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以前刘绍唐先生来信约我为《传记文学》写稿，要我叙述个人求学和教学的经历以为“后进”的参考。惭愧得很，我一再迁延，久久不曾下笔。今年夏天我从华盛顿大学退休，结束了四十二年的教学生涯，于是鼓起勇气，趁着这新获得的一些闲暇，着手写稿。自知一生毫无建白，不但谈不到“立德”“立功”，便“立言”也不能做到。数十年来在国内外的教室里东拉西扯，不能算是讲学；东涂西抹，耗费了不少的纸墨，也不能成“一家言”。我这样的人是没有资格，没有理由写自传的。然而自念七十年来所受于亲长师友扶持栽培之恩，至深且大。若能向《传记文学》的读者做一简略的报告来纪念他们，或者可以勉强作为我对他们一点细微的报答。他们对我期望甚殷，我的“成就”远不符他们的期望。追述我求学教学的经历实际上就是检讨我种种的不长进。年过七十，往者既不可谏，来者也少可追。我这篇《问学谏往录》既不成为传记，也不够文学的水准，充其量或者可以作为青年学子“前车之鉴”罢了。篇中涉及一些琐细事情的回忆，在一个平庸人的经历当中虽不是没有意义的，但实在都无关宏旨，更不免索然寡味。我谨向读者告罪，并且恳求他们宽恕、原谅。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