得离郑南行，经南阳而至鄂边，倚于学忠为护符。在豫西刘镇华方面，因冯迭派员前往联络，亦允就国民军联军东路军总司令职，一致讨奉，然仍无明确之表示。（至少亦未易帜。余过陕州时，向其明白表露身份及使命，刘极表欢迎，坚留余在其军任政治部长，并向国民政府致电请命。余以原有重要使命必须到冯军总部，故力辞。然所可慰者，刘果加入革命战线矣。刘之部将出身土匪之姜明玉，早已单独秘密向武汉输诚，原拟对刘倒戈，我政府给以某军名义，将印信交余带去。余离陕州，过灵宝，乃面交之。）至于山西方面，则阎亦经冯氏派员联络，得其允于国民军出动后，至相当时期，出兵石家庄，以断奉军归路。有此协定，故前奉命假道之徐永昌左路军遂得通过东出，且改隶晋军，受阎指挥，殆为军事便利计也。
会师中原
斯时，国民政府电令冯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为蒋公中正，时方由江西进攻华东。）冯派刘骥驻汉为全权代表。双方电商结果，决联合北伐，分路出兵。汉方于四月十九日誓师，翌日出发，以唐生智全部及张发奎全部沿京汉路北上，而冯氏则以所部之中央军沿陇海路东出，夹击入豫之奉军，共谋会师于郑州及开封。
军事计划既定，种种布置亦经就绪，两年来含辛茹苦，艰难奋斗始得复兴之国民军，如今回头来打倒奉军之大机会临头了。十六年（一九二七）五月一日，冯氏在西安“红城”集合军民数万人，宣誓就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职，其誓词申明革命出师之大宗旨，有云：
以为大多数被压迫民众谋最大幸福之决心，联合革命民众，将全力贡献于党，拥护党之主义及政策，与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一切反革命势力作最后决斗，完成国民革命，生死赴之。
宣誓毕，冯复高站台上，对军民全体作长篇的演讲，申明革命的旨趣，至最慷慨激烈之时，高举双手向众大声疾呼：“如果我冯玉祥不是为救国救民，而只是为自己争权利、抢地盘，你们哪一位弟兄都可以开枪打死我。”当下全场数万雄师肃静无声，一种庄严、悲壮、忠义浩然的气象，似乎充塞天地。余当时也站在台下，亲听此言，亲睹此状，心里大受感动，不禁掉下泪来。冯氏言行之感动我个人，以此一次为最深刻，而据个人所知、所闻、所见，其公开表现自己的至善，亦以此一次为最显著。演讲毕，复有一饶有意义的民众联合仪式，以农、工、商、学及妇女各界代表各一人，在台上联手围成一大圆圈，表示联合，共向冯氏致致敬词，同时，台下则军乐大作。仪式既毕，冯氏率党、政、军及民众团体领袖，举行大规模的阅兵。所到之处，由冯氏领众高声慰问：“同志们，辛苦了！”军士则同声答：“为革命服务。”
总司令部之组织如下：总参谋长石敬亭、副参谋长曹浩森；建设部长兼法制委员长刘治洲，代理政治部长刘伯坚、副部长郭春涛，秘书处长何其巩，军务处长徐廷瑗；军需处长魏宗晋，参谋处长吴锡祺，交通处长王以智，军械处长舒双全，外交处长简又文，军法处长张吉墉，军政处长虞典书，军医处长杨懋，副官处长许骧云，前敌政治工作团主任邓飞黄、副主任简又文兼。
向东出发之中央军，以孙良诚为前敌总指挥，方振武、马鸿逵二人为副指挥。全部布置事宜既备，冯氏五月五日下总动员令，并于是日亲自赴潼关指挥。是时南方革命军已开始集中于郾城一带矣。大军出发时，每人背负干粮一小袋，仅备三日之用。时当盛暑，急行军半日，全袋馒头已为大汗浸透，次日发霉发臭，兵官们不能不勉强泡水下咽。因无火车行驶，后力运输粮食不继，干粮既尽则挨饥续行，仍要克期进兵，真苦不堪言了。
先是，刘镇华余部数万人分驻陕州、灵宝一带，虽接受冯氏任命，允一致参加革命，惟以奉军自东压迫，身当其冲而不知冯果否出兵，故左顾右虑，未敢有明显表示。及冯下令出动，对刘部积极“推进”（命令原语）。孙、方两部即迅速东发，刘始仓皇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节节东退。孙部遂于五月六日克灵宝，七日下陕州，沿途毫无阻碍，分路向东进展。卢氏、洛宁、渑池等县相继占领。刘部被迫往南退避嵩山。张治公部则顽强抵抗，退守铁门、新安一带，构筑坚固阵地。
廿一日，大军达渑池之东，随即大举进攻，包围新安。激战之后于翌日克之，缴械者六千余人，得枪炮军需不少，而俘获品之最有价值者有铁路机车一，车辆百余，盖大军初抵灵宝、陕州，机车尽为刘镇华夺去，以故行军运输，全靠步行，极感不便。有时粮运不继而购买无地，士兵须挨饿进行。及在新安得此车辆，即以此机车往返运送子弹、粮食，有助于军事进行不少。闻新安守将于危急之时乘车东去，乃为铁路工人所诒，谓敌人已拔去铁路轨道，奉将乃退还新安，而机车遂得落国民军手云。此则联合工人民众革命之好果也。
廿三日，方振武部复进攻至磁涧，奉军万福麟率三旅之众，合张治公残部共计不下四万人设三道阵地，以剧烈炮火抗御；孙、方军各部并石友三师加以郑大章骑兵师，连日猛烈进攻，至廿六日，敌始不支，退走洛阳。万福麟乘车东逃，张治公则南窜入山。是役俘获四千余人，枪炮数千，机车数辆，车辆数十，所获奉遗下之炮弹尤多。
洛阳既下，冯氏令孙部沿铁路东进，方部向东南由登封、禹州趋许昌，以援助南方北伐军，而以马鸿逵警备洛阳，骑兵集团则由巩县、荥阳、汜水活动，以断敌人后方交通。廿七日，占领孟津；廿八日，过偃师；廿九日，敌援兵至，在黑石关凭险抗拒，以图拆运孝义兵工厂机件及施以破坏。迨大军赶至，激战终日，敌不支，乃向孝义逃窜。其破坏兵工厂之计未及施行。追军随至，卅日，克孝义。同日，骑兵集团已进至巩县以东，向汜水、郑州方面进击。第一路军已由登封小道抄至密县夹击敌军。奉军在三面受敌之下，情势危急，乃仓皇向东、北两路溃退；骑兵乘机截击，夺获枪炮甚多。奉军过黄河后，又为当地“红枪会”众缴械不少。五月卅日下午，国民军占领郑州。翌日，南军唐生智部亦继至。
国民军骑兵师郑大章继续追击至黄河南岸，又分由张华堂骑兵旅东追至开封，于三十一日晚上至开封郊外，而奉军全部败将残兵，遂狼狈弃城东退（见“世”日报捷电）。翌晨——六月一日，南军右翼张发奎部赶至，占领全城，全城已无奉军踪迹矣（见“东”日报捷电）。其最先入城者查系国民军三军孙岳旧部梁寿恺师也。历年首鼠两端，先降吴后降奉之国民军第二军旧将田维勤在郑州被捕，即解往洛阳正法。至是全豫遂告肃清，而一南一北之国民革命军会师中原之计划完全成功。
胜利原素
河南之役，实为革命史中最光荣而最沉痛的一章，足与其前攻鄂、赣诸役之战功血迹先后相辉映。原来奉军是役之作战方略，系以全力直扑南军，拟在最短期间沿京汉线驱之出武胜关以南，然后回陇海路攻西北军。故张学良只遣万福麟率其卫队三旅扼守洛阳，以阻西北军之东出，而尽挥三、四方面军团精锐之师六七万人迎击南军。但因其看不起“南方之强”，又料不到东出之西北军如是之多及如是之速，以致一败涂地。攻豫之役之胜利，原素有二：一为精神的胜利；次为战略的胜利。
曷为精神的胜利？国民军之作战精神，已见上文，毋庸赘述。至于南方国民革命军饱受政治训练，人人肯为主义牺牲，简直不知有生死。每遇大敌当前，无论敌人炮火如何猛烈，充当下级干部之黄埔健儿，及指导政治工作之党代表，以至上中级军官，振臂一呼，口号齐喊（广东兵将更以“××妈”三字经为最有效的作战口号），即率队奋勇向前冲锋，前仆后继，有进无退，以故无坚不克。其中，以张发奎所率之第四军、十一军，号称“铁军”者，尤为锐不可当。敌人至一闻其名，而胆战心惊。南军是次战术，一与敌人接触，放弹不到三四粒，即行冲锋，血肉相搏。这是北方军人所不常用的战术，以不肯轻于冒险牺牲也。小商河之战，牺牲尤大。我革命军人喑呜叱咤，一往直前，整排整排的战士，血肉横飞，倒在河里，后队几至踏尸而过。奉军气馁，不得不败退。此种悲壮沉痛的战术，足为革命史上之无上光荣焉。
是役也，南军与奉军相比，人不及其众，械不及其精，弹不及其多，粮不及其足，而奉军更有重炮多种，炮弹堆积如山，又有骑兵及坦克战车等，均南军所无者。惟南军作战之妙术，惟靠冲锋；作战之工具惟凭主义，卒以制胜。尤可笑者，奉军虽有重炮掩护前线之步兵，然而后来简直不敢放一炮。何则？因炮声一响，南军大喊几声“三字经”即有数百人向着炮烟起处，拚命越过炮火线，蜂拥前进，夺其大炮。奉军上了几回大当，于是连炮也不敢再放了。至于奉军如张学良、韩麟春的第三、四方面军团，是奉军之精锐，甚有军事训练，然素乏精神训练，士兵不知主义，不知为甚么而战。战时军士所倚靠者，惟在器械。及一遇不怕枪械大炮，并不知生死的革命军人，自然不是敌手。每遇南军一冲到前面，惟有喊“弟兄莫打”，即便双手缴械，或跪下投降，否则弃械逃散。奉军散兵，及部分撤退之兵，多为河南各寨村民缴械，以故河南民众势力极强，为日后“红枪会”众滋事张本。而且军心不振，兵无斗志。更有甚焉者：前敌的奉军在火线拚命打仗，而其将领辈在后方日夜拚命打麻将，打茶围，狂赌狂嫖。如此之军队，与万众一心，甘为主义牺牲之革命军作战，而仍能取胜者，真是千古怪事了。
综上观之，则谓攻豫之胜利为精神之胜利，岂不宜乎？然而此役在京汉线大战两星期，南军牺牲之人数，连伤亡共达一万四千（见汪兆铭《报告》），政治工作人员及党代表等阵亡者亦四五十名。伤亡之数，占全军四分之一。牺牲之巨，比例尤甚于攻鄂、攻赣两役。革命史最光荣的一章，是用我们武装同志的宝血写出的（政治工作人员一体武装，故云）。我们后死者，其勿忘诸！（按：以上南军战迹，系余到郑州后，向南军同乡战友调查、采访所得。）
是役胜利之第二原素，即是战略之成功。国民军兼程东出，夹击敌军，致使其首尾不能兼顾，卒至仓皇北遁。如其退兵稍迟，则前后受敌，在包围圈内必致全军尽墨。当时南军虽屡挫奉军于京汉线，然而精锐损失过重，补充全无，饷械子弹及一应军用品俱乏。南军由武汉北伐，真是倾国之兵，孤注一掷，策略极为冒险，亦极为勇敢，非战略有万分把握，不轻易出此。（关于此冒险战略，闻系鲍罗廷献出，预计一个月内可以赶回解敌军到汉之危。）奉军则后方补充及接济尚源源而来。苟南军再独力战斗，则汉之为汉，尚未可知也。而且当时湖北后方，夏斗寅变于肘腋，杨森东下之师及于沙市，武汉危急万分。北方战事苟再延长，结果实不堪设想。幸而国民军依时赶到，遂奏肤功。而且国民军由陕南经荆紫关而入豫之孙连仲所部数万人，此时正含辛茹苦，挺进于崎岖山路间，在后方牵制于学忠之逆军及鄂北之灰色军队，使其不致乘虚而拊南军之背，及与一切反革命的吴佩孚残部相联合，因此南军得免后顾之忧。计此一路孙连仲军，阵亡二千余人。而由潼关东出之师亦伤亡数百人。今日我们追述河南战迹，当不能忽略国民军的功劳。
至于战略上之胜利，则是南北国民革命军全部的胜利。张发奎率其军队由广东极南之琼崖北上，经广东，下湖南，取湖北，克江西，一直打到河南而入开封，转战数千里路，没有打过败仗。同时，孙良诚、方振武等，亦率西北军，或由南口、或由甘肃，经察哈尔，过绥远，进甘肃，定陕西，出潼关，一直打到河南而克郑州，亦转战数千里路，也没有打过败仗。两军皆号称“铁军”。一南一北，丰功伟绩，遥遥相对，无独有偶。卒之，南北二铁军，夹击顽敌，会师中原，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奉军部分将领绰号“胡子”本马贼出身），猗欤盛哉！此岂非革命史中足耀千秋之佳话乎？
尚有一趣事。张学良北撤时，留下一封亲笔函与南军，略云：此次因“政见不同”，以致南北交兵，但因训练无方，威令不行，以致不敌，“见笑见笑”。但有三件事请南军注意：一、巩县兵工厂及黄河铁桥，本来退兵时可以破坏，但不毁之，以“为国家保全一点元气，请为见谅”（按：奉军于国民军东进逼近时，原欲炸毁兵工厂，不过急于东退不及施行。至黄河铁桥则确已被破坏一部分，不能通车。未几，余被任为前敌政治部主任，躬率工作人员北上，至铁桥上停车不能前进。犹记是夜为农历七月初六日——乞巧之夕）；次则请好为照料奉军俘虏（但奉军则惨杀革命军俘虏）；三则河南人民，久受兵灾，困苦之极，其本人（张）已捐五万元赈济之，望南军尽力抚恤云云。（其实分文未尝捐出。）这一封信，恰好视为攻豫之悲壮沉痛的战史之小小点缀，故并及之。
郑州之会
郑州将下未下时，南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绕道至洛阳，由余招待及陪伴，同至豫西陕州谒冯氏，共商今后革命进行计划。事后邓对于我们在国民军的全体政治工作人员之刻苦耐劳，努力工作，嘉许备至，多方鼓励。郑州下后，邓与冯氏同至郑与南方各位同志多人相会。冯氏乘车兼程东行，于十日抵郑。时，武汉方面之党、政、军领袖谭延闿、汪兆铭（四月初由俄回国）、孙科、徐谦、顾孟余、唐生智等，已于三日前抵郑。冯专车一列到达时，群赴车站欢迎。冯衣灰色土布军服军帽，背土制雨伞及馒头袋，一如全军士兵装束，满脸胡发，从一辆篷车下来，行至各位面前，众始惊讶，拱手相见。（于右任亦随来。）由翌晨起至十二日，大众开联席会议，议决军、政、党务要案多件，皆与以后革命大计有关者，大致如下：（一）军事方面，河南全省及陕甘两省并归第二集团军防地；豫东、豫北之余敌由其肃清，而唐、张各部即回武汉，盖时夏斗寅部变起肘腋，杨森东侵之师亦迫近汉口，不得不迅速回师。（二）军制方面，第二集团军改编为八个方面军，各总指挥如下：第一，孙良诚，第二，靳云鹗（以其此次协助北伐有功），第三，方振武，第四，宋哲元，第五，岳维峻，第六，于右任（统率驻陕各部，后以于不就，改委石敬亭），第七，刘郁芬（统驻甘各部），第八，刘镇华。另有河南旧军如梁寿恺等部，亦拨归冯统辖改编。全军在冯总司令麾下，嫡系廿余万人连新编各部不下四五十万。此为冯氏毕生统兵最多时期。（三）政治方面，以冯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刘郁芬兼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右任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于不就，亦由石敬亭兼代）。（四）党务方面，设开封政治分会，以督导豫、陕、甘三省党务政治，并以冯氏兼任主席。
徐州之会
方郑州之会犹未散时，南方诸公忽接共产党首领陈独秀自南方拍来紧急密电，报告冯氏已归顺南京方面，促他们急返。会议甫毕，诸人即行返汉，而留顾、徐二人在汴助理党政。（二人旋亦南归，但以后徐仍常来往。）是时，蒋总司令自克闽、赣、浙、皖、苏后，以不满于左派之在武汉把持中央，与武汉方面同志分流。四月中旬，召集中央执监委胡汉民、吴敬恒、张人杰等，在南京组织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然而汉口与南京双方在党政方面虽分化为两局面，而彼此对于北伐之举却能顾全大局，一致行动。方唐、冯两军沿京汉、陇海两线攻奉之际，蒋总司令亦提师沿津浦线进攻孙传芳余部，直至徐州。十七日，蒋氏电约冯氏往徐商洽军、政、党务。
时，汉方诸委员已南下，冯氏即乘车东往，自己所坐的是铁篷车，随员何其巩、熊斌等数人则坐头等花车。十九日抵徐，与蒋、胡（汉民）、吴（敬恒）、李（煜瀛）、李（烈钧）、张（人杰）、钮（永建）、蔡（元培）、黄（郛）各要员暨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三总指挥等相晤。冯氏驻京代表李鸣钟亦随到。冯氏此次徐州之行，极端秘密及慎重，我们在总司令部各人员鲜知之者。事前，他令铁路局备车往西去，及车头机器发动，忽下令东趋。铁路人员甚以为苦，卒费了许多时间始克遵令东行。讵料动不久，即遇炸弹爆发。冯氏幸得免丧生，亦云险矣。乃即下令严行查办，终不能破获谁是主谋也。据李宗仁述初见冯氏的情形：“冯氏穿一套极粗的河南土布制的军服，腰束布带，足穿土布鞋，和我们这批革履佩剑、光彩辉耀的欢迎人员形成一尖锐的对照，颇觉滑稽可笑。”（见黄旭初述：《李宗仁冯玉祥两人的关系》，载香港《春秋》半月刊，黄氏汇编所撰各篇，未列举各期日期及号数。）
上次郑州之会，冯氏为主而汉方诸委员为宾，至是次会议，则冯氏反而为宾。至徐时备受主方同志极热烈之欢迎。从前，他曾屡与国民党人物接触及相交，但只是个人的交情。在这两次的会议，他初次与全党的领导集团作官式的相叙，并与党的最高机构作正式的接洽。一切所历所见的实际情况，与他一向的生活经验大为不同，所得的印象并不完全如他理想所期望的。是时，强敌甫败退而宁汉双方意见愈深。据李宗仁言：冯氏到徐州之夕，宁方先与其谈论对付武汉问题，要其一致行动，进攻武汉。冯氏即婉却之，一力主张调解。翌日开会，遂不提出此问题，而只谈共同北伐事云（见黄旭初文，同上）。试想：冯氏以新进之党员，对于双方分流之背景，毫不了了，而且与汉方同志在郑州会后无几时，政治军事之新地位由此而来，无异互订联合共进的新盟约。此时，墨瀋未干，言犹在耳，何能忽尔反唇相稽，反戈相向耶？顾冯氏拥有雄师（嫡系军队共约廿四五万人，全部约四五十万，为宁汉双方所不及），介于两者之间，双方均欲拉拢为助，借以自重。他最初的感觉即是左右做人难，更不欲介入兄弟阋墙之争，故一到徐州即有上言之表示。乃舍此不谈而言他，以抵徐未久复饫闻宁方诸同志对于鲍罗廷及共产党之厌恶，与汉方如出一辙。于是在联席会议中一致决定清党去鲍及贯彻北伐两大计。而冯氏个人及西北各省之军事政治之新局面仍照郑州会议所决定，一无改变也。会议散后，各人亦感结果满意。蒋、冯两公会衔发出联合北伐通电，冯氏并单独去电汉方请去鲍罗廷。电文有云：“鲍罗廷顾问，鼓动政潮，已失助成国民革命之本意，应送其回国。而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必须统一，万不可分离，以为国民革命之障碍。”发电后，冯氏遄返豫省，进行第二步军政工作，积极准备第二次北伐。
清党驱鲍
回到郑州，冯氏即实行徐州会议所共同决议之清党运动。七月间，首先将军中所有共产党驱逐。清党章程，系由徐谦手订，由冯氏核准施行者。是时，冯军中共有共产党五六十人，几全在政治部工作。冯氏下令：全军各级政治工作人员，一体到开封受训及甄别，并订定对付共产党三种办法：一、自己报告是否共产党；二、凡是共产党，一概脱离政治部；三、如有共产党仍欲继续国民革命工作者，须宣布脱离共产党而誓忠于国民党。此大概是上言徐谦所拟之章程之一部分也。令既下，首先解职者为把持全军政治部之共产党首领刘伯坚。另有四十余共产党党员被查出。冯氏派兵以专车押送赴汉口。其余少数或自行离开军队，自觅去路，或则宣布脱离共产党。尚有一二人，因言行过于激烈，干犯军纪，致被监禁者。全军清共运动，至为彻底。
是时，武汉各委员，自郑州回来后，即厉行清党运动。先是，苏俄史太林 7 把持之“第三国际”，为巩固及伸张中国共产党势力计，密令鲍罗廷等，施行下列各条：一、排去国民党诸领袖，而代以共产党；二、编练农军数万人为共产党亲信军队；三、准农民直接占有田地。鲍素持稳进缓进政策，以为此数种办法如一旦施行，适足以引起国民党全体之反感，必致令共产党及俄人无立足之地，遂不赞成，且力主不宣布。不意有第三国际代表印度人罗易（M.N.Roy或译“鲁依”），坚决主张服从“第三国际”命令，自行宣布此密令。其原文摘要如下：
无土地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无土地革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将变成不可靠将领的玩物。我们很坚决的赞助从下级没收土地。（按：意谓不经上级机关——国民政府，下令没收土地。）
少数老国民党中央委员，在现在的情况下，发生恐慌了。他们态度动摇，想妥协。目下，在中央委员中，增加工农的领袖，已有必要。他们的勇敢声音，可以使老中央委员增加坚决的性质，或者将老委员代替了。国民党的构造，必须改变了；应当从土地革命中所产生的领袖，纳入国民党的上级机关。
依靠不可靠的将领之现状，应消灭之；应当武装两万共产党员，加上从两湖挑选五万工农，组织新军队，以军校的学生担任指挥之责。这样子，在时机未晚之前，组织我们可靠的军队。否则不能保障胜利。（上文录自徐谦：《鲍罗廷罪恶之罪恶》小册，页四—五，民十七年二月私印。）
密令一宣布，武汉方面国民党诸委员如闻晴天迅雷，霹雳一声，大受震动，勃然愤怒，深信不能继续施行联俄容共政策，乃决议驱逐鲍氏及所有俄顾问，并厉行清党运动。此实事出意外，鲍氏竟被牺牲。假如罗易不宣布密令，鲍氏不致被驱逐，而国、共两党之关系与此后时局之变化，又不知成为如何局面了。
鲍罗廷过郑州
鲍既被逐，不敢沿长江，经南京，赴上海，只得取道豫、陕、甘，经外蒙古库伦一途而回国。遂由汉口乘专车一列，挈所有俄人及共产党与亲共死党若干人以俱行，随带汽车数十辆及大量粮食。（闻汽车多辆系在上海定购，皆美国货，故美领事得事先忖测其行踪。）七月廿八日过郑州时，冯氏仍以礼待之。（余当时在西北军为中央党部特派政治工作委员，兼任总司令部外交处处长，是总部内唯一操英语者，故被任招待及传译之责。）
冯氏于两日间与鲍会谈数次（均由余任双方传译）。所谈诸问题，极有趣味，且饶有史料价值，兹以当时个人记录摘要叙述如下。
次日（廿九）第一次会晤之下，寒暄既毕，鲍先发言：“苏俄用了三千余万巨款，我个人费了多少心血精神，国民革命才有今日之成功，而今则人人皆迫我去。我失望之极，伤心之极了。”
冯答：“我国所需要的是国民革命，不是共产革命。”
鲍言：“连您也通电驱逐我，尤令我大大的失望。大约是环境迫您，旁人劝您，说我坏话，故尔如此。”
冯答：“武汉诸同志，汪、顾、徐、孙等来此，均说您不是。我所以发电请您回国。”
鲍言：“起初，我们对您有很大的希望，期待您入豫之后，出兵由徐州攻南京，一举而打倒蒋介石，即推您为全国总司令。可惜我当时因病未能来郑州晤见而劝您。而今则机会已去。但您何故要去徐州与蒋联合呢？”
冯答以理由甚多，请其猜猜。
鲍谓：“第一，因饷械之补充，须仰仗宁方；第二，因杂牌队伍及山西阎锡山之牵制，使您不敢助汉攻宁。是否即此理由？”
冯答：“您所猜的都对，不过尚有一要点，您所不知。蒋已联络岳维峻（旧国民军二军），使其攻陕，袭吾后路。我举动稍一不慎，全军即被截为数段。蒋已叉着我的咽喉（言下，以手作势，自扼喉部）。我怎能不到徐州呢？”鲍乃表示了解。
翌日，鲍又谒冯，仍由余传译。是次谈话范围，多关于革命方法之讨论——不，其实是辩论。鲍明白表示意见，主张民众——农、工——直接行动，认为这才是彻底的革命方略。冯谓不然，驳之曰：“如果在军阀或专制政府之下，实行秘密革命工作，则此类行动，很为合理，借以推翻他们。然而在革命政府之下，此事可以按轨道，而且必须按轨道，否则不特社会秩序破坏，兼是自己革自己的命了。”
鲍质问其有何具体例证。冯氏乃一一数出陕西党部及民众运动之过激行为。
鲍乃强辩，谓：“在革命时期，过火举动，在所难免。”
冯氏听了，有些儿焦急，亦有些儿忿恨，力驳云：“那是另一问题。目前最要的问题乃是：我们承认此类行动是对抑或不对——是非问题。”
鲍又问：“党怎样说？”
冯氏答：“最可痛的就是：党以为是对的。”
鲍欣然答曰：“既然党以为是对的，那末，一定是对的了。‘党权高于一切！’我们还有什么可说呢？”
冯氏高声云：“然而并不是全党，或大多数都说是对的，不过那是少数几个执行委员的主张罢了。”
鲍即为之开解说：“那末，不成问题；少数应当服从多数啊，多数应惩罚那少数啊。”
冯氏冁然而笑，面现得了全胜的颜色，答道：“对了，对了！那大多数都是国民党员，那少数就是共产党员啊。”
鲍既无可答辩，乃转问冯：“然则依您的看法，便应该怎做呢？”
冯氏很高兴地答道：“依国民党的办法，即是我所主张的办法。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应由革命政府依法惩治。社会种种的腐化、恶化，或农工之不平等待遇，应由革命政府订立法律制裁、改善或创新。如是，革命乃有进步和成功之可言，而三民主义乃可实现。例如：兵工厂如何改良？农田怎样改革？只是立几条法律便可施行。”
鲍驳复谓：“如此，只是上层工作。要革命之成功，非从下层工作入手不可。”
冯氏则莞尔而笑，反驳曰：“中国还有宣统皇帝吗？还有贵族吗？还有专权独裁的总统吗？那真是上层阶级了。我们革命党人都是下层人物。我是泥工之子，无产阶级出身。我们执掌了革命政权，订定和厉行革命法律，以为大多数同胞谋幸福。哪种不是下层工作？”
冯氏再以谦虚态度，请教今后革命进行方略。
鲍谓：“前两月，我很希望您攻宁倒蒋，今则没用了。为今之计，您当急攻武汉。一得两湖之地，即可养兵十万，又有汉阳兵工厂以补充军械，则国民军（即冯军）势力尚可保持长久些儿。”冯闻而咋舌，支吾不答，但私谓余曰：“老鲍真凶啊！真凶啊！”（我当然不为其翻译此话。）冯自有充分理由，决不作南攻武汉之想，惟付之一笑而已。
鲍又对冯曰：“今后中国国民革命已走入歧途。结果：全国将变成新旧、大小、南北军阀混战的局面。您如练有十万精兵，加以政治训练，而趋向正确的政治目标，必可统一中国。”
最后，鲍尚劝冯与新派革命同志，如宋庆龄、邓演达等合作，另树一帜。又谓彼今虽快快回俄，但如有需要，可随时再请其来相助云云。冯氏均不置答。会谈遂告终止。
鲍原欲在郑州多住几天。但卅日黄昏，冯忽召我入总部，面谕转知鲍限其两小时内离郑西去，他担任沿途保护。随再令副官处长许骧云会同我办理此事。冯氏突然令其速去，不知究因何故。我想，也许他极力避免宁汉两方的疑忌，所以不欲他停留多日吧。
奉命之后，我初时不知如何是好。为冯设想，明知必须用外交手段，婉转措辞，不出恶声，免伤和气方能合意。苦思一会，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与许氏会商后，即同上车站，登上鲍的专车。我对他说：“适接铁路局来电，陇海、京汉两铁路（东西、南北行，郑州为交通叉点），均有列车到郑州，而你们的列车横亘站上，障碍交通，不便久停，可否通融？”老鲍究竟是个聪明人，闻而会意，即点头问我：“你们要我几时走呢？”我说：“当然愈快愈好，以便路局调度路轨。”鲍干脆再问：“那末，一点钟内，可以吗？”我毫不着急地答：“不要忙，两点钟内吧。”鲍首肯，我完成任务。
当下，许先告辞，赶急准备鲍离郑事，如关照路局，备办礼物，报告冯氏，安排送别节目等。而我呢，则鲍似乎依依不舍，留我长谈。鲍对着我大发牢骚，愤愤而言：“中国人个性太强，中国所最需要者乃是不自私自利，悉心为公，而肯牺牲一切的领袖。”当时，他指名谩骂，我在外交立场不便正面答复，只是摆出学者研究的面孔和态度，含笑而当面质问他：“你如此注重精神与道德，你们的唯物主义哪里去了？”他面露苦笑而不答，却顾左右而言他。
少顷，他转把一顶高帽戴在我头上，用甜言蜜语引诱我说：“你年方少壮，有学问，有大志，又能干，大有可为，前程无限！可随我到苏俄去。我将造成你为中国革命领袖。”我答道：“多谢盛意！不过我现受军职，不能自由行动，必须请示于冯总司令，得其核准，乃能奉陪。”遂暂告别。随向冯氏详细报告经过，兼及鲍之邀请赴俄事。冯氏答：“好呀！你就同他一齐去，沿途留心他的言论与行动，随时给我报告；到俄后考察几个月再回来吧！”我答以如果一定要我去，因我父母年老，身为独子，当先回粤省亲，然后再由海道赴海参崴，转乘火车去。他说：“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呢？”乃作罢论。我做“中国革命领袖”的机会遂断送了，呵啊！
入夜后，鲍的列车升火待发。冯前在苏俄聘来的军事顾问，如乌斯曼诺夫、谢福林等，均随鲍回国，预先上车。（闻邓演达及共产党数辈均同车而去，惟未见露面。）
我随冯氏及高级军官亲到车站“欢送”。冯双手递给他一个公文大封套，内有聘请鲍为“高等顾问”的聘任书，还口口声声请他以后不遗在远，多多指教。随由许骧云送上大红绉纱一匹，算是冯的薄礼。一时，军乐大作，各人一一与鲍握手道别，机车汽笛呜呜，铁轮轧轧，列车缓缓开动。鲍罗廷果然走了。
在结束本篇之前，还应把一个重要消息报道——这是事后冯氏告我的。当鲍氏由汉赴郑时，汪兆铭有密电与冯，请冯就地杀之。但冯不上当，不肯下手，并指出这是曹操假手刘表以杀祢衡，而刘表又假手黄祖杀之之手法。（此事已载冯著《我的生活》页七〇四。）反而特派高级军官二人随车保护鲍，直送到库伦。
鲍氏列车向西行，至陇海铁路终点，乃转乘汽车入陕西，经甘肃，而穿过大沙漠，直到外蒙古库伦，转乘西伯利亚火车回俄。事后，闻于途间有一辆汽车失事翻车，乘客与物资有损失否，则不知矣。于是，国民军联俄容共史之最后一页告结束了。
河南之党务政治
冯氏自徐州回豫，即注意于党务政治方面。由开封政治分会主持各级党务，以邓飞黄任秘书长。邓尝与左派分子等，响应汪兆铭之反宗教运动。但才一发动，即被冯立刻禁止，当面严厉申斥云：“本军干部士兵多人一向笃信基督教，而今则有信奉伊斯兰教之马鸿逵、马鸿宾等数万人加入，共同从事革命。本党根本主张信教自由。难道你们必要本军信基督教者一律背教，又必要信伊斯兰教的人吃猪肉，才许可他们革命吗？真胡说八道，荒谬之极了。”反宗教进行乃停止。凡此皆幼稚与过火之病。
又有一趣而怪的事发生。薛笃弼掌民政，忽严令全开封商店大门，一律要髹蓝色，以示党治。一时外国颜料价格飞涨，商民苦之。冯氏方出巡他处，闻而急电制止，前令乃取消。在清党分共以前，浓厚之红色标语随处可见，但标语政策，收效实微，而且乡村愚民智识程度过低，究不知标语意义是什么，有时且闹出大笑话。例如：豫西有一村妇偶然听到人家读出“打倒投机分子”一语，即吃吃不绝地笑说：“冯玉祥真好，连‘偷鸡’的毛贼也要打倒！”诸如此类的笑话太多了。
尚忆起两趣事，可反映正当联俄容共时冯氏对俄人的态度。其一，他对于俄军事顾问乌斯曼诺夫等，只作礼貌的优待，实则并不信任，尤其不肯告以本军秘密。一次，乌公然询问西北军某种内容，冯大为不怿，反问曰：“乌同志，你知道中国文字‘顾问’二字是何意义吗？那是，凡我‘顾’而‘问’你之时，你就说话。”意指，如不问则不必说。乌面有赧色。他恐其难过，再补说一句：“但是如果我一有所问，你必须尽所知以答啊！”两人乃一笑而散。其次，当武汉诸公到郑州开会时，军事顾问俄人加伦将军（加伦原名Blucherov，见李应林译文《加伦将军之出身》，《逸经》九期）亦随往。加伦欲与冯氏会晤，冯氏约其明晨六时。届时，加伦犹高卧未起。（时，加伦与余同寄寓中国银行寓所。）及托人向冯氏道歉再约时间，冯指定明日五时；两人终至缘悭一面。
尚有一事足述者，有一基督教牧师名浦化人者，在冯军中任传教工作多年，为人忠直诚笃。冯氏自苏俄回陕后，谓其头脑陈旧、思想顽固，尝命其随鹿钟麟往俄学习。数月后回豫，冯氏派其任劳工福利事务，尝拨款三千元为事业费。及清共后浦忽遁去，留下别函反指冯“头脑陈旧、思想顽固”，不堪共事，并谓所拨款已尽分给工人云。冯氏命我们彻查，确实证明其有派款之事。原来浦氏在俄已加入共产党，由至陈旧顽固一变成为至激烈分子，可谓两极端会合了。所可异者检查其遗物乃发现共产党所发命令一件，着其照常继续传教云。盖借此外衣以掩护其工作也。冯氏循例下令通缉，但令文却写“蒲化人”名字，则根本无蒲姓其人，亦幽默之甚矣。此案遂以不了了之。（浦后来在南京为国民政府拘捕，冯氏一力保释之。又：当时另有一与浦志同道合相与合作的董健吾牧师，国学甚优，亦离军回沪。我主办《逸经》时屡以“幽谷”笔名撰考证文章投稿。）
其在政治方面，新的省政尽力整顿财政，提倡党化教育，改良民政、司法等项。当时，冯极力罗致人才，厉行新建设。教育家凌冰、查良钊、邓萃英、陶行知等，及唐悦良、黄少谷、孟宪章、马伯援、王瑚、谷钟秀、焦易堂、马福祥（马鸿逵父）等均在军中或政府中服务，或任顾问。王正廷来豫一度任陇海铁路督办。（王氏后来在国民政府任显职，时以军政重要秘密消息告冯氏，故冯氏每遇紧要关头，得事前筹划应付方法。尝话余：“他是我们驻京的高级侦探。”）孔祥熙其时犹未得势，亦常来联络。洛阳、郑州、开封三地，冠盖甚盛。一时，政治焕然刷新。所可记者，则在开封办一政治训练班，有男女学员千余人，是为三省行政、党务、民众运动及政治工作等之储才馆。又设立“农村组织训练处”“改良工人生活委员会”“放足处”等机关，以施行新政。
前敌政治工作
自清共后，全军政治部改组；以郭春涛任代理部长（薛笃弼仍兼任部长），“前敌政治工作团”之组织为委员制，成绩不大。到郑州后，团长邓飞黄尽向冯报告经过。冯一怒解散之，另设“前敌政治部”，以我为主任。（时，唐悦良到郑，接任外交处长。）我即积极进行编组，就地征得年富力强、具革命精神而有高等学历之青年数十人为工作人员。有余前在北京创办之今是学校教职员数人远道来投；全体人员，除总部数人之外，分为两大队。八月间赴河北工作，驻黄河北岸之新乡。时吉鸿昌师亦驻此。曾联合开“军民大会”一次，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奉鲁军阀为宣传目标，赴会者二万余人。随令第一大队赴最前线彰德，第二大队赴豫西焦作，分头展开工作。
第一大队出发后数日，得闻彰德地方不靖，工作进行为难，余即乘车前往亲自督导。至则知该队正在筹开“军民大会”，而环城遍地之“红枪会”众蠢蠢欲动，险象环生。“红枪会”者，为当地愚民之一种迷信组织，另有“扇子会”等名目，皆白莲教之余孽也。迷信符咒仙佛，咸自信刀枪不能伤。前月奉军败时，各地村民蜂起为难，缴械甚多，其势愈张。浸假杂有流氓土匪于其间，于是居然有首领，有组织，到处滋事。彼等不知主义，不讲道理，惟事恃强凌弱，抢劫财货，横行霸道，为害地方，愈聚愈众，日肆嚣张。其时，又受了靳云鹗运动起事响应，专与冯军为难，情形更复杂困难了。
冯军驻防彰德者，为吉鸿昌师之吴金堂团，约千人。吴与我曾邀约会众首领会议于城内，尽力劝导，晓以大义，但终无效。迨吴团奉令调防，城内交由民团马晓军营长驻守，有众五百人。是夜，吴金堂团开赴车站，邀余同行。中夜机车发动之际，“红枪会”众包围车站，放枪示威，寻而我全队工作同志均奔至车站会合，有一人被会众杀死。整夜时间四面土炮声响，即召集各处会众之讯号也。由是，愈聚愈多，宣言非我军全体缴械不放行，亦步武前月对付奉军残部之举动也。吴团长沉着应付，苦战两日不得脱。幸仍有电报与师部通消息。冯氏已知其事，但不欲派大兵接应，免民众伤亡。吉无奈，连夜与旅长张印湘亲督数十人肩抬机关枪四挺，赶至现场；再战一日，亦无法解围。即于下午派队四出进攻，追奔逐北。乘夜间冒大雨突围，沿铁路南撤。我政治部员均随行。全军辎重均为劫夺。留守之五百民团复被杀毙不少。于是彰德一带，落在匪手，杀人越货，人民备受蹂躏。此处为北伐必经之路，万不能失。冯氏乃派大兵往剿，所派为吉鸿昌及马鸿逵两师。两日内悉平之，杀会匪约千人，恢复城池，维持地方。派重兵紧守此最前线，以防奉军。
是役，我前敌政治部人员全体幸得生还。我个人因中途遇伏，与全军冲散，危险万分。乃孑身回车站，避匿工程师同乡梁绮涛君家中，即“割须弃袍”，化装铁路人员，多日后始得回新乡、郑州。时，冯氏及南方诸友均相信余已遇难矣。自经是役之后，冯氏以大战时期前敌工作人员常与军队脱节，而且收效亦微，即表示改组之意。同时政治部代部长郭春涛亦因某种政治关系素不欲余自树一帜，乘机建议解散。冯氏即决定遣散我部人员，另留余担任他种工作焉。（是役经过《我的生活》页七一二，对我个人颇有奖语，但记事不尽确实。）以上所述概况，多限于河南一省，以其为冯当时驻节亲自治理之地，亦多为著者亲历目击之事。其关于西北陕、甘以及河南等省之施政详情，备载李泰棻《史稿》，兹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