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萧家的祖籍是江西省中部偏西位于赣江西岸的泰和县，但我却出生于江西南部离梅岭不远的南安县（今名大余县）。那时先祖父星北公任南安县教谕。先父丕侯公、先母汤夫人和两位未出嫁的姑姑随侍在任所。我出生的日期是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十一月初六日，当公历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夏末我在南京办理出国手续，外交部的职员在我的护照上把十一月误写作十二月。我只好将错就错，把生日改晚一个月。〕先母生了我约一个月，不幸便病故了。这没有母亲的婴儿由两位姑姑带养。不久以后先祖辞官回籍，两位姑姑先后出嫁。到我六岁的时候先祖弃养，先大伯父唐侯公、先四叔烈侯公、先五叔威侯公从四川省奔丧回籍，会同先父办理丧葬大事。大伯父见我乏人领带（先父尚未续娶），他那时还没有儿子，商得先父同意，于丧葬完毕后带我同他去四川西部的崇庆州（两年后搬到川东的重庆“巴县”）。于是我便永远离别了故乡。因为我久居重庆，至今说话还带着一点川东的口音。泰和的“方言”虽能听懂，却不会说。无怪有些人误认我是四川人了。
泰和县北门外和西门外的乡间有两个同姓不同宗的萧族。我们这一族世居县西的千秋乡上田村。照族谱的记载，我们的远祖是西汉第一任的宰相萧何。（其实年湮代远，这是否事实，无法确定。）居住在河南省的后裔，于北宋末年南迁，在泰和县落籍。上田村地势不高，赣江每三五年泛涨一次。村里的住户（全是萧姓族人）照例避居楼上，水退之后才能下楼。好在准备有素，因涨水而受到的损失并不严重。这种楼居避水的生活我尚约略能够想起。
上田萧族人口众多。村中的建筑除各房各家大小不一的住宅外，还有几座合族及分房的祠堂和族曾祖蒲邨公创议兴建的藏书楼一所。据梅谷教授Professor Franz Michael说，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之后，浙江大学避寇内迁，曾在泰和县停留了一些时候。随校迁徙的教职员、学生借用上田村萧族的“公”“私”房屋作为临时的教室和宿舍。（他那时在浙大任教，后来到美在华盛顿大学任教。）我们的族人多数守着传统习惯，或耕或读。“治举业”的虽大有人在，但中乡举或进士的却为数无多。我的一位族兄（名焱文）读书“过目不忘”，经史百家的书籍，多能随口背诵。但十几岁“入学”以后便“困于场屋”，毫无进展。先祖父“入泮”以后，屡试不第，因此绝意仕进，并鼓励子侄辈弃儒就商。
萧族在“功名”上虽少成就，在商业上却有不寻常的发展。嘉庆、道光年间有几位祖先开始沿长江西上，远入川西，往来贩运各地物产。长期努力经营，业务逐渐扩大。到了光绪中叶，“怡丰号”成了一个著名的商号。华西、华中各地（包括重庆、汉口、长沙、扬州）都有分号。怡丰号除大规模运销长江上下游各省出产的重要商品以外，也兼营淮岸官盐的运销。我的儿童时代正值业务盛极将衰的时期。这坐落在重庆城内陕西街的商号只经营大宗批发，并不做“门市生意”，因此怡丰号的建筑格式与一般商店不同。这是一幢广庭深院、高楼大厦的建筑。前门开向陕西街，后门开向曹家巷。重庆是一座山城，曹家巷的后门是在最后一进房屋二层楼的背面。前几进的房屋是重庆分号的“办公室”“会客室”“餐厅”，和“店员”“学徒”、各项仆人等的“宿舍”。后几进的房屋是分号老板（经理）和家属的住宅。光绪三十年（一九○四）大伯父由崇庆州分号经理升任重庆分号经理。我随着他全家迁居陕西街的住宅，直到宣统元年（一九○九）怡丰号决定歇业，才搬出去，在城内玉带街马家巷一处较小的宅子居住。陕西街住宅最令我留恋的地方是最后一进三楼左侧一个面积十余方丈宽大平坦的“屋顶花园”。天气晴朗时大姐、二姐（大伯家的两个女儿）和我常常上去玩耍眺望。重庆南岸的山岭、江上往来的船舶都清晰可见。陕西街房屋各处门上、厅柱上有不少石刻或木刻的对联。我现在尚能忆及的只有两副：其一是“谱传酂国，派衍兰陵”；另一副是“文习六经，武习七经，历代勋猷有师法；男修九德，女修四德，一家雍肃得光昭”。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秋末我避日寇，由北平经济南、汉口到重庆，在马家巷的旧宅暂住了一月余。那时大伯父、大伯母早已弃养，大姐、二姐也都早已出嫁。大姐夫蒲叔葆（名殿位，是曾任一九○九年十月中旬开幕的四川省谘议局议长蒲殿俊的三弟）也已经病殁。大姐带着一儿一女寄居于此。畅话家常，不胜感叹。陕西街怡丰号的旧址租给了宪兵第三团。我曾在陕西街上走过一次，只好“过门不入”了。
怡丰号歇业，据我推测，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是“庚子拳乱”以来全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情形都在转变。旧式的商业，无论其规模怎样宏大，逐渐不能应付新局势。其二是怡丰号是一个纯粹“家庭”企业的组织。萧氏族人志愿经商经过“学徒”式的训练而有成就的都可以参加业务，升任各分号的“老板”。他们与雇用的店员并肩工作，但他们不是雇员而是“所有人”。他们既然有决定业务方针的力量，他们的行动便直接影响业务的盛衰。在开创和发展的时期，一些兼具“股东”和“经理”身份的族人大都小心谨慎，克勤克俭，努力工作。但是后继的人丰衣足食，甚至“养尊处优”，忘记了前人创业的辛苦艰难，不仅不能尽心于业务，甚至沾染浮华，从事挥霍。于是营业渐趋不振。主持总号的族曾祖篠泉公相机立断，在辛亥革命的前两年决定停业。正式停业的那天派人在一片爆竹声中把高悬在陕西街前门上写着“怡丰”两个金字的横额取了下来，结束了一百多年缔造成功的商号。
萧氏族大人多，但与我接触较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本房”的几位尊长和弟兄。先祖母在我出生前已经去世。先祖父因我孩提失母，颇为怜爱。两位姑姑出嫁以后，他对我更加着意照料。天气晴朗的时候他时常领我到村中各处散步，一面走一面讲些往古名人的事迹。走到村里的“市街”照例买一点糖果给我吃。他逝世时得年不过六十一二岁。某一天下午客人来访，他送客出门以后，端坐在中堂的椅上“无疾而终”。童蒙无知的我还要拉他起来，带我同去散步。
大伯父自幼习商，四十多岁的时候升任怡丰号重庆分号的经理。这是一个极重要的职位。他办事精明，交游广泛，商界人很少不认识或不知道“三老板”。（他有两个堂兄，冠侯和定侯。因此他虽是先祖父的长子，却排行第三了。）在怡丰号停业若干年前，他捐了一个“候补道”，并曾晋京“引见”。当地的长官，川东兵备道、重庆知府、巴县知县，到任以后照例到怡丰号来拜访，此外也偶尔互相往来。这种亦商亦官，以及官商互通声气的情形，在十九世纪以前尚不多见，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却逐渐普遍了。
有一位卞小吾先生在那时重庆唯一的报馆当主笔。他尽情揭发当地官吏的“黑暗”，触怒了他们，被加上了“乱党”的“罪名”，逮捕入狱。他的太太与大伯母廖氏夫人相识，到怡丰号来求救。先伯父探明他并非乱党，便去拜访知府，代他疏解。不料这一来反断送了卞先生的性命。有人暗中指使管监牢的狱吏把他害死，却报称他“急病身亡”。
大伯父管教我甚为谨严。记得我在八九岁的时候，像一般淘气的儿童一样，时常嬉弄跳跑。有一次被他看见了便叫我站住，严词谴责说：“这样没规矩，不像一个斯文人，将来只好去抬轿。”后来见我读书尚知用心，有时候背着我称许我。他曾说：“可惜科举废了，否则举人进士这孩子应当有份的。”（他捐了道员之后，替我捐了一个“主事”，打算等我到了二十岁送我进京去“就职”。幸而不到三年，辛亥革命成功，我居然“无官一身轻”了。）他不惜重金，延师教读。虽然两位姐姐和我一同上学，他的主要目的还是在培植我。从我到崇庆州的那一年起，我和她们都在家里读书。民国三年（一九一四）的夏天我壮着胆向他表示，想去进新式的学堂肄业。他当时未置可否，但次年春末便亲自送我到上海去投考学堂。
我的父亲与我接触的时间较短。他似乎不曾参加怡丰号的业务。他的生活事迹我所知道的实在极少。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他也住在崇庆州怡丰号的住宅内。那时他已续娶。我跟着我的生父和继母在那里同住了两年。当大伯父带着我去重庆时，先父、继母仍留在崇庆，两年之后才搬到重庆。当他三十二岁的时候，便因肺痨病殁于陕西街怡丰号住宅内。临终的前两天他叫我到他的床前低声地嘱咐我，大意说，“大伯父要你过房承继，我当然很放心，但也很舍不得。我平日时常出门在外，不能多照顾你，我现在追悔不及。我望你好好做人，好好读书。你如愿意经商也好。无论读书经商，总要脚踏实地，专心努力去做。此外我望你将来成家立业，要看重家庭，看重事业，不要学我的榜样。我多年来东走西奔，没有成就，于人于己都无益处”。十二岁的我在当时不能完全体会这些话的意义，虽然也感到伤心落泪。我虽不能做到他所期望于我的一切，但此后几十年生活的方向多少受了他遗嘱的影响。
丧葬完毕之后，继母命我帮助清理先父的书札和其他遗物。怡丰号某职员说“五老板”在堆栈中存有一个大木箱，并伴同我去开看，结果发现其中尽是在日本出版的《民报》。这许多本的革命刊物究竟从何而来？我无法知道。先父是否与同盟会通消息？或者他与同盟会并无关系，这些刊物是由别人交给他代为存放？平日和他来往的几个日本人是否与这一箱书有关？这些疑问都无解答。我当时童蒙无知，并不晓得《民报》是革命党的刊物。我拿去给我们的廖老师（大伯母的异母弟）看，他说：“这是要不得的，快快拿去烧掉。”我因爱这些刊物的内容奇异，印刷精美，偷着留存了一套（第一至第四期）背着人翻阅。其中不少“非常异义”看了不懂，不敢去问老师，只好存疑俟解。
七叔（在本房中排行第五）继大伯父任崇庆州分号老板。我在崇庆州的时候时常和他见面。他自己有四个儿子，但看待我同他们完全一样，买了玩具或糖果也同样给我一份。他虽然自幼参加怡丰号的业务，但对于传入中国不久的“西学”，尤其是“格致”发生了浓厚兴趣。江南制造局和欧美驻华教士等所译著的格致书籍（特别是关于化学的刊物）他尽力收集，细心研读。不久之后他竟能“无师自通”，做小规模比较简单的化学试验。在崇庆州住宅中辟了一间较大的房屋作为他的试验室，罗列了许多化学药品和仪器。他最大的成功是用科学方法酿造葡萄酒。他曾把他的出品送到汉口请专家鉴定，据说其品质不在烟台张裕公司出品之下，或者竟有过之。朋友们劝他出资设厂，扩大酿造，与张裕竞争。他也同意，着手进行。辛亥革命爆发，四川省内也发生了“护路”的风潮，大局动荡，筹备的工作便停顿下来。民国三年的秋天他突然病逝。一切都成了泡影，真是可惜。
长房的二伯父是上一辈不经商而入仕的一位。民国成立以后他退居上海度清淡的生活。民国四年（一九一五）我到上海进学堂，每逢暑假、年假都住在他家。后来凡从江西、四川，或他省族中子弟到上海求学而家不在上海的都承他留在家里度假。在民国六七年间同时留住的多到六人。加上他自己的四个儿子（长子伯昭曾留学日本和美国，短期从政后退居上海，其余三人在上海就学）整整是十个人。那时他已经从虹口搬到民厚里。楼下的寝室都成了“学生宿舍”。开饭时一老十少满满地坐了一大圆桌。他老人家管教子弟甚严，期望他们也甚殷。他气象严肃，不苟言笑。我们对他十分恭敬，但偶然间也大胆和他开玩笑。例如有一天他的第三子仲乐（我们叫他六哥）因下午在外面朋友家里吃了点心，回家晚饭时食量大减。他老人家便说：“平常骂人不中用，说这是个饭桶。假如一个人连饭都不能吃，那岂不是比饭桶还不如吗？”我们肃然静听，心照不宣。过后伯昭（我们叫他四哥，“五哥”不到十岁早死了）提议：“我们明天晚饭，一齐大显身手。”果然，届时菜饭上桌，全体落座，他老人家举起筷子说，“吃罢”，这十名健将“手到口到”，不到十分钟桌上的菜如风卷残云，一扫而空。他忍住了笑，把厨子叫来说：“菜不够吃，快添来吧。”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夏天，我考取了清华学校，他十分高兴。听说我从上海到北京（后来改名北平）的路费还没着落（大伯父远在重庆），他立刻吩咐四哥去替我买好火车票，并给我一些零用钱。民国九年（一九二○）夏天我在清华毕业，回到上海，准备赴美。他明知学校发给每名毕业生五百银元的治装费，却另外给我百元，表示他对我的奖许。我上船的那天，他又亲到码头来送我。不幸他在我回国的前两年病故。十五年（一九二六）秋初回到上海，我只能到他的墓前去“拜见”他了。
在嫡堂和从堂兄弟当中叔玉八哥（名蘧，二伯父的第三个儿子）给予我在学业上最大的指导和鼓励。民国四年五月间到上海就学的时候与他初次见面。他正在梵王渡圣约翰大学肄业，想叫我去投考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他发现了我的英文程度太低，甚至英文字母都弄不清楚，便介绍我到在沪宁铁路局任职的一位宁波人黄先生家里补习。每天（星期日除外）清晨七点钟去受课一小时。这样补习了两个月，虽然“大有进步”，去投考时依旧“名落孙山”。他于是劝我去投考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因为这学校录取新生的水准较低，我居然考取了。民国七年夏天经他极力鼓励，我壮着胆去投考清华学校的三年级［他在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先已考入清华］，也居然被录取了。民国九年（一九二○）我在清华毕业。因为他在美国密苏里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进了那里的研究院同时任经济系的助教，我也决定去进密大，于是成了他的“同学”。一年之后，他转学哈佛，在那里也很得教授们的器重。因为要援救一位陷身美国牢狱的好友，他毅然牺牲了攻读博士学位的计划，用全力去筹措一切。（这位学法律的朋友出狱以后即行归国，颇能洁身自好，曾在江苏省某地方法院任职，总算没有辜负援救者的苦心。）叔玉回国后，先在天津南开大学任经济学教授。我十五年回国以后，承他向学校当局推荐，我也到了南开，与他“同事”了两年多。随后他应聘清华，成了系中的一位“名教授”。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又经他的推荐，我从燕京大学转到清华，与他再度“同事”。抗战期间他受任为江西中正大学校长，不避艰辛，任劳任怨，极力整顿校务，提高教学水准。因此引起一部分教职员的反对，酿成“学潮”。他失望之余，辞职而去。就任之前他曾坚邀我去长法学院。我自知没有行政的才干，一贯抱只教书、不预政的主张，未曾应允。现在回想，不免感到惭愧。离开南昌（中正大学所在地）之后不久，他被派到美国任联合国中国代表团的经济专家。当我于一九四九年再度到美时，他已经在两年前因心脏病突发，在纽约逝世，“人天”隔绝，永无见面之日了。这一位热肠侠骨的学人，无论治学治事，都维持着精谨严慎的态度，不肯丝毫游移含混。记得我初到密苏里大学的那年，每日课余，时常见面谈论。有一次我不留心，用了“大概”“差不多”这一类的字样，他立刻正容规劝，要我从速抛弃这“中国人不长进的习气”。我虽然不曾完全扫除思想上或言辞上模棱的毛病，他的规劝，却至今未忘，使我受益不少。
嫡堂兄弟八人当中我和七叔的长子公远、次子公逊相处最熟。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夏末，公远从四川崇庆到上海考进青年会中学，与我同学两年。十五年八月我由美回国的时候，他已结婚，在上海教书。那时二伯父已经去世，他的四个儿子也“各奔前程”，不在上海。公远见我没有住处便留我在他的寓所暂住，并且介绍我在江亢虎所办的南方大学和一个殷姓所办的国民大学两处担任几门课程，借以维持生活。次年二月经叔玉八哥介绍到天津南开大学去任教，才与公远分手，离开了上海。二十六年（一九三七）避日寇入川，在重庆再与公远见面。随后我们两家先后都到了成都，见面的机会更多。他天分甚高，但没有恒心，不肯切实用工夫。在圣约翰大学毕业之后，他自费“留学”美国。其结果等于在新大陆“观光”了一次。他妙想天开，在美国芝加哥某“函授大学”注册，缴了几百美金的“学费”，不久之后居然“毕业”，得着了“法学博士”的凭照。这种取巧的作风，后来变本加厉。抗战期间他在离成都西郊有名的青羊宫不远的乡间盖了几间茅屋，自称精通“华阳派”的道教，有广大的神通。若干川军中下级将领信以为真，争先恐后，请他“讲道”或卜问吉凶。据他自己告诉我，有一天某某几位退职将领约他同去游山，并请求他表演“水遁”“土遁”。他让他们先走。等这几位先生走到约定的地点时，他已经含着微笑坐在一个亭子里了。他们“五体投地”，心悦诚服。殊不知“萧神仙”先期安排好了一乘滑竿，雇妥了几名捷足的伕子，隐藏在出发点附近的树林当中。等到这几位将领走后，他坐上滑竿，经捷路迅速前去。无知的军人竟被他愚弄了。那时在国立四川大学任心理学教授兼教务长的叶石荪（麟）震于“神仙”之名，拉我陪他前去，卜问时局的大势。公远说：“就卦象来看共产党必然失败，国民政府安如磐石。”叶公为之默然许久。我后来才知道，此君已做了“同路人”，因此听了公远的话为之不快，或竟吃惊。至于公远所说，是就卦论卦，或想迎合国立大学教务长的心理，我不便追问，也无从推断。如果是前者，“神仙”的卦何其不灵；如果是后者，“神仙”何其缺乏“知人之明”。一九四九年以后他在成都，渺无音问。我追记这些事，不是谴责公远，而是惋惜他“聪明反被聪明误”，辜负了他所禀赋的天资。在我们中学同学期间我曾屡次劝他，希望他能善继七叔精诚笃实的作风。他承认他的错误，但究竟不能改变。
公逊是我第二次入川到重庆时才见面的。他在上海大夏大学毕业后，在某私立中学教课。“七七事变”之后回到四川，蛰居重庆郊外山中。他的天资也高，不亚于乃兄。但禀性孤介，落落寡合，更不赞成乃兄的“妖言惑众”。二十六年秋天他接受我的建议同我去到成都，在由沪迁川的私立光华大学附属中学任教员兼斋务主任。他对文学颇有修养，口才也好，因此颇得学生的欢心。他管理“斋务”也很尽心。学生有违犯校章的他必反复开导，并不是“照章处罚”便算了事。他在十五岁的那年，由七娘做主为他完婚，娶了一位比他大几岁的崇庆州某家小姐，不幸两人性情不合，终归决裂，公逊因此郁郁寡欢。他得暇时必来看我，谈诗论文。我也乘机为他排解。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夏末我应聘国立政治大学，离开成都去到南京。他来送别，相对黯然。彼此都意识到此后再没有见面的机会。（听说他在一九五一年以后不久“因病”去世了。）
一个人的性格和习惯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是在家庭生活当中养成的。上面提到的尊长和弟兄在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不同方式之下，直接地或间接地，有意地或无意地，给予我几十年的“家庭教育”，奠定了我问学及为人的基础。五四运动的健将曾经对中国旧式家庭极力攻击，不留余地。传统家庭诚然有缺点，但我幸运得很，生长在一个比较健全的旧式家庭里面。其中虽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父母双亡的我却得着“择善而从”的机会。因此我觉得“新文化”的攻击旧家庭有点过于偏激。人类的社会组织本来没有一个是至善尽美的，或者也没有一个是至丑极恶的。“新家庭”不尽是天堂，旧家庭也不纯是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