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号”是一艘较小的邮船，船上的乘客几乎全是清华派送和少数自费留美的学生。我们清华同学在船上白天三三五五或聊天，或做各种游戏，毫无去国离乡的悲哀。船到日本，停泊了一天。我们全数上岸去横滨和东京“观光”。虽然“走马观花”，时间短促，两市街道的整洁固不必说，人民普遍的有礼貌和守秩序，尤其给我以深刻的印象。（例如坐公用电车的人都自然地、自动地，按到来的先后在车站上排成一列，电车来了，让车上乘客一一下车之后，才鱼贯上车，绝不拥挤争先。这虽然“无关宏旨”，但确是国民教育程度的一种表现。）我前此和许多中国人一样，不大看得起“东洋人”，现在我开始修改我的态度。
离开日本不久，“南京号”遇着太平洋的风浪。同学当中晕船的都“病莫能兴”。我侥幸是少数不晕船同学当中的一个。无论轮船怎样颠簸，我们仍旧能够在舱面散步，或餐厅进食。我当时曾胡诌了一首五言“古诗”，虽属“打油”，尚能约略描写那天风浪的声势和晕船同学的苦况：
海若驱长鲸，狂澜纵起伏。
人共天低昂，楼船轻一粟。
偃卧苦翻腾，跬步亦踯躅。
岂惟耳目眩，时觉喘息促。
同舟病莫兴，出哇肝胆绿。
黑云迎舟来，百尺苍龙矗。
舟穿黑云去，豪雨喧奔瀑。
骄阳忽耀空，篷窗尚淋漉。
晴光斜照海，回波走金镞。
横风向晚定，倚舷恣瞻瞩。
西天灿朱霞，东天张翠谷。
海水写天容，文绮万千幅。
襟怀顿如洗，俗尘何待扑。
谁谓风涛险，壮游得清福。
“南京号”到达旧金山已是九月中旬。经过例行各种检查以后，王文显先生率领我们上岸，在旅馆里住一两天，然后分途坐火车去各人所选定学校的所在地。去密苏里大学（University of Missouri）肄业的有李、李懋（芑均兄的令弟，自费生）和我，一共三人。这学校在密苏里州的可伦比亚市（Columbia, Missouri）。由旧金山去密苏里要经过尼瓦达（Nevada）、犹塔（Utah）、可洛拉多（Colorado）和堪萨士（Kansas）四州的境地。我在火车上观看沿途风景，与二李谈天，颇觉有趣。洛矶山（Rocky Mountains）与盐湖（Salt Lake）的山水尤为奇观。我当时曾把我初到美国所得的感想和所见的风物，做如下的记载：
楼船驾飚轮，破浪越万里。
横渡太平洋，小住三藩市。
山城控海隅，形势壮可喜。
崇构摹云霄，门窗望迤逦。
物阜人自康，民和政斯美。
步入唐人街，仙凡殊彼此。
喧嚣萌故态，尘浊不知洗。
吁嗟炎黄胤，而供异类訾。
电车走铁道，游客行未已。
无垠北美洲，禹域差足拟。
盐湖水浩瀚，洛矶山岌嶬。
山水纵奇观，人物思旧史。
自由开国风，新民立政轨。
一百五十年，雄声播遐迩。
方策徒仿摹，每成逾淮枳。
在德不在鼎，畴能悟兹理。
我们三个人到达可伦比亚时，大学已经上课。所幸入学手续早已办妥，只须向学校报到选课。芑均兄学新闻。密苏里大学的新闻学院在那时是首屈一指。他的弟弟学工程。这个大学的工学院虽没有赫赫之名，却也够得上水准。我去密苏里有两重目的。一是我也有志于新闻事业；二是叔玉兄在那里经济系肄业，我想和他做海外的同学。他知道我要到密苏里，十分高兴，要我先期通知他我们到达可伦比亚的时间。我们的火车到站时他早已在站上等候。他照料我们，送我们到他预先代为订好的住处，第二天上午陪同我们到学校去办报到和选课等手续。
芑均和我同去见新闻学院院长韦廉士先生（Walter Williams）。他指示我们除了必修的新闻学课程以外，应该尽早选修近代史、政治学概论、经济学原理、社会学、哲学概论等课程，以求开展视界，扩大知识范围。新闻学是职业性的（professional）的学科，但必须辅以“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课程，才能避免眼光狭隘的缺点。我们当然遵照他的指导。“新闻学原理”和“初级新闻采访”是必修的课程，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芑均兄和我一同选了“欧洲近代史”。他选了“经济学”和其他一门课程。我选“哲学概论”和“社会学”。（此后在密苏里大学的三年中还选了哲学史、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教育学、植物学、法文、德文、艺术等课程。）
我们的第一堂课碰巧是克尔勒教授（Robert Kerner）所授的“欧洲近代史”。我们人地生疏，费了一些时间才找着了教室。上课铃早已响过，教室门也已经关上了。我们迟疑了一下，鼓着勇气，开门进去，发现这一个大教室几乎被至少六七十名学生坐满。克尔勒先生讲授史实，绘影绘声，令人忘倦，因此很受学生的欢迎，选修的人每年都不在少数。韦廉士先生是当代美国新闻学的“大师”。他讲“新闻学原理”这一门课，胜义络绎。郝真教授（Jay William Hudson）讲授“哲学概论”，深入浅出。艾尔吾教授（Charles Ellwood）主讲“社会学”“人类学”等课。他是知名的社会学家，对栽培后进十分注意。我们对所修的课程多感到满意。令我“伤脑筋”的课程是“初级新闻采访”这一门。除了在教室里听取教授讲明采访技术之外，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火车站上访问下车的乘客。这些男女老少的人们，行色匆匆，极少愿意答复我们“记者”的访问。即使偶有几位愿意答复我的问题，他们所说到可伦比亚的原因却极其平常（例如来看朋友或探亲戚），没有“新闻价值”，没有在《密苏里人》Missourian（新闻学院为学生实习所办的日报）上刊登的资格。学期终了，我虽然勉强“及格”，但做“无冕王”的野心打消了。知难而退，我放弃了新闻学。同时我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到了第二学期开学的时候，我居然是哲学系的学生了。
哲学系那时只有郝真和佘宾（George H. Sabine）两位教授。主修哲学的学生，连我在内，一共不过四五名。这是一个冷系。两位教授尚没有赫赫之名，但确都饱学深思，尽心启发学生。系主任的名义和职务由两人轮流担负，系里的课程由他们分别讲授。两位先生认为我孺子可教，时时加以启迪鼓励。
一年半的时间又过去了。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六月我在大学本科毕业。因我成绩尚佳被选入全国性的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这学会于一七七六年在韦廉玛利学院William and Mary College成立，后来国内各大学多有分会。每年由校中教授之为该会会员者，选毕业班和三年级学生成绩最佳者若干人入会）。清华官费留美，限期五年。我还有三年的官费，于是决定进研究院，在哲学系两位教授指导之下，继续求学，同时选定心理学为副修的学门。
美国各大学的研究院大都规定攻读硕士、博士的研究生，除必须修满若干学分的指定课程外尚须写论文一篇。哲学系的两位教授问我是否想写一篇有关中国哲学的硕士论文，我表示希望他们给我一个有关西洋哲学的题目。我的理由是：（一）我们中国学生到西洋求学应当尽量求得对西洋文化的知识，回国以后再去着手研究中国文化并不为迟。（二）在美国写有关中国哲学的论文，或有沟通中西文化的一点作用。然而我是尚在求学的学生，对于中国哲学没有深刻的了解，因而也没有介绍中国哲学给西方人士的能力。（三）那时美国一般大学图书馆里收藏有关中国的书籍为数不多，密苏里大学图书馆尤其如此。我如作有关中国哲学的论文，必会感觉到参考资料的缺乏。（四）一般美国大学教授对中国文化未曾致力研究，似乎未必能够真正指导学生草写论文。（我当然不会向他们提出上面的第四个理由。我后来听说中国留美学生写有关中国的论文者颇有其人。有学术价值的作品固然有之，自欺欺人的也不乏其例。后者之中最可笑者是学土木工程的某君写了一篇《扬子江铁桥的构造》而“学成”归国。这样隔海修桥，比古人“闭门造车”的神通更加伟大了。）两位教授同意我的看法。佘宾教授说：“近来英国学者拉斯基（Harold J. Laski）所提出的多元政治理论，颇有研讨的价值。你愿意用这个题目作一篇论文吗？”我立刻接受了他的建议，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写成长约二万字的《多元国家的理论》（The Pluralistic Theory of the State）。
一九二三年六月我获得硕士学位。两位教授知道我想继续进修，劝我到东部的大学去，不可久恋密苏里。郝真教授主张我去哈佛大学（他是这大学的哲学博士），并且表示愿意向哈佛哲学系推荐我，准我入研究院并给我奖学金。佘宾教授劝我去康乃尔大学（他是这大学的哲学博士）。我考虑之后决定去康乃尔。理由是：
（一）康乃尔的哲学系是当时美国唯心论的重镇。无论个人是否接受唯心论，研究这一派的哲学可以得到精密思想的训练。
（二）康乃尔的狄理教授Frank Thilly精研社会及政治哲学。我对于政治思想，经佘宾教授的启迪和鼓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今后想在狄理教授指导之下，做更进一步的研讨。承佘宾和郝真两教授推荐，康乃尔大学研究院批准我入学的申请并给我以奖学金。
密苏里的教授们，除了哲学系的两位可以说是我的“业师”外，还有心理学教授迈尔先生Max Meyer和德文教授阿门特先生Hermann Almstedt最令我感谢难忘。迈尔教授的原籍是德国，他说话尚带着德国的语音。因为心理学是我的副修学门，我曾上过他所讲授的两门课程，并且在他指导之下做了一点研究工作。他不赞成旧派的“内省”心理学，而主张从生理上去分析心理。照他看来，一切心理现象都是刺激和反应的结果，而一切反应都基于生理的构造。他把这种机械观推到逻辑的终点，使他的理论有时与常识相反背。他有一句名言：“感情是白费了的反应。”“Emotion is wasted reaction.”他解释说：“一个人看见墙快要倒了，便不动声色，拔腿飞跑，因而未被压伤。这是有用的反应。如果他恐惧发抖，心慌腿软，不能走动，这便是白费了的反应。”他这一派心理学在美国那时颇受一部分学者的重视。已故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孙小孟兄（名国华）便曾受他的影响。我对于迈尔教授的学说，没有心得，他却赏识我，让我协助他做一些心理学的测验或实验。后来孙小孟兄对我说，迈尔先生在他所著的一部书里声明某些实验曾由我协助。他这朴挚的学者态度，不肯埋没学生一点细微的工作，值得感谢，也值得效法。
我从阿门特教授学了一年德文。（教第二年德文的是另一位教授。）阿门特教授采用“直接法”direct method教初级德文。从头一堂起，他便避免讲英语。（虽然他说英语时发音正确，不像迈尔教授说英语时带着沉重的德国语音。）他一面说德语，一面做各样动作表达其意义。过了些时，学生都能大致听懂。他采用的课本也全是德文。方法既好，他又热心教授，学生的进步自然迅速。叔玉早已是他得意的学生，因此他对我也另眼看待。他不时约我们两兄弟到他家里吃茶点或晚餐。他和我们可以说是谊兼师友。民国十年（一九二一）的秋天我们在密苏里肄业的十多个中国学生举行扩大“双十”（也是“叁十”）国庆纪念，约请与我们接近的美国教授和同学来参加。节目中当然有唱“国歌”的一项。我们都不曾受过唱歌的训练，如果到那天胡乱一唱，难免让祖国丢脸。所幸阿门特教授允许我们的请求，到他家里去练习唱“国歌”。他弹一手好钢琴，委曲地伴奏我们荒腔走板的合唱。那时北京政府采用的“国歌”不是后来国民政府采用的“三民主义，吾党所宗……”，而是“中华雄立宇宙间，万万年……”。歌词的好坏，姑且不论，曲谱的作者似乎不怕拗折唱歌者的嗓子，所作的旋律忽高忽低，唱来实不容易。然而经过阿门特教授的耐心训练，到了十月十日，我们的表演总算勉强过得去。民国十二年秋天我去到康乃尔大学之后，时常和他通信。十五年回国之后，因为种种昏忙，我不曾去信问候他。一九四九年秋天我重游美国，他已年届八十，早经退休，得着我的信十分高兴，欢迎我去看望他。我也满想再到三年肄业的密苏里大学。不幸次年春间他突然去世，我永远失去了和他再见的机会。
我学拉丁文、法文和德文都浅尝而止（每门不过两年），虽然所得到法文、德文的一知半解给予我一些检查参考书的便利。我既缺乏“语言天才”，又不能在学生时代多抽时间，多下功夫去学习这两种重要的近代语文，现在回想，这和我儿童时代学日文有始无终是同样的可惜。差可引以自慰的是我尚有运用英文的一点能力。密苏里大学规定，大学本科学生，不分本国和外国人，必须在三年级以内参加测验英文程度的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不能毕业。李芑均兄和我居然都及了格。（有少数美国学生竟不及格，必须重行考试。）语文是治文学社会等学科不可少的工具，犹如数学是学物理、天文、工程等学科不可少的工具。我在美国教学十九年，发现在本科或研究生所交的报告或论文中，间有文字不大清通的例子，因而感觉四十多年前密苏里大学采用的英文考试制度是有道理的。同时我也发现有少数中国学生，因为他们的英文程度太低，到美国求学，往往有费力不讨好之苦，甚至虚耗时间与金钱，因而相信国内按年举行的留学考试是有意义的。
一九二○秋、一九二三夏在密苏里大学肄业的中国同学当中，与我相处最熟的是萧蘧（叔玉，经济，清华戊午级）、杜钦（少门，历史、教育，清华己未级）、李（芑均，新闻，清华庚申级）和陈钦仁（青筠，新闻，清华辛酉级）四位。叔玉兄于一九二○年毕业后入研究院，次年获得硕士学位，转学到哈佛大学。因为他的成绩优异，得着学士学位之后，被任为经济系的授课助教teaching assistant。中国学生任助教，在密苏里大学尚是创举。芑均兄于一九二二年得着新闻学学士学位之后，改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专攻经济学。一九二五年得了博士学位，回国先后在中央银行、税则委员会和其他经济业务机关任职。青筠兄一九二三年学成归国，在沈阳东北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北平北京大学等校任教之后，即用其所学，在汉口、重庆等地主办英文日报多年，卓有声誉。少门兄于一九二一年同时得着文学士（历史学）和理学士（教育学），即径入研究院进修史学。次年获硕士学位，赴哈佛大学继续研究工作。不幸到剑桥不久，发现他染着严重的肺结核症，被迫辍学休养，旋即回国，任教南京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前身）。虽然病体未全康复，他力疾讲学，丝毫不苟，竟于民国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殁于校舍。少门原籍江西九江，幼年孤苦。所幸他天资聪颖，好学不倦，在清华肄业时成绩斐然，在美国求学时更为教授们所器重。最可贵的是，他不但通达古今，还能够应微如响，辩才无碍。因此他时常被当地各种团体邀请去公开讲演。在不妨碍学校功课的范围以内，他也乐于应邀。有一次某教会邀请我们中国学生去听新从中国回来的一位传教士报告中国的近况。少门和我，还有其他几位同学都去听讲。谁知这位传教士把中国的社会描写得黑暗无比，几乎与野蛮社会毫无分别，并且大肆讥评。听众当中有略知中国情形者，大为不平，于此君讲完之后立即建议主席，请在场的中国学生发言。我们当然公推少门做我们的“发言人”。他站了起来，雍容不迫地，做了十几分钟，亦庄亦谐的谈话。他不直接驳斥传教士的错误，也不直接为中国辩护，但请大家注意，任何学识不够丰富、观察不够敏锐、胸襟不够开阔的人到了一个文化传统与自己社会习惯迥然不同的国家里，很容易发生误解，把“歧异的”看成“低劣的”。中国学生初到美国，有时也犯这种错误，他本人就曾如此。他于是列举若干美国社会里，众所周知、可恨、可耻或可笑的事态。每举出一桩之后，他便发问：“那就是真正的美国吗？”“Is this the true America?”他略一停顿，又自己答复，说：“我现在知道不是呀！”少门说完之后会堂里掌声雷动。这位传教士满面通红，无话可说。散会后许多美国人拥上来与少门握手，赞许他的谈话。我事后曾想：如果少门就传教士所说一一加以驳斥，或极力宣扬中国文化，夸张“孔孟之道”如何完善，“四千年的历史”如何光荣，听众可能会觉得索然寡味。他的捷才妙语，令我钦佩无已。
同时在密苏里大学肄业的远东学生，除了我们十多个中国人外，还有为数更少的日本、印度和菲律宾人。那两三名菲律宾学生都爱结交美国姑娘，在学业上似乎不甚出色。唯一的印度学生打算学医。他喜欢放言高论，但所说往往不着边际。日本学生和我时常见面的是青木岩。他和我同在哲学系肄业，又在一个宿舍里同住了一年。他同其他两个日本学生（似乎是一学农，一学工）都潜心向学，毫不外骛，他们朴实的态度给我以很好的印象。民国九年我经过日本时已感觉到我们看轻“东洋小鬼”是一个错误，现在我更觉得日本学生的不可轻视。我曾想，如果日本的青年人大部分都像这几个日本留美学生，这个岛国的前途未可限量。从我们中国人的眼光去看，确是可怕。中国同学笑我时时与日本学生来往，送给我一个“亲日派”的徽号。其实我并不亲日而有点畏日。就后来的史实看，我那时的感觉并没有错。看轻日本人而不自策自励才是错误。
我在可伦比亚的三年，第一年与叔玉同住在一家私人住宅里。美国各大学所在的城市里照例有许多大学附近的人家把一间或更多的房间租给学生住，按星期或按月收租金。一方面房主得着一些收入，一方面学生们也得着便利。（学校的宿舍往往不能容纳全数的学生。）中国学生到了美国，住在私人家里可以对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得着亲切的认识，虽然学校宿舍的租金比较上更为低些。第二年夏天叔玉去到哈佛大学，我搬进乐理堂Lowry Hall宿舍去住。这宿舍在密苏里圣经学院Bible College的二层楼上（楼下是教室）。住在宿舍里的学生不限于基督徒，也不限于圣经学校的学生。中国同学除我以外，杜少门、饶引之、陈青筠等几位也曾住过这靠近密苏里大学校址的宿舍。住在这小型的宿舍里可以多与美国学生接触，借此了解他们的生活，同时又可以避免密苏里大学所办大规模宿舍的喧闹。第三年我搬出乐理堂，又住进一家私人住宅，以便“闭户读书”（看参考书，写报告，撰论文）。住在乐理堂宿舍的一年我认识了十多个美国学生，彼此之间都发生了友谊。主管圣经学院的院长是艾德华先生Dean Edwards。我迁入宿舍的时候，他对我说，“欢迎！如果有任何问题，请你随时让我知道”。大约两个月之后，房门上的锁忽然失灵，我到楼下他的办公室去报告他，满以为他要雇一名匠人来修理。不到半个钟头，他自己拿着工具上楼来蹲在门边迅速地便修好了。（我们中国的院长先生们肯“屈尊”去修锁的，大概很少。他们也未必有这样的技能。）
可伦比亚是一个“大学城”college town。居民一万多人当中，有许多以供应密苏里大学几千教员学生生活和工作的需要为业。我们这十多个中国学生平日的言行都颇谨慎，因此当地居民对我们不但没有“种族歧视”，而且颇有好感。民国十一年直奉战起，国内政治波动，政府无暇顾及拨款汇美，交驻在美京华盛顿的留美学生监督处，按月发给清华学生。（那时候我们每人的月费是美金七十元，以为购买书籍文具、交纳房租、支付餐费、略添衣物，以及一切零星开支之用。学费由监督处直接寄交学校。那时美国物价比近年远为低廉，每月七十元足可敷用。如果加意节省，还可稍有剩余。）监督处发信通知我们，叫我们自行暂时设法应付。最初我们几个官费生向相熟的自费生借得一二十元暂充膳费。不料一等，两个月的时间过去了，“黄条”“yellow slip”（监督处每月寄来浅黄色的银行支票）仍旧渺如黄鹤，我们不便老去向自费生借贷，商量之下，决定向我们平日来往的银行去探问是否可以贷给我们一点“信用”借款。我们满以为可能会被拒绝。不意我们把来意说明之后，一位职员便问明所需数目，让我们各写借据，如数照借。所幸不久之后积欠的月费由华盛顿寄到了。我们立刻去到银行归还既无抵押，又不付息的借款，从这一经过可以看出当地人士对中国学生的态度。我在可伦比亚住了三年，初到时确是人地生疏。但不到一年，在市街或住宅区走过，随处都有人招呼我。一九二三年夏初我离开这一个人情温厚的“大学城”时不免有惜别之感。
我辞别了密苏里的师友，并未直接去康乃尔大学所在的绮色佳Ithaca，而转道去伊利诺意州的爱文斯敦Evanston，Illinois，以便进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夏季学校。我的动机是：（一）爱文斯敦是米西根湖Lake Michigan西岸上的一个“大学城”，风景颇好，气候宜人，不像可伦比亚夏季的炎热，可以在此避暑。（二）爱文斯敦南距芝加哥Chicago不过十数英里，乘高线火车很快可达，“观光”美国中部的最大都会极为方便。（三）我在可伦比亚时曾不知自量在史蒂芬学院Stephens College学过两年小提琴，想在西北大学暑期学校中学一点音乐理论。
以我这毫无音乐天才并且年纪不小的人去学小提琴和乐理，诚然是胆大妄为。但我也有一番道理。中国古代的教育除了修己经世之学以外，还包括陶冶性情的“乐教”。在“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中，“乐”也有其地位。孔子能琴能歌。他的门人当中能鼓瑟的至少有曾点和仲由，虽然后者有一次所奏的曲调不合老师的胃口而受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的“喝倒彩”。孔子到了言偃治理的武城，听见弦歌之声，心喜得“莞尔而笑”。南宋以后的理学家才教人“正襟危坐”，把一种养性怡情的正当“游艺”打消了。记得我十来岁的时候听见人吹横笛、弹月琴，心里爱好，表示想学。一位长辈教训我说，“这是下贱的玩意，不可去学”。后来进了学堂，才胡乱学着吹奏笙、箫和笛三种乐器。我的“技巧”当然极其幼稚，不登大雅之堂，但偶然弄弄却可以排闷消闲。到了美国听过当代小提琴四大名手之一，艾尔曼Mischa Elman演奏，为之心怡神往，动意想学。明知有心无手，加以年过二十，绝无学成的希望，但终于从师去学。清华同学饶引之也有同好，于是我们结伴到史蒂芬学院开始受教。年余以后我居然在学生管弦乐队中小提琴第二组，学“南郭先生”“滥竽”充数。学小提琴的成绩虽然毫无足观，我对音乐的兴趣却愈趋浓厚。在西北大学得着一点初步的乐理和作曲知识。到了绮色佳又进绮色佳音乐学校Ithaca Conservatory of Music继续学乐理、小提琴，并且开始学一点钢琴。学钢琴比学小提琴更令我迷惘。顾到右手，顾不了左手，注意到手，忘怀了脚，真是左右为难，手忙脚乱。但也不是绝无所得。浅尝之后，略知其中甘苦，因而增进了欣赏提琴、钢琴音乐的能力。学作曲的唯一“成绩”是战后我应国立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先生之命所撰拟的校歌歌词和乐谱。（谱中和声部分有欠妥之处，曾经专家改正。）一九五七年我回台湾出席“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承季陆先生在他的府上设宴款待，并放听“国立四川大学校歌”的录音，令我回忆起当年在成都川大礼堂听全体师生合唱，“洋洋盈耳”的盛况。
我在密苏里大学曾学过两年水彩画和油画。我们中国人用惯了毛笔，画水彩画不难挥洒自如。美国人不知底蕴，见我上第一课已经用笔纯熟，颇为惊讶，误认我是天才的画家。白尔奇教授Professor Perky甚至劝我专学绘画，要推荐我去纽约的艺术家联会Artists' League进修。我虽感激他的鼓励和提拔，但自知绝非天才，不敢从命。我学画并不是妄想成为一个画家，而只是想增进一点鉴赏艺术的能力。
在爱文斯敦时，我曾在一家小型而“高级”的餐馆每晚去“跑堂”，一则可以借此做一点用手脚而不用心思的工作来调剂终年伏案的生活，暂时免受“四体不勤”之诮；再则可以获得一些收入来补充游历观光的费用。每天下午五点钟去报到，做种种的预备工作，并在顾客未来之前，自己先吃晚餐。九点多钟下工，回到寓所。在开始工作的头几天，一切生疏，不免有些慌乱。有时我竟会把一位顾客所要的菜放在另一位顾客的面前。最令人烦恼的是一群老太太同来聚餐，拿不定主意，才要了这样，马上又改要那样，使我应接不暇，捉摸不定。给小费又少，甚至不给。最好的顾客是一对未婚的青年男女，既容易侍候，给小费又慷慨。跑堂的人不但要小心侍候顾客，并且要博取厨师的好感。我“努力”的结果，居然得着他们的“青眼”。我代客人要的菜，他们尽先办好，并且选用最好的原料。顾客满意，自然多给小费。这是我在两个多月当中，由实践体会出来的“跑堂哲学”。
西北大学暑期学校在八月下旬结束了。我坐火车东去，在巴法洛小住几天，与青年会中学老同学张久香欢聚之后，便到绮色佳去进康乃尔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