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四的夏天，我考进了坐落在上海四川路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中学的三年级。照旧算法，我那时已经十九岁了，比同班学生的年纪平均大三四岁。我虽然并未“自伤老大”，但深知“日月逝矣”，所以“寸阴是惜”，埋头苦读。我最大的困难、最基本的问题，仍旧是英文程度不足。（校中各门功课除了国文外，都用英文课本，在教室里教员也多用英文讲授。）为求解决这个基本问题，我把最多的时间、最大的努力，放在英文一门课程里面。例如每日黎明，住堂的同学都尚未起床，我已悄然走上六楼宿舍上面的屋顶（这颇像重庆陕西街三楼旁屋顶的平坦宽大）朗诵英文课本，约三十分钟才回到宿舍去梳洗。所幸国文一门我不须多下功夫，把练习英文和应付国文剩下来的时间去做其他的功课（算学、历史、卫生等）。到了学期终了的时候，各门功课的成绩都不低劣。我应当附带说明：我“应付国文”不是看轻这门课程，而是因为我的国文程度高出全班同学，因此每次作文都名列前茅。这是业师何笃贞先生的恩赐。
一年的时间迅速地过去，我竟是二十岁的人了。如果我按部就班地读下去，由三年级经四年级、五年级，然后升入六年级，假定中途没有波折，我要到二十三岁才能在中学毕业，要到二十七岁才能大学毕业。我想出了一个“争取时间”的办法：在学校招考插班新生时去报名投考五年级。万一被取，便可越过四年级，“节省”一年的时间。主意立定以后，便在暑假当中加紧做应考的预备。我报考三年级时用的是我的“学名”（也是我的“排名”）笃平，但现在报考五年级不便仍用原名。在重庆读书时，何师指导我习楷书，要我临柳公权所写的《玄秘塔》。我习字的成绩虽然不佳，但我却很欣赏“柳字”。因此我便改名公权去投考。（吴雨僧先生在《吴宓诗集》卷九、卷十三和卷末等处，说我“名笃平，以字行”。其实我的“字”是“恭甫”。民国廿一年起自号“迹园”。有时候偶然先后用过“石沤”“巴人”“君衡”等笔名。）
侥幸得很，我居然被录取了。更幸运的是，教我们五年级和后来六年级的有几位饱学而兼善教的先生。教五年级最特出的教员是程万里先生（英文、历史）、何挺然先生（数学）和马瑞琪先生（自然科学）。程先生是浙江人，曾留学英国。他自己对于学问有真挚浓厚的兴趣，同时他尽心教导学生引起他们求学的兴趣。他用流利的英语讲历史，既清楚，又生动。听他讲过之后再去看书便有左右逢源之乐。他的英文修养既好，教学生又能引人入胜，批改我们的习作丝毫不苟。文法上的错误、修辞上的疏忽，他一一改正之后，把习作发还我们，要我们仔细去复看。过一两天他在教室里抽问我们，要我们指出何以这些是错误，何以要如此修改。一年之内我们的英文都大有进步。我居然也能下笔成篇，不至于多犯重大的错误。
何先生和马先生都是广东人，都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理科学士。何先生教我们初级代数、平面几何（五年级），中级代数、立体几何（六年级）。他也用英文讲解，不但明白晓畅而且时时妙趣横生，使我乐听忘倦，愿意专心去学。每次上课时，他要全班学生在教室的黑板上每人解证一道他上次发给我们的习题。我们事先不知道他叫某人做某题，因此每人必须在上课以前把全数习题都加以解证。代数和几何虽然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在学术生活中，很少有直接的用处，但极有助于思考的训练。
马先生教五年级的物理和六年级的化学。他除了讲明原理以外，极注重试验。他自己做稍难一点的物理试验，要我们细心观察，但让我们各人做简单的试验。化学的年终考试可谓别开生面。他不出试题要我们作“纸上谈兵”的“化学文章”，却在试验室的桌上，每一学生面前，事先放置编了号码的十瓶无色液体物质，要我们各人用简单的“定性分析”方法，依次验定这些物质，然后在卷上一一注明，便算“完卷”。他注重试验的用意是要我们对心手并用的科学方法得一点初步的认识。第一到第九瓶我侥幸都顺利地“分析”了。到了第十瓶时，我用尽了各种指定的定性药品（reagents）都不曾引发预期的化学反应。我纳闷了几分钟，正在束手无策，忽然想到：“莫非马先生给了我们一瓶蒸馏水？”我拿起这瓶中剩余的流质，面对着他，装做要喝的模样，同时观察他脸上的“心理反应”。他视若无睹，我心里有数，在考卷上写了“No.10——H2O”。（我相信马先生让我们化验蒸馏水不是要寻开心，而是要启示我们探求科学知识固然不能完全依赖书本，也不可盲目地循着指定的途径去进行。）
叶楚伧先生是我们五年级的国文教员。叶先生除了在上海办报，撰社论，用“小凤”笔名发表一些小品文字外，还在学堂兼课。所得薪金略可添补生活费用。他“南人北相”，身体魁梧，与“小凤”笔名似不相称。我们觉得他文学修养既高，态度温文恳挚，又悉心教导学生。因此我们敬重他，也乐于上他的课，用心听他的讲。同班的北方人王文蔚聪明而带点顽皮。他发现叶先生曾参加革命，便有意试一试他的涵养功夫，自称是汉军旗人，并且在国文习作里面，一再赞颂“我朝”的“深仁厚泽，沦肌浃髓”，或写上其他类似的“反革命”字样。叶先生看了并不生气，把王君所写细加删改，并恳切地教导他，劝他好好求学，不可卖弄聪明，虚耗时力。有一次叶先生取《庄子》书中一句话作为国文习作题目，要我们作一篇“神人无功说”，我在篇末写了下面几句：“夫既无功，呼之曰人，斯为得矣。乃命曰神，不几失之辞费，沉浊而不可庄语乎。”他看了十分赏识，对我奖许勉励有加，令我十分感激。
在民国初年上海的教会学堂教国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教会学堂的宗旨是传教，自然不看重国文。进教会学堂的学生多半意在学好了英文以后，在“十里洋场”里面谋生活。他们对于国文也自然不感兴趣。在这种形势之下，教中学国文本已不易见长。如果教员本身不甚健全或教授不尽得当，极容易被学生轻视，甚至受他们揶揄。教四年级的许啸天先生可做一例。许先生曾写过几部“鸳鸯蝴蝶派”无多文学价值的言情小说，在上海颇为流行。他上课时讲书不甚明晰，批改习作也近乎草草了事。不看重国文的学生，自然会看轻国文教员。许先生个人既不能引起他们敬重之心，很快地便成为他们侮慢的对象。“许先生，你跟谁学会了写淫书？你可以教我们怎样去写，让我们也好赚点稿费吗？”他听了之后，啼笑皆非，满脸通红，连声：“胡说，胡说！”国文课程多数排在下午，成为全天课程最后的一堂（这是教会学堂轻视国文的一个无意的表示），四年级国文亦不例外。有一天许先生说起各地小贩叫卖食品似歌非歌的声调，认为颇有风趣。于是顽皮的学生离开座位，绕着教室，南腔北调地高叫“五香豆腐干”“抄手面”“萝卜赛梨儿”……许先生又急又气，无可奈何，连说“下课罢，下课罢，不成体统”。据一个去年与我同在三年级现在四年级的学生告诉我，后来班里学生不耐烦听许先生讲书的时候，便演习叫卖，逼他提早下课。
青年会中学，和其他教会学校一样，想利用教育青年的机会去传播“福音”，招收信徒。学生虽然多不热心研读《圣经》，但也不反对有关宗教的必修课程。无如过于努力传教而学识不高深的教员，有时讲授非宗教的课程也节外生枝把“上帝”“耶稣”强拉进来。教三年级“卫生”的一位美国籍女教员便是这样。有一天我听腻了，趁她问我们有无疑问的机会，请问她：“耶稣是否上帝？”她答说：“不，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我又问她：“马的儿子是驹colt，驹长大了是马horse。人的儿子是男孩boy，男孩长大了是人man。耶稣降生到现在已经一千九百多年了，如果他还不是上帝，他要到多少年纪才长大呢？”她听了这“渎侮神圣”的话，极其生气，却无词以答。（其实我的问题并不是无法解答的。）此后上课只就本课程范围以内讲书，不再涉及宗教了。（我应当在这里附带声明，她不会因为我在教室里当众窘她便把我的成绩打折扣。“不念旧恶”，这是宗教信徒应有的美德。）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美国人）克先生（Mr. Clark）有一天约我到他的办公室去谈话。他问我对于基督教的感想如何。我说基督教是一个教人敬天爱人的优良宗教，几百年间新旧教徒，不避艰难，不远万里，到中国来传教，他们的信心和热忱令人佩服。他说：“你愿意入教吗？”我答复他说：“我对于基督教现在只是一点理智上的认识，并不会发生精神上的信仰，形式上的受洗是无多意义的。”他点头承认我的看法不错。
在克先生办公室谈话约两个月之后，我和五、六年级的两个同学因反对学校强迫我们去做礼拜而掀起一个小风波。照学校的规章，走读的学生不必做礼拜，住堂的学生除了星期六请假回家度周末者也毋庸做礼拜外，其余的学生，无论是否基督徒，一体要在星期天上午八时起，齐集学校的大会堂听讲教义，参加祷告，合唱圣诗。规避者要受“记过”的处分。（集三“小过”为一“大过”，记满三大过的学生丧失住堂的资格。）住堂学生的绝对多数学生（百分之七八十以上）都是非基督徒。我们虽然不甚愿意去做礼拜，但一直都勉守校章，届时应卯。民六秋季开学，斋务处贴出布告要学生到学校指定的教堂（就记忆所及，似是在三马路上的“慕尔堂”）去礼拜。同级学生唐昌年（江苏省盛泽镇人）、吴颂皋（江苏省吴县人）同我去见主管斋务的谢武衡先生，请问他何以不能在学校会堂而必须到校外的教堂去礼拜，往来周折，多费时间。他说：“这是学堂的决定，你们不能过问。”我们当然不满意他的解释，并认为学校的措施有点不近情理。于是我们分别请“家长”致函学校，让我们此后每星期六告假“回家”。其实我们白天大部分的时间在校内各做功课，到了晚上仍旧住在宿舍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这取巧规避的办法很快地被谢先生发觉了。他立刻出一布告说：“住堂学生无论曾否请假，凡星期六晚间回校住宿者，次日必须一律到教堂礼拜。无故不到者照章记过。”同时谢先生“大兴土木”，在通到宿舍的楼梯扼要处做一道木栏，一到晚上便亲督校工闭栏上锁，到次日早晨方准开锁，这样一来我们便无法在晚间溜回宿舍了。我们商量一番之后，决定写一封信给朱树翘校长，说明我们的立场。在这一封一千多字的信里我们提出下列几点：（一）信教自由，宪法有明文规定。学校强迫非基督徒去做礼拜，有违宪的嫌疑。（二）青年会中学虽然是教会所办，但校章中既未规定入校肄业学生限于基督教信徒，学校似不应强迫非基督徒的学生去做礼拜。（三）宗教的基础必须建立在个人的信仰上面。学校纵然有权力强迫非基督徒的学生去做礼拜，他们不免貌从心违，甚至发生反感，于传教的工作有损无益。（四）强迫非基督徒的学生去拜上帝，其不合理与强迫基督徒去拜孔子或拜释迦牟尼，并无差异。（五）为学校着想，似乎有关强迫礼拜的规定以从速注销为宜。（六）为表示我们的抗议起见，我们即日自动迁出宿舍，恢复个人宗教自由。（谢先生听说我们决定迁出宿舍，他下令宿舍工人，不准帮我们搬运行李。好在我们行李简单，不少同情我们的学生争来相助。）朱校长接到我们的信之后两三天，叫我们去校长室谈话。他并不谴责我们，只说：“你们的功课都不错，平日的品行也很好。你们何苦这样闹？如果你们把全部的心思和时间都放在功课上，你们的成绩应当更好呀。”我们感谢他的宽大。使我们更高兴的是，在我们毕业离校不久，学校果然修改规定，不再强迫学生做礼拜了。但听说谢先生免去了斋务主任的职位，调到另一部门去服务，我们不免有点抱歉。（吴颂皋是清季曾任湖南巡抚，率师抗日救韩，兵败贬官的吴大澂之嫡孙。这位“世家子”中学毕业后自费留学法国。抗战期间他投靠汪兆铭的汉奸政府，任“外交部次长”。日本投降以后他被逮伏法。他卖国求荣的行为，与当学生时争求信仰自由的气概，前后如出两人。吴愙斋地下有知想不免要为之痛哭。）
民国七年六月我在青年会中学毕业。那一年春末夏初，蔓延全球、死人无算的流行感冒病症（influenza）传到了上海，我也染上了。在大考前的星期四下午感觉不适，星期五勉强上课，到了晚上便不能支持而病倒了。当时认为是平常的“重伤风”。同学好心给我饭食，都不能下咽，只是口渴，大喝冷水。卧床三天之后，勉强能够起身。虽然全身疼痛，却喜无碍动作。到了星期一我居然能够去应毕业考试。这个险症我竟糊里糊涂地熬过去了。这可说是“勿药有喜”，也许是命不该绝。
我在病中当然不能温习功课预备大考。好在我的功课平日已经用心做过，因此无论小考或大考来临，我用不着“临时抱佛脚”，在考期前几天“挑灯”苦读。我不但不埋头看书或阅教室的笔记，反抛开书本去做不用脑、不烦神的活动。这样一来，到了考试的时候头脑更觉清楚，不会把平日所学的遗忘或弄错。我这考前不看书的办法此后一直应用，结果确实不坏。如果没有这个习惯，考前一病，必定不能应考了。
五年级和六年级同学当中最令我忆念难忘的是张增佩（字久香）。他家是南浔首富，他却没有丝毫纨绔习气。他求学精勤，待人诚恳。我承他引为知交，在教室中我们总坐在两个紧邻的座位上。我们一面互相切磋，一面争取第一。这种友朋之乐，在我学校生活当中真是绝无仅有的。民国九年我由清华派送美国留学。不久之后他也自费留美，进巴法洛大学（University of Buffalo）去学纺织工程。这是因为他家在上海拥有大规模的纱厂，学成回国以后可以用其所学，发展各厂的业务。民国十二年夏天我在密苏里大学得了硕士，转入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去进修。这两校都在纽约州，一在西部，一在中部，相距不远。我便专诚去探访这位一别五年的挚友。他“心广体胖”，丰度犹昔。虽然他和我所学有如“风马牛不相及”（工程与哲学），笑言之乐不减当年。谈起两人在中学里苦争第一的傻劲，尤觉津津有味。我停留了三天，和他同游赖亚加拉瀑布（Niagara falls）之后，才和他告别。民国十五年我重到上海时，他早已回家主持纱厂的工程事务。承他盛意设宴为我“洗尘”，又畅叙一番。不久之后我去天津、北平任教，两人迄无见面机会。民国三十七年我们先后都到了台湾，可惜他宿疾牵缠，精神体格已远不如前。承他告我在迁台之前，他召集厂内职工，把所有纱厂悉数交给他们，让他们自由处理。他携带一些资财，全家迁到台北。一九四九年秋初我离台赴美，不料就此和他永别。一九五七年我回台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时，他已于一年之前与世长辞了。
民国七年夏天我在青年会中学毕业，同时考进了清华学校的高等科三年级。据我所知，那年投考三年级的学生六七十名当中几乎全是各大学（包括南洋和圣约翰）一、二年级的学生。在三年级录取的八名新生当中，我居然侥幸在内，真是考运亨通。其实我能被录取应当感谢我中学的几位先生，尤其是叶楚伧、程万里、何挺然和马瑞琪四位。他们所教课程的内容好像是为我所投考清华的预备。例如何先生所教的中级代数学：他一再叫我们“活用脑筋”，看见习题首先要加以分析，决定了解答的途径或方法之后，才着手去做。否则埋头盲目去做，可能白费工夫。碰巧那年清华数学教员海宴士先生（Heinz）所出十道中级代数题目当中，第二和第三两题都是不可解的（insoluble），题目发出之后，我遵着何先生所教，先把十题一一细看一番，在考卷上写明这两题都不可解，用心去解答其余可解的八题。限定的两小时尚未完全过去，我已经完了卷。若干考生因为在这两题上虚耗了许多时间，无法做完十题。又如英文题目当中有一道是要考生把一首英诗，就其原意，但另用字句改写成为散文。有些应考的学生不了解“改写”（paraphrase）这词的意义，于是这一道题便不免得零分。我受了程先生的赐予，在六年级的时候，他已经教我们做“改写”的习作，拿着这考题便不至于彷徨束手了。国文试题更为凑巧，其中作文的题目恰好是六年级最后作文一课叶先生给我们的题目。我从记忆中把原作默写出来。原作当中欠妥的地方既经叶先生改正过了，我这一篇应考的作文不但“如出宿构”，而且“文不加点”。事后我曾这样想，假如那年青年会中学毕业生有两个人去报考清华，我大约就不在被录取的八名之内了。
何以我一个刚要从中学毕业的学生竟敢报考清华高等科三年级呢？这完全是由于叔玉八哥的鼓励。民国五年他同他的二哥仲乐同时考进了清华，他考进高等科四年级，仲乐考进高等科三年级。叔玉知道我快要从中学毕业了，写信来劝我报名去考高等科三年级。我十分怀疑我有投考的程度。他一再来信鼓励我说：“你中学六年级所读的课程与清华二年级极其相似。我相信你的程度足以考取。无论如何，你必须一试，纵然不取，于你并无损害。错过机会，实在可惜。”我终于接受了他恳切的劝勉，大着胆去投考。清华录取的通知书寄到上海时，他已从北京回家准备出国。他看了通知书，高兴极了，对我说：“我的话不错吧！后年秋天，我们在美国见面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