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七岁至四九岁，一九二八—一九三〇）
冯的革命事业，在军事上虽告成功，而以后三年在政治上又失败了。其败也，比之以前的经验尤为惨痛。简直至“一败涂地”，全军瓦解，连以前军事的胜利也一概抵消了。兹复据事直书，分节缕述。
军政局面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夏北伐成功之后，全国军事形势，大概如下：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中正，统兵共约五十万，驻军区域在苏、皖、赣、浙、闽、粤（广东军事由李济深主持，自成军区，仍属一集）。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统兵共约四十二万，分驻甘、陕、豫、鲁（山东一部由青岛至济南仍为日军占领）。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统兵共约十五万，分驻晋、绥、察及河北。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统兵共约二十万，分驻桂、湘、鄂（一部分留在河北）。此外，奉军张学良全部仍驻东三省（人数未详）。其他蜀、滇、黔诸省区虽在国民政府治下，惟各由本地军人统率，人数、系统及防地，均未详。
是年八月，冯氏赴南京出席国民党第三届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大会。在会中提出关于民食、民衣、民居三大建议。语虽合理，且悉符党义，然措辞激烈，已招忌矣。加以初与南方同志多人接触，共处与同事，因在生活习惯、背景、思想上多所不同，落落难合，而其修养功夫又未能使其容忍缄默适应新环境，而对异己者了解、同情及合作，对他人生活标准与方式之不如己者，辄以语言、文字、行为予以讥刺，使人难堪，是故彼此不能相安。（例如：前时初与武汉各委员会议于郑州后，充耳听到南方同志生活之不严肃，尝亲自撰书一副讽刺联送去，文曰：“三点钟开会，五点钟到齐，是否真正革命精神？半桌子饼干，一桌子水果，忘记前敌饥寒将士！”上衬以四字横额曰：“官僚旧样”，真令人难堪。）其在南京，则出入乘坐大货车，对各同志之住华屋、衣美服、抽洋纸烟等私生活，多方讽刺，不可胜录了。他怀着“我比你较为圣洁”（holier-than-thou）的态度和言行对待异己者。这是许多人很容易染得的普通病，而是精神界（宗教的）与道德界的“贵族主义”，最讨人厌，乞人憎（粤谚）的。所以有好些政坛人物每与他同在一处，便有“芒刺在背”之感。有一次，余到南京，在私人谈话中，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季陶）于无意中吐露了一句心腹话，说：“没有一个人能与老冯相处和合作的。”虽然冯氏在中央有不少同情同道，了解他、原谅他，而仍然合作得来的朋友、同志，戴氏这句评语差可代表党部和政府中大多数人——至少当权执政的一派一系人物——的意见、态度、情愫和反感了。这是重要的个人背景，应加以注意，然后可以明了，日后冯氏与中央人物，隔膜日厚，芥蒂日深，驯至公开破裂，演成“兄弟阋于墙”的大悲剧、大惨剧之因果关系。冯氏居南京，亦怏怏不欢。会豫、陕间樊钟秀与岳维峻各有蠢动之虞，危及冯军后方，冯氏即于是月下旬遄返河南镇压及处理一切。随以鹿钟麟负责剿匪，解决樊部于南阳。岳不自安，离军远去，后被任为第一集团军师长；此亦冯所引为憾事者（见上文）。
编遣会议的纠纷
十七年（一九二八）十月三日，国民政府改组，蒋介石被选任国民政府主席，为享有实权之国家元首。冯氏被选任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这可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荣耀。平心而论，中央酬庸报功，待之可称不薄。然而舍这些个人显位不提，冯氏所斤斤争持者则是要带兵——多带兵可以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理想。其所最不满者则为“编遣会议”之决定。此则以后大局变化、内讧频起之症结所在也。先是，有阴谋政客杨永泰者，自“首都革命”及北伐成功之后，在北京潦倒不堪，乃到南京多方夤缘，得某旧日政友介绍，渗入中央，乘着当局表示减缩各集团军力“以树立中央的权威，消灭割据的遗风，求全国真正的统一。缩军节饷，从事建设”，乃呈献“削藩论”为进身干禄之阶梯。其大要是：“以经济方法瓦解二集（第二集团军），以政治方法解决三集，以军事方法解决四集，以外交方法对付奉张。”（以上引语见黄旭初之《北伐完成后的第一幕悲剧》，原载香港《春秋》月刊，后经黄汇编所著各篇，未举列原刊时期及号数。但“削藩论”之作，则余早有所闻。）是为日后兄弟阋墙、引起弥天大祸之动力。于是终招日本之入寇。
（按：杨永泰，字畅卿，广东高州茂名人。毕业北京法政学校，回粤活动于政坛。原籍国民党。民七年任粤财政厅长。以权利心重，勾结桂系督军莫荣新等，推翻孙中山先生所主持之军政府，迫其去粤，复助纣为虐，怂恿莫枪毙国民党记者华侨陈耿夫。所以民二十粤方与中央分流，即列举重用孙先生仇敌之杨为口实之一。其后杨北上任参议院议员，依附曹锟，久已见弃于国民党。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后来任两广监察使之刘成禺尤鄙恶其人，尝对余詈其为“落花时节的人物”。余问何解？则答曰：“落花时节又逢君”；“逢君之恶其罪大”。杨后来得任湖北省主席，为人暗杀而死。）
此论，居然视党内孙先生的信徒、共同服膺三民主义的同志、一家同体的手足兄弟、北伐成功的元勋、支持中央的台柱、南北御侮的屏藩，为昔时转朝割据的“群雄”，为唐代与日本之“藩镇”，与近年争权夺利、互争地盘、祸国殃民的“军阀”，而务要一一消除而后已。卒至引起几次内战，祸延中央、危害全国，固不特干城被毁，屏藩被撤，而且削弱己力，动摇国本，可谓罪大恶极。这个挑拨离间、煽动唆怂内讧之元恶罪魁，如其不死，吾恐其殃党祸国，更有甚焉者。语云：“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岂其人欤！又云：“一言丧邦”，岂其论欤！
十八年（一九二九）一月一日，“编遣会议”开始。会中，由冯氏于报告二集团军中内容时，坦白率直，开诚布公，将自己手下的实力，一一公开出来。如有兵几十万人，枪几十万支，大炮几百门，重机关枪与手提机关枪各几千支，力量之强，他军莫及，令人惊愕。开会后，提出裁兵案，大致根据第五次中央执监委员大会所通过之议案，以四个集团军兵额平均为原则，计每集团军留二十万人。照此办法，实际上，四集团军原有兵额约符此数，不增不减。三集团军则照额还须增补数万人方足二十万人之数。惟冯氏之二集团军则须裁去兵额之大半。冯氏深感人增我减之方案极不公平。当会内首先提出编遣二集团军案时，即表示反对，特别提出两大原则（异于中委之四集平均原则）：（一）裁弱留强，（二）裁无功留有功。更明显地指出中央一集团军收编南北残败之兵十余万人应首先裁去；如今则先裁有功，是为不公。蒋主席答以一集团军也有编遣计划（上见黄旭初：《李宗仁与冯玉祥两人的关系》，同上）。冯氏自然悻悻不怿。“编遣会议”由是拖下去。
最初，冯氏亦尽力遵行编遣计划，很热心裁并，今日一电令，明日一电令，裁了八九师。但有一天，忽然中止再裁说：“人的十个指头不是一般齐，削长补短，削足就履，总不是办法。”（见秦《回忆录》页一五四）此意指裁并他较多的兵力，而增补他人的为不公平，可以明喻。从此他便持消极态度了。
详考二集团军是时内容，自北伐成功之后，共有九个方面军：（一）孙良诚，（二）孙连仲，（三）韩复榘，（四）宋哲元，（五）岳维峻，（六）石敬亭，（七）刘郁芬，（八）刘镇华，（九）鹿钟麟。（原有十方面军。另有方振武一方面军，已归一集团军。）每方面军总指挥下各有若干军；全数共三十余军，兵员合共至少五十万余人。自岳维峻、刘镇华两部相继脱离后，尚余四十多万。冯氏亦曾实行编遣计划，缩编全军为暂编十二个师：（一）韩复榘，（二）梁冠英，（三）吉鸿昌，（四）冯治安，（五）石友三，（六）童玉振，（七）程希贤，（八）张维玺，（九）宋哲元，（十）刘汝明，（十一）佟麟阁，（十二）孙连仲。全体皆“国民军”一军嫡系将领也。然因编遣费无着，且其他诸将士出生入死、奋战经年、劳苦功高，若再行裁减，骤行编遣原案，未免难于下手。是故虽有编遣之名，虽下缩编之令，从未能彻底实行也。“编遣会议”为期一月，草草结束，效果不大，只就原先通过之议案，成立南京、武汉、太原、开封、沈阳五个编遣区，徐图实行而已。然日后之阋墙巨祸已种因于此矣。
自此之后，冯氏即称病，不到军政部办公，只由鹿钟麟代理部务。未几，素工心计之阎锡山先脱身回山西。一日，冯氏忽然秘密离京渡江，直登早为之备的铁甲车，遄程回豫，留书与蒋主席道别。这一去无异“猛虎归山”，天下从此更多事矣。冯氏去后，蒋主席非常懊恼，不安于心。
然自是之后，冯氏对中央人物，便似怀了戴天之仇，不共两立。一次，冯氏方在京汉铁路某一车站之一辆篷车内（冯氏每出必乘此等车），马伯援由南京来，似衔有使命为中央说话而劝冯氏不要操之过急（但也许是个人自动为国为友尽力的而不是代表哪一方面的，不敢武断）。讵料冯氏不俟其辞毕即怒火上腾，睁目厉声，破唇大骂，甚至露出其“老粗”出身的本色，用最猥亵、最下流的秽语。“×他的奶奶！×他的祖宗！”马当时吓至面如土色，噤若寒蝉，立刻住口不敢再说下去。（当时适同在车中的我，亲眼得见亲耳得闻，但未注意他们对话的上文，究不知他毒骂的是谁；大概是指首倡“削藩论”的政客吧，我想。）在他盛怒之下，我也不敢赞一词。我阅世已久，但向未曾见过有人痛恨其政敌至如此之甚者，而冯氏之怒态如斯，也是历年所见之独一次。我始终不明白，究竟为甚么血海仇恨有如是其深。冯以后与中央隔膜愈甚，无法调处，终至“兄弟阋于墙”之大祸，一发再发。
鄂鲁豫陕之变动
溯自十六年（一九二七）秋宁汉合一而后，汉方之唐生智独自抗命；中央遂临以大兵。唐不堪一击，迅即败逃。湘、鄂两省尽落四集团军（桂系）手中。“武汉政治分会”即以李宗仁任主席。旋而中央派湘人鲁涤平任湖南主席。十七年（一九二八）二月，四集团军逼鲁去职而以亲桂之湘人何键继任。由是又引起中央与四集团军之冲突。中央方面所虑者为虎踞河南之二集团军；苟其与四集团军联合一致行动，则南京危矣。斯时，双方各派代表赴豫与冯氏商洽，各欲拉拢为助。当下，冯氏坚决表示不参加党内阋墙之争，且表示忠于中央，但又令韩复榘部由平汉路直下武汉。这一着，动机不明，双方不讨好。中央疑其乘机攫取渔人之利，而四集团军则疑其前来夹攻。结果：四集团军因内有叛将，于十八年（一九二九）四月四日不战而撤退回桂。中央军急进，先韩复榘军到武汉两日，韩部随亦北撤。武汉自然全归中央直辖。（按：黄旭初谓三月廿九、卅日，阎、冯通电讨桂，中央派冯部韩复榘为第三路总指挥，由豫南下，见《第一幕悲剧》文，然冯氏早有不参加党内战争之决定，何忽有此？个中实情，未明真相，不敢妄下论断。）四集团军是第一个被“削”之“藩”。长江上游之争甫结束，而中央与二集团直接接触，争端又起，其触发争端之尖点乃在山东问题。
十七、十八年之间，北方政局之全貌如下：韩复榘继冯氏任河南主席，孙良诚任山东主席，宋哲元任陕西主席，刘郁芬任甘肃主席，孙连仲任青海主席（新置省治），门致中任宁夏主席（新置省治），何其巩任北平特别市市长（中央某人力谋此职不遂，乃多方挑拨，浸成祸根之一；阎以不得此地盘亦不满）。二集团军各部分散于各省区，防线东西横亘长数千里。
表面上，二集团军得有六省一市，“地盘”不可谓不辽阔。然究其实则西北之宁、青、甘、陕，以及豫省皆贫瘠之区，收入短绌，无法养数十万大军及施行新政。本来山东富庶之区，又有海岸交通之利，冯氏原亦乐有此省；先命石敬亭代理主席，后于十月间由孙良诚亲到履任。（未几，孙与财政部长宋子文因小事误会，大发脾气，彼此断绝公文来往。国民政府斯时任命余为山东盐运使，冯氏亦劝余就职。双方付以调解孙、宋任务，二人摩擦乃泯。）是时，青岛至济南沿胶济铁路一带仍在日军占据下，省治暂设泰安，省政府所治不过卅余县（约全省三分之一），收入支绌（我曾以盐税支持）。必俟中央与日军交涉退兵成功后，全省始可收复。至十八年（一九二九）三月，中央与日本交涉就绪。（其间，余屡代表孙良诚入京与外交部长王正廷磋商接收济南事。）同时，日方与我方约定于四月十六日退出济南，由孙军接收，日军于五月初可完全离鲁回日。不料中央与四集团军力争武汉之役，解决迅速。中央既得完全胜利，忽于四月十五日电令孙良诚勿进入济南，同时与日本商定改期接收。
四月廿二日，中央复电令孙准备接收济南省城，但同时另派他军接收鲁东青岛沿海一带。方振武一军亦奉令准备入鲁。其他鲁省他地之杂牌队伍又准备发难与孙军为难，且孙良诚本军某师亦露出不稳迹象。当时，孙军只有四万人，而其可能为敌之各军不下六万。如其不遵命令，妄事抵抗，爆发战事，无异使二集团军全军与中央开战。但冯氏并未有在鲁作战之准备，且全军防线太长，首尾难顾，容易中断，驻鲁之兵力既苦感不足，而中央则已有大兵北上，集中点在鲁，且尚可续派。鹿钟麟在南京，密令孙良诚多派侦探以侦察中央军行动，可见双方疑忌之深。况模棱两可之三集团军阎锡山在后方河北、山西牵制着；苟其服从中央，则二集团军将处南北夹攻中部截断之极不利的形势中。不特此也，其时日军在鲁犹未撤退，大可借口与中央协议而不移交防地与孙良诚。于是，在军事、政治、外交三方面，均大不利于二集团军；无论如何，冯氏将无法可得山东全省。结果：冯氏于四月下旬以万急密电与孙良诚，告以本军被拆散及包围，陷于绝大危机中；全体面临生死关头，当以团体之生存为重，个人之地位为轻，务立即撤退全军离鲁。孙是冯氏爱将之尤而最忠于冯氏之一人，即于廿五日通电辞鲁主席，职务交由省政府委员吕秀文（亦二集团军将领，但所部非属嫡系）署理，由吕所统率之少数民兵警卫地方。次日，孙军全部由兖州退入豫、陕。同时，在南京之鹿钟麟、唐悦良（外交次长）第二集团军要员，亦匆匆离京。（当时，余为中央命官，于事前一无所知，留在泰安，莫名其妙，当即北上北平，调查真相。比知冯氏与中央公开决裂，自维位微言轻，且已无职责，不能为力斡旋，乃辞去盐运使之职。）未几，方振武奉中央命率部接收济南，山东全省复归中央治下。
斯时，不独山东的孙良诚部，连河南的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庞炳勋等部亦一律奉命撤退至潼关以西。沿途且将洛阳以东之陇海路轨破坏，以防阻中央军之进攻。大部鲁、豫军队陆续退至豫西且深入陕西。冯氏本人则驻节潼关以西之华阴。这是消极的反抗中央之表示，但初时中央以及全国都不知其作用为何。五月间，战事迄未发生，只用电报交换异见而已。据冯氏所指摘者，为国民党第三届代表大会所选出之中央委员之不公，与分发军饷之不平。中央方面亦数电冯氏及二集团军将领，并要冯氏再入京共商大计。他当然不去。二集团军将领二十八人则联名致电中央请蒋主席下野，催冯氏挥兵进攻。同月十五日，冯氏成立“护党救国军西北路军总司令部”。廿日，通电北平各国公使馆，请各国中立，宣言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并请勿借款与南京政府。这是内战之正式爆发。越数日，中央执委会罢免冯氏本兼各职，且发兵进攻。（参考薛著页二五二—二六〇）
是时，北方三集团军之阎锡山毫无表示。粤方之陈济棠则效顺中央。（当时，陈铭枢因在香港大酒店遇火灾，跳楼伤足，不能治军。）惟前由武汉败回广西之四集团军李宗仁，重整残部，跃跃欲试。中央派四集团军叛将会同粤陈攻桂。李等乃于五月五日，打出“护党救国军总司令”旗号，出兵图粤。但中央早已定计，令粤军对抗。大战结果：李军不敌，败退回桂。于是，冯氏在陕孤立无援。（上见黄旭初：《广西集团势力遭到倾覆厄运》篇，载同上。）
今续述二集团军方面之军事发展。原来当时冯氏与其总参谋长刘骥等所定是役之大军略，是尽撤鲁西、豫东之兵，集中于陕西，以全力压迫阎锡山，使其合作；苟阎一致行动则四集团军与二集团军双方亦将联合而成一强大阵线，莫之能御。这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之妙计。（以上是事后余由冯氏之高级干部所探得的。）
初时，冯氏确无反党叛国、兴师开战，以打谁倒谁之意，只是不满于功高赏薄，编遣不公，心怀怨望，气愤不平，犹且怀疑中央对己军不利，故行此策，造成联合三个集团军，一致行动，以威胁中央，使改变政策，俾得保存多些实力，以实行其救国救民的大志愿而已。这可说是“兵谏”。斯时，阎之处境既尴尬而又危险，中央方面亦因鞭长莫及，用兵为难，几乎要软化了。然而天下事往往有出人意料之外者，尤其军事发展，分子复杂，因果综错，变化莫测。在这僵局之下，忽然霹雳一声，冯氏遭受有生以来最大的打击，致使其一生革命事业几为之全部摧毁，而自己陷于身败名裂的悲惨收场——这就是韩复榘、石友三等之叛变。
冯军初次分裂
初，韩复榘既遵令率全部自开封撤至豫西陕州，即孑身赴华阴谒冯氏，犹未了解此次军事大行动之作用，但感到全军尽退入陕、甘贫瘠之地，给养不足，奚能生存？况且全军将士刚由西北饥寒贫困之环境下打出中原，心理上无人愿意再退入那苦地死守着。如为政治新环境所迫，则人人皆甘愿拼命再干，上前打出生路，有进无退，死里求生。从前迫不得已而在西北挨尽诸般苦，如今断不能再试了。于是，他即以进攻之计献出，拍起胸膛，包打下武汉，请缨自将十万兵沿平汉铁路南下，并愿立军令状：如不成功，则受死刑；另主张以孙良诚将十万人，沿津浦铁路直攻浦口、南京；复以石友三统十万精锐之师分驻郑州至徐州陇海铁路一带，为孙、韩东西两路之总预备队；最后则留宋哲元、刘郁芬之后方大军在豫、陕，严行监视阎锡山；如此，必获全部胜利。
冯闻而睁目咋舌，以为冒险性太大，他自有成竹在胸，仍坚持不战而屈人之奇计，不从之，犹且疾言厉色，严令其顾念团体，服从命令。韩不服气，反问：“前者由苏俄回五原之时，经南口新败之余，绥远、甘肃只剩下残部数万人，而且装备不全，军实不足，何以当时肯冒险死拚，勇猛前进，卒成大功？而今则拥兵数十万，十倍于昔，枪炮军械，均全国无匹，何以却不进攻而退守？”冯答：“从前我是个穷光蛋，只剩些少本钱，故不得不孤注一掷以博大利；如今我已赢了许多本钱，不能不慎重将事，稳健进行，岂能再作倾囊的赌博？只有实行计策万全、万分稳健之军略而已。”韩无话可说。甚至欲驻兵平汉路郑州以西，由洛阳至南阳一带而不再入陕西也不许，乃知不能挽回成命，怅然返陕州。（以上所述系数年后，余过济南访韩时，叙及旧事，他亲口对我斤斤申说的，并毫不自讳地承认当年的行动，殊非受了南京方面运动而背叛冯氏，只因为环境所迫，无路可走，为自求生路计，不得不归顺中央而已。）是役也，冯氏本不要打中央，而韩却要打中央，但因冯氏始终不肯打中央，韩反对不成而叛冯转投归中央。假使当时冯氏肯将他的策略与韩商量或告以机密，韩一了解，自然服从而不叛去了。岂知冯氏缜密过甚，连自己的心腹爱将也不令知，只要盲从，遂生巨变。军事发展有如此奇诡叵测者，这固非冯氏始料所及，外人所不知，恐怕就是连中央领袖们也不知道的内幕。（另据刘汝明说，当日西退至陕西，适遇见韩，而韩问他：“你说，把整个河南省放弃，部队全撤到潼关以西，这不是自取灭亡吗？以后我们还吃什么？穿什么？……”见刘著页九八。此与上述相印证，可信韩之脱离冯部，主要因素确为经济问题。）
冯军挨了多年无衣、无食、无饷，而常须苦战的生活，自然对陕、甘旧地，望而生畏。况自打出中原之后，与南军比肩作战，眼见其人人丰衣足食、囊有余饷，不禁相形见绌，曷胜羡慕？即冯氏本人亦尝言南北待遇不平，并举例来说，下雨时南方将领有雨衣，而北军则只撑破伞是也。处此新环境下，冯氏兵将心理多已起变化，不能像从前之吃苦耐劳了。冯氏不了解此真正的“军心”，仍以旧方法应付新环境，虽云稳健，究行不通，此其失败之真因要因也。或谓韩等曾受中央重赂故叛冯而去者（见薛著页二六一），实绝无可能。盖此役变起仓促，微特中央，即二集团军干部亦不能前知；苟韩事前曾受贿赂，则何以先则遵令西撤？及退至陕州、华阴，旋即叛变，更无与中央接洽之时间与机会矣。惟其与石、马归顺中央后，各受重赏则诚有可能。
是夜，韩在陕州，即矫令开车，尽将原带来之全军出发东向，部将与他军犹以为奉令开动出战也。比冯氏闻讯，知其叛去，急电令孙良诚以全力追击。孙最忠于冯氏，且素鄙韩从前之降晋，急遵令乘火车后追。会庞炳勋由郑州西撤至巩县，亦奉令拦截韩之去路，于是与孙部东西夹攻之。韩之列车不能开动，亦不及准备应战，全军乃溃逃。孙即收纳其残部并得获军械不少。韩于匆匆间仅带得数千人南入嵩山，迂回而返开封，仍行使省主席职权而输诚中央，并加紧招募新兵，以恢复实力。当其过郑州时，发出通电，并不指责冯氏，但大骂其亲信数人一顿而已（刘著页九九）。其后，溃散之队伍，有复归韩者，而韩部中亦有复投冯麾下者。
当时，石友三全军尚在豫南之南阳，奉冯氏令退至郑州，而马鸿逵亦由鲁西退豫。韩约二人一致行动，石、马允焉。于是，冯骤失去不下十万人，约占全军嫡系三分之一，比作战大败损失尤重。原来，孙良诚、韩复榘、石友三等三部实为二集团军最精锐之师；战时，孙常任前敌，逢攻必克，夙有“铁军”之称（此冯所特别颁给之荣誉）。韩、石二部则为全军最剽悍、最骁勇善战之师，常留在后方作预备队，一遇前线各方有困难，冯氏即指挥这两个犀利无匹的铁锥向前敌凶猛冲击，几战无不胜者。惟马鸿逵则原非嫡系，所部不多亦不强，且其父马福祥素矢忠中央，故对于冯氏损失不大。今回与韩、石二人相将叛去，是冯氏练兵成军以来之第一次大厄，不独精锐丧失，而且全军第一次发生分化，团体破裂，纪律尽隳，军心摇动，影响全军前途之重大诚不可以言喻，而冯氏一生事业之大崩溃亦肇端于此，固不特是役之“大策略”完全为之粉碎而已，亦无怪冯氏一闻此噩耗，如遇天崩地裂，不禁脑裂心碎了。（多年后，冯氏老干部某言：如无此次之叛变，冯氏必能取胜云。见薛著页二六一。）
一日清早，天犹未破晓，冯氏挈数卫兵，乘汽车离华阴，至潼关风陵渡口，渡河赴晋，留下命令，全部军事交宋哲元主持。时，宋哲元、刘郁芬尚未起床，闻讯立行追去，不及穿衣履也。迨赶至渡口，则冯氏已过河去了。既抵山西，阎款待之于太原北晋祠小村，遂在此暂作寓公。（按：当时，我原拟于得悉真相后，亲赴京请孙科、孔祥熙、宋子文诸大员共同努力，谋和解方法，以防止战祸而安定大局，适遇此巨变，再无机会，怅然北归。）
当韩变后，冯、阎来往函电，原有相约下野、携手出国旅行之举，盖大势已去，兵不罢而自罢了。据说，在七月初，中央与冯氏已达到协议，和平解决：中央进攻之行动停止，允拨所欠军费，先发三百万元，另给冯出国旅费廿万元；二集团军余部仍旧转归鹿钟麟统率；陕、甘、宁、青四省主席仍旧不动，惟冯则白白失掉鲁、豫两省（察、绥早已放弃）及十万精锐之师耳。七月五日，中央取消通缉冯氏之前令。八月间，鹿钟麟、唐悦良均到京复职，薛笃弼且膺任卫生部长。昙花一现之“护党救国运动”，似烟消云散，告结束矣。是役也，冯氏之“大策略”本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原则，结果则因内部叛变，却不战而屈了自己，宁非天下之大滑稽耶！
“国民军”复活
冯氏寄居晋祠，行动自由，并非囚禁，但亦不外出。阎待之不薄。冯氏自有无线电台可与外方联络通消息。宾客来看他也不禁阻，手下仍有多少随从人。太原设有办事处。于此，闭门思过（用兵错误欤），韬光养晦，且努力自修求学。冯氏每于失败后，进修益力，拚命读书、写字，且习丹青，态度于消极中至为积极。此其人格可取之处。余于华阴北归时，尝到晋祠谒之；见其方踞桌读书，左手持《陆宣公奏议》，右手持梁启超一本学术讲演集。寒暄完毕，他问我这两本书如何？我心里思想，在军政界我是他下属，但在学术界那就不同了。当下我毫不客气地用“教授”辞语和态度，指出他虽然好学不倦，手不释卷，而求学不得正当方法，不循正当轨道，将上下千余年两家的著作同时并读，纵是读书万卷，也是无济于事的。他甚为惊愕，问我要用什么方法、循什么轨道才是正当的和有益的。我答科学的求学方法，最重要的是循次序、有系统，并须有专门学者名师指导，方得实益。我再补上一句，以他的好学苦心，加以个人政治、社会以及人生的种种经验，配合中国的经书，如得有教授指导研究专门书籍，凡习一科，有如初学英文一般，必从ABC开首循序而进，由浅入深，则一二年的工夫可抵得大学里三四年的课程。他似乎恍然觉悟，对我说：这是头一次有大学教授指导他求学的方法；对我的劝导完全接受，十分感谢。次日，即去电北平，采购政治、社会、经济各种大学教科书。未几，专聘某某学者前去授课。这是冯氏研究大学课程之开始。行之未几即有大效。此后继续聘人讲学，努力自修。不移时，居然给他学上了那几门学问——甚至“社会主义”历史与内容，“工团主义”的意义与利弊，也懂得了。
然而冯氏雄心未尝稍息，只是静以待动，不断地与各方接洽通电以图再次大举，更时与阎酌商大计。秋间，运动成熟，又发生一次大军事行动。其时，汪兆铭所领导之“改组派”公开与中央破裂。九月十七日，张发奎举兵于南方，进图广州。中央急调兵对付。冯氏即乘机发动。先于十月十日，由“国民军”将领二十七人联名通电，推戴冯、阎二人领导全军反抗中央。中央于是再下明令进攻。下半月，河南发生剧烈战事，不在陇海铁路线，而却在洛阳之东方及南方一半圆形中。当中央军战事不大顺利之际，蒋公曾亲赴前线督师。正在两军相持未分胜负的僵局中，战场忽发生莫名其妙的变化：十一月下旬，“国民军”全部退师，再西入陕境。双方军事行动，遂告结束。（或谓中央因粤方“改组派”之捣乱，急于以全力应付，故亟亟以政治手腕及经济厚酬拉拢“国民军”诸将领云。说见薛著页二六四，有待证实，不足入信。）
是役也，一始一终，亦同前役之充满神秘性，宜乎外间之不能了解其真相。事后，余复细细调查，乃得洞明。原来此次冯之异举，完全是上了阎锡山的大当。缘其自上次“护党救国”之役失败，退引山西之后，虽屡与阎酌商大计，阎只虚与委蛇，依违两可，久无效果。盖阎当时处境自有困难，其本心对于中央之措施原亦多所不满，亦久遭疑忌。一向赖有冯军在鲁、豫居中缓冲，故尚不至直接受到中央之裁制与冲击。但倘冯军一旦消灭，则彼将无力抵抗，复无援助，成为孤军独当其冲，其亡当可立待。是故其惧怕冯氏之心理，远不如惧怕中央之甚。所以乘冯氏失败西退，亟挟其余军以自重。当时迁冯氏于建安村，优待更甚，无异蓄着一头猛虎以威胁中央。一俟迫不得已，时机成熟之际，即实行放虎出笼，使其出面出手打击中央，而自居幕后耍手段操纵一切。会九月中“改组派”在粤称兵，中央忙于应付，这正是北方响应同时夹攻之无上机会，于是乘时策动，乃有此役之发生。（以下据冯氏自述大略，看下文。）
十八年（一九二九）九月十七日，正是农历中秋之夜，阎忽访冯，相与长谈，大骂中央之不是，极力怂恿其兴兵再举，自愿衷诚合作，负责一切供应。冯氏上次之不南向进攻，多因顾虑阎之牵制后方，今骤闻此坚决的具体的表示，正中其怀，真是梦寐以求，以为畴昔所定的大策略此时卒成功了。大计既定，继又商及举兵之军号问题。是时汪兆铭“改组派”向主张用“护党救国军”名号。但两人意见则以为这只是一派一系少数人所主张，而彼两人则惟以集合全党全国人物以从事救国救民大业为目的，并无左右新旧某系某派之分，故均不赞成用之。冯氏乃提议用“保民军”。阎以为亦未尽善，乃谓吾人既有国民党、国民政府，即用“国民军”名号可也。况且昔年“国民军”之传统名号，声威犹在，号召有力；此次毋须另行巧立名目，索性恢复旧名可矣。冯氏素重实轻名，又即允焉。因一时不察，遂中了阎的计谋（另参看《石敬亭年谱》选自《传记文学》一二二期页十李云汉之《宋哲元与七七抗战》篇）。
当下，冯氏以智珠在握，剑及履及，立令石敬亭回陕，详授宋、刘等机宜，克期举事，乃先有十月十日联名通电之“哀的美敦书”发出，并在陕、豫各处张贴布告均有“总司令阎”“副总司令冯”（名下有“宋哲元代”）字样。事实上，两人已就职矣。预定计划：“国民军”出重兵分路取郑州、南阳。一俟两城攻下，阎、冯二人即联袂至北平，组织新政府。同时，豫、鲁、鄂、湘、赣、苏、皖、粤、桂、蜀、宁、奉各处早有协议之军政领袖即行响应。（按：另据余当时采访原稿：连月各方使者分别北来与阎、冯接洽者有何键代表黄一欧，鲁涤平代表易某，张发奎代表李某等。奉方张学良亦派秘书长王树常到晋，表示愿一致加入。阎乃劝冯氏派前河南省政府代主席邓哲熙往沈阳报聘。旋得邓来电，谓张极力赞成三人一致联合，并建议联名通电请蒋公下野。）
殊不知阎真是一条“两头蛇”，摆下这条计策，使冯氏懵懵然上了他的圈套，而自己则实收渔人之利。他一方面暗中接受中央任命之“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他方面又教唆煽动冯氏兴兵，给予接济，假其手以打击中央。同时，他却以“国民军”之军事机密时向中央报告，以故“国民军”在豫作战为难，终归失败。以上所述，正是此次冯氏再举之真实原因及经过也。
是役再败后，冯乃知悉内幕，愤恨至极，但又无法向全国全世界申诉。时，余仍居北平，冯氏乃辗转托我设法将此役经过详情公布于世。余以未明真相，无法可施，计惟有假外人调查及报道。于是邀约英美记者如英人田伯烈（Timperley）、伦敦《泰晤士报》代表麦登纳（Mac Donald）及其他数人，由我亲自陪住山西河边村（阎迁冯于此）采访新闻。行时并有美国公使馆军事参赞丹尼少校（Major Denny）加入。至则冯氏亲自招待，将是役发动经过，原原本本，对众缕述，由我与冯氏之秘书陈国梁二人分任两方翻译。回北平后，各记者将当时速记稿写成专栏报道长篇，在北平、天津英文报及拍电往英、美各报发表。其秘密乃暴露于天下，此十八年（一九二九）暮冬事也。阎知内幕戳穿，其煽动计划已尽披露，大大不怿，顾人证俱在，又不容否认，只有缄默忍受，同时加紧约束冯氏在河边村之活动，如取消其自由收发无线电报之权利是，然亦不敢为难过甚，盖冯氏仍大有余力，足以供其利用于将来，故仍如前之挟以自重，加紧对付中央也。
至于是役失败之原因，则不在军事战败，而却在内部不和，再次分裂。此亦有类于前役之变者。当战事展开时，中央军紧守陇海路前线而取攻势，但另派徐源泉（原属鲁直军，北伐时战败投降者）等军在左翼猛攻洛阳东南之禹州、登封等县。在北伐时期则要冯军去打他，如今却要他去打冯军，军事、政治变幻离奇至此，真莫测高深矣。时，宋哲元任“国民军”总司令，坐镇洛阳，指挥战事，而南路前线则由孙良诚在登封力战。据说，前在西北军任参谋长之曹浩森，是时已在中央军任参谋，尽将冯军之强点及弱点，一一暴露，而开列具体办法，避强攻弱，故中央军于是役颇占上风。例如：冯军之特效战术是于夜间“摸营”，兵士右手执大刀，左手提短枪，偷劫敌营，当者披靡，但是役由曹献计，中央军扎营处，于夜间遍树火把，彻夜遍地光明，大刀队一前进则被射死，无所施其技了。孙良诚在登封前线，遭遇强敌，作战吃力，不易取胜，但仍相持不下。不料宋哲元在全军资望尚浅，非主帅才，措置失宜，故尔偾事。在剧战中，他忽对孙良诚大起疑心，误信其叛变，深恐洛阳不稳，急遽西退，而孙在前方骤失去后方总部的联络及接济，莫明其故，亦不得不引退，以免孤军陷敌。因此，前方后方之“国民军”一律尽退，复入潼关。而中央则由于亟须赶急应付南方汪兆铭所领导之“改组派”，亦不事穷追，任其入陕。于是，这场大战，过了无几时，突然间又在出人意料的神秘气氛中结束了。一说谓宋哲元当日实误中了反间之计，一时失察，仓卒急退，遂影响全局云，此亦大有可能者。（以上系余于事后得闻诸冯军干部者，其中经过，或较为复杂，但可信是失败的主因。）
关于此役，尚有些少余波足述者。十九年（一九三〇）一月余以丁父忧由北平奔丧回粤。冯氏在晋闻讣，特派员到平致函吊唁，并再托余南经沪、宁时，将是役之真实原因（如上文所述），仍以前任中央特派“政治工作委员”资格，向中央尽情报告，使真相得明。（其实，我在冯军之工作早已完成，去职已久。此次因受所托，故作友谊的义务的帮忙。）余南下时，分谒孙科、孔祥熙等中央大员。他们都非常关心北方情形，无一不先行开口叩问是役经过之实况。余遂很自然地乘势将一切所知奉告，众乃恍然，无不痛恨阎煽动内战，“借刀杀人”之阴谋，转而怜惜冯氏之天真愚憨，致上大当。这一报告当然辗转传播于中央当局。其后，在另一场合阎与中央公开决裂时，中央明令通缉之，所宣布之罪状有谓北方内战皆由其蓄意酝酿、幕后煽动，实为罪之魁云。
“扩大会议”
“国民军”既失败，“改组派”在粤亦一事无成。中央因此得倾全力以收拾北方瘫痪之局。于是阎氏首当其冲。彼其取巧奸诈之术既穷，骑墙“放虎”之举亦不容再演，乃返而作政治运动，极力拉拢国民党各派各系，谋大团结以与中央对抗，务成旗鼓相当的新局面。一时，河北、山西道上，太原、晋祠之间，冠盖云集，各方使者络绎不绝。凡历年以来，全国全党之不满于中央者，非亲自命驾北上，则纷纷派代表来与阎氏接洽。如“改组派”之汪兆铭、陈公博，与“西山会议派”之邹鲁，及其他失意分子等均是当时寓晋之上宾也。当时南方之广东仍拥护中央，惟败退广西之四集团军李宗仁等亦遥为响应，派代表北上参加。阎居然成为全国军政主动的中心人物——“盟主”，执反动派之牛耳，而冯氏则退居被动的配角而已。然其潜力具在，陕、甘仍有殊不可侮之重兵，故各方亦如常看重之。阎与其虽仍不无芥蒂于心，至三月间，宋哲元、孙良诚痛恨被阎出卖，至欲挥戈渡河攻晋，不过事过情迁，此刻同仇敌忾，患难与共，甘愿合作奋斗以图共存。此则各派、各系、各军大有联合共进之趋势也。
冯所念念不忘，比之生命还重要的，端在保存及整理尚在陕、甘的旧部。在冯军方面，自退兵后，宋哲元、孙良诚等，虽彼此谅解前此之误会，尽释前嫌，再事团结，共赴患难，然全军竟如群龙无首，领导乏人。其时，老干部之“五虎上将”，张之江与李鸣钟已退役，鹿钟麟蛰居天津，惟宋哲元、刘郁芬二氏尚在军中；但资望才干不足以掌帅印。他如蒋鸿遇早已物故，刘骥殊非统帅之才，以下孙良诚、孙连仲、刘汝明、佟麟阁等分属后辈，更无统帅资格了。冯决以鹿代统全军。鹿奉密令后，乃假装勤务兵，随同某要人秘密乘火车由天津至大同，复转乘汽车往谒冯氏。俟某人下车后，冯氏面授机宜毕，即不动声息，乘原车南开，过河直抵潼关。至则实行主持全军，着实整理。宋、刘等拱手相让，惟命是听。不移时，原日“国民军”之雄姿威势，再次恢复，士气提高，静待后命矣。
在晋方，军事政治运动既酝酿成熟，阎乃于十九年（一九三〇）二月十日，发出通电，反对武力统一全国之政策而请蒋主席下野。随而中央与晋方屡屡互发函电作文字之战。阎竟公开指摘中央之种种不是，愿与蒋公同时引退。二月廿一日，汪兆铭（上年十二月已被中央党部开除党籍），亦出名通电，攻击中央。廿八日，阎迎蛰居建安村之冯氏入太原。三月，阎先取行动，接收山西、北平各中央机关，缴中央各军军械，封闭党报。三月十五日，晋军与冯军各将领联合通电，请阎、冯领导全国攻击南京国民政府。拥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副之。孙良诚、吉鸿昌等随即挥军东出，直指开封。四月一日，阎、冯、李就联军总司令职，惟张学良无表示。晋军开入山东，冯军则仍在河南，双管齐下，分路作战。五日，中央下令讨伐，纷纷调兵应付，但前线初仍取守势，其后乃交战。于是所谓“中原大战”——民国以来最大的惨剧爆发。
其时，北方的军事组织及计划以李宗仁为“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由桂攻湘、鄂；冯氏为“第二方面军总司令”，由陕攻豫；阎自兼“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指挥河北军事，挥兵攻鲁；石友三（前曾一度与唐生智反中央，失败后北退）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由豫攻鲁。广西李宗仁、黄绍竑等联同留桂之粤军张发奎部，倾全省之兵，由李亲自统率，冒险北上，与北方阎、冯等相呼应，并自求生路。计划：经湘入鄂，与冯军会师中原。倘此南北军事计划得实现，则中央危矣。讵料李军北进，前锋已过岳州入鄂境，而粤方忽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北上占领湘南衡阳，切断李军后方之联络补充线。李宗仁不得不撤退南归以应付危局。于是阎、冯等会师中原计划失败，影响“中原大战”全局之胜负不少。（以上参考黄旭初《李宗仁出任反蒋第一方面军》篇，载同前。）
“中原大战”
延至七月中，“扩大会议”在北平开会。八月下旬，各派共同组织“国民政府”，拥阎为主席，冯、汪、邹、陈等为委员。十九年（一九三〇）九月九日上午九时，阎就主席职。时则冯氏赴豫亲自指挥战事矣。主席登坛后，忽有南京飞机翱翔空际，向清故宫三海投下炸弹，有一枚正中“中海”之“怀仁堂”前湖中，立即震醒“阎主席”的好梦。未几，他即急急离平回晋。（说者谓阎就职时日不吉，四九三十六着，非走不可，此当时流行的幽默，姑并录于此，以博一粲。）
七、八月间，鲁、豫两战场均有剧战。三方各集中精锐作殊死战，故伤亡甚多。至八月初，晋军一败涂地，山东尽失，不堪再战。中央军于是得倾陆军、空军全力集中豫省以对付冯军。其总攻郑州者为陈铭枢之第四军，最为得力。
时，中央军蒋总司令之总部设在开封东兰封车站。离站不远为飞机场，航空司令为张惠长。一夜，飞机场突受冯军骑兵千人袭击，盖以中央飞机每投掷炸弹，惊散马群，故最恨之。是夜，因谋报复，突袭机场，毫无抵抗，毁去所停之机。张急匿避，始得幸免。骑兵得手后，转驰往兰封猛攻车站。时，站上防守虚空，总司令部只得卫兵百人而已。蒋总司令驻列车上，势极危险，仍镇静处之。平常军队，凡遇夜袭者，多不还火，免露虚实，但是时侍于总部内之高级参谋陈调元，却主张还火，以免坐以待毙。此兵法虚虚实实之妙算也。乃下令全部卫兵分布车站，密密射击。攻军皆骑兵，果以为车站有大部军力，防备周密，否则不至还火；又在夜间不便大举进攻，即行退却。总部遂获安全。（此事，于多年后余由双方友人之躬预其役者口述中得之，两相符合，可信为真实。）
然而此次“中原大战”之胜负，不决于疆场，却决于政坛上外交手腕之间。方豫省大战时，中央代表吴铁城等在沈阳与张学良磋商合作事。吴挈其擅长交际、善于辞令之爱妾及大量金钱与俱。二人施用阔绰的、机巧的外交手段，周旋于奉军“少帅”张学良夫妇与高级文武干部间，大奏奇效。闻有一次，张在一个公开的场合私对其妾作戏言：“您俩胆敢来这里作说客；假使我将吴铁城枪毙了，又怎么样？”她因面不改容、从容镇静地含笑答道：“少帅，别跟我开玩笑！像少帅这样英雄人物，哪会干出这卑鄙狠毒的事呢！”张听了，哈哈大笑答：“果然说得妙！来！干一杯！”另一日，吴大摆山珍海错最贵最盛的筵席，遍请张总司令高级人员与军官赴宴。其妾周旋其间，恭敬招待。堂前设了十几桌麻将，请各人就席娱乐一下。每人面前抽屉内各置钞票大洋二万元，输赢不计，胜者尽入私囊，负者也无所损失。于是人人乐不可支，与他都成为朋友了。（以上故事系后来从吴之随员著者同乡处听到的。）
同时对方阎、冯二人亦派代表薛笃弼与贾景德两个“老实头”到沈极力运动。无如囊悭术钝，与吴比较，在在相形见绌，居于下风（即送礼三千元也要去电请示汇款方济）。双方均予张学良以特高位置、优异条件，拉其加入阵线。一向，张学良站在中立立场，无露骨表示左袒哪方，然以其时形势论，奉军势力充实，地利得宜，在北方实居举足轻重之地位，吴氏来后，不久即获得好感。其间尤有决定性作用者，则张对中央虽仍有不惬意之处，然对冯氏却有不共戴天之世仇，而绝对不能与其携手合作者。况堂堂国民政府，名正言顺，所给条件与地位价值比较上当然引人入胜。其决定归顺中央实自然之理。其实，早于十八年五月间，张已与奉军将领有公开反对冯氏政策之表示。至是年，更于九月十八日发出通电，主张国家问题，当由中央政府依合法程序解决之。是无异正式加入中央阵线以反对阎、冯之表示也。发电未几，随即派大军入关。晋军无能抵抗，遂由其连占天津、北平以及河北全省。阎见大势已去，于奉军开到之前，通电辞职，复由北平退回太原。九月廿二日，北平晋军撤退。前二年，晋军以“国民政府”名义克复旧都，今则奉军亦以“国民政府”名义入据焉。“扩大会议”及其所组织之“国民政府”自然瓦解。各员与中央协议，汪出国，阎赴大连，而冯氏则居山西。
大战结束
至于豫方军事之结束，亦不决于疆场上之战争，而决于冯氏麾下另一部之叛变。一日，冯氏在总部忽接在前线作战之军长吉鸿昌电话，说：“总司令，对不住，我走了。”缘中央知冯旧部李鸣钟与吉感情素洽，乃着其往豫运动吉来归，果然马到成功。其时，李对冯氏怀有怨望，已脱离其军。（张之江虽亦离军，但未致叛冯氏。）而吉之叛变则因全军为金钱所收买。（此后来吉到张家口再为冯氏效力时跪地痛哭而自承者，见金典戎：《基督将军冯玉祥外传》。此与余后来所访闻相参证，亦符合可信。）吉本冯部后起之骁将，战功卓著，惟性情暴戾难驯，因前在西安偶犯军规为冯氏革职严惩，后极力多方表现悔过，始得复任军职（此余在西安所亲见者），惟怀恨于心，而今复为巧言厚利所煽动，乃背冯氏而去，而且梁冠英、张印湘等部亦随焉。前线全军尽丧。当下，冯氏怒掷电话听筒，气愤之极，恍如昔年韩复榘、石友三等叛变剧之重演，全线崩溃在即，大势已去，束手无策以挽回大局矣。于是，悬崖勒马，即由郑州渡河，挈少数卫队，由新乡经焦作西行复入山西。郑州遂为陈铭枢攻下。冯氏余军则尽退陕西、山西。战事遂告结束，而冯氏全军整个崩溃了。
此次“中原大战”，实为历来内战之最剧烈者，犹甚于前年豫东与奉鲁军作战之役。中央军之最精锐部队，如冯轶裴军，及十九路军陈铭枢等部，皆参与。阎、冯两方亦尽以所余留之精兵出战。双方纪律均优，斗志均旺，屡作殊死战，以故伤亡皆极惨重。（确数未详，闻共达四十余万人，一说且云七十万，疑过夸张。）诚为民国以来最大最恶之内战，由绝大悲剧演成绝大惨剧。语其后果，两败俱伤，不特四个集团军一一瓦解，而中央实力亦减缩，肢体既残废，心脏亦受伤，全体——“党国”——当蒙祸害，抵抗外侮之力大为削弱，驯至日军侵略南北，致全国同胞有“其亡其亡”之痛焉。自民国成立以来，至悲至惨之大祸，孰有逾此？
方冯氏入晋时，有驻豫北之孙连仲、张维玺等部犹欲追随。冯却之，转令其投归中央，却嘱其以后务须服从蒋总司令的命令，为国效劳。孙等唯唯诺诺，遵令而退。其后，果然向中央报告：“奉冯总司令命前来投顺。”蒋公素知其忠勇可靠，即收编之。以后孙则矢忠中央，服从命令，始终不渝，方可纪也。（张部后事未详。）倘在曩日北伐成功后“编遣会议”前，冯氏对部下能下此“释兵权”之命令，则天下早无事矣。（后来孙在江西，不料其参谋长赵博生及旅长季振同乘孙连仲离军赴京期间，率部参加红军，使孙部实力大损；但至抗战时期，该部死守台儿庄，造成空前大捷，厥功尤伟。）其他诸部亦有受中央改编者，不过战余几部不到十万人而已，精锐尽失矣。
在入晋深山野岭之途间，忽有强徒拦路剪径。正遇冯氏在极端失意、十分沮丧之时，这些小贼未免有“打落水狗”之嫌。当下，冯大喝一声，随从卫士齐放手提机枪，小贼当场倒毙。冯氏乃继续行程。既抵太原，阎如前优待之。其陕、豫余郡宋哲元、刘汝明、过之纲等约四万人相率入晋，均由商震奉阎令善为安置，担负一切给养。阎能善待战友于患难之时，亦算忠厚难得，庶可稍赎前愆了。其后，中央改编驻晋冯部为廿九军，分两个师，以宋哲元、刘汝明为正副军长，冯治安、张自忠（由河南入晋）分任师长，由中央发饷。后来增编一师，以刘汝明任师长。此军在运城、阳原等处一住三年，乃奉令往北平应付日军之侵略，成为国家之干城焉。
冯氏复在山西寄居于汾阳（在太原西南），得中央宽厚待遇。当是体念其完成革命之前功也。他韬光养晦，生活安静。时或致力于本地教育工作之促进，及他项为社会、为民众之服务。其大部分的清闲时间则消磨于读书、写字、著作、绘画，尤喜欢作白话诗，自称“丘八诗”，吟咏内容类皆描写平民疾苦，痛贬恶风败俗，暴露贪官污吏，提倡俭朴生活，反对虚伪言行等等，是皆其一生之彻底主张也。
共赴国难
自“扩大会议”之役结束后，至二十年（一九三一）夏，党内又起纠纷，演成宁粤分裂之政潮（详下章）。九月十八日，日军侵占沈阳，人心愤激，团结抗日之口号，普遍全国，“党国”领袖亦一致联合共赴国难。是时，冯仍居山西，韬光养晦（廿一、廿二年粤之运动不参加，亦未派代表前往）。一日，忽接孔祥熙自京来电云：“国难严重，如何办法？请指教。”越二日，接蒋公电称“一切请以国事为重。请大家到南京赶紧商议救国大计。倘与国事有补，我准备随时下野”。冯氏深觉满意，即乘车经天津直下浦口。（其时，阎锡山已回太原，但未同行。）他即对各来迎的老同志言：“我们一定要抗日，以往的事，可以不究。”
到南京后，蒋、冯重会，前嫌涣然冰释。冯氏出席中央党部讲话时声言他来开会，是为共赴国难而来。若不如是，则抗日战争，何能联合南北诸军，全国人民，一心一德，卫护国家，抗战到底，至八年之久终获得最后的大胜利乎？
冯氏每出席中央会议，一贯主张“我们要抗日，要收复失地。谁要阻止抗日，谁就是卖国贼”。有人警告他：“你这样说话，恐有生命危险。”则答道：“我来即不怕，怕即不来。”其间，曾到上海小住，屡向各社团及民众讲演，极力鼓舞全国同胞抗日救国，激励人心，振发民气，至为有力。未几，国府决定迁都洛阳。蒋、冯、汪等要员皆到那里去开会议、组织军事委员会，公推蒋公任委员长。未几，众皆回京，独有冯氏由徐州北去到泰山住下。（以上蒋冯通电及入京资料采自金典戎《基督将军冯玉祥外传》。）
自二十年（一九三一）始，冯的生命又进入另一阶段——最末期。他直接统率一支庞大的军队，这一时期已告完毕了。经他一手训练，多年指挥的各部尚留有少数（最少十万，迄无确数），分驻各省，皆直接归中央改编、装补和指挥。“第十六混成旅”也、“第十一师”也、“国民军”也、“西北军”也、“第二集团军”也，一律成为历史的名号。冯氏一生的事业，告一段落，然而仍未结束。在以后最末的十八年间，他的生命时静时动，其与中央的关系也是时合时分，都随时局之变化与个人的反应而定，将于下章续述。
这一章的叙述，最令我头痛而且心痛，几乎难于下笔，所幸“党国”内虽屡起纠纷，时分时合，而仍可以对得住几千年国族的祖宗与稍慰孙中山先生在天之灵者，则一遇国步艰难，外患紧急，则全国精诚团结，同仇敌忾，合力应付。所以本章命题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