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九岁至六七岁，一九三〇—一九四八）
一再晋京
回溯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夏，国民党一部分执监委员，因胡汉民在南京被软禁于汤山事，提出抗议。与中央分流，召集党代表于广州开“非常会议”，另组织“国民政府”。汪兆铭亦率其“改组派”参加活动。冯氏远居北方，未加入是役。（他们有意要我代表他并列冯名，以壮声势，但我为着个人道德人格之完整，受着良心理性之驱策，坚辞说：“我前蒙中央派去当‘政治工作委员’，任务早已完结，与冯氏政治关系久已绝缘，此时未奉冯将军明文，哪敢‘冒充’他的代表以自贻伊戚呢？”乃作罢论。）后来，冯氏派唐悦良来粤，只是观察与接洽，仍未代表其正式加入此运动。未几，局面变化，唐亦北返。不过宁粤双方只拍发电文，未至有军事行动。胡氏旋被释归粤。南方同志之目的似已达到了。会九月十八日，日军侵占东三省，全党同志乃觉悟国难当前，非实行团结、共御外侮不可。于是，粤方派孙科、汪兆铭二委员为代表，赴沪与宁方代表会议。决议宁、粤党政改组，复合为一。全局即急转直下，蒋公下野离京。国民政府改组，一致推年高德劭的元老林森先生任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院长。其间，陈铭枢斡旋甚力，其所统之十九路军分驻南京至上海一带，是为新政府独一可靠之军队。
廿一年（一九三二）一月一日，孙科在京就任行政院院长，嘱余致亲笔函于蛰居泰山之冯氏（由李炘亲送），请其命驾前来共谋国是。越二日，冯率属员数人抵京。孙院长命我馈赠大洋三万元，以供其费用。冯氏十分兴奋，感谢之余，他还以幽默口吻说：“看啊！冯玉祥受贿了！不过，这是中山先生哲嗣哲生院长所赐，却不敢辞。”立刻将全数分给各随员及卫士。自己分文不取。于是，林、孙、冯、陈、汪、李（烈钧）等组成最高特别委员会，主持全国军政。其间，冯氏曾到上海一次，备受各界欢迎。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二次到此华洋杂处的繁华商埠。他对于租界的耻辱、生活之奢华等“少见多怪”的现象，深表不满，盘桓不上几天，不欢而去，仍返南京。
这一回，冯氏再到南京，与新旧朋友聚首一堂，志同道合，衷诚合作，尽其所能，共谋国是，欢洽无间，人人都非常敬重他。因气氛、环境及人事，与前大不相同，彼此公平诚信相处，所以他也一反从前与人落落难合、格格不入、事事批评、人人讥刺的故态。可见他不是绝对不能与人和好合作的。他的希望无穷，他的心情愉快，大概过着自“首都革命”以来最开心的日子。
不图未几天，政局又突起变化。缘新政府成立未久，以不得上海财团的合作，财政困难（宋子文不肯合作）。孔祥熙初欲任财长，事前由其夫人致英文函与孙科表示，即蒙答应。但就职之日清晨孔夫人又来英文专函，声言孔不干，此余在孙公馆所亲见者。孙氏急切难以物色适当人物，乃临时以铁道部次长黄汉梁署理。黄辞，自知不胜任，甚至痛哭陈辞。迨迫于无奈勉强就职。后只筹得少数现金，杯水车薪，不能维持下去。此为孙阁不能支持之主因。未几日，驻江浙一带之各军将领，纷纷索饷，难以应付。继而各军公开表示反对，拥蒋公复职。新政府乃遇到绝大危机，摇摇欲坠。当是时，陈铭枢（在行政院自兼四个部长）忽然软化了，冷冷地轻轻地声言“究竟有兵力较多较强的，讲话较有力些”。如上文分析，陈铭枢的军队是新政府的“擎天一柱”。冯氏未尝不欲召集旧部一致拥护，奈各军分驻北方，鞭长莫及，集中不易，而况此时听命调动与否，是大问题。且时间短促，何能有济？是则大厦之支，全靠一木。如今即此一木已经动摇了，大厦不倾，其可得耶？当时，孙院长与其他一二人骤闻陈之声言，无异釜底抽薪，自行拆台，如冷水浇背，无能为力，新政府遂即解体，正所谓“一言丧邦”！孙氏于一月廿五日，离京赴沪（余随行），旋即辞职。抵沪后命余回京向冯氏解释一切，请其自决。冯氏初时似在闷葫芦中，莫名其妙，颇怪孙氏之突然不辞而去。及洞明真相，乃释然于心。既知狂澜莫挽，亦采取一致行动，渡江北上，回泰山去。他宛似做了春梦一场，又感失望。每念前路茫茫，罔知行止，益感凄凉苦闷了。（此时余随孙办事，以上经过，知之甚详。我即日乘夜车回沪。）
廿八日夜间上海日军袭击车站，十九路军奋起作英勇的抗战。沪战停后，国民政府又改组，主席林森先生留住，蒋先生复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而汪兆铭转与新政府联络，得继任行政院院长，冯氏则被任内政部部长。冯再应召入京，一住两月，复不能合，不就职，乃挈眷径赴山东，仍隐居泰山。时，韩复榘已调任鲁主席。冯氏曾到济南，韩招待之于省政府。款待极恳挚，极优渥，每晨至亲为其盛水盥漱，悉如旧时在其麾下敬侍长官之崇礼焉。冯氏亦不念旧恶，勉其努力爱国为民，大概已了解其当年叛变之环境与苦衷也。在山中，冯益奋发，拚命求学，日夜读书。敦聘北京之大学教授数人前来教授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科（适似曩在晋祠时余所献议者）。（以上资料得自冯氏干部）
“抗日同盟军”
是年十月，冯氏忽从泰山命驾北上，驻张家口，盖其静极思动，念念不忘兴兵抗日，再举行震惊全国之军事活动。一抵张垣，即发通电，对于中央之不抵抗多所指摘。未几，日军由东三省进逼热河。廿二年（一九三三）三月，陷热河全区。张学良之奉军引退。时，中央直接主持北方军政，但未能挽救颓局于一旦。冯氏向以激烈主张抗日著于全国，故声誉日隆，有不少人热望其再起东山，领导抗战救国，且有去电请求复出者。中央当时另有对付日本的计划，邀其入京共商国是，不应。五月初，日军由热河进占察哈尔之多伦，更深入沽源、宝昌、康保诸地。全国人民抗日热情愈为激烈。未几，中央与日方订立《塘沽协议》，使华北部分区域非军事化，凡此皆令人民爱国精神与民族主义万分愤激者，亦所以令冯氏有卷土重来、再握兵权之机会者。然而其时中央当局则以频年内战，国力削弱，际兹准备未周，不能轻举妄动而与敌国作全面战，以贻覆巢大祸，故宁忍辱负重，假樽俎折冲之外交手段，与日本周旋，拖延时间，以期有成。此其苦心亦有不得国人之谅解者。冯氏正是个中之突出的抗议人物，兼是自行采取抗日行动者。
五月廿六日，冯氏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自任总司令。廿八日，通电全国，振振有词，指摘中央政府不以真诚抗拒日本侵略，又不以军力及补给增援抗日军队。隶冯氏麾下者，号称三十万众，实则十二万人，有枪支者不过八万，其成员来源颇为复杂，有留察留晋之少数嫡系老“国民军”，有热河驻军之被日军击退者，有奉军残余部队流落察区者，有察哈尔之零星部队系统不明者。其中最完整之一部而具有正规军之规模者约二万人，系方振武所统率从前退入山西之军而今来投者（统第一方面军）。此外，亦有临时就地招募者。全军人多枪少，其有充分配备者不及三分之一，或仅四分之一而已。至重要将领则多为战后失意之旧部自来投效者，孙良诚、席液池及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是其著焉者也（参考薛著页二七一及其他）。又有邓文（统第十军）及军事家金典戎亦应冯氏约前来投效（统第一军）。王瑚老先生亦在焉。此外，尚有韩复榘、宋哲元与李宗仁等之代表北来联络，计划与两粤及北方取一致行动（上见金典戎著：《基督将军冯玉祥外传》，载香港《观察》月刊二十期）。其赞助最力者，为前广东省长朱庆澜（子桥）慨捐军费大洋十万元，军部赖以成立。
至于全国同胞，闻此救国义举，人心振奋，几于全国一致拥护。独有汪兆铭别有会心，在南京发表谈话，公开骂云：“察哈尔的共产党，又在多伦闹出事来了。”妄指冯氏甚明显。此时，章炳麟（太炎）先生在苏州却发出与汪相反的说话：“只要能收复失地，打出日本鬼子去，我们愿意赤化；我们民众愿意拥护老冯赤化。”九十四高龄的马相伯先生在上海欢迎马占山大会中说：“我这第一杯酒是恭祝冯玉祥将军收复察东四县，并盼望他收复更多失地；第二杯酒才是欢迎抗日英雄马占山将军。”这两人的话，可代表全国爱国同胞的心理。（上见金著同上第廿二期）
其时，宋哲元为中央倚重，已调其驻晋之廿九路军移防华北，坐镇北平，秉承中央所授机宜，一面与日周旋，一面积极准备抗战。“忍辱负重”为中央缓冲，是其使命，实是代中央挨受爱国人士之唾骂也。当冯氏在张家口高树抗日大纛时，宋已被中央任为察哈尔主席。如其肯复隶冯氏麾下，则“抗日同盟军”之力量当大有可观。（宋之廿九军除原有冯治安、张自忠两师外，奉令另编一师，刘汝明任师长，全军当有五万人强。）无如，宋老早便去电中央，声言决不参加冯氏之运动了。但反过来，因已往多年与冯氏之密切关系，又不肯出兵向其进攻，也不前去就主席新职。至全国中亦不无响应冯氏者，如粤中之“西南政务委员会”（为昔年“非常会议”之余绪，以陈济棠之全军为主力，中央监委萧佛成、邓泽如等附之），虽表同意，惟天南地北，相距辽远，除了空言响应之外，无能以实力为助，其何有济？（或有些少经济援助未定。）金典戎言李宗仁汇款十万元小洋与冯氏（见上引文廿二期）。然北方中央直辖各军，多冯氏之旧部，无肯开动往攻者。独有庞炳勋（原属国民三军，非冯嫡系），欲乘时立功，自愿前往进攻张家口。讵料开至南口时，冯亲往应付，以抗日救国大义作宣传战，振臂一呼，即有三团自动脱离庞军，投奔冯氏麾下，可见其威望未堕，慑力仍存。庞无奈，急罢兵，盖恐时间延长，其全军难堪冯氏吸力，愈去愈多，将有“群马遂空”之叹也。（按：庞军进攻及三团投冯事，是后来冯氏亲对著者所说。但据金典戎上引文第廿、廿二期则谓当时在张垣冯氏部下有庞及其四十军，两相矛盾。不过冯氏举事后，北平军分会方与庞接洽令其往攻，可见初时庞不在张垣。金文所言未明来历。另据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三，载《传记文学》一二四期，详记是役经过，并引用冯氏后来所著之《察哈尔抗日纪实》，亦未提及庞投冯事。）
六月下旬，日军自察区各地撤退，仅留下“满洲国”（日本在东三省新设之傀儡国，以废帝溥仪为执政，年号“大同”）军队驻守。冯氏乘势挥全军发动攻势，驱去孱弱之守军。七月中旬，下多伦，由是克复察北。捷报传遍全国，人心兴奋，冯氏之声誉大振。此举与中央政策益有径庭。然在事实上，中央调兵进攻已无可能，而在精神上，尤感困难，盖对方以“抗日救国”为口号，若公然攻之当有所顾忌，亦颇难自解。由是，僵局形成。同时，日本又准备再攻察哈尔。至于冯氏处境，更为困难，既苦感兵力不足，而所统之杂军，类似乌合之众，未必团结一致、肯听指挥；即肯矣，无奈战斗力薄，亦无济于事，即方振武、吉鸿昌亦各固执己见，不完全与冯同心同德。况且经济支绌，供养不足，军械尤缺乏，再难久持。而在军事上，则前有中央军之压迫，后有日军之进攻，益难支持。延至七月下旬，冯不得不亟筹脱身下台之善法。（以上为余采访所知之军政情势。）
七月间有一天，薛笃弼在上海忽驾临寒舍，示余冯氏致彼与我一封要紧密电。电文大意谓“抗日同盟军”拟告结束，特托我请孙哲生院长帮忙斡旋，务期和平了结云云。时，孙已膺任立法院长，中央各人倚畀甚殷。（孙于廿二年一月就职，余任立法委员。）余即晋谒，陈说冯氏来电请其调解大意，并力陈北方僵局真相，双方都很难收场；非其出任调人，鼎力斡旋，不易收拾；此举造福人民，切请考虑。孙院长沉吟一会，即答应负责调解，但必要冯氏先答允一个基本的先决的条件，即是：必要完全相信他，依照他与中央商决的办法而行；他必提出公平的主张，庶于国则忠，于友则义。薛得余回音，立刻拍急电至张垣请示。不移时，冯氏回电应允，完全信靠孙氏，并恳托我们玉成其事。孙院长再得余报告，也很高兴地去进行。翌日，乘轮赴江西庐山谒蒋委员长（按：七月廿五日蒋公邀集军政要员在庐山开会一周），提出和平解决至为简单的办法；双方罢兵，冯氏自动下野，中央不究既往，就算了事。蒋委员长也赞成。我一得此消息，即往告薛，由其转报冯氏。
八月六日，冯果通电，以抗日之举已完成一段落，即日结束军事，自动下野。寻而宋哲元来张垣，就任察省主席。冯亲自率领队伍到车站去接他，见面第一句话是：“我是特别来欢迎抗日英雄宋将军的。”（见秦著页一六三）随将政权与军队全交其接收，复回泰山隐居。于是，中央与冯氏双方俱得光荣下场。此孙院长片言息兵，促成和平而世所鲜知之伟功也。（方振武、吉鸿昌，二人继续支撑片时，亦解体离察。吉蛰居天津法租界，于廿二年十一月十日，为人行刺受伤。法警将其押送中央机关，后于十二月一日被枪决。闻其趋向“左”倾，已加入共产党，其发生关系，系由前与我同在“西北军”任政治工作之共产党宣侠父所牵线的。至方氏则行踪未详。其后于抗战期间隐居香港，至民国三十年十二月日军陷九龙后，孑身过元朗，拟入大陆，不幸遇难。）（以上调和经过，向守秘密，人多未知，孙院长之《八十自述》也不提及，盖不自诩其功也。）
山居生活
在泰山时，冯氏继续读书、著作、吟诗、写字，生活安闲舒适。对于党政似乎不大过问。至廿三年（一九三四），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旧十九路军等在福州与共产党一起成立“人民政府”，政府委员名单上列有冯名。惟冯氏对于是役漠然不理，既不参加亦未派代表前往。其前在冯军任教育工作之余心清则独自前去参加——或自称冯氏代表；至少，李、陈等以其与冯氏之密切关系，任为“经济部长”。
冯氏在泰山得夫人李德全相偕为伴，不愁孤寂。不过，门前冷落车马稀，故旧来访者不多。比之从前在豫、陕煊赫一时之日，冠盖往来，络绎不绝之状况，真如隔世了。有些夙称为至友的，也避之若浼；这不是由于世态炎凉，当是怕惹是非，故避之则吉了。有一位素与其交好、从前在国民革命期间，常常仆仆于宁豫间的权贵，一次因事往北平，竟要迂回路程，绕道前去，不经泰安哩。独有孙科院长于廿四年（一九三五）一月，北上迎接其在北平养病之陈夫人南下时，专程到泰山访之。故友重逢，家眷相叙，欢乐气氛，弥罩东岳。两人畅谈国事多时，孙氏始下山。冯氏夫妇亲到车站欢送。别时珍重道别，相约在首都再见。（此次余夫妇亦陪行，故知其事。其间，也许另有别人曾上山访旧，为我所未知者。）
冯氏在泰山的生活，据其他曾经造访者的报告，略述如下：他挈眷幽居于山麓之“三贤祠”，仍有卫队百余人（另一说，一营）保护着。他在附近新建了一座“烈士祠”。其中，除为国牺牲的旧部多人的牌位外，还供奉了许多他所崇敬而未死的人的长生禄位，如上海抗日的蔡廷锴和前江苏省长王瑚（铁珊）。每早晨起，便率领卫士们高唱抗日歌曲。（上见邓初民文，载《纪念册》页一三四—一三五。）自黎明至晚上，他照着自定的功课表学习不稍停。他礼聘了好几位学者去助他研究，如陈豹隐、李达、范明枢、王谟、薛德育、宣斐如、吴组缃及陶宏（陶知行子，天文学家，年最轻不到廿岁）。课程有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科学、天文、地理、文学、历史、《春秋》、《左传》，以至辩证法唯物论，可谓古今中外，应有尽有的“文理学院”的课程。此外，每日他还要苦读英文。至于个人与家庭生活之简单与衣食之俭朴，则数十年如一日，无改常态，不必赘述了（上见刘思慕文，载《纪念册》页一〇〇—一〇一）。所以我常说，对于这个苦心学习、矻矻不倦的冯玉祥将军——尤其是当失意或下野时，是我所最敬佩的。
故军事学家金典戎（前在张家口抗日之役追随冯氏，后复同在泰山，一共相处有四年多）评论冯氏自修苦习之学识有言曰：“不知道老冯的人，以为他是当兵出身，是一个十足的‘大老粗’，殊不知，冯这个人从入伍那天起，就是一个好学不倦的人。等到后来他的地位逐渐高了，他每天都抽出一段时间来，请国内名流学者为他讲学。他的学问，据笔者所知，起码要顶两个大学毕业生。至于经验的丰富、人情的透彻，更远非一个大学教授可比。”（见同上文廿五期）此可与我屡在上文所述冯氏之学问成绩相印证。至于冯氏在泰山这时期的内心思想与情感，金氏又有心理的分析曰：“老冯在表面上，看似非常淡泊名利；其实，在他内心方面，是非常痛苦的。”（同上文廿二期）可见他一日未尝忘救国抗日之志也。这一针见血的评语，非深知冯氏的金氏不能说出来。
再度入京共赴国难
一二年来，日本压迫我国愈甚，华北几于实际上为其势力所及。在全国精诚团结之感召下冯氏再度入京。先是蒋委员长于廿四年（一九三五）九月十九日电邀请冯氏入京出席中央第六次全体委员会议，措辞谦和诚恳，有“党国要计亟待商讨”之语。冯氏即复长电敷陈意见。关于党务者四点：（一）“开放党禁”，（二）“开放言论”，（三）“真正团结”，（四）“大赦政治犯”。关于政治者五点：（一）要“获得民心”，（二）“严明赏罚”，（三）“设立救灾部”，（四）“奖励抗日精神”，（五）“起用抗日将领”。关于外交者二点：（一）“确定国际敌友”，（二）“速派大员分赴（友国）苏、美连络”。关于军事者二点：（一）“立即发动准备抗日军事”，（二）“急谋充实陆空军备”。蒋公复于卅日电复全部接受，有云：“尊论诸端，皆先得我心者也。”一再敦促来京。（上见金典戎著廿二期，全文略。）彼此仍以兄弟相称，辞意亲切，无以复加，有令冯氏不能不应命下山者。
十一月一日冯氏抵京，充分表示共赴国难的精神，得人敬佩。廿五年（一九三六）一月六日，就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那时，两广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冯氏曾在庐山力谏蒋委员长不要用兵；两广的兄弟都是他的帮手。获得蒋公答允：“这话很好，我一定不打内战。”他言出即行，派居正与程潜往桂。“两广的问题果然得到了和平解决”（见金著《观察》廿三期）。对于蒋委员长所提倡之“新生活运动”，以其诫条皆一向所主张，尤热烈赞助，极力推行。他时到各处演讲，鼓吹全国团结一体，抗日救国的精神和努力，有时不免措辞过于激烈至与中央外交政策稍有径庭者，然全国热诚爱国的人士咸得大鼓舞，足见国魂苏醒，国事可为。
在这危急期间，冯氏如此主张，在逻辑上必须民族团结，国家统一，而且为抗日救国大计之必然的要求，还须全国拥护抗日的领袖——蒋委员长。他非徒托虚言，徒事幻想，且见诸实行。当其年十二月，蒋公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等软禁时，他即去电营救，吁请克日释放蒋公而愿前往西安献身为质，以保张、杨等之安全，这是难得的表现。经过以前种种沧桑世变，他待人接物的态度已大为改善，能与同志们相处共事、合作无间了。不过，冯氏当时有位而无权。一次，他很坦白地告诉我：“与蒋委员长共同办公时，他常将重要的军事文电或军情给我知道。但西安事变后，自己以副委员长资格照常到会办公，却一点消息不得而知，连一件电文也不得而看哩。”制度如此，难怪其忿闷了，但为顾全大局、精诚团结、同仇敌忾的大原因，他却能容忍下去，按捺脾气，安之若素。这岂不是充分证明他入山读书修养确有了进步了吗？
抗战初期
廿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随引起中日大战。冯氏即通电各方旧部将领务须努力抗战，矢忠矢勇，拥护国民政府及服从蒋委员长，有“蒋先生成功，就是我们的成功”之沉痛恳切语（刘著页一三五）。其在卢沟桥最先奋起抵抗者为冯氏旧将宋哲元所统之团长吉星文。随而旧将副军长佟麟阁（先骑马受伤，不治而死）、师长赵登禹（中弹阵亡）相继在南苑力战殉国。
全面大战既展开，冯氏曾受命任津浦线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北上过了济南到桑园时，有旧部数人来见。在北平时素为宋哲元“智囊”之“九千岁”萧振瀛（仙阁）一开口便大骂政府这样不好，那样不好。冯氏即对各人说：“政府已决心抗日，什么话都不要再说了。我们看准了日本鬼子是我们真正的敌人。我们批评政府，就是减少抗日力量，这是不对的。”（以上见金著，《观察》廿四期。）寥寥数言可表出冯氏爱国真诚、明大义、识大体。
冯氏自然很高兴地再绾兵符，尤其躬自担任抗日战事，得偿夙愿。不过，在实际指挥作战上，冯氏失败了。原来他麾下本有旧部韩复榘等三个军团。无奈，各将领多不听命令，不受指挥，甚至有韩部及东北军万福麟部等两个军团的进退路线及驻扎地点，也不向他报告，冯氏须电向总司令部询问才得知道，可谓大战时怪闻。（以上是冯亲自告诉我的。）冯氏一向抱救国抗日之大志，是时机会虽来，本待再显身手以偿夙愿，奈时势大异，环境不利，人事已变，素志难偿，兵不服用，将不服调，亦惟有徒呼负负而已；卒至无功而还，此亦国家之不幸也。计此为其一生亲统大军之最末一次。
喜习文事
大抵一般军人都喜习文事，如写字、读书、吟诗或绘画，不甘被人讥笑为不通文墨的“武夫”，或“老粗”，而理想上最爱好的是得为一位文武双全的“儒将”。冯氏也不例外。上文曾叙述其努力学习文事，不时自写字画赠人。（我也得了他的隶书联、临华山碑、青绿及墨水画数品，并为新会乡间私立纪念先父的“寅初学校”题额。）他的发表欲甚强，所印行的书籍不下十余种。以他的出身“老粗”而论，能有此成绩，确是难能可贵，为许多军人所不及的了。
自十九年（一九三〇）冬起，冯即陆续印行其多年来之讲辞、书札、电文等。其爱国思想、民族精神与救民之主张，均有一贯的表示。综计所出版之书籍有：（一）《冯玉祥日记》二卷，由九年起至十六年（北平、廿一年印行）；（二）《冯玉祥军事要电汇编》（上海、廿二年）；（三）《冯玉祥训令汇编》（上海、廿三年）；（四）《冯玉祥读春秋札记》（上海、廿三年）；（五）《冯玉祥在南京演讲集》（廿五年）；（六）《冯玉祥在南京报告集》卷一（廿五年）、卷二（廿六年）；（七）《冯玉祥在南京第一年》（廿六年）；（八）《我的生活》，由出生至十七年（廿六年）；（九）《我的读书生活》（上海、廿六年）；（十）《冯玉祥在南京第二年》（廿七年）；（十一）《冯玉祥诗歌选集》；（十二）《我在南京》；（十三）《国府委员与猪》；（十四）《察哈尔抗日实录》；（十五）《反国联调查团》；（十六）《胶东游记》（后六本出版日期及地点未详）。以前尚印行“丘八”诗集小册，未列。在他的作品中，第二次入陕征途上口占富有诗情画意的两绝句“青山对我点头笑，好似欢迎故友来”，是我所最欣赏、最难忘的。他当时愉快的心情也可想见了。
他也有散文之作。民国廿四年，我在上海创办《逸经》文史半月刊，他非常高兴地力为赞助。除给我不少珍贵资料外（如郭坚伏法事、国民军首都革命之经过，见上文），尚投稿四次：一为《近代第一流廉吏王铁珊先生》（载廿四年五期、六期）。二为《王铁珊先生轶事补录》（廿五年第十期）。（作者按：王瑚，号铁珊，冯曾敦请其居军中为伴，待以师礼，素所钦敬，已见上文。）三为《奇丐武训先生的生平》（廿五年廿九、卅期）；冯以武训行乞兴学，适符其爱国爱民之宗旨，故极崇敬之。四为《乡居纪事诗》（廿九、卅期），足称为其“丘八”诗之代表作。另在某年曾撰书一联在杭州西湖岳王坟刻石。联语云：“还我河山，一片忠心惟报国。驱尔异族，百年奇耻不共天。”是其民族主义之具体的表示。以上所录的书籍、诗歌、散文及联语，都是研究冯氏中年之生活与思想之大好资料。
西退重庆
南京既撤退，国民政府西迁。冯氏亦往陪都——重庆，先借住巴县中学，后迁上清寺，有时远居乡下或北碚歌乐山上，一直至抗战胜利为止。他的抗战努力，在战场上不克发展，只有到处演讲，鼓舞人民抗战到底。又在各地发起救国献金运动，民众热烈响应，成绩卓著。也曾屡受政府命令，到各处巡阅军人生活与待遇及军事设备等事，以实地调查所得一一报告蒋委员长。他对于军中措施，有与他的理想不符的，自然很多不满之处，只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期改善而已。（见金著同上）
由南京以至重庆，冯氏抗日主张至为贯彻，务要“抗战到底”。其间，屡与汪兆铭之“和平救国”宗旨——结果实是叛国降日——发生冲突，不惮公开争辩，忠奸之辨早已显著，兹未及一一细述。（见金著，《观察》后数期，至廿七期停刊，全篇未完。）
在陪都无公事可办，他每日消磨大部分时间于学习、读书、写字、吟诗、绘画中。清晨起床，即集合卫队高唱自编的抗日歌。日间，上课七小时。他请了一位苏联将军讲战略学，一位王姓牧师讲《圣经》和教英文。后又请翦伯赞讲中国史，几有一年。每日依时上课，讲员入室，必如小学生起立致敬。讲演时，必做笔记。他最熟识中国历史——由史前、上古以至近代史都有具体的知识和新颖的见解。所钦佩的是历代的民族英雄，而最痛恨的是出卖国族的汉奸。其次，对军事学也感浓厚的兴味。至于生活之简朴，一生不变，不必赘述了。（以上见翦伯赞文，载《纪念册》页一四〇—一四七。）有一短时间（民二九），曾组织了一个私人研究室，聘请李达、邓初民、黄松龄来讲演新人文科学经济等科。连他的副官、勤务兵，一齐听讲（见邓初民文，载《纪念册》页一三五）。是的，这时冯已失了叱咤风云人物的地位了。（在陪都，我曾介绍吾粤海军宿将陈策将军与其相识。他对陈在香港沦陷于日军时泅水脱险之英勇义行非常钦敬，倾心结交。）政府屡派他外出巡视阵地，检阅队伍，训练新军。他又随时向当局进言“打气”，及对民众演说鼓励及提倡献金献物运动。凡有可补助抗战之处，无不竭力从事，以尽其一份爱国责任。
在整个抗战期间，冯氏虽未得亲上战场立功“抗倭”（自题所居曰“抗倭楼”）似感失望，然仍令其称心快意稍得慰藉者则其所一手训练出来的许多将领及留下之部队，直接归中央指挥，均历在南北各地壮烈奋勇抗战，一如所期望，如鹿钟麟在初期奉令主持河北军政，督孙良诚等指挥民兵数十万与敌周旋；宋哲元（升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督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三军，由张垣转战千里一直打到长江，战绩辉煌。（宋后在四川病逝。）刘升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战功赫赫。余如孙连仲、秦德纯、田镇南、高树勋、葛金章、李文田（冯氏长子洪国在李部下任团长）等亦各立战功。（其他尚多，指不胜屈。）其间，奋战最多功、牺牲最壮烈、举国最崇敬，而冯氏所引为莫大光荣者，厥为第卅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张自抗战军兴，转战于燕、鲁、苏、豫、皖、鄂六省区。其立功卓著者一在淝水，次在临沂，三在徐州，四在鄂北随枣，卒殉国于襄樊战场。综计作战以来，其军牺牲最大，尝补充兵员五次，而立功亦为全国诸军之冠，尝得中央奖状三十余次（一说五十余次）。洵民族大英雄，抑亦“国民军”之大贡献也。冯氏于暮年失意之时，得见其多年所建立之军、所训练之将，今竟结出如此佳果，不负所期，能无兴起“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之感慨欤！当张将军灵柩运回陪都后，冯氏于哀痛怛悼之下，亲为营葬，埋其忠骨于北碚之梅花山麓，并多次作诗文以表扬之。（冯氏在重庆赠余诗有“不作张子房，便作张自忠”句。）〔注一〕
出国生活
三十五年（一九四六）秋，抗战胜利而后，冯氏终得机会实现其多年来出国旅行考察之志愿。中央政府给予考察水利名义及丰裕旅费，使得如愿以偿。九月二日，他偕同李夫人儿女等乘轮赴美。既抵达加利福尼亚州，定居于三藩市附近之柏克莱（Berkeley），并购置房子一所（当然是用中央所发旅费）。其子与一女则分别投入本地的大学肄业。据多人传说，冯前在重庆时曾有桃色事件发生，致令夫妻感情破裂。后来，李夫人与冯氏部下将其爱人移往别处，纠纷乃寝，而夫妻仍不能和好如初。到美后，甚至彼此不交谈，而李夫人竟欲与其离婚，并扬其丑闻于某一美国妇人。或谓此不过是冯氏夫妇故弄玄虚，制造艳事，冀得中央准其出国云（上见薛著页二七七脚注）。夫英雄垂暮，向往温柔，纵此艳迹果为事实，适足以反映这一个“过气的英雄”此时烦闷焦躁、失望无聊之心理耳。不过此究是个人私事，姑置不论。
另据友人之曾到该处访冯者报告云，冯生活刻苦勤俭，无改故态，“还夜以继日地去学习英文，每天写一千字以上的日记”（见“枫叶”函，载《纪念集》页一二七）。另据他友个人报告，于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五月十七日曾往访冯。“那正是星期日，冯先生到教堂做礼拜去了。他的小姐和夫人李德全女士把我们迎进去。夫人坚决留我们等候，一面着人去请冯先生，说他若知道国内有朋友来，礼拜也是可以不做的。”（见刘尊祺文，载《纪念集》页一〇八）由此片段生活可见他夫妻已和好如初，家庭谐洽，而且此时仍未尝改变其宗教信仰与宗教生活，或者是又经过一次“悔改”“重生”吧。
先是，美政府以冯为中国政府正式特派之考察专使，负有重大任务，乃郑重其事，曾特派专员为导，安排参观各处水利工程之行程。冯乃漫游各处，名为参观考察，实则其政治兴味殊不在水利之下。他念念不忘国事，仍忙于与人会议、联络、亲写书札、预备讲词等活动。不移时，终至停止考察工作而自往美东，大发牢骚，复萌故态，致力于反中央之举。（按：考察行程及日期未详。大概是到美不久即起程，后乃转回柏克莱家居。）记得他曩年统兵作战时，每兵臂上佩一标语式的战术云：“我们作战先用子弹；子弹完了，用刺刀；刺刀钝了，用枪头；枪头破了，用口咬。”如今呢，他年近古稀，而品性无改。他对党国人事、组织与种种措施，仍然不满，仍要革命，但无兵无将，无枪无刀，无权无力，不能再动武了，只可实行“用口咬”——用口舌和笔墨从事。此时自撰《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
民国卅六年（一九四七）十月九日，冯氏应几位政治友人邀约，只身翩然到了纽约，先在一旅店住下。未几，嫌租值太破费，另租赁一所较廉的寓所。他反对美国援助中央的运动登时展开了。次日，双十节，他在旅馆中举行记者招待会。当晚，出席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留美中国基督教学生会”恭祝国庆的晚会。在两个场合中，他公开发表他的“政见”。翌日，他与六位政友——一属中共，两属“民主同盟”，三属“国民党”革命派（其时，“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尚未成立，但在酝酿组织中）首倡组织“民主统一战线”于北美，先成立筹备会。参加者连后来加入者共十余人。至十一月九日，“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在纽约正式成立，一致推选冯氏任主席。据说，加盟者达二百余人，另在几处成立支部。以后，冯氏活动甚力，到处在团体或大学演讲——甚至在街头，公开发表意见，批评中央措施，尽力呼吁美政府勿予借款，无供军械，而支持反中央的新势力。他于是一再成为这新运动的中坚分子了。不过，手无寸铁，大异往年，但中央总不免多少受其影响。（参考薛著）
十二月，美国国会讨论援华案时，他亲到华盛顿，集中力量反对此举，对记者会、国会议员多人，以至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之一个调查小组发表意见逾两个小时。据说：“当时，美国会已通过了紧急援华款六千万美元，到了拨款委员会一个折扣打成一千八百万元。”该“联盟”中人都认为是冯氏“有相当的功劳”。
旋而中央正式开除冯氏的党籍，并取消其护照。十二月二十日电令返国。冯氏回纽约，即正式宣布与南京断绝关系，自以“政治难民”身份仍留居美国。会国内一辈不满中央的“国民党”离心分子，在李济深领导下，于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元旦，在香港正式组织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冯氏被推为中央委员之一兼驻美代表。二月初，“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驻美总分会”筹备会成立，冯氏致力活动如前。尝答复一美记者的询问云：“任潮将军（李济深）和我是一个人。我出国以前在南京已经和他约定了；他的一切都能代表我，我也能代表他。所以他的一切主张活动我都是百分之百的赞成而且支持的。”
冯氏在纽约的生活方式，刻苦俭朴，也一仍旧贯。初到时寓一中等旅馆，与女婿各居一房间，每天租值十元。他嫌太破费了，迁往公寓一小房间，每周十四元，可是两人共居一小屋子，太不方便，终于另行租赁寓所，月费九十元。原自备私家汽车一辆，也卖去，得款二千美元，出入惟坐地下火车，必要时乃临时雇用计程汽车。每天必散步一小时，读英文两小时，还常听留声机的英语会话唱片。英文程度，讲话仍不流利，但听懂甚多。在家吃饭，如前简单，常常吃“大锅菜”（或称“锅里挑”）——即将白菜、红萝卜、番茄，或他种蔬菜，和一些牛肉，连面条统放在一锅煮熟，大家分尝。有时也与友人外出在小馆子吃饭。他几十年的习惯是早睡早起的，不过在纽约主持各事务，因各友白天做工，到晚上九时后才能来开会，一直到中夜方完，他的生活习惯也不得不为工作而改变了。未几，冯妻李德全也东来，始再有家庭生活。有时，全家去看电影。据说，这是他惟一的娱乐。（以上在纽约生活，摘录刘尊祺、吴茂荪两文，载《纪念册》并参考薛著。）
自此以后，冯虽仍身在异国，实际上已成为“无党之人”了。冯非共产党人，不过，其妻李德全却是老共产党员，大概是多年前随冯氏游俄时正式入党的。不过，冯氏始终仍然笃信三民主义，只是不喜欢许多国民党领袖人物，也不赞成中央的许多政策措施，则却是事实。他不承认是共产主义者，而自许为三民主义实行者。质言之，他不过是国民党内的“革命分子”，一如好些反蒋的国民党员一般（上据余个人所知）。这不能称为“倒戈”，盖已无“戈”之可倒了。
然而冯此时的意识形态中，坚信“中山先生亲笔写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是我们全同胞的宝典，哪能随便更改？更改了这个，便是叛徒”（见致李济深函，载《纪念册》页一六一）。
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九月九日，冯氏与其志同道合者组织“华侨和平民主协会”，以促进其吁请美政府停止对中国之一切援助。效力虽微，而国民政府再不免受影响矣。十二月廿日，中央宣布召其回国，不应。卅七年（一九四八）之初，“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之一，并任该会驻美代表。这是冯氏“左”倾之正式表示。据我个人之臆断，他之所以行此一着，无非对于国民党人物与党、军、政措施之失望与不满，认为不符三民主义，故而投向他力，固以为共产党是足以实现其为国为民之理想的。上文已说过，他一生志在救国救民，不过所具有的是“单轨头脑”——由独自仗赖儒家治道，而至“基督教”，而至“国民党”，以至“共产党”，无非一贯的表现。其然，岂其然耶？愿质诸当代学术界史学家之公平的知人论世者。
归途中逝世
民国卅七年（一九四八），冯氏之旅美护照已过期，美国官方屡次加以压迫（见冯致李济深函，载《纪念册》页一六一）。据其自言，有一美国官员H曾向他表示：“我们美国政府是反对共产党的，是决不能与共产党合作的；只要你们不要共产党，我们美国政府愿意帮你们的大忙，用钱用军火有的是。”又直引其言：“只要你们不要共产党，我们就不要国民党，愿意帮助你们民主人士。”冯坚决拒绝，而一力拥护孙中山先生昔年的“三大政策”（以上统见同上函）。因此，美政府“不让冯玉祥将军享有在美寻得政治庇护的权利”（美国前内政部长伊斯克语，原译文载《纪念册》页一二四）。这即谓不准其再在美居留，无异是驱逐出境。冯氏于是不得不亟谋他适。但究去何方？初拟到香港，但是对他不安全（同上）。他自然不想托庇于英国或日本。那时，他真有点慌张；简直无家可归，无地可容，无路可走。美政府的表示何异“为丛驱雀”？卒之他得苏联驻美大使潘友新之力助（《纪念册》页一一二吴茂荪述），乃得转往苏俄之许可证。会夏间，共产党军队在北方大举南下，节节胜利，准备在北方召开大会。冯氏亦决乘势前往参加。据其自己宣布前往目的云：“这次回国，是为了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见《告别留美同胞书》，载《纪念册》页一五七）
筹措旅费，也大不容易。原来，冯氏此时经济非常拮据，柏克莱的房子又卖不出去，只有拿房子向银行押了八千美元，又把家私拍卖了，才能成行。留下次子夫妇与两孙在美，说是“在美洲留下冯家一粒种子，永远为民主与自由而斗争”（上见“枫叶”函，载《纪念册》页一二六）。七月卅一日，他便挈夫人和一子三个女儿及女婿乘苏俄载重九千吨的货船“波必达”（Pobeda）号从纽约启行，出大西洋，假道苏俄返大陆。
八月杪，货船渡大西洋，过地中海而驶入黑海直趋苏联境内的敖德萨港。九月一日下午三时，冯氏突遭意外，在船上与其一女被焚死。据官式报告：是日，船上放演电影，影片失慎着火，影响及冯氏，遂因心脏病发或受窒息而死亡〔注二〕。一代奇人，遂尔溘逝，年六十有七〔注三〕。
五年之后（一九五三）十月十五日，冯氏之尸体遗灰安葬于其生前两度隐居之泰山；葬礼仪式隆重，毛泽东、朱德等均致送花圈，中国政府要人多有亲来送葬者。由李济深主持葬礼，其二子安放遗灰入土。冯氏在人间世的事迹于是结束。（其妻李德全于一九七二年四月廿三日，在北平逝世，年七十七岁。）
结语
关于冯氏之死，吾思之，吾重思之，这个旷代的军事奇才，千百年不可多见的人豪，一生怀抱和实行救国救民的大志，本来是饶有竟其全功之可能的，终因言行招惹，人事复杂，环境杌陧，竟致有若是之悲惨收场，不能为国为民多造实益，赍志以殁。令我不能不相信新国画大师高剑父先生之所谓大自然充满“残缺美”。他之诞生距今适届九十周年，我为他写完这本传记，怛悼之怀，余哀不尽，结果全稿之时，犹有说不出的多端感慨，不禁掷笔三叹：“可惜！可惜！真真可惜！”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全书脱稿
〔注一〕又文按：冯部将领中与余最友善而为余所最敬仰之一人，厥维张荩忱将军。兹搜集所得有关其一生之资料，以及个人交谊印象所感，撰成《张自忠将军事略》，附录于此，以传此旷代民族大英雄。
张将军自忠，字荩忱，以清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七月七日生于山东临清，为鲁西望族。父国桂公，官江苏海州，有政声。少时，随父任所攻读。继入临清中学，复毕业于天津法政专门学校。乃蒿目时艰，怀有报国大志。民国三年（一九一四），投笔从戎，投陆军第二十师为学兵。（上据刘棨琮：《张自忠成仁取义》篇，载《掌故》月刊第九期。）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廿七岁，转而投效冯玉祥之第十六混成旅。初任学兵连见习官（刘著页二七）。其为人也，怀大志，具雄才，躯干魁梧奇伟，不愧“山东大汉”之称。素性严肃刚毅，木讷寡言，生活俭朴，精明强干，刻苦耐劳，此余昔在军中所深深认识、印象不磨者。入营未久，即得冯氏器重，资履虽浅，倚畀甚殷，浸假成为其骁勇爱将之一。历任各级军职，于诸战役中屡立大功。
自十九年（一九三〇）国民军解体后，孑身至晋复投宋哲元新改编之廿九军，任师长。后随军移驻华北。民国廿一年（一九三二），日本占据东三省后，分路西进。其进攻长城喜峰口一路，宋哲元军张自忠率本部与赵登禹两旅极力抵抗，大刀队神威莫御，日军死伤甚多，大败而退。其后，张将军继任察哈尔省主席及天津市长。廿六年（一九三七）卢沟桥战事发生后，宋奉中央命率所部坐镇保定。张乃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主任，兼北平市市长，盖留其在后方与日军周旋掩护全军也。日方知其实为积极抗日分子，亟谋进兵逐之而另设傀儡组织。张实无法施行军政职权，而全国舆论，不明真相，一致痛诋，目为“汉奸”。张受谤，悲愤欲绝，但无由自辩，遂决出亡。一日，不动声色，独自骑脚踏车出城，径赴天津，乘轮至青岛转往济南。韩复榘得中央电，派员送其往南京。至则晋谒蒋委员长，自行请惩在北方失地丧师辱国之罪。蒋公慰勉备致，且自承担负一切责任，并嘱其安心保养以俟后命。第二次晋谒时，更告以决令其重回部队，俾再得机会效力国家。张大受感动，誓尽力抗战，一雪横受“汉奸”恶名之大耻，盖其为血性男儿，久受忠勇抗日之训练，至是已决心以死报国矣（秦著页二三）。
未几，张即奉命回宋哲元之第一集团军任五十九军军长。返部之日，对部众痛哭失声，宣布“今日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乃与大众共寻死所”，无异是悲壮沉痛之抗日誓师辞也。全体官兵，大受感动，泣不成声，誓死效命。旋率军开赴鲁南临沂，与日军鏖战七昼夜，击溃板垣第五师团。由是我军得移师南向，奠定台儿庄之大捷。张乃奉命助守徐州。
时，镇守徐州者为李宗仁。李平素待下和蔼可亲，与冯氏之威严作风异。张来报到，以其为客将也，更接待之以礼，即命对坐谈话，张已兴殊感。（在“国民军”中，凡军官见冯氏，不论官职高下必立正。）旋又打开纸烟盒，亲手请其吸烟。张受宠若惊，勉强伸手抽出一支。不料李随即按开打火机，为其点燃。那时，张受了这样的特殊待遇，心神张皇不知所措，突然双膝跪地，接受其“殊恩”。这虽小事，却令张衷心感激，努力报国了。徐州会战后，李宗仁会见冯氏，与其闲谈云：“焕章，您练兵成绩之优越，真了不得，我在徐州也身受厚赐哩，特要多谢您。”冯不明白，回问意义。李答道：“徐州撤退时，我军由一门出；各军鱼贯先行，留张自忠一军殿后。（此为行军后退时之最重要任务。）张将队伍摆列城外道旁两边，荷枪屹立不动，等待他军从其行列当中过尽了，张军乃依次随行。张独自为殿，为我全军最后之一人，左手提手枪，右手握大刀，从容不迫地押着走。全体兵将步伐整齐，秩序一些不乱，卒使我军毫无损失，安全撤退。这岂不是您的训练成绩而我身受厚赐的吗？”（以上徐州纪事是后来冯氏亲口对我说的。徐州突围张军殿后事并见秦著页二五，但不详。）
以后，战场西移。十月，在武汉大会战中，张氏又立辉煌功绩之后，升任卅三集团军总司令，而国人亦目为民族英雄矣。其后，转战湖北，无役不与，亦无役不作殊死战。廿八年（一九三九）三月，大捷于鄂北随县、枣阳，击破日军三个师团。翌年夏，敌以重兵三路再犯襄阳、樊城，中我诱敌深入之计。张以主力坚守襄河，负抄袭敌后之最困难、最重要任务。五月七日，以所部全力犹未集中，而全面战事关系及本身职责所在，不得不急行出击，遂留书与副总司令冯治安，预作永别之绝命的悲壮语。连夜奋不顾身，躬率七十四师轻兵由宜城（后改名“自忠县”）渡河截击，连战连捷，竟切断敌军归路，使其阵势摇动。十日，进击日军主力于方家集，独当正面，连日歼敌无数。十六日，敌援军万余人突至，张乃陷重围，仍不肯稍移指挥位置，复往返冲杀十余次；卒至部众伤亡殆尽，而其胸部亦受机关枪伤六处，拒敌仅数武，犹不肯后退一步。左右强曳之，则瞋目严斥曰：“此吾成仁日，有死无退。”且振臂高呼杀敌，而创发仆地矣。弥留际，顾遗留之部属曰：“吾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领袖可告无愧；汝等当努力杀敌，毋负吾志！”乃拔佩剑自裁殉国。年五十岁。
当其灵榇到渝之日，蒋委员长将其历年政绩战功通电全国，褒扬之词，无以复加。官民致祭者，络绎不绝。“均一致确认张将军是我们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参考秦著《我与张自忠》篇。）
〔注二〕关于冯氏死事，有两种流行的、歧异的说法。一是遭意外被焚而致命的。据其夫人李德全函告友人的一封公开信（无日期）缕述当时情形云：
先夫是在九月一日，在苏联轮船“波必达”号航行于黑海时，突然失火而殉难的。……
在船上，每夜有苏联影片放映，他总是鼓励孩子们不要错过一张片子。影片的内容，就常常成为我们第二天吃早餐时的谈话资料。
真是不幸之至，在我们要到达目的地的前一天，一个管理电影片的船员，因为把胶片卷得太快了，就突然起了火，无法救熄。先夫和我冲出了房舱，但舱外已经是一片火焰与烟气了。我的脸部立即灼伤，我们又赶快回到房舱里，被烟所窒息而晕倒在地板上。后来我从窗洞中，被救到了救生艇上，可是先夫因心脏衰弱，就与世长辞了。（见《纪念册》页一九）
李女士运其尸体遗灰回北平后，亦曾公开宣布其去世情形，大致与上函雷同。（曾在香港某左派日报发表，惜忘记日期及文辞。）此说，据同时在场、同时受伤者之人证，言之凿凿，诚大有可能。然因其在苏俄船上突然而死，且死得离奇，所以早就引起许多人的疑惑，以为他是被苏俄蓄意谋害者。在刘著（页一五八）据一位从美回国的友人说：
冯到美国第二年，被中共和苏俄所派的人包围，设好圈套，说请他先到莫斯科看看，再送他回国。三十七年秋冯上了圈套，便在乘俄轮去俄途中被害。据这位朋友说：“这是史太林有计划的害冯。因冯在民国十五年，曾骗了许多枪弹，又杀了一个俄国顾问。史早想害冯，苦无机会；这回既把冯套住，如到莫斯科始下手，恐会引起国际间的指责。史不会放冯回国，也不会愿他进莫斯科；就计划好当轮船一到俄国领海边，即用毒瓦斯把冯毒死；向外宣布是烧死的。”
另据一说，谓当时电影胶片失火，在场观者纷纷逃避，皆庆得生。惟冯氏端坐椅上不能起来，动弹不得，致当场殒命。显见其座椅预先安置电流，及时有人发电，故冯氏不能离座云。说者又言此是据当时生还者传出的消息云。（以上系一位寅兄于一九七一年由台湾来港过访时谈话所述，谓亲闻自当年与冯等同船者所说的。）
再有一说大略如下：冯氏在美初欲回香港与李济深一致行动，继因在美的苏俄特工造谣警告他说国民党已派人行刺他，回港不安全，不如乘俄船直航到俄境绕道回国。冯氏信之乃举家成行。迨到了俄领海岸，于夜间放映自制的生活电影片。冯氏与女儿并肩坐第一排，影片忽失火。冯夫人李德全未在场，但一闻火警急趋入室，“即闻到极浓厚的毒瓦斯气味”。她救出女儿，幸晕而复苏。迨再去看冯氏，则船上俄人告已经抬下小艇，往岸上医院急救。旋说冯氏以受惊过度，心脏衰竭而死。“她认定谋杀者是把毒气暗置于冯的座椅底下，及时引发，立刻使冯窒息毙命的。”至究竟是何方（苏俄或中共）因何故害死他的则无人说出来。（上据“马五先生”——即雷啸岑：《政海人物面面观》，载香港《大成》月刊，一九七二年三月第廿三期页四五，云系“据李德全事后私下对其女婿叙述，……实系预定的谋杀计划”。“这些内幕是十余年前有位‘西北军’的老友，从北平来到香港，向笔者说出的。”）（按：这分明是第四手资料。）内容与上陈之说又有出入。
以上两说皆有可能。如果被害之说可信，则主谋者必是蓄意害死他全家的，因为李夫人当场受伤而其一个女儿也同父亲一齐遇难。李夫人及其他同行者之不死是侥幸的。至关于李夫人之报告，则怀疑者因她早年随冯氏赴俄时，已秘密加入共产党，埋伏在冯军工作，对于此事当然蓄意歪曲事实，为苏俄讳，所以她的“人证”是未可尽信的。
抑有进者，如其确被毒杀，则主谋和行凶者，当非中共。一因当时中共尚无这些适当人物在美布置，除非由李德全亲与俄人布置一切，但这幻想更过分，全无一点迹象，遑问凭据？次因中共当时正要欢迎冯氏回来，即如欢迎李济深、宋庆龄女士等，凡国民党军政要人均极力拉其“靠拢”，以壮声威及借以号召其旧部投效，无加害之理也。
综合以上直到执笔时的资料，吾人站在科学的历史立场，据“史识”和“史德”说句公平话：因当时真相难明，确凿证据未有，碍难肯定哪一说是对的。然凭个人理性的推测，他是死于意外的成分多于死于被谋杀的。因为中共不至主谋，已见上文。苏俄也无充分可信的动机去害死他。第一，因他从前所得苏俄的助力实是少数；多数的军械是备足价钱买来的，所以并非欺骗行为。第二，反俄、清共、驱鲍，是整个国民党共同的行动，不能由他个人负责。第三，苏俄那时以全力助中共，自然要助其拉拢冯氏夫妇。第四，杀俄顾问事前所未闻；纵为事实，必因有罪经军法处决，且多年往事，哪能成仇？第五，如要谋杀他，何以不就在渡大西洋中间实行？抛掷其尸实行海葬，便一了百了，毫无后患；但反而谋杀之于已入苏俄领海，又要抬之上岸，送往医院，大起嫌疑，留下痕迹，其谋也忒笨了；苏俄恐不至行此下策。
综合以上研究，站在现代历史家立场而下结论，总因真实的、直接的资料不足，种种推想，难作定论。究其极，我个人最高限度，只可认为于“斧声烛影”的千古疑案外，又增多一宗而已。
〔注三〕关于冯氏年岁问题，经著者慎为考证，断为生于光绪八年壬午（一八八二）。薛立敦之《冯传》亦同此断定。依国人计算年龄法，是年为一岁。证以冯氏自传所述，亦屡符合无间，如光绪廿五年（一八九九）十八岁，一九〇〇年十九岁，一九〇一年二十岁。照此计算，其去世之年——民卅七年（一九四八）应为六十七岁。然据《纪念册》一般人及通讯社等均以为六十八岁。《冯玉祥将军传略》（页一）以其生于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则一九四八年应为六十九岁，但篇末仍作六十八岁（页六）。“路透社”莫斯科九月五日电讯，亦以其生于一八八〇年死时六十八岁。“合众社”同日电同上（页十、十二）。上文保持著者考证成果，但并录他说于此备考。
[1] centimeter的音译。意为厘米。
[2] 现通译为奥地利。
[3] 现多译为哈利路亚。
[4] 现通译为克伦威尔。
[5] 法语coup d’etat的音译，为军事政变之意。
[6] Berkeley，现一般译为伯克利。
[7] 现通译为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