绮色佳是纽约州指湖Finger Lakes之一，伽佑湖Lake Cayuga边一个“大学城”。康乃尔大学在湖边的一个山上，正如我重庆家里书斋门上一副对联所说，“颇得湖山趣，不知城市喧”，虽然大学附近有少数图书、文具、衣着、食品等商店和几百家住户。我初到的一年在大学街University Avenue一家私人住宅里租了一间寝室。第二年我在校园外山涧旁边另一私人住宅里租得一房。窗外树木葱茏，泉声泠泠，真有尘飞不到之感。可惜房主因故离开绮色佳，新房主人口众多，没有余房出赁。第三年我在大学心理系怀欣滕Professor Hoisington家里和两个美国同学分别赁房居住。教授是美国西部阿里冈州Oregon的人。他和他的夫人待我们三个房客甚为厚道，几乎像自己家里的人。我们因此都能安居。到我将离开绮色佳时向他们告辞，彼此都有惜别之意。
绮色佳附近地方风景清丽，略有中国江南山水的意味。我和在教授家中同住的哲学系研究生何尔Everet Hall在周末或假日时常去探幽寻胜。我们最欣赏六里溪Six-mile Creek和华金谷Watkins Glen。两处泉清石秀，美不胜收，各极其妙。我也时常去伽佑湖与二三同学泛舟。下面所抄我一九二五年所作的诗词各一首，虽不能为好山好水传神写照，却可以略表我的心赏：
六里溪
高树阴森石径长，林光澄澈度朝阳。
松涵古涧生虚籁，花隐幽岩吐妙香。
啼鸟迎人如款客，结茅许我便为乡。
晚钟山外催归去，小逭劳人半日忙。
摸鱼儿伽佑湖秋夕泛舟
问长湖贮秋多少，晴宵清丽如许。轻舟同泛空明影，约就二三游侣。湖上路，映一带寒烟，翠拥山无数。兰桡慢举。任习习微风，粼粼细浪，相送顺流去。逍遥处，一向登仙化羽。衣襟凉浸秋露。鸣弦娇颤商声起，谁诉愁怀凄楚。愁莫诉。君不见，山风湖月无今古。人生似旅。向客路非长，征尘易散，休叹旅行苦。
绮色佳三年在美好的自然环境之中，良师益友启迪切磋之下，愉快地也迅速地度过。康乃尔大学的哲学系在当时颇有名望。主讲的教授都是唯心论派的著名学者。他们远宗黑格尔，但并不墨守师法。谷徕滕教授Professor Creighton年事最高，声望最著。每年有一百以上的学生选修他的“哲学史”课程。我在密苏里大学已经修过这门课程，现在也随班旁听。此外我选修了他所指导的“形上学”研讨课程Seminar in Metaphysics。可惜不到一年他因病逝世，我竟无缘窥见他学问的堂奥。我受益最多的教授是狄理Frank Thilly、韩莽William Hammond和阿尔比Ernest Albee三位先生。狄理和韩莽教授都曾留学德国。前者专精伦理和政治学，后者专精美学和希腊哲学。阿尔比教授的专长是形上学和英国哲学。他学问渊深，思想缜密。但因他年过六十，患着心脏病，说话声音很低，听来颇为吃力。他上课时，拿着他历用多年的讲稿，缓缓诵读。读了一段之后，他略停一下，问学生有无意见，借以引起讨论。有一天，他发问两三次，竟无人应答。他放下讲稿，微笑地说：“为什么猩猩不说话？因为他们无话可说。”（Why don't chimpanzees speak? Because they have nothing to say.）韩莽教授风度潇洒，和易近人。我除了希腊哲学和美学外，还选了他为增进哲学系学生阅读德文书刊能力而设的一门课程。［所用的课本是温德邦所著的《柏拉图》（Windelband, Plato）。］上课时学生轮流口译书中的文字，误译的地方一一纠正，并且耐心地解释原文的意义。（三十多年以后，我在美国任教时，曾授一门为增进美国学生阅读有关政治思想和制度中文书籍能力的课程。我大体仿照韩莽教授的遗规，幸而不辱使命。）
我到康乃尔大学的主要目的是受业于狄理教授，三年当中我和他接触最多。因为我打算专研政治哲学，他当然被推为我的主任导师。他为我规划一切，极其周详妥善。个人求学的志趣和学业的平衡发展都同样顾到。他指导我，和其他研究生一样，注重思考启发而不偏向灌输知识。他有他自己的哲学立场，但不强人从己。反之，他鼓励学生各人自寻途径，自辟境地。学生所见纵然不合他的主张，只要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也任其并行不悖。我认为他这种“教授法”不仅适宜于指导哲学系的研究生，也适用于其他任何学生。学生固然受益不少，学术本身或者可能因此而日新月异，继长增高。我在康乃尔大学肄业时狄理教授已是六十岁以上的学者。他不但诲人不倦，并且学而不厌。晚餐之后，他经常到大学里他的书斋去阅书或写稿。一灯荧然，每过乙夜乙夜指二更时候，约为晚上十点。。后来我在国内外大学任教，看见若干同人在晚间（甚至日间）“无所用心”，或“博弈”，或“聊天”，因而对于狄理教授的钦佩，不禁历久而愈深了。
狄理教授是我在康乃尔大学肄业时的业师。政治系的恺德林教授Professor George E. G. Catlin给予我的启迪和鼓励也使我毕生难忘。他是英国人，在牛津大学毕业后到康乃尔大学研究院来进修。因为他博览敏思，政治系请他讲授政治思想的课程。于是他同时具有两重身份：政治系的助教授，哲学系的研究生。他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同学。（但我只当他是我的老师。）我在他所指导的近代政治思想研讨课程不时发言，每每得着他的赞许。我交上去的专题报告都蒙他评为甲等（“A”）。我写博士论文时，他悉心与我研讨。我对若干理论问题的看法与他的主张不甚符合，因而时相辩难。他任我自申所见，并不为忤。一九二六年五月我的论文脱稿，他立即介绍到英国出版。我回国之后他继续关心我的学业。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我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他来信劝我向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申请研究补助金，以免浮沉于粉笔生活之中，学无长进。不幸联合会对我研究中国政治思想的计划不感兴趣，因此所请不准，辜负了恺德林教授的美意。中日战争期中（大约是民国二十七或二十八年）他访问中国，到了行都重庆曾探问我的下落。可惜他来去匆匆，我在成都任教，不能赶到重庆去看他。（他的探问引起了一个可笑的谣传，说我在英国留学时曾与英后同学，因此英国代表要探问我。有一个国立四川大学的学生问我是否如此，我才知道有这谣传而得着辟谣的机会。我说：“我是美国留学生，从未去过英国。”）一九五八年他应美国华盛顿大学政治系邀请做一星期的学术讲演。他一到学校便问起我。我那时正在这校任教，听见他来了，便去看他，畅谈了几次。学术、时局，以及康乃尔大学的旧事都在我们谈话范围之内。这是我二次到美一桩最愉快的事。
一年的时间过去了。一九二四年的夏末我的主任导师狄理教授商得有关各教授的同意，让我应主修系（哲学）和副修系（政治）的各门笔试，以及测验法文和德文阅读能力的笔试。我侥幸一一都及格了。这样我算是取得了“博士学位候选人”的资格，可以着手草写博士论文。
当我向康乃尔研究院申请入学时，我遵照佘宾教授的指示，把我的硕士论文寄呈哲学系。狄理教授阅后颇为满意。现在他问我是否愿意写一篇有关政治多元论的博士论文，对这题目做更进一步的研究。我答复他说，不及两万字的硕士论文只做到政治多元论的初步分析。其中第五章阐述多元论的哲学和伦理意义，全文不过三千字，更嫌简略肤浅。我很愿意得一机会试作比较深入的探讨。他说：“甚好，你就这样做罢。”
论文题目决定之后，我从速进行搜集阅读有关的资料，同时再度细看前次用过的书籍期刊。到了一九二五年初夏这两项工作大体完成，论文内容的轮廓也粗具于胸中。我计划（一）写一篇绪论，说明政治多元论与政治一元论历史上和理论上的关系。（二）从法律、政治、经济、伦理、哲学各方面去阐明、分析和检讨多元论，以求对于这新出来的政治学说得到比较完全而真切的了解。（三）作一篇结论去估定多元论在政治思想史中的地位。我写了一个分章分节的论文大纲，经狄理教授和其他导师审阅之后，便着手去写论文的初稿。
若干年后，我也忝任研究院导师。当学生问我应当怎样运用资料，撰写论文的时候，我往往把我自己写论文的经验提供他们参考。我要他们注意，我所用的方法既不是最好的，更不是唯一的，不同的题材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但在一般情形之下，我所取的途径是可以走得通的。胡適先生谈治学方法，曾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名言。我想在假设和求证之前还有一个“放眼看书”的阶段。（“书”字应从广义，解作有关研究题目的事实、理论等的记载。）经过这一段工作之后，作者对于研究的对象才有所认识，从而提出合理的假设。有了假设，回过来向“放眼”看过，以至尚未看过的“书”中去“小心求证”。看书而不做假设，会犯“学而不思则罔”的错误。不多看书而大胆假设，更有“思而不学则殆”的危险。“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不识月而作的白玉盘“大胆假设”，是无论如何小心去求，绝对不能得证的。这个错误的假设，无关宏旨，不至影响小儿本身或其家人的生活。“学者”“思想家”的错误假设，非同小可，可能会产生重大的后果。照我看来，不曾经由放眼看书，认清全面事实而建立的“假设”，只是没有客观基础的偏见或错觉。从这样的假设去求证，愈小心，愈彻底，便愈危险，近年来有若干欧美的“学者”因急于“成一家言”，不免走上这一条险路。杨联教授在一九六○年参加中美学术合作会议（Sino-American Conference on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时曾含蓄地指出这个倾向。他说美国“史学家”的长处是富于想象力（imaginative），如不加以适当的控制，他们可能会“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天际的树林”（mistake some clouds in the sky to be forests on the horizon）。我想这和把月亮呼作白玉盘，同样不足为训。
我所谓放眼看书包括两层工作：一是尽量阅览有关的各种资料，二是极力避免主观偏见的蒙蔽。有关资料可以分为直接的和间接的两大部分。直接资料包括有关研究对象的原始著作。（例如赖斯基的著作是研究政治多元论重要的原始资料。）述论原始著作的文字［例如佘宾教授在《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中所发表的一篇论文《多元论——一个观点》（Pluralism: A Point of View）］也是直接资料。间接资料的范围颇广，一切有助于扩大视界、加深了解而与本题没有直接关系的文字都在其内。比较地说，研读直接资料应力求精悉，参考间接资料宜致其广博。
为研究专题、搜集资料而看书，当然不是漫无目的、无所取舍的“浏览”，但也不可全凭主观，只摘取与己见相符的思想或事实以为证据，而自圆其说，把一切不相符的思想事实，悉数抹杀，予以视若无睹、存而不论的处置，坦白地说，这是一个自欺欺人的下流手法。荀子书中有三句名言：“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我们如果把这三句话改成“以学心读，以平心取，以公心述”便可以作为我们写学术性文字的座右铭。
我幼年时听见家里长辈说，族兄焱文读书，过目不忘，为之羡慕不已。我的记忆力既然不强，只有靠笔记来补助。阅书时看见有重要的文字便随手记录在纸片上。每晚休息以前把当天所得的纸片，按其内容分类，妥放于木匣之内以备日后随时查检引用。到了着手草写论文时，积存的纸片不下数千。事实上我无须取出这些纸片，一一重看。因为书中的文字经我用心看过，用手录过（所谓心到手到）之后，在我的脑子内留下了印象。不能过目不忘的我，采用这笨拙的方法，勉强做到了过手不忘。
一九二五年初夏我开始写论文的初稿。我问狄理教授是否每写一章，送请他审阅，他说不必如此。从平日我向他报告我的研读结果时，他已经知道论文的内容，认为没有问题。他又说：“关于政治多元论的种种，到了现在，你所知道的应当较我为多。我未必对你有多少帮助。何况这是你的论文，你应该根据你自己的心得去撰写。导师的职务不是把自己的意见交给研究生去阐发，而是鼓励他们去自寻途径（to find their own way），协助他们去养成独立研究的能力（capacity for independent research）。不过，如你愿意，可以写好两三章，拿来给我看。”
孔子说“辞达而已矣”。朱熹《集注》做这样的解释：“辞取达意而止，不以富丽为工。”这真是作文的最高原则，写论学的文字时尤其要谨守不渝。我前此写硕士论文和研究报告时尚知谨慎小心，辞求达意，因而侥幸寡过。现在草写博士论文，不知自量，竟妄想在文辞上刻意求工。于是咬文嚼字，写了一篇将近三千字的“导论”，兴冲冲地送交狄理教授，请他过目。两三天之后，他给我电话，要我从速去见他。我一进他的办公室便知事情不妙。他面带怒容，从书架上拿起我的草稿，扔在桌上，说了“这完全不行”（This wouldn't do at all）一句话之后，便坐着默然不语。我只好拾起草稿，悄悄地退了出去。我知道他原来对我期望颇殷，现在我却使他大失所望，难怪他生气。我那时心里的难受，真是无辞可达。回到寓所，“闭门思过”的结论是，导论所以“不行”，完全由于我违背了“辞达而已”的教训，妄想刻意求工，反致弄巧成拙。补救的唯一方法是重新另写。一个多月以后我拿着重写的导论和第一章“多元论与法律”（后来定稿时分为两章）的初稿，去请他审核。过了几天我去见他时，他高兴地说：“这就是了。你放手写下去，不妨等全稿写完后拿来给我看。”
从一九二五年八月起，我把绝对大部分的时间用在写论文上。所幸写硕士论文时我已习惯在打字机上起稿。这比先用笔写，然后用打字机誊正，既节力而又省时。初稿完成后我仔细一再修改，到了次年五月初，长约八万字的论文才算脱稿。狄理教授和其他几位导师阅过后认为满意。我录成正本，送呈研究院。论文工作于是终结。恺德林教授把论文介绍到伦敦奇干保禄书局（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Ltd.），请编辑部考虑出版。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秋天我在上海任教时接到书局来信，决定把我的论文付印，并列为“国际心理学哲学及科学方法丛书”（The 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Psychology，Philosophy，and Scientific Method）之一。我当然喜出望外。一篇毕业论文一字不改，由英国一家重要书局出版，这已是难得的机缘，同时收入一套著名的丛书，与八十多种名著，如梁启超《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英译本、罗素《物质的分析》（Bertrand Russell, The Analysis of Matter）、柯复嘉《心的生长》（K. Koffka, The Growth of the Mind）等并列，于我更是无比的殊荣。纵然我的幼稚作品羼入其间，无异“狗尾续貂”，我仍禁不住欢欣鼓舞，增加了研究写作的自信心。狄理教授的策勉、恺德林教授的提携，使我感谢不尽。
章实斋曾这样说：“人生禀气不齐，固有不能自知适当其可之准者，则先知先觉之人，从而指示之，所谓教也。教也者，教人自知适当其可之准，非教之舍己而从我也。”如果大学教育的功用不只是教师把已得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而是前辈指引后辈，使能各就其适可之准，向着学问之途，分程迈进，狄、恺两位教授可以说对我用了教育家最好的方法，尽了教育家最高的责任。
我在康大肄业三年，最大部分的时间用在选修课程和草写论文上面。但我有一些余暇去听学术演讲，欣赏著名音乐家的演奏，到绮色佳音乐学院去学音乐和与三五同学去观山玩水。最值得追忆的学术演讲是一九二四年秋天（或次年春天，不能确记了）杜威先生应法律系的邀请，来校讲“法律与逻辑”（Law and Logic）。除了法律系和哲学系的学生外，别系的学生去听讲的甚为踊跃。一间可容五百多人的讲堂完全坐满，来迟一点的只好站着听讲。名重一时的杜威先生似乎不擅长演讲。他站在讲台上，把讲稿放在桌上，俯首低声，一句紧连一句地读着。我聚精会神，倾耳谛听，勉强了解他所讲的大意。我想听众当中定有不少人同我一样，听得十分吃力。第二次演讲时，来听的学生不过第一次的半数。到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演讲时，讲堂里的座位三分之二是空着的。我听讲所得，除了略知杜威先生对于法律的见解外，发现演讲的一个大忌：埋头念稿，旁若无人。我还有另一收获。拥有五十多个会员的康乃尔大学中国学生会派我去邀请杜威先生来茶会，借以向他表示敬意，并向他请教有关治学为人的问题。他慨允到会，与我们随意谈话。诚恳温厚的风度，使我们十分敬爱。我曾问他中国积弱的主要原因何在。他的答复是：“中国文化过度了。”“（China is overcivilized.”）言简意赅，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