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国二十一年九月起，到二十六年七月止，我在清华大学任教五年。我感谢浦逖生兄给我机会在学术空气浓厚、图书设备丰富的环境中，加紧努力于教学相长的工作，加速推行研究中国政治思想的计划。
那时候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阵容”颇为整齐。在我到校以前，系里有四位教授：浦逖生（政治学、政治思想），张奚若（西洋政治思想），钱端升（各国政府），王化成（国际公法、国际政治）。我到校之后，逖生让我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和当代西洋政治思想。陈之迈兄不久来校讲授中国政府，并于端升移讲中央大学之后，接着讲授各国政府。
我每星期授课六小时，有充分的时间去从事研究。我授当代西洋政治思想的办法是这样的：每一学生除了到堂听讲、期终应考外，必须阅看我所指定和他们自己搜寻到的参考书，并须在学年终了以前，就研读所得，作一篇专题报告。（我极力鼓励他们在教室里提出问题，以便大家讨论。但他们多“三缄其口”，很少发言。）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方式大致与此相同。为便利学生做进一步的研讨起见，我从许多书籍里摘选有关的资料，交人抄出，印成“讲义”，随堂发给他们。（同时我选择若干重要的原书，列为指定参考书。）可惜抄录和排印的进度都颇迟缓。清代的资料，抄写未竟，“七七”变起，无法继续完成。所幸已经印成从先秦到明末总共一千四百多面的资料，我存留了一份，给我后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撰写不少方便。
清华学生阅读和思想的能力都不弱。他们肯用功，不只是因为想得“积分”，而是对学术发生了兴趣。这可以从他们年终交来的研读报告看出。他们多能把握各自选定题目的重心，根据阅读参考书的心得，写成论证中肯、条理分明的文字。这些报告，我评阅之后，全数发还他们，以备他们自己日后参考。我事先对学生说：作研读报告的意义，不在“应付功令”，而在培养研讨的能力和取得写作的经验。选择专题应当以本人的兴趣为标准，撰写报告应当以写成的文字有日后参考的价值为目的。换句话说，现在写一篇报告，实际上是在自己治学的初基上安放一撮泥土、一块砖石，这样才不至于虚费时间，徒耗心力。因此你们的报告，我仔细看过之后都交还你们。作得好，你们自己受用。作得不好，你们自己吃亏。“分数”的多少，“等级”的高下，不过是一时得失，没有长远的意义。学生们显然赞成我这主张，他们交来的报告都不是敷衍塞责的作品。例如中国政治思想史班上历史系学生陈锹（字壬孙）作了一篇《戊戌政变时反变法人物之政治思想》，经《燕京学报》的编者在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六月出版的第二十五期中发表，于是成为一种有用的参考资料。
在政治系的同人当中，逖生兄待我最好。他凡事为我设想，研究上需要的资料和教学上所需要的便利，他都有求必应。例如图书馆未曾购藏的书籍，他派人通知书肆，送来让我选购。又如收集参考资料时，他为我雇人抄写。端升和化成起初对我较为冷淡。我想或者他们觉得一个学哲学的人“半路出家”，混进政治系教课，不能和“科班出身”的政治学者一样看待。后来发现我对政治思想尚略知一二，也就把我算作“自家人”了。奚若对我最初似乎有点疑忌。他在教室里对学生讲，中国没有值得研究的政治思想。言外之意，当然是任何人讲授中国政治思想，无异于捕风捉影，大言欺人。我听他的“高论”，只好付之一笑。廷黻为我抱不平，在《独立评论》发表的一篇论文里讥笑留学生回国大谈洛克、卢梭，对于中国文化和历史却不能置一词。不久以后，逖生兄无意中给我一个化“敌”为友的机会。奚若于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或二十三年（一九三四），现在不能确记了］休假出国，赴欧游历。北京大学法学院长周枚孙（炳琳）先生恳请逖生去北大代奚若讲授西洋政治思想史，逖生因为自己很忙，并且认为系主任不便在外兼课，荐我去代授。我虽也极不愿意去，但因逖生力劝，只好应承。这班上一共有三十来名学生。授课一星期之后，校内校外陆续到来旁听的学生，挤满了一间容积并不太小的教室。我的表演似乎还算不坏。学年快要终了之前，周枚孙到清华来看我，要我下年继续讲授这门课程。我说：“奚若不久就要回国了。他似乎不曾表示不再继续在北大授课，我不便接受你的邀请。这是要请你原谅的。”奚若回国不久便来看我，把他多年珍藏，十九世纪法国学者雅勒（Paul Janet）的名著《政治学史》（Histoire de la science politique）送给我。我相信这是他对我的友谊表示。
民国二十三年廷黻休假，到欧洲各国去研究考察。他把编辑《中国社会及政治学评论》（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的任务交给我代理。这是当时颇有声望的纯学术性英文季刊。我谨慎从事，把全年四期，按时印行了，虽然约稿、阅稿、校对等事占了我不少的时间。其中最难的工作是阅稿。有人误认编者（editor）的责任只限于征求稿件、甄定去取、编排次序、交工印刷等事。其实照各国的习惯，编辑工作（editing）的重要项目之一是为作者改正稿中的“笔误”。这是劳心费时而不一定讨好的工作。编者当然无权任意修改来稿，比较重要的错误或疑点，必须与作者商定后才可着手订正。但编者也不可借口“文责由作者自负”，把稿中错误的字句，照样刊出。二十四年八月廷黻回校，我把已经编好下年首期的稿件交给他，才卸下我的责任。
清华同人当中，见面较多，交谊较深的，除了叔玉、廷黻、逖生诸兄外，还有李继侗（南开旧友）、吴雨僧（名宓，西洋文学系）、孙小孟（名国华，心理学系）、赵守愚（名人儁，经济系）和陈岱孙（名总，经济系主任兼法学院长）。这些朋友当中与我晤谈最密的是吴雨僧。他是我到清华以后才相识的，虽然我早已知道他是美国“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教授（Professor Irving Babbitt）的高足。雨僧的文学主张，大体上宗奉师说而不墨守其枝节。他治学为人都带着严肃的态度。虽然我的性格与他显然有异，虽然我没有实在的文学修养，却蒙他不见弃，过分奖许。他在《空轩诗话》里说我与他“论道论文论事，皆极深契合，盖皆有取于西洋之积极的理想主义”。他鼓励我学作诗，甚至把我不成熟的作品录入《吴宓诗集》或“印授清华学生”。
雨僧早年由“父母之命”跟他的表妹陈女士结婚。她是贤妻良母型的旧式妇女，而且知书识字，无愧大家闺秀。但雨僧倾心于一位留学美国的“海伦”女士，断然与发妻决裂，独居清华园“工字厅”后进的教员宿舍。（这便是《吴宓诗集》中所提到的“空轩”。）他不满意于陈女士的理由是“彼此不相了解，便不能有真纯的爱情。继续同居，等于继续侮慢双方的人格”。我曾婉言劝解，他始终坚持他的“立场”。民国二十三年他作了《落花诗》八首。我和作的第三、第四两首便是针对他的立场而加以讽劝的：
学炼还丹拟出家，翻歌金缕惜年华。
欲填恨海三生石，拼折神山一现花。
碧落渺茫思凤翼，红尘迢递阻鸾车。
刘郎且饱胡麻饭，再访天台路已赊。
（自注：相由心造，方寸如来。舍己从人，宝山空手。）
闻道蓬莱日月长，碧天云海远难航。
瑶池树是千年种，珠阙星添七宝妆。
修到女牛还恨别，藐如姑射本无郎。
仙源水送桃花去，岂独人间解断肠。
（自注：理想果能实现，未必遂无欠缺。）
那一年的春末夏初，他收到海伦女士由上海发出的电报，要他快去上海，有事商谈。他对我说：“我正忙于完成诗集的编订。中华书局屡次来信催稿，上海只好缓去。”我说：“雨僧，照我猜想，这电报的关系重要。你何妨快去快回，编稿的工作不至延误太多。”他坚决地说：“我回电给她，稍缓去沪。”大约一个月之后，报纸上登出了海伦将与某巨公次年新岁结婚的消息。雨僧悔愤之余，作了三十八首《忏情诗》以示意。此后他既不与原配陈夫人和好，也不再图婚娶。抗战期中，只身入川，在暂迁成都的燕京大学任教。我时常去与他倾谈，希望能够略解他的苦闷。战后他仍回清华。一九四九年后，音尘隔绝，传闻他已于一九五八年前后病殁。往日“空轩”论文之乐，竟成隔世。追思故人，为之伤感无已。
清华五年的生活，就治学的便利和环境的安适说，几乎接近理想。我们一家大小五口初到清华时住在“老南院”二号教职员住宅里。叔玉一家住在六号，彼此相距很近。一年之后，“新南院”教职员住宅落成，我们迁住六号。这是一所西式的砖房，里面有一间宽大的书房，一间会客室，一间餐室，三间卧房，一间浴室。此外还有储藏室、厨房和厨役卧房各一间。电灯、冷热自来水、电话等设备，一概齐全。陈岱孙是我们的紧邻。俞平伯、闻一多、潘光旦的住宅都相距不远。我在住宅前的一大片空地上种树栽花，五年“灌园”的工夫，把原来不毛之地变成了一个花木扶疏的小园。这是我课余消遣的主要活动。清华园离西山不远，周末或假日我们有时结伴去游卧佛、秀峰、碧云等寺。颐和园也是我们游踪所到之地。学校离城虽不算近，城内的名胜，如雍和宫、故宫、三海、陶然亭等处，我们也时去游览。正阳楼、东兴楼、便宜坊、馅饼周等著名餐馆和小吃店我们也偶然去照顾。至于到琉璃厂书铺里去“访书”或到东安市场去买食物和用品，那更是进城时的重要节目。
清华的师生们享受多年的“清福”，不能在全国动荡的局势中长久维持。怀着独霸东亚野心的日本军阀，眼见北伐完成，中国快要踏上统一的道路，于是先发制人，加紧对华武力侵略。清华园里的安静生活，不久便消失了。
从民国二十年起，日本屡次挑衅。二十年日军攻沈阳（“九一八”事变），二十一年攻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二十二年（一九三三）攻热河、侵通州、迫北平，二十五年（一九三六）攻丰台驻军，二十六年攻卢沟桥驻军（“七七”事变）。步步进逼，事态严重。中国政府因军备未充，不肯轻举妄动。
民国二十六年春间，学校当局已准备于必要时迁徙到安全地方，继续开学。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先生表示，如清华迁到长沙，他愿尽力协助一切。学校于是决定迁湘，与北京、南开两大学合办临时大学。法学院长陈岱孙告知我这个消息。我说，长沙自古是兵战必争之地。日本侵华，其目的恐怕不只在占据沿海各省，而有深入内地的企图。万一不幸，长沙撤守，学校不免再度播迁，损失必更重大。似乎可以考虑迁往成都。远在西边，敌人不易攻达。四川人士向来看重文人，当地的军阀也非例外。不妨与省政府一洽，我想他们也会表示欢迎。岱孙说，迁湘已成定议，恐怕难于改变。况且迁徙计划，牵涉北大和南开，清华也不便另出主意。（事后才知道我不幸而言中。临时联合大学的师生到长沙不过四五个月便又远道跋涉，迁往昆明。中央大学迁到重庆附近的沙坪坝。燕京、金陵、齐鲁、光华等大学迁到成都。这些学校都不曾再度迁徙。）
赵守愚兄问我有何打算。我说，我本有下年度申请休假，出国观光的打算。现在局势如此，只好作为罢论。中英庚款董事会有一个充实内地高等教育的计划，杭立武先生曾约我去成都，在国立四川大学担任“中英庚款讲座教授”。我本来有点踌躇，现在我决意应聘。不敢说对川大有何贡献，但借此避寇，并得一个旧地重游的机会，于我个人却有许多方便。守愚说：“杭立武也约过我。我对于长沙之行也不感兴趣，我们一同去成都罢。”我说：“好极了。我们结伴前去，彼此都有照应。”
我们正待收拾行李，做离开北平的准备，日军于七月七日突然在卢沟桥攻击中国的驻军，当天清晨又派飞机轰炸南苑驻军的营房。清华园里可以听见炮声枪声。为策安全起见，学校通知教职员携带他们的家属，分别到指定的大厦底层去暂避，晚间才各回住宅。（我们一家被派在图书馆底层。某天下午，图书馆门外落下一枚直径约四寸的炮弹，幸未爆炸。）这个紧张局势，延续了二十几天。到了七月二十八日宋哲元率部悄然离平，第二天赵登禹、佟麟阁阵亡南苑，战事方才停止。那时敌人已经占据了北平和附近的地方。清华园前后门都有持枪的“皇军”把守，但并不禁止校内的人出入。七月三十日上午，我们一家雇了车辆，携带随身行李，出校进城，在预先订妥的一处民房住下。当天下午我独自雇车到新南院住宅里搬出了一些书籍和用具。五年的清华生活，于是告终。此后更没有再到母校的机会了。“教学等于再学”（To teach is to learn twice.），苏伯（Joseph Soubert）的这句话和中国的古语“教学相长”可以说是异曲同工。我从民国十五年在上海任教起，到二十六年离开北平止，“教”了十一年也“学”了十一年。我曾经任教的每一个大学都多少给我以新见解、新知识、新经验。给我最多的是清华大学。不只是因为我在清华的时间最久，更因为清华的学风和设备都最好。我“再学”的成绩，当然不坏。从前我在清华学校肄业两年，后来又在清华大学任教五年，这“再造”的大恩是无法忘却的。
在政治系与我共事的几位朋友也脱离了清华。逖生、化成、之迈先后从政，用其所学，在内政外交上各有贡献。端升在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不久之后，去中央大学任教。奚若一直留在清华。两位先生都抱着“学优则仕”的志愿。在清华、中大政治系教了多年的书，政府还不曾借重他们，平日言语之间不免流露出“怀才不遇”的苦闷。端升弃清华而就中大，可能是认为身在首都，较便活动。奚若曾一度到南京去营谋教育部的某职位。两人都未能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