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六岁至四七岁，一九二七—一九二八）
介于汉宁之间
十六年（一九二七）夏，国民革命军已肃清黄河以南，此正是乘胜大举北伐，以竟国民革命全功、统一中国之千载一时的绝好机会。可惜国民党内部纠纷愈甚，进行受阻。冯氏处境困难，应付不易。盖以是时，宁、汉裂痕愈深，浸浸乎有敌对行为。冯氏自始即表示绝对不加入党内私争，并力劝双方诸领袖顾全大局，不要决裂。其在徐州之主张与前在郑州之主张正相同。缘冯一向率军远处西北一隅，与南方隔膜不相接近，故于南中政治党务未明真相。其初，以为一到豫省即可合全党之力一致北伐，以完成国民革命。斯时党势军威，均盛极一时，胡虏震慑，张学良派人携亲笔函至冯处求和，愿将直隶及塞北三特别区（热河、察哈尔、绥远）让出，而自动地退出关外。其他奉系将领，亦纷纷遣人通款。以故，六月入京之梦，当时确有实现之把握。然自宁、汉分家，各称中央，各欲拉冯卷入旋涡；汉则令其攻宁，宁又令其攻汉。冯氏身处其中，困难可想。冯氏本军人，政治头脑简单，在同一时期，只会怀一种概念，走一条路线，而不能应付复杂的政治环境与多元的局面。而且又为新进的党员，故对党义上与法统上之事，颇不了了，甚至莫名其妙。况主持宁、汉两方者，多为其最友善及最相信的友人，更有左右做人难之感觉。再因其本身是军人，对于政治上与理论上之是非不大注意。所斤斤注意者，惟在军事上之利害。当时，西北军虽得有豫省，然而身处四战之地，顽敌当前（奉鲁军阀），且心腹之患，处处皆是，更觉种种掣肘之苦，不能尽说。故自不能轻举妄动。有此多种原因，他遂决定在消极上对于党内私争，决不参预何方。而在积极上，则更发最诚恳之电文及派遣代表，分赴两方，力行促进宁、汉合一之运动。盖苟两方一旦开战，以西北军当时势力及地位计，不特不能出兵北伐，而且势不得不放弃河南，复退入潼关，而宁、汉两方恐亦保不得矣。或以为冯氏当时背汉投宁者，非也。此实未明当时形势与冯氏处境及经过真相之错误的猜疑。时，余在军中，参预其事，可以亲历之事为证。
是时，派赴汉口任调解者，即是著者（赴宁方代表未详，大概是李鸣钟）。南行之前，冯氏为我详述其意见及解释当前之局势，略如上文所述。他最重视军事形势，以西北军当奉鲁军之正面，如宁、汉一旦开战，奉军必卷土重来。西北军适当其冲，孤立无援，力量不足，非失败不可。说到这里，他忽表现至严厉的态度高声说：“到那时，如果我不退兵入陕，真是个‘忘八蛋’。”但西北军一退，宁、汉不难复被奉鲁各个击破，所谓“鹬蚌相持，渔人得利”者是。他于是提议召集“开封会议”，请双方委员齐到，推心布腹，商讨大计，以期化除成见，解决难题，复合为一，以对付共同敌人。所有各人的安全问题，由彼负责云云。余奉命至汉，分谒各委员，详为代述意见。徐谦、孙科等均赞成。（徐在洛阳与孔祥熙及冯氏共商，一致同意，见七、十二，徐致汪电。）但因汪兆铭、唐生智二人，极力作梗，反对合一，余乃无功而还。冯聆余报告后，大感失望，登时变色，摇头无语，沮丧至极。（七、十七，汪致徐、孔、冯电仍主张维持武汉中央而称宁方为“伪中央”，不能开“对等和议”，文末更有“移师东防（攻宁），事非获已”之语。）冯氏因其不肯加入内战，且于双方意见最深之时，倡言合一，双方均不能讨好，双方均为之失望，乃责骂交至。而其对两方仍尽力调解，函电盈尺也。后来大局危急，两方均感悟，合一之新局面卒以成功。冯氏自己也通电认罪，愿受党之裁判云。平情而论，最初在粤的中央委员等确曾正式通过迁移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于武汉。但如今既经宁、汉各委员等公决再迁南京，则中央法统、正统当然在南京无疑。
军政变化
十六年（一九二七）下半年，全局军事、政治又起大变化。因宁、汉争执愈烈，双方调兵在长江上游备战，徐州防务为之松弛。奉方以“安国军”名义乘势反攻，由旧直系之孙传芳统大军南下。七月廿四日，复占徐州。蒋总司令再行北上督师，约同冯军会攻。惟第一集团军兵力仍苦不足。冯氏以前方兵力亦有限，豫省驻军受灰色军队之牵制（如靳云鹗，详后），陕、甘后方又以运输困难调集迟缓。八月初，先令鹿钟麟任东路总司令，竭力进攻。所统之“国民军”旧二军及新编之师，与奉军及张敬尧等作战，均不得力。方期所派入鲁图攻济宁之郑大章部骑兵及另派往截断徐州、兖州间铁路之一部，特奏切断敌军后路之效，而津浦线第一集团军已退，奉军又大举进援，冯军不得不退回豫境，坚守陇海路线。（上见李泰棻：《国民军史稿》页三六二—三六三）。由是，冯氏益努力于促进全党合一，共同北伐，盖明知非如是断不能竟全功也。
在宁方，则党中要人亦深知非与武汉复合不可。其至有决定性之动力则以第四集团军李宗仁、白崇禧等一致主张蒋氏下野，以促进统一之局面而挽救全党于危亡。面遇党国危机，蒋氏果当机立断，于八月十二日飘然辞职，去宁赴日。于是，时局急转直下。九月间，汉、宁两方领袖，大会于南京，党部与政府复合为一，大局乃有转机矣。
秋间，长江以北之战事仍不停顿。孙传芳与张宗昌于八月中由徐州长驱直下，直至江南，由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三位总指挥（并无总司令）率师大败之于镇江下游之龙潭。张宗昌之鲁军亦沿陇海路西进攻豫东，冯氏不得不尽力应付。然冯军此时心腹之患却在后方之靳云鹗。靳本隶吴佩孚麾下（为曾任北京内阁总理靳云鹏之弟），向驻豫中，在郾城设总司令部。吴倒后，无路可走，乃托庇于国民革命军。
因其于讨奉之役，不无微劳，国民政府乃委为第二集团军之第二方面总指挥、河南省政府委员，后又兼民政厅长等职。冯待之亦不薄，先后曾拨付现洋五十四万元，及军衣、子弹、粮食无数，比待自己军队为优。惟靳则原是军阀官僚，惟升官发财、占据地盘是务，屡曾要求政府升其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时在武汉之政府不得已乃改调为中央直辖之第八方面军。靳仍不满，始终欲占河南地盘。乃密与孙（传芳）、张（作霖）结三角同盟。其条件则孙攫苏、浙，张（宗昌）占山东，出兵攻豫，而以靳为内应；约定共灭西北军后，则以豫归靳。故靳屡抗命，不肯攻徐。上次会攻徐州之役受其牵制（时，鹿已进至九里山，距徐州仅十里，而靳在后方不肯前进，且现变叛迹象），以致功败垂成。靳复假开拔之名，向武汉骗款三十万元，且运动“红枪会”众响应。又私在总部刻“安国军”关防，定期举事攻击冯军。唐生智亦与之有秘密联络，为其后盾；假刀杀人，殊可痛恨。冯见逆迹已彰，且为北伐之后患，乃以最敏捷之手段，于三日内调马步兵十余万，四面包围。九月七日，开始总攻击，靳所据之十一县防地，五日间全行克复，并解散其全军。其本人幸得逃去。靳前谎报军额十二万以骗饷械，而实不过二三万人。是役，除残部一二千人逃窜皖北，及秦德纯一部始终不变外，余悉解决。（秦氏此后正式编入第二集团军，任军长。其后效忠于国民政府，后在台北去世。）靳逆既平，内患尽去。（陕西田玉洁部后亦叛变，为留陕冯军削平。）
豫东大捷
十六年（一九二七）十二月，我回冯军销假，曾由南京中央党部第二次任命为政治工作委员。回豫后，得饫闻秋冬间冯军与奉鲁军在豫东大战的史迹。今补述如次。
内患既平，冯氏遂得以全力东御张宗昌攻豫之师。当时，战事形势至为严重。冯先与阎锡山协商，由晋军攻直隶，而由冯军攻苏北、山东。九月杪，晋军先发动与奉军作战于新乐、保定间。冯军则分三路——第一路鹿钟麟率五万余人由马牧集、砀山，攻徐州；第二路刘镇华、郑金声率五万余人由考城攻济宁；第三路孙连仲率四万余人由大名攻德州。韩复榘、石友三、孙良诚、郑大章（骑兵）等军九万余人集中开封、郑州一带为总预备队。十月九日，全军同时发动攻势。第一路军与徐源泉等十万众（前线五万余人）激战于马牧集之际，二路军以调集迟缓，未开战，而且刘部匪军姜明玉等忽相继叛变，执副总指挥郑金声降奉，随与刘志陆（粤人，陆荣廷旧部，由闽北上投奉）断一路军后路。鹿以前线兵力不敷，后方复受威胁，于激战五昼夜后，急由归德撤退。退师才毕，铁路即被切断。所以冯有“这一下，我便打了双料的败仗”之言（《我的生活》页二一二）。
十一月六日，郑金声在济南为张宗昌所杀。郑，山东历城人，性侠义忠烈，早年从戎。辛亥，与冯氏同任管带，驻海阳，相与密谋革命，共预滦州起义之役，事败。冯氏幸免罪，郑有助力焉。其后驻绥远。十三年（一九二四）“首都革命”之役，郑率其混成旅附义，遂加入“国民军”一军，历任师长、军长。十五年（一九二六）天津、南口诸役，战功甚著。至是遇害，冯与全军痛悼之。至廿一年（一九三二）九月初郑之嗣子继成在济南车站刺杀张宗昌，为公为私的不共戴天之仇乃得报了。
是时，奉方以全力分三面进攻：一、南面孙传芳在津浦路与第一集团军何应钦部相持于明光以北。二、奉军与第三集团军阎锡山部相持于五台娘子关一带。三、直鲁军则分三路猛攻河南：褚玉璞、徐源泉、姜明玉等八万余人任中路，沿陇海路西进；刘志陆、潘鸿钧等四万余人任左路，进攻太康、陈留等处。别以孙殿英等三万余人由大名进豫北。奉军主力在黄河之南者不下十五六万。幸而奉军不协同进攻而集中于豫西北，否则战局不堪设想了。冯氏之应付军略：先令孙连仲、韩复榘两军赶急冲击豫西北彰德方面的奉军张学良。奉军受了重大的打击，后退百余里；韩随即赶到豫东，与石友三等加入前线，而孙连仲则留防豫北。布置既妥，冯乃倾全力击破南岸之直鲁军以保卫豫省。因敌军经马牧集之战后，占据归德，沿陇海路猛进，于是施“诱敌深入”之计，电令前线各部节节退后，伏兵铁路两旁成长袋形。其时勇将前敌总指挥孙良诚不明战略，拚死进攻，不肯后退。冯严令催迫，至不惜以军法从事威胁之，始得完成计划。据记录，直鲁军之优越武器为钢甲车及迫击炮，其精锐皆在铁路两旁；破敌妙计，端在诱其深入，在铁路正面以沉着雄师与其作持久战；然后急出精兵突击其两翼背后，但得破其一翼即可败其全军矣。直鲁军果然中计，沿铁路中路挺进，由兰封逼近开封。自十月廿三日起，铁路正面战事发生。廿六日，黄河南岸至杞县，全面剧战，昼夜不停，双方肉搏冲杀。孙良诚、马鸿逵等部日夜迎战，疲惫不堪。俟敌军主力已深入重地，孙即急令右翼埋伏的精兵分六路由杞县出击。廿七日，总预备队韩复榘三师由开封开至前线杞县。廿八、廿九两日，配合右翼石友三等军并力冲杀出来，纷向敌军后方抄袭，大破其铁路迤南的阵线。三十日，直鲁军全线大败东溃。孙、韩、石等亦全面猛追。十一月二日，左翼孙良诚部吉鸿昌师占领兰封。而铁路正面之敌首尾不相应，亦败溃。鹿钟麟部与郑大章骑兵再进，包围敌军。吉、石、韩各军亦各向东追杀残敌，分占沿铁路各城邑。围攻刘镇华军于考城之敌亦退。五日，韩军庞炳勋师（“国民军”旧三军）复克归德，俘获甚多。次日，石、郑两军更追过马牧集、砀山。鹿钟麟乃进驻归德。是役军略成功，获全胜。总计俘奉军三万余人，获枪二万余支，大炮四十余尊，另钢甲车六列，实为冯军前所未有之大捷也。
时，前方将领，均欲乘胜直取徐州；惟冯氏取稳健步骤。以津浦路方面，第一集团军何应钦正谋攻蚌埠，在军事形势上与己军未能衔接；且奉鲁军力量强大，未可轻视；孤军深入，策非万全，故即下令退师，各部遵令。其间，独有韩复榘一将，恃勇倔强，抗命前进，欲乘胜夺取徐州。冯氏无法制止，但不放心，即令刘汝明随进备援。刘仍未忘曩年韩之投晋事，初不愿行，经冯氏勉以大义，始率部东趋。韩复榘逼近徐州，果被重兵包围。不得脱。幸刘部赶至，复大败敌军，韩方得解围退却。（见《我的生活》页七一六—七一七）以后全军暂屯归德一带，紧守前线，以待南方革命军在蚌埠之发展焉。由此可见冯氏用兵之稳健。
第二次大捷
凡战事发展，每有出人意表者。是役全胜后，冯军作战略的撤退，却于无意中成为第二次“诱敌深入”之妙计。盖在前线各军转进新阵地间，直鲁军已另行编配，卷土重来，由济南开十八列车运强大援军，再赴陇海线。缘其统帅部见冯军忽而撤退，误以为其内部有变，后方不稳，故乘机大举反攻也。其阵容仍分三路：右路以刘志陆指挥潘鸿钧、姜明玉等五万余人由考城直指开封；中路以前敌总指挥褚玉璞及徐源泉统五万余人由陇海路西进；左路以张敬尧指挥二三万人向太康、杞县前进。冯军各部分路迎击。十一月十九日，直鲁军右路先击败刘镇华军，占考城，西侵之势甚凶猛。惟其左路张敬尧各部力薄势弱，屡败不敢进。中路褚、徐等鉴于前役深入中计大败，此次不敢冒险轻进。惟其右路刘、潘等未尝受创，乘胜突进。是时，全部国民革命军已居有利形势；在南面何应钦大部已攻蚌埠，与冯军渐能呼应，此一利也。在陇海线各路敌军，因内部复杂，各将领互相欺瞒，侈言进军，不肯互报确实军情，故无联络共进之效，此二利也。冯氏于是急定应敌军略，取“各个击破”之计，立调韩复榘、石友三两部任中路，鹿钟麟任右路，孙良诚、马鸿逵任左路，与刘镇华部会合。廿四日，左路开始攻击，先解决考城全部敌军，击毙其军长潘鸿钧，俘二万余人，枪万余支，后奉命乘胜急进。刘志陆部消灭，粤、桂籍残兵被送至武汉，给资遣散。在这一役中，吉鸿昌初露头角，战功卓著，自后以骁勇善战名。
吉鸿昌那时正当师长，因前在河北新乡、彰德一带，我任“前敌政治部”主任时，遇“红枪会”之役，与他同患难，成至交，深识其人。于此不能不附笔细述。他是冯军中一员“怪将”，不特廿六史中所看不到，就是历朝的稗史、野史、小说也见不到同样的战将。他头大眼细，眉粗鼻尖，长得满脸浓黑的胡须一如剧场上张飞、王彦章的脸谱，身高六英尺以上，体重二百余磅。他打仗习惯，一到开战，便赤条条地裸体上阵，胸前现出一大堆茸茸长毛，几乎掩盖了他便便大腹。全身肌肉横生，条条突出如虬龙盘旋于胸前两臂间。这还不算奇怪，尤甚者，不知道他从哪里物色得两名特别高长的大汉，各高逾七英尺，也赤膊紧随他左右上阵作战。一执大刀（关刀），一挥大旗。开战时，他本人，左手握短枪，右手持大刀。每冲锋陷阵，三人同进，呜咽叱咤，真是神威凛凛，有如三个怪物煞星下凡督战，不徒敌军望见胆寒披靡，就连本军官兵也为之胆壮力生，倍增勇气。以智勇兼备，深得军心，所以无往而不胜。前在西安时，他因事被撤职，罚在总司令部内任苦役。未几冯氏见他刻苦悔改，立志自新，乃再委他任师长。在这大战中，他所以特别努力奋战，大显身手，连立殊功，遂得升级。（按：吉鸿昌与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郑大章为冯军后起的五虎将，足媲美中期的孙良诚、孙连仲、刘汝明、韩复榘、石友三五虎将。前期的五虎上将是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刘郁芬、宋哲元。其他骁勇善战、功绩卓著的将领尚多，不可胜数，以上是其表表者。）
十二月二日，全军围姜明玉于曹县，连下数邑。围城至十七年（一九二八）一月卅日，以坑道爆炸曹县城墙，乃克之。叛贼姜明玉被生擒后自戕。鲁西肃清，左路军事乃结束。中路韩、石两军配合左路前进，于十一月下旬连败徐源泉、褚玉璞等军。右路鹿钟麟等亦由杞县进军，连占睢城、归德、夏邑。十一月下旬，不及三日，三路连捷，击破直鲁军十余万人，残部东溃，无能再举矣。于是豫东又告肃清。
尚有足资谈柄者。鲁军张宗昌雇有白俄兵五六百乘车作战，全军尽墨。白俄均饱受军事训练，不畏枪炮，强悍勇敢，甘愿战死，惟最畏冯军之“大刀队”。每念及白刃相加，血肉横飞，身首异处，甚或头半断而不能脱离，却不寒而栗。此次作战，常遇“大刀队”袭击，每每战斗力丧，故大败云。冯氏派人以理晓谕，皆愿投降，随军服务。又：全胜后，韩复榘一军俘获新式犀利武器手提机关枪三千余挺，冯氏尽以配给卫队旅。韩颇悻悻有怨，终亦无奈总司令何也。
再克徐州
当豫东大战时，北方奉军以阎锡山坚拒加入其阵线，遂于十月三日对晋宣战，猛攻山西，全省岌岌可危；而在南方则孙传芳、张宗昌大军，尚与何应钦军酣战于徐州之南。冯氏决定乘胜直攻徐州，如是乃可杀奉军之势以救山西，并以威胁南面津浦线孙、张之师，迫其撤退。韩复榘、郑大章等奉令东进，于十二月三日至徐州城下，占车站，开始攻城。一时，张宗昌、孙传芳、褚玉璞，均被困城内，急调后方部队来援。冯军石友三、鹿钟麟等部进兵较难，于七日始至徐会齐，而各军苦战经旬，疲惫已甚，难当数倍之敌；且有溃兵、土匪扰乱后方。冯氏急令前线各军暂且后撤，专俟南方革命军北上，再行夹攻徐州；并调刘汝明师肃清后方，维持交通。旋接何应钦电：南军进展顺利，约于十四日会攻徐州。冯氏于是复令各军分路东趋；韩由正面，石由北面，鹿由西南面进攻，包围徐州，共击破敌军二万余人。但直鲁军先于十三日反攻津浦线；冯军复败之，再由陇海线蹑其后。敌不能支，卒于十五日放弃徐州，分路北遁。十六日，徐州克复，第一、二集团军会师。
豫东之战，冯军伤亡甚多，每日运回伤兵至开封者，数以千计。一时，医院无地方安置，无医生看护诊理，更无药物医治，为状甚惨。尤可哀者，死亡过多，无棺殓葬，临时只有用布裹尸，埋之黄土，称为“革命棺”，尚比不上古之“马革裹尸”也。这亦可留为革命史中之壮烈的不朽佳话。
豫东既平，冯氏于是倾全力肃清豫北。先是，方冯军集中精锐作战于马牧集、兰封及徐州等地时，豫北防军力薄，直鲁军孙殿英等数万人，遂得大肆活动，连占多城。时有梁寿恺（“国民军”三军旧部）违令擅攻大名，败退至新乡。冯氏以其违令有误戎机，又以其染有洋烟癖，即解除其兵权，以韩复榘兼领其众，而令其离军休养。此所以顾全孙岳面子故不以军法从事也。（《我的生活》页七一八—七一九）
由十六年（一九二七）十月中旬至十一月初，彰德、卫辉各邑均为敌占领。兰封初捷后，韩复榘尝一度赴援，虽获胜仗，但不旋踵又须赶回豫东应战。冯军乃于豫北取守势，由秦德纯（靳云鹗旧部）等与敌军相持。至十二月徐州克复后，遂调刘镇华、鹿钟麟、石友三、郑大章、孙连仲各部过河，大举进攻。韩复榘则在豫中京汉线以防御樊钟秀叛军（樊声言以廿万之众北袭）。十七年（一九二八）一月，各军捷报纷至，迭克各邑。至二月初，豫北直鲁军尽退。其防线在彰德以北。各军毙敌及俘获无算。至三月中，最后将林县之“天门会”匪巢攻破，焚其伪宫，于是豫北肃清。其后，大军北伐，再无后顾之忧，而晋方危难亦得缓和了。（以上各役战况，参考李泰棻《史稿》五十七章。）
在以上几场大战中，身为总司令的冯氏，真是艰苦备尝。由他的自述，可见战时的主帅生活，确不足羡慕的。倘不是他身体健康，得天独厚，曷克当此！冯自谓：
在这悠长的激战期间，我除调度部队，指挥作战外，更要筹办救慰伤兵，掩埋阵亡官兵，奖赏有功各部，以及人马、枪弹、粮秣、被服、补充等等的事。每天随身带着二三十副电话机，与前方各部不断联络……此外还要各处奔走，一会儿要去开封，一会儿又到郑州，一会儿察看东路，一会儿又察看北路。在各城各地，一方面与各级长官接头，一方面须对士兵讲话；同时还得对民众宣传。一天到晚，黑天白日，生活老是如此忙迫，神经老是如此紧张，一直继续了数月之久。（《我的生活》页七二一—七二二）
拥蒋复职与继续北伐
自十六年（一九二七）八月中，蒋总司令下野去国后，宁、汉党部与政府虽复合，实际上党内个人派系之争仍未已，而在军事上则似群龙无首，北伐之功，难以完成。冯氏在河南，身当奉鲁前线，甚以为苦。顾以声望及地位言，他又未能领导群伦，共同联合北伐，即以实力言亦无能独当其冲，歼灭顽敌。于是，首先于八月间发电请蒋氏复职。继于九月廿五日再行电请。至十一、十二月，复屡电南北军政要人及蒋氏促其再起东山，又邀同阎锡山联名数电中央及蒋氏竭诚拥护，皆以领导国民革命、完成北伐陈辞（电文见李著页三八四—三八八）。中间，南京党、政、军领袖亦纷纷拥戴。十一月，蒋总司令由日回国。十二月中央通过，复任其为中央党部执行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各职。同月，共产党在粤垣起事失败，左派益失势，汪兆铭因而去国。十七年（一九二八）一月，蒋氏正式复任党、政、军领袖，名位实力比前尤强。虽党内及南中仍有困难问题，幸无碍北伐大计之进行。盖自十六年（一九二七）十月至十七年（一九二八）一月，冯氏屡电请中央各方联同北伐（见李著页三八九—三九五）。至是，时机成熟，计划迅即实现矣。
二月中，蒋氏亲到郑州与冯氏会晤。由随行的马福祥（马鸿逵之父，甘肃老将）献议，两人共订金兰之好，蒋氏将兰谱送去，冯氏亦具帖还报如仪。由是结拜成为兄弟之亲，矢誓一心一德，完成国民革命。（按：此事余亲闻马氏言，系由他“做媒”的。）蒋总司令颁发犒赏金大洋百万元（余领得十元）。
十六日，蒋、冯两总司令联袂到开封，复详商北伐大计，此即二人曩年在徐州时之决议也。作战方略亦商定，原则上即“声西击东”之计也。其计：第二、三集团军在京汉线取守势，但由冯军佯作进攻，以诱奉军调其精锐部队于西方，而第一、二集团军则集中精锐，沿津浦线疾攻山东，直取天津、北京。双方作战部队，其用于山东方面者，有一集之刘峙、陈调元、贺耀祖、方振武（早已改隶一集）等，及二集之孙良诚、马鸿逵、石友三、吕秀文与骑兵席液池等。其用于河北方面者，有二集之孙连仲、韩复榘、刘镇华、鹿钟麟及韩占元、刘汝明、张维玺、刘骤（已升军长），与骑兵一军郑大章等。当双方调集军队之际，奉军猛攻晋方，深入绥远、山西，盖欲先行击破晋军后而应付南面敌军也。冯氏为实行佯攻之计，于三月七日移驻豫北新乡，并故作种种进兵表示，如沿京汉铁路多设兵站等，且日间则运兵北上，夜间运回，张扬其事，伪装大规模进兵样子，一则以分奉军攻晋之势，次则以诱奉军主力集中彰德方面而利东面之进攻军也。结果：其计生效，然奉命死守西线之队伍苦矣。
部署既妥，蒋总司令于三月卅一日亲赴徐州设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主持全面北伐军事。旋而冯氏亦由河北突至兰封督师。双方阵容，大致如下：奉、直、鲁联军方面——统称“安国军”，以张作霖为“大元帅”。其下，张学良与杨宇霆亲率奉军精锐进攻京汉线。直军褚玉璞在直南大名一带，后并赴鲁。山东方面，鲁军张宗昌屡经大败，能力削弱，改由孙传芳负责，并力作战，集中军力于鲁南及西南方济宁一带，共有九万余人。统计：“安国军”全部兵力共约四十万。革命军方面，全面布置：一、二集分攻津浦线；二、三集分攻京汉线；四集全军留京汉线后方作总预备队。全军兵力共约七十万人。
其在东战场津浦线方面，以微山湖（在苏沛县与鲁临城之间）为分界：湖以东由蒋氏指挥，其西则归冯氏指挥。四月十日，全线总攻击（先下令八日，旋延期两日）。前一日，冯军已开始作战。十日以后，全军进攻。东路迭获胜。十二日，刘峙由台儿庄进至滕县。吕秀文于十一日由郓城进向汶上。惟西路贺耀祖于十二、十三日败退。孙传芳乘胜急进，率主力五万人，连下丰、沛二县，直逼徐州，守军已准备退却矣。在至危急时，蒋氏急去电问冯氏还有预备队在后方否。冯答以仍有约万五千人，可即全数开上救援，力请其千万不要退后。这确表示他兄弟俩鹡鸰急难之革命精神了。
冯氏于是立刻令其时留在兰封之预备队石友三全部，赶急开赴前线救援徐州。于是，兰封冯氏总部只有卫兵三百留守，虚空之极；但冯氏志切救助友军，故不惮躬冒此大险焉。斯时，全军最为剽悍的石友三一军，有如飞将军忽然出现于砀山以东，大出敌意料之外。孙受此压迫，不得不后退。徐州乃得转危为安。
十七日，石军进攻丰县，击毙孙之军长袁家骥，复大败孙军于鱼台。孙良诚则早于两日前（十五日）克嘉祥，进攻济宁。孙传芳在鱼台闻警，立调大军回援，包围孙良诚于安居镇。旋而石友三由鱼台与贺耀祖进向济宁。方振武亦由金乡前进，与石、贺军大破孙传芳于嘉祥、巨野间。十九日合围安居镇。同时，孙良诚亦击退敌军。时，席液池之骑兵已于十八日占领兖州。滕县敌军于十九日退走。石友三进军将次济宁，奉令又赶急回豫攻樊钟秀叛军（详后）。廿一日，孙良诚、马鸿逵克济宁。孙传芳军乃溃退。二集各军，四面兜击，俘获甚多。全部敌军损失三分之一以上，残部凌乱不成军，不堪再战。
济宁既下，已据要点。蒋、冯两帅，会商于野鸡岗。共决乘胜直取济南。复由一、二集各军分路北进。廿六日，开始攻击。一集之陈调元、贺耀祖、方振武，二集之孙良诚、马鸿逵、吕秀文、席液池，各军分路猛进，奋勇追击，连克要隘。敌军望风披靡，于四月卅日退出济南。五月一日，国民革命军克服全城，敌军尽退黄河以北。
五月初，革命军与济南日本军发生冲突。北伐计划为之一阻。其后卒绕道北上，继续前进。（详下文）
西战场血战
在西战场京汉线方面，战况益为复杂，益为艰苦。豫北、河北全面皆由二集团军负责。方四月初东战场战事将爆发时，奉方已以全力猛攻山西。冯氏即令豫北孙连仲、郑大章，由彰德攻磁州，又令刘镇华攻大名，以分奉军之势而解山西之围。刘镇华与韩德元部，因兵少不得力。后来，冯调张维玺部增援，乃有利。奉军既逼晋军西退，即封锁山西而以全力南攻。时，鹿钟麟任北路军总司令，指挥河北各军应战。五日，奉方以重兵由彰德进攻。同时，其第三方面军主力在磁州作战，战况剧烈，对冯军有压倒之优势。鹿急调刘骥、刘汝明等军上前，增强彰德防线，仍以众寡悬殊居下风。当此路军吃紧时，冯氏急电武汉方面之四集李宗仁派队来援。至是李令叶琪先来豫中接防。于是，驻漯河、许昌之韩复榘军始得星夜北上。北伐之役，四集团军一体参加，以全力巩固鄂湘后方，此次复派兵应援，使二集团军得倾全力应敌，乃竟全功，至足证其鹡鸰急难团结革命之精神，其功有足多者。
十七日，韩复榘猛扑右翼，进攻得利。奉军复从后方增加大量兵力。韩军激战至烈，终须暂退原阵地。奉军援军又增。二集全线各军乃取守势，深沟高垒，务阻其前进，以待良机。此正是东战场在济南一带大战之时也。奉军乃集中力量，猛攻彰德方面，施用大炮、飞机，攻势空前猛烈。守军堡垒房舍尽毁，惟有据壕死守，沉着应战，不进亦不退，白挨炮弹，盖奉冯氏严令，“退一步者杀，进一步者杀”故也。韩复榘全军至为英勇壮烈无匹，伤师长三人，旅长二人，寻而韩本人亦受伤，仍遵令不稍退。至廿八日，全线各军乃奉命进攻，盖东战场各军已逼近济南，预料即可克其城。如是，双方一齐北进，夹攻奉军于东西两面，其全师非尽覆没不可也。西战场自廿九日始，中路、左翼、右翼各军同时进攻，复以便衣队扰敌后方。时已有钢甲车、坦克车、重炮等利器（皆前在豫东之捷获得者），兵力亦足，士气尤旺，战斗力之强猛，沛然莫御。奉军初仍猛烈抵抗，延至五月一日夜间，全线总退却。盖以济南失守，东战场惨败，如西战场各军不及时撤退，将陷于东西夹攻形势而西面全军将不能东出山海关也。二集各军当夜奉令，全线追击。三日，克顺德，五日，克大名，仍继续北进。（按：或有误会冯氏下令在彰河死守，毋进毋退为不进援晋军使其消灭之谲计者，非也。实则为牵制奉军精锐于西线而利东线进军，即吾所谓“声西击东”计之实行也。）
方漳河战事吃紧之际，驻军豫南之樊钟秀，前因对冯氏产生小误会，转趋反动，受奉方运动，以五万余众窃发叛变，乘虚突击二集后方。先陷郏县，进围禹州、登封，随分两路袭洛阳，陷巩县，及围攻孝义兵工厂。别遣一部陷偃师、巩县、密县。时，二集大军多调赴前方，后防薄弱，势颇危急。守孝义者仅得赵廷选师四千余人。守洛阳者，为训练总监石敬亭，亦仅有各级教导团五千余人及张维玺军之一部。石乃多制旗帜以作疑兵。然众寡悬殊，危险万状。幸冯氏早料到有此变，先调宋哲元移驻潼关，至是奉令任剿樊总司令，率驻陕各部急行东开。四月廿日，及时赶到洛阳，即日南赴前线。廿八日，击破樊部约二万人，旋克复偃师。时，石友三在东战场进至济宁，即奉调西返援孝义。廿九日，克复巩县并解孝义之围。冯氏电令宋、石两军南进，克复各邑，并解登封、禹县之围。樊不支，遁鲁山、襄城一带。樊本约李云龙同时攻西安，徒因交通梗阻，交通失灵，故李未能同时发动。其攻潼关之部，先被留守之马鸿宾部（仅得五六百人）所击溃，而西安仍被围。当时，宋哲元因急于援陕，故未穷追樊之残部。大军一返，立解西安围城，消灭李部。（当时著者在洛阳西工任二集团军官佐子弟学校——亦名“今是”——校长，有教员学生共约四百人，已准备全体牺牲。及捷报传来，群庆更生。又：“国民军”旧二军之岳维峻，前亦因小事误会离去，幸未至影响全局军事，后为中央收编。此亦为冯氏对中央发生怨望之一远因。）
当北伐军由山东顺利进展时，日本意图阻止，出兵山东。及济南既下，日军于五月三日在城内与我军冲突。五日，蒋、冯两帅再会于党家庄，商议对付日本方略及继续北伐大计。决议：对付日军采取外交手法，北伐军事则迂回北进；东战场各军在长清以西渡河，西战场京汉线加重兵力，双方积极前进。于是，蒋氏回南京主政，交冯氏全权指挥两战场前线军事。十日，冯氏移节豫北新乡，注重京汉路军事。因晋阎锡山前曾有关照，彰德以北由其负责，故即令韩复榘停兵于石家庄，亦所以配合东战场方面形势，双方并进免孤军深入也。迨晋军与奉军相持于保定、新乐间，阎深恐不敌，急电求援。冯乃令钢甲车队开动，在正面助战，郑大章骑兵及韩复榘两军出动策应其右翼。
维时，东战场已渡河各军，因地狭人众，交通不便，粮秣供给为难，进则生，退则死，冯仍令积极前进。五月十三日，二集之席液池骑兵突占德州，形势乃好转。冯因重新布置阵容，分令一集之陈调元、方振武，及二集之孙良诚、刘镇华各部分路前进。十九日，蒋氏复赴郑州与冯氏商定北进战略，决于二十五日以前两战场各部须在庆云、南皮、交河、武强、晋县以至正定，全线集中主力，准备进攻。同时，京汉线上四集之白崇禧部亦北上至正定任后路准备，于是韩复榘开至晋县前线集中。廿八日前，双方各军须各赶至指定地点前进。东西两战场军事分由朱培德、鹿钟麟部署。廿九日，蒋、冯两帅会发命令，各军进至指定地点暂止。卅一日，北路克高阳，晋军克保定。六月一日，孙良诚克河间。
二日夜间，“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仓皇乘车东走，至皇姑屯被日军炸毙。六日，急先锋韩复榘二万余人急行军，于三昼夜走八百里，直薄北京。东战场方面，天津敌军亦尽东遁。徐源泉乘时反正，以后归一集团军直辖。京津于是平定（以后，白崇禧军再北上驻河北）。
当时，韩复榘虽率先到北京，只屯南苑，而不得入城，盖在政治方面，政府早决心以京津予晋方，而在外交方面，外交团不欲冯军入北京，故韩奉令之后不得不恪遵，意殊怏怏焉。至八日，三集张荫梧入城，受任北京警备司令。
初，奉军撤退时，地方中外人士与约，留鲍毓麟旅以维持北京秩序，至是回奉。经通州时，韩复榘尽缴其械，收容其千余人于南苑，并无死伤。于是，公使团严行抗议。此举本非奉令行事，惟冯氏以其为全军安全计，措置合理，负责交涉，去电解释，斥责使团备至。随将鲍旅人械尽行放回，其事乃寝，此北伐成功后之余波也。同月，国民政府明定国都南迁，改以北平为特别市，于是旧京乃定。
冯氏一闻奉军溃退，及张作霖被炸死之讯，顿觉生平第二大仇已去（第一次是吴佩孚，已被打倒），仇恨既平，北伐成功，快慰何如！但忽然发生大病，至不醒人事。据其自述病倒的原因是可信的：
这长期以来，我是不分日夜，无时无刻不在紧张与繁忙之中，生活又过于没秩序。有时整日不吃饭，有时一顿吃八九个馒头。身体精神，早已到了疲敝不堪的地步。但因责任在身，大事未了，精神有所贯注，我仍然能够一天一天照常工作，而不觉其疲殆。现在张作霖一死，奉军溃退，关内宣告统一，我这方面的任务已大半达成，千头万绪的心愿都化为乌有，于是紧张的身心立刻松弛，长时期日积月累下来的疲劳病困，一时发作起来了。（见《我的生活》页七五三）
这可算是冯氏为国民革命，赢得胜利个人所付之代价了。卧病六日，健康尚未完全恢复，即又仆仆长途，乘车北上。（冯氏之盟兄兼生死交之孙岳约在此时下世，又令冯氏不胜伤感。）
北平群英会
冯氏之北上事，当中也发生些少波折。先于六月中旬，北平克复以后，蒋总司令发电分邀冯、阎、李三位集团军总司令同到北平举行“善后会议”，冯氏即复电托病不能参加。时，李宗仁在汉口，亟派代表赴豫问病并力劝其参加会议。冯氏感其诚意，答允参加。蒋氏亦派员请李担任调处中央与冯氏之隔膜。旋得李复电报告，冯氏已允参加，遂由南京经汉口乘车北上，拟偕同其他三总司令联袂入北平也。不料蒋氏于七月三日到新乡时，冯氏不来迎，盖已赴道口养病去矣。临走时，嘱秘书黄少谷发电中央请病假。据黄谓其这两天不大高兴，在闹脾气，乃劝其勿发此电（刘著页九四）。究竟这时冯氏所闹的是什么“脾气”呢？大概是因此次北伐成功，北京克复后，他对于中央酬功颁赏愤愤不平，以为中央把北平、天津两市和察、直两省的政权完全分给晋方，而战功最著、牺牲最大的冯军只分得北平崇文门税局一所，是不公平的，乃怀怨望。想不到这一问题就是以后冯氏与中央发生裂痕之开始。其后，冯氏卒忍气赴会，于六日扶病乘专车抵北京。未几，孙良诚被任为山东省政府主席，何其巩为北平特别市市长。这一着也许缓和了冯氏愤激不平的情绪不少。
七月六日，蒋、冯、阎、李四总司令齐集北平。同日，四帅联同到西山恭祭孙中山先生。蒋总司令抚棺痛哭，盖至是终有以告慰孙先生也。九日，在南口开会追悼“国民军”三千余名阵亡将士。蒋、冯、李、阎（代表），及鹿、白、方等将领与各界代表，各集团军士兵等共数万人齐集，挽联多至万余副，由冯氏主祭。继而宣读祭文及演说，均能表出各战士英勇牺牲之精神与功绩，如蒋总司令之演辞有云：
当革命军自粤出发，未几下桂趋湘。彼时，正西北革命同志，与反革命者激战南口。赖诸烈士之牺牲，直军不能南下守鄂。北伐军遂长驱北上，冲破长岳。日后，西北同志虽退甘、绥，而北伐大军，已以破竹之势，消灭反动势力，建立政府于武汉。是北伐成功，多赖南口死难烈士。革命同志，幸勿忘之也。（见李著页四九）
此褒功语郑重出自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之口，则冯军牺牲价值之重大，可确定矣。此实国民革命北伐完成之尾声也。然亦为冯参加革命事业之最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