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织英在上海过了旧历丁卯岁的新年，带着女仆张妈于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二月上旬乘沪宁路和津浦路的火车启程北上。到了天津车站时叔玉已在那里等候。在他照料之下，我们雇了几辆人力车一直去到八里台南开大学的百树村三号教员住宅，很快就安顿妥当。他们夫妇带着女儿住在六号里，与我们的寓所相隔两家。文学院长黄子坚（钰生）先生住四号，是我们的紧邻。（半年之后我们搬住九号，与叔玉仍隔两家，与黄宅却隔了四家。）
第二天上午黄子坚陪我去见校长张伯苓先生，并介绍我给注册课主任伉乃如先生。伉先生名义上是注册课主任，实际上所负的职务超出“注册”的范围。他与我商定我所授的课程：“政治学概论”“比较政府”“法理学”。前两门是全年的课程。徐谟先生教了上学期，我接着教下学期。“法理学”是半年的课程，本定徐先生讲授，现在由我来承乏。我第二年所授的课程是“中国政治思想”“西洋政治思想”和“社会演化论”，三门全年的课程。［沈仲端（乃正）兄受聘到校，“政治学概论”和“比较政府”改归他讲授。］我每星期共授九小时的课，教学工作不算繁重。但“比较政府”“法理学”和“社会演化论”都是我不曾教过的课程，必须从头做收集教材和组织讲稿的工作。所幸我在密苏里大学肄业时曾选修“社会学”“人类学”和“生物学”等课程，对于演化论的学说略知其梗概。后来准备写硕士和博士论文时，对于政治理论和制度，以及法律理论和制度，曾广泛地涉猎过。因此准备教材虽然感觉吃力，尚不至茫然无从着手。政治学和政治思想曾在上海教过，但所用教材比较简单，并且只够一学期之用。现在所授的“政治学概论”是全年的课程，我用的教材必须与徐先生在秋季学期所用的教材相衔接，因此必须重新准备。“西洋政治思想”的教材，准备起来比较容易，但仍要用一些时间去整理。“中国政治思想”没有现成的教材，必须全部搜辑编排。这样一来，我每星期虽然只授九小时的课，所用于准备教材的时间大约五倍于此，伏案工作时常要到子夜。两年半勤慎将事，总算平稳度过。我向学生所讲不能说含有新知创见或高深学理，但自问还不至于捕风捉影，曲解臆说。
南开在那时是华北一个规模虽小而地位不低的大学。张校长得严范孙（修）、范静生（源廉）诸先生的力助于民国八年（一九一九）成立南开大学。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大加充实，改文、理、商三科为文、理、商三学院，分设历史、政治、经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商学、会计、统计、银行等十一系。同年秋天，卢木斋（靖）先生捐款十万银圆建筑的木斋图书馆落成。我到校的第二年恰好躬逢其盛。张校长和华午晴、孟琴襄、伉乃如等几位干部人员，努力多年，创造了“白手兴家”的奇迹。他们脚踏实地，不骛高远。招生既从严格，开设课程也宁缺毋滥。学生专心向学，教员认真授课。教员的人数不多，但多有实学专长。我厕身其间，不敢不格外勤勉，冀图追随。《学记》说得好：“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我在自己做学生时已经有了学知不足的经验，教然后知困的道理现在才能亲切地体会。“自强”照郑注的解释是“修业不敢倦”。为求不使好学的青年对我不过于失望，我必须修业不倦，充实自己，弥补自己学问的漏洞。我在教，我也在学。在两年半当中，我不敢自信学问有多少长进，但确曾获得师生切磋、教学相长的益处。
我不曾变作毫无生趣的书虫。这很辛苦的两年半也是很快乐的两年半。除了读书之乐外，我还有友朋之乐。同事当中不但有谊比同胞的堂兄叔玉，还有在美国已先熟识的旧友何淬廉兄和到南开方才熟识的新知蒋廷黻、李继侗、沈仲端、姜立夫、饶树人诸兄。其余的同人也相处甚得，融洽无间。学校把百树村十号房屋的一部分作为教员俱乐部。晚饭之后，我们随意去那里喝咖啡、谈天、或做各种游艺，借以稍纾一天工作的疲劳。（“集体象棋”是我们最欢喜的游艺。两人坐下对局，其余的人一哄而上，分别站在当局者的背后做义务参谋。这种集体下棋的基本教条是“观棋不语非君子”。当局者集思广益，从谏如流，尽可无为而治，维持“胜固欣然，败亦可喜”的风度。）大约一个钟头左右，我们尽兴而返，回家去继续做研究工作（如廷黻兄）或加紧预备教材（如我自己）。
好景可惜不长。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的秋初，叔玉继廷黻之后，应清华大学之聘，离津赴平。生物学教授李继侗兄不久也移讲清华。恰好沈阳东北大学工学院院长高惜冰兄受文、法两学院之托到平津来延聘教授，我也在被邀之列。惜冰是清华学校庚申级的老同学，我当然乐于应命。我本来也想到关外去看一看，东北大学的邀请，给我一个机会去达成这个心愿。（去年南开组织一个以经济为对象的东北考察团，我未曾参加。）叔玉脱离南开，可以说是不欢而散。学校当局对他的态度，不能令人满意。这增加我脱离南开的决心。五月中学校发出下年度的聘书。除叔玉外，所有我们相熟的人都加薪十元、廿元不等。叔玉来对我说，“我在这里五年了，这回仍没加薪。我想这是他们对我示意，我不能赖在这里了。”廷黻接到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邀请，来商谈去就问题，听见叔玉被学校冷落，大为不平。他对叔玉说：“我们同去清华好了。”不久之后，清华大学经济系来信敦请叔玉。叔玉的学问专精而踏实，他在南开教书（和后来在清华一样）极其尽心，阐述学理，条分缕析，征引事实，翔实确当，很得学生的信仰。为什么南开当局不设法使他安心久住？这确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张校长认为我们这几个人他去是因为南开的薪给太低。待遇不丰，诚然是事实。五口之家的同人，有时会入不敷出。然而我们谅解学校经费不宽的苦衷，平日并无怨言。我不能接受张校长的解释。
民国十六年九月三日清晨，天津妇婴医院来电话到南开通知我，织英已经分娩，生了一个儿子，大小平安。同人听见这消息的向我道贺。我那时是快满三十岁的人了。我虽然不曾怀着“有子万事足”的传统心理，当然也很喜欢。我上完课后便赶到医院去探望妻儿，并向接生的丁懋英大夫致谢。回校途中诌了三首诗，抄在下面，以见我当时的一些感想：
生子诗
生民万千世，代谢如草木。
父子命相承，华实种相续。
大哉造物心，天理托人欲。
嗟我四方人，糊口生计蹙。
不辞有家责，苟逃无后辱。
继往开来事，我未能免俗。
却笑厉生子，夜起劳爇烛。
我生不逢辰，孩提伤孤苦，
母死父远游，茕茕依我祖。
祖死父又亡，行年未十五。
转瞬忽三十，一索今得汝。
哀哉无父人，如何为人父。
仰事义已阙，俯畜责宁拒。
鞠尔尽微劳，小报亲恩巨。
愿汝能成人，为祖光门户。
凝眸儿一笑，傥已解吾语。
吾族昔素封，吾祖安清贫。
吾父继先志，所事在润身。
谋生贵食力，读书希有闻。
前人贻此业，传世非金银。
受之勿敢坠，授汝冀能勤。
饱食儿莫啼，贤祖宜佳孙。
民国十八年七月十五日，织英在妇婴医院产一女。我作了一首七言诗：
生女诗
世俗从来贱女子，推恩不足计利过。
生女弄瓦男弄璋，产女则杀男则贺。
岂知天道兼阴阳，以柔克刚女为大。
男女俱出父母怀，娇女绕膝尤婀媠。
富家生女掌珠擎，贫家生女天花堕。
纵无百篇中郎书，犹办三冬窗下课。
辨诗续史俟他年，啼笑先与吟声和。
告语荆妻宜喜欢，文褓偎依共安卧。
［“克、绍、敷、敏、笃、庆、锡、光”是我们高祖以下各代人的“排名”。我和各房兄弟们是“笃”字辈，我们的子侄是“庆”字辈。我们的儿子取名“庆熙”，女儿取名“庆华”。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十月二十三日我们又得一女，取名“庆燕”。］
十八年九月初我们离开天津的时候，庆熙刚满两岁，庆华还未满两月。幸好有忠心而得力的张妈和曾在侨居天津薛家服务多年的男仆老胡，伴着我们大小四口，坐上平奉路的火车出关北去。那是一个颇有秋意的阴天。一个曾在我班上听讲的学生马奉琛，探知我们启程的时日，独自到车站来送别，并帮着照料一切。热肠古道，十分可感。
东北大学是一个成立未久的学校，建筑尚属壮丽，内容却有待充实。校园靠近北陵（清太宗昭陵），共设文、法、工三个学院。教员住宅是用水泥和火砖建筑的西式平房，颇为舒适。学校对从关内请去的教授颇为优待。名流如章行严、傅治芗、梁漱溟等也在校中讲学。清华同学陈青筠（钦仁）、孙小孟（国华）、张子缨（忠绂）、梁思成等先后来东北任教。小孟兄嫂是我们的紧邻，几乎每天见面，不时互相往来。我授课不多，只教“政治学”和“西洋政治思想”两门，每星期共六小时，颇有余暇，约同小孟诸兄到松柏参天、气象宏伟的昭陵去散步，到“日本地”去观察强邻政治经济侵略的现状，到沈阳城内的商店去购买用品食物或饭馆去便餐。（城内“杏花村”的糖醋脆皮黄鱼，味尤隽绝，堪称关内外第一。）东北学生的程度与上海“野鸡大学”的学生相比，可以说是难分轩轾。他们似乎还能用心听讲，对我也尚有好感。（孙小孟兄和我班上的学生，知道我们于学年结束后即将离校，曾举行一个餐会，表示惜别之意。）
张学良是东北大学校长，但学校的行政实际上由副校长总揽。工学院长高惜冰是学纺织工程的留美学生，可以说是“内行”。文学院和法学院两位院长的政治色彩似乎比较浓厚，整个大学好像都带着一点官府的气息。如果我们说南开办事的效率过高，我们只好说东北行政的效率太低。举一件小事为例：我在天津动身以前曾电知法学院长臧哲轩（启芳）先生我到校的日期，到校的那天我去到法学院和总务处的办公室去接洽，都不得要领。最妙的是，当我说明来历并表示想见院长时，一个职员说：“拿名片来。”我把名片递给他，一看上面只印有我的姓名，并无显赫的头衔，便把名片往桌上一扔，说“院长不见”。最后我到工学院找着了惜冰兄，经他派员陪着我去见了法学院长，一切问题才迅速而顺利地解决了。（照张子缨兄所著自传《迷惘集》中所记他在东北大学所遭逢的一切看来，我比他幸运多了。）
开学不久，校长设宴款待新到的教授，约请各院长、系主任和一部分旧教授作陪。这是一个场面不小的宴会，张学良和他的夫人于凤至都在座。从他的言谈举止可以看出“张少帅”不是一个具有特殊才智或崇高理想的人。他与鸦片吗啡结了不解缘，这是公开的秘密。（后来经上海闻人杜月笙苦劝才戒除了。）他袭“张大帅”的余荫，遇着“时势造英雄”的机会，成了东北的风云人物。其实他根本上是一个“纨袴子”，也是一个“昏小子”。这从他若干人所周知的行动可以推断。有一件很少人知道的事，也可以作为他品性的写真。当我在东北任教时，梁思成、林徽音夫妇也在那里任教授。“少帅”见了这位女教授十分倾倒，嘱人向她致意，请她做家庭教师。她婉辞谢绝，等到课务结束，立即同着丈夫离开东北。
民国十九年春天，燕京大学政治系主任徐淑希兄欧游完毕假道苏联，经沈阳回北平。他听说我在东北大学，特地来看我，当面约我下学年去燕大任教。我本来打算在东北只教一年，淑希兄的盛意，我当然乐于领受。
燕京是一个教会所办的大学，与上海的圣约翰、南京的金陵、济南的齐鲁、成都的华西等校性质相同，地位略等。我曾在教会中学肄业，现在到教会大学教书，这或者可以说我虽不信教而与教会有缘。燕京的校长（chancellor）是前清翰林吴雷川先生。（照那时教育部的规定，外人在中国所办大学的校长必须是中国人。）行政实权操于副校长（president）在中国生长美籍传教士司徒雷登先生（John Leighton Stuart）。燕京虽是教会所办，招收学生、聘请教员，并不限于基督徒。（神学院当然是例外，全体师生都是基督徒。）学生来自国内各省以及海外各地。教员有不少是外国人。因此校内的“洋味”远比南开、东北为重。有些学生（尤其是来自海外的学生）家境富裕，男生固少穷酸之态，女生更多装束入时。家境清寒的学生似乎为数不多，因此校风也不及南开朴素。学生的程度，一般说来，与南开不相上下。他们的英文程度优于南开的学生，中文程度则有逊色。（这当然有例外。中文系的高才生顾随，颇有才华，尤工填词。我最欣赏他在《燕京周刊》发表的一阕《采桑子》：“赤栏桥畔携纤手，头上春星，脚下春英。隔水楼台上下灯。栏杆倚到无言处，细味人生，事事无凭。月底西山似梦青。”）
淑希兄与我商定，我在到校的第一年授“政治学概论”和“西洋政治思想”，第二年授“概论”和“中国政治思想”。“概论”本来由他自己讲授。（照美国大学一般的习惯，各系的“概论”课程，例由系主任担任，以便奠定学生进修系中其余课程的基础。）现在他让给我教，我极感谢他对我的信任。［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夏天，我在淑希兄的办公室商谈功课时，一个新招收的一年级女生来表示愿进政治系。淑希说：“你去选修萧教授的‘政治学概论’，能够及格，我便让你进政治系。”］
燕京教职员住宅和宿舍共有三种。一是在校园以内，“燕东园”和“燕南园”新建的西式住宅，二是朗润园里前清建造的中式房屋，三是学校购置或租赁，散在学校附近的民房。第一种的“洋味”最足。第二种的环境最美。（朗润园是前清某贝子的别墅，其中有池台花木之胜。）第三种最方便。朗润园里适宜住家眷的房屋不多，都已住满，仅燕东园和成府村里各有空房一处。我们选了后者，于是便在成府书铺胡同三号住着。这是一所建筑坚固而格局开敞的两进住宅。史密教授（Professor Smith）一家住前进，我们一家住后进。我们这一进的正房坐北面南，一排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当中有一个约四丈见方的院子。此外还有浴室、厨房，男女仆卧室各一间。我们一家大小四口，加上男女仆各一人，住在里面，绰有余地。我把西边的厢房用作书斋。窗外古藤一架，西府海棠两株，把这三间小屋点缀成读书的胜地。学校早已装设了电话、电灯、自来水、抽水马桶等设备。这样一来，我们的寓所便有“中体西用”的妙处。我去上课，由校园的侧门进去，走过顾随词中所说的“赤栏桥”，沿着“未名湖”岸，面对西山的远影缓步前进，大约二十多分钟可以走到教室。有时因事，晚间赴校，走过未名湖便可以看见“隔水楼台上下灯”的景色。
燕京的教职员几乎每星期都有“联欢”性质的各种聚会。内子素不喜交际，我想尽量利用时间去看书，也怕应酬。我们万不得已才去参加这些活动。但我们并不闭门索居，也有一些互相来往的朋友。其中见面最多的是任宗济兄。（他是清华学校辛酉级的同学，我们在清华肄业时已经相识。他现在燕京经济系任教［注］。）我们从沈阳到了北平，一时尚不能迁入燕京大学的教员住宅，只好在城内暂时住下。碰巧他受了清华同学会的委托，经管城内骑河楼的会所。承他照拂，让我们在会所的宿舍里租房栖身。环境既佳，租价又廉，我们一家受惠不小。到我移住书铺胡同之后，他时来看望我们，我也抽空到他的朗润园寓所去看他。每到周末，如果他没有应酬，我便约他过来便饭长谈。法律系教授郭云观先生也是和我时常见面的朋友。他曾历任法院推事、庭长，退而讲学，不但法学深湛，而且见解明通。读好书是开卷有益，与他接谈可以说是闻声有益。偶然兴到，他也走笔作诗，时有清逸隽妙之句。“一事年来差可思，借人庭院看西山”便是一例。淑希兄与我见面的时候很多。但他是一个忙人，除了授课以外，他还要从事著作，指导学生，主持系务，出席校院各项会议。因此我们闲谈的机会较少。我们在燕京的交游不广，但并未闭门谢客。
民国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我们的次女庆燕在成府书铺胡同寓宅出世。我们到北平的时候，织英早已有妊。经燕京校医李大夫（Dr. Learmouth）检查，判断分娩当在十月底乃至十一月初，并嘱于十月二十五日再去诊察，准备送进医院。二十二晚就寝后突然发动，承李大夫冒夜赶来，断定来不及送医院，只好在寝室里生产。到了次日黎明的时候，我们的二女儿便平安地降生了。李大夫是校医，例不收费。我们随后送他一件比较精致的小花瓶，略表我们谢意。
我在燕京本有久留的意思。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中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任浦逖生（薛凤）兄约我去任教。逖生是老友，清华是母校，图书设备远胜燕京，学术水准也较燕京为高。叔玉、廷黻、继侗、刘崇乐（清华庚申级友、康乃尔大学研究院同学，一九二六年与我同时得博士学位）诸兄都在清华。我当然不愿放过这个任教母校的机会。但燕京下学年的聘书已经送到，淑希兄正休假在国外考察，我无法跟他商量，任宗济兄劝我就聘清华。代理政治系主任客座教授柯先生（Professor Corwin）坦白而诚恳地对我说，“为系里着想，我不愿让你离去；为你本身着想，清华的邀请确是值得考虑的”。当我尚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法学院长陈先生派人到教员休息室来请我到他办公室去谈话。我下课之后，准时前去，鹄候了半个多钟点，才见着他。他说：“我们的聘书已经发出，你不能他就。”我问他：“教员接着学校的聘书，是否可以考虑受聘与否？”他答复我说：“可以的。他们不愿受聘，学校并不勉强他们。”我说：“既然如此，我只有退还燕京的聘书了。”事后我把这一次对话报告给宗济兄，他说：“这毫不足怪。政治（徐）和经济（陈）两系之间历来很有误会。”（秋初淑希兄回校，我去看他，说明脱离燕京的原因，并请他原谅。中日战起，他放弃教学生活，服务于外交界，历任驻外使节，把他的专门学识贡献给政府。燕京迁往成都，政治系主任兼法学院长改由吴其玉先生担任。他约我回校任教，直到战事结束，学校迁回北平为止。）
［注］ 任宗济兄在抗战结束之后曾一度在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任职。此后曾任驻长崎“领事”及“中央信托局东京办事处”主任。一九六八年病逝，得年七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