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随大伯父入川。到了崇庆州不久之后他聘了一位本地老秀才罗老师来教大姐（九岁）、二姐（七岁）和我（六岁）三个孩子读书。大伯父与罗老师商定，不用《三字经》《百家姓》一类初学的课本，而用《史鉴节要》《地球韵言》《声律启蒙》和《千家诗》等书。《史鉴节要》是族曾祖蒲邨公所编，由萧氏宗祠刊印的书。这书的目的是在给小学生一点中国历史简单的知识。内容是一首七言“歌诀”，总括几千年历史的梗概，和一篇四言韵文，分叙从盘古到明亡历代的事迹。我现在尚记得开头的几句：
盘古首出，天地初分。三皇继之，物有群伦。
有巢构木，宫室是因。教民烹饪，则有燧人。
是为邃古，概出传闻。（下略）
《地球韵言》的作者和出版处我失记了。这是仿《三字经》体裁一本世界地理常识的书：
今天下，五大洲。东与西，两半球。
亚细亚，欧罗巴，奥大利，阿非加，
美利驾，分南北，穿地心，对中国。（下略）
《声律启蒙》和《千家诗》是两本在私塾中常用的书。前者（俗名“对子书”）的作用是奠定小学生将来学作诗的基础。其内容举例如下：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下面还有七个字和九个字的对语，现在一时想不起了。）
《千家诗》是一个七言绝句诗的选集，其中多半是“理学家”的作品。因此这书除了给小学生些作诗的模范外，还可以无形中启发他们的“道心”。下面这两首就是极好的例子：
云淡风清近午天，望花随柳过前川。
旁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这些书照我现在看来，都各有其价值或意义。但童蒙的我在当时多不能够领会欣赏。其中《声律启蒙》比较浅近易解，虽有若干“典故”，经老师讲解或看了书中的注释也可以大体明白。加以“音韵铿锵”，不难“上口”“成诵”。《千家诗》的内容我也不觉得过于困难。七八岁的小孩当然不能体会诗中所含蕴的“性理”精义，但字面的意义却还懂得。《地球韵言》读起来有些“莫明其妙”。我去请教老师，他只能就字面“立说”。我们既没有地球仪，“穿地心，对中国”这两句在字面上也费解了。《史鉴节要》的内容老师是“耳熟能详”“如数家珍”，但害苦了我这记悟两性都不充分的童蒙，对于其中所叙一大串盛衰兴亡的史实，既无力“强记”，更不感兴味。我每天上午照例站在老师桌旁听他讲解，跟着他朗诵一段之后，便拿着书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苦读”。到了下午我把书放在他的面前，转身“背诵”。如果有一句到时忘记，背不上来，他迅速地用三尺多长竹制的烟杆给我一个“当头棒喝”。久而久之，我对于这书不但完全失却兴趣，并且望而生畏。
罗老师教了我们一年便解聘而去，由一位外省人樊老师继任。（大伯父认为罗老师过于凭仗“夏楚之威”，不合“循循善诱”的原则。）樊老师据说是王湘绮（闿运）的弟子。现在来教蒙学，他觉得是大材小用。他不管我们懂与不懂，喜欢高谈文章、义理或经世之学。每逢宴会，必须请他坐首席。有一次他面前的酒杯微有缺损，他认为是有意简慢他，因而勃然大怒。不用说，在这一年中我们的学业没有显著的进步。
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到了重庆之后，我们的第一位老师姓汤。他是江西同乡。因为年纪较高，颇能耐心教导。那时候二伯父已经去世，二伯母带着十几岁的儿子来依靠大伯父。炳元哥虽然自幼双目失明，也每天同我们一齐上学。他的书由老师念给他听，并一面讲解。他的记忆力甚强，听完以后大体能够记住，遗忘的地方再由老师念给他听。有时候他“静极思动”，想出一些刁钻古怪的方法教我们去和性情温和的汤老师开玩笑。老师下午讲完了书照例躺在一张长椅上睡一二小时，醒后才让我们背书，并批阅我们习字的成绩。到了黄昏时候便放学，让我们“回家”。他既不用钟表计时，只看“天色”，我们放学的时间当然或早或晚，不尽一致了。有一天（阴历五月初）炳元哥想出一个提早放学的计策。他叫我们趁着老师熟睡，把他放在桌上的深度近视眼镜的玻璃用墨涂黑了，然后大家一齐高声诵书，把他惊醒。他翻身起来，睡眼蒙眬，戴上了眼镜，便说：“呵，今天多睡了一会，天黑了，放学罢。”我们早有准备，他发言甫毕，我们已一哄而散。第二天上学，他也不责罚我们，只是说，“太淘气了，以后不准这样”。这位好好先生心平气和，与罗、樊两位老师的性格恰好相反背。他对我们过于宽大，我们无知，并不努力用功去读书。
汤老师教了我们两年，因年老病多而辞馆。继任的廖老师也是江西人（大伯母的异母弟）。他开始教我们读《论语》《孟子》《国语》等古书。《国语》只由他讲解，我们阅看，但不背诵。《论》《孟》于讲解外，我们逐章熟读背诵。我至今还能随口引用这两部要籍中的一些文字，这是廖老师所赐。
同时［光绪三十三年（一九○七）］大伯父为我们聘请了一位教日文的和一位教英文的老师。英文老师是重庆人王骨臣先生（名鲠）。王先生的英文造诣似乎不能算是很深。他教我们的时间也很少，仅仅是每天一小时。我们那时对于中国书比较更感兴趣，不大愿意学这“蟹行文字”。因此四年之中我所得甚少。宣统二年（一九一○）冬天王先生辞聘，我们停止学习英文。民国三年因为我想去上海投考学校，请得了大伯父的允许，每晚去一位在重庆海关任职的福州人林先生所设的英文夜校补习两小时。虽然一年之中，略有进步，然我的英文程度，依然低下，无怪到了上海去投考圣约翰中学未被录取。（四年的春天，重庆法政学堂招生。大伯父想测验我的程度，命我去报名投考。所考的科目除了国文、历史等外有一门英文。英文题目颇为容易，只要考生用中文翻译几个简单的句子。我勉强完卷，居然在录取之列。事后传说有若干投考的学生因英文交了白卷而“名落孙山”。那时候内地学生英文程度欠佳，由此可见。）
教我们日文的先后有两位嫁给中国留日归国学生的日本太太。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到宣统三年（一九一一）是太田喜智（黄润生太太）。她每天早晨八点钟来，先率领我们到三楼旁边平坦的屋顶上，在新鲜的空气中，教我们做日本式的柔软体操和唱一些日本儿歌（《桃太郎》是其中之一）。她一面领着我们唱，一面用风琴伴奏。（下雨天免去体操，在室内学唱歌。）大约十分钟到十五分钟之后，才教我们简单的日文日语。（炳元哥已于前一年跟着他的母亲到家乡去了，学日文的只是两位姐姐和我三个人。因为我的小名是“冬元”，黄太太便叫我“フュモト”。）我们都喜欢体操和唱歌，但对于日文，和英文一样，不愿意用功。教到九点钟，她终止授课。我们便接着上廖老师的课。黄太太因事辞聘，推荐刚本健（王致堂太太）来继任。一年之后她离开重庆。我们于是终止日文的学习。我现在深悔当时不曾用心去学，失去了通晓日文的机会。
我们迁居马家巷的那一年，廖老师辞馆回籍。王骨臣先生介绍何笃贞先生（名世忠，廪生，四川铜梁县人）来教我们。这是我幼年读书的重要关键。从宣统二年正月起到民国三年十二月止，在这五年当中，在何师教导之下，我才粗浅地认识了中国经史文学的轮廓，经验到学而时习的快感。严格地说，他不是所谓“经师”“史家”或“学者”。他却是一位优越的教师，虽然他不曾进过教育学院或研究过教育原理。他针对学生的需要，选用适当的教材，引起学生的“求知欲”，领着他们在不知不觉间步步前进。
他认为《十三经》必须涉猎，但不必全部精读熟诵。那时我已读过《四书》了。他教我（一）加紧熟读《诗经》《春秋左传》《礼记》《尚书》和《尔雅》；（二）随后涉猎《周礼》《仪礼》《易经》和《孝经》；（三）此外《公羊传》和《穀梁传》在有余力时“过目”一下。上列第一类的五种并不背诵全书。其中他认为比较不重要的一小部分也由我翻阅一下，不去“精读”。采用这样“速成”的方式我居然在五年之中“读”完了《十三经》。他不要我们读《史记》《汉书》等史学要籍，而让我们去细看吴乘权根据朱熹《通鉴纲目》所编的《纲鉴易知录》。他教我们不必去管书中对于前代事迹的褒贬而专注意于事迹的本身。他这样选择教材，“经学家”“史学家”或者会认为“不足为训”。但照我推测，他自有他的理由。当他应聘的那年我已经十四岁了，而且“中学”以外我还要注意“西学”。如果教我去按部就班，穷经通史，不免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在那五年中近乎偷工减料地读经史，给予我不少“国学”常识，后来受用不尽。这不能不归功于何师。此外他时时鼓励我自动选看“合胃口”的各种书，不限一家，不拘一格，因此培养我博览的志愿。这也是值得感谢的。
在文学方面，除了教我们选读唐宋大家的“古文”以外，他也要我们选读历代的韵文。最初每天下午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出几首唐人五言或七言的律诗或绝句。他讲解了诗中的意旨、典故的出处，以及作法上的技巧等等以后，便让我们用墨笔抄录下来各自诵读。这样我们“手到”“口到”，很容易地都能记住了。绝句和律诗之后，再选读长短篇的古诗，从汉魏直到唐宋。（先用《唐诗三百首》，随后径用各家的专集。）他又教我们就个人所好择看《文选》中各体的辞赋。五年当中我们所读所看的为数有限。但是何师的指导和鼓励不仅启发了我们对于文学的爱好，同时也培养了我们一点文学欣赏和鉴别的能力。
何师教了我们不到半年，便决定要我们“发笔”（开始学写文章）。每五天他出一道简单的题目让我们作一两百字的“论”“说”或“经义”。过了几个月他所出的题目逐渐加难，我们“窗课”的篇幅也逐渐加长。经过两年上下的练习，我们居然勉强能够“洋洋洒洒”“下笔千言”。进步迅速的原因大半在何师因势利导和尽心批改我们的习作。当他在晚间灯下评阅我们的窗课的时候，他让我站在他的身边，看他批改。他一面用笔批改，一面说明，何以某一字错用，某一句欠妥，某一点发挥未能透辟，或某一处题旨未能明了。有作得较好的地方，他手不停挥，浓圈密点，表示奖许。（看何师批阅我们的习作是我独享的权利，两位姐姐不能参加。）题目的出处不限于经史，他偶尔也教我们学作“时论”。例如辛亥秋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重庆的第二天，他所出的题目是“革命非叛逆说”。
何师不“保皇”而尊孔。除了初一和十五日我们放假不上学外，每天早晨姐弟三人一同走进书房，向“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长揖致敬之后再向老师一揖，然后分别就座，开始做当天的功课。宣统二年正月下旬何师初到就馆的那一天，由大伯父率领我们去拜见（他们“东家”“西席”相对一揖，我们向老师跪下一叩首）。每年三节（新年、端午、中秋）东家照例致送节礼。端午、中秋两节是每节银圆十枚，盛在封面楷书“节敬”两字的红纸封套里，随着大伯父去向老师拜节的时候致送。“年敬”也同样办理，但是在十二月十五日前后（也是老师启程回家的前一日），大伯父带领我去送下年“关书”（聘书）和“夫马费”的时候，一并致送。夫马费是制钱两串（二千枚，约合银两元），作为何师由重庆到铜梁来回的路费。次年正月十八日（“灯节”）以后他回到重庆，我们一个月的假期于是终止。何师全年的“束脩”是纹银一百两（约一百四十元）。照近年的物价计算，这待遇像很菲薄。但在五十年前的四川这是十分丰厚的薪水。
民国三年的冬天，何师向大伯父说我们三个人的进步都极可观，他也极其满意。但他自问以后对我们的学业不能再有多少帮助，不如送我们去进学堂或另聘“名师宿儒”，继续指导，以免贻误我们的“前程”。因此他请大伯父不要送来年的关书。大伯父极力挽留，但何师去意坚决。到了年终放学，他启程回籍。彼此相对黯然，不忍分别。民国四年我去上海进学堂，民国九年我到美国留学，不时致书问候他。他回信屡次以“通今古，贯中西”勖勉我。教导奖掖之恩，令我没齿难忘。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的春天，他病逝家乡，享年七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