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七年二月到三十六年八月，我在成都住了九年半。加上儿童时代住崇庆州的两年（光绪二十九到三十年）和住巴县（重庆）的十一年（光绪三十一年到民国四年），我在四川前后总共住了将近二十三年。无怪乎若干朋友说我是四川人了。
二十七年六月中，学校课务结束之后，我从成都起程，经过昆明、海防、香港，到上海去接家眷。因为要假道法国殖民地——安南，我为家人们和我自己办了“出国”护照和必需的“签证”。第一段路程，乘飞机从成都到昆明，迅速顺利地完成了。我在叔玉的昆明寓所住了几天，和他畅话别来，并和相熟的清华旧同事把晤。将离昆明的前一天，陈岱孙对我说：“陈寅恪全家住香港，学校尚欠他一个月的薪金，无法汇寄到香港。你可以带现款去交给他吗？”我说：“我随身只携带一个小箱，里面装着一些夏天换洗的衣裤和毛巾牙刷等物，尽有余地放几百元的钞票。”岱孙说：“安南政府禁止中国货币入境。你肯冒险，与人方便，不但寅恪应当感激，我先此向你致谢。”我说：“冒险倒无所谓。万一不幸被安南人没收了，我可没有力量赔偿这一笔款。”他说：“你当然不负赔偿的责任。”他又说：“我还要谢谢你去年秋天从北平把我的讲稿和札记全部带到汉口，交鲁公望送到长沙。没有这些讲稿札记，我简直要无法教课了。”我说：“到了昆明，听见一位朋友说，Whatever Tai-sun says, goes; whatever goes, Chih-sheng says.‘岱孙说了便行，芝生行了便说。’现在你说要我带款，那还有不行的道理吗？”我把钞票用旧报纸包着，放在箱里。到了牢该（入安境的第一站），我同着其他旅客鱼贯走进车站，把行李放在一条长案上，听候检察。我事先把小箱开了，毫不在意地推到检察员的面前。他看了一眼，便挥手教我过去。到了香港，我当天把钞票送到寅恪的寓所，请他通知学校，款已照收。
从昆明坐滇越路火车到河内的一段行程也顺利完成了。在河内一家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再坐火车到海防去趁到香港的海船。这时安南已经进入炎夏，火车上、旅馆里，电扇不停地转着，仍然汗流浃背。幸好到海防的第三天有一艘开往香港的客货船。船舱设备颇为简陋，一日三餐勉可充饥。最感不便的是，船上餐厅按照法国人的习惯，进午、晚餐时只供给品质低下的葡萄酒，没有水喝。
海行三四天，到了香港，我在一家中国人经营的“海陆通”旅馆住下。四天之后才有一艘客货船开往上海。所喜旅馆房价不贵，我只好且住为佳，耐心等候。那时正逢荔枝上市，我饱尝了“挂绿”名种荔枝甘芳细润的美味，才了解东坡居士“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意思。
船到上海，我匆匆上岸，雇了一辆人力车径去法租界蒲石路怡安坊我们一家寄居上海的寓所。远别重逢的感想，不言可喻。我本打算在上海休息几天，便全家启程到川。不料到法国领事馆去办回程安南过境签证时，馆员无理拖延。隔两三天便去领事馆催问，始终得不着明白的解释为何，既不拒绝签证，又不给予签证。我终于疑心馆员看见护照所写的身份是“商人”，因而断定我富有资本，在上海成都之间“跑单帮”。迟不签证的作用是暗示“钱可通神”，只要我“识相”，送馆员一份适当的“礼物”，签证便可照办。我这假定，未必正确。但我决定对馆员说明我的身份。我说：“十几年来，我都在大学任教，并不是商人。中国政府所发的护照，有‘外交’‘官员’‘学生’‘商人’‘游历’这几种。我既不是官员学生，到上海来是为了接家眷到成都，也不是游历，外交部因此姑且发给我一份‘商人’护照。我在上海停留已经快满了一个月了，如再耽延，回程的旅费要成问题。我恳请您同情我的处境，给我方便，我感谢不尽。”我的自白，果然生效。我得着签证，在八月中旬的一天上船，开始我们西行的旅程。
船到香港靠岸，船员通知乘客，当地政府对我们所乘的船施行“检疫扣留”（quarantine），不准开行，但乘客们可以上岸。这一项奇异的措施，据船员推测，是由于当地政府与轮船公司为难，借口检疫，使这一趟航行受一些经济上的损失。真相如何？无从得知。我们全家趁着这难得的机会，上岸到岛上各处去游览。中餐后上岸，晚饭前回船。晚间在甲板上散步，海风习习，凉爽宜人。岛上无数灯光，倒影波面，奇趣横生。轮船停航了一个星期，我们便享受了一个星期。
船从香港西驶，气候逐日转热。海防上岸之后，我们循着原路，于九月初到达成都，在东御河沿街九号分租了几间屋子住下。东御河沿街在四川大学校园的后面，我到校上课极为方便。
在各校授课，颇形忙碌，但我还有余暇去欣赏“锦官城”的景物，领略成都人的风趣。成都有许多特点颇像北平。最显著的一点是有“书卷气”，旧书店、书摊、古玩铺、表背铺之多几乎赶上北平。一般店员对顾客颇有礼貌，和北平店员有些相似，不像上海店员多带着市侩气。成都餐馆和小吃店的多而且好也令人想到北平。荣乐园、姑姑筵、不醉无归等的烹调，大可与丰泽园、正阳楼、东兴楼、玉华台等并驾齐驱，虽然成都的烤鸭比北平确有逊色。小吃如赖汤圆的“元宵”，酥软香滑，吴抄手的馄饨，细润清鲜，不但北平没有，在全国也当推独步。更妙是这些食品物美又加价廉，腰缠不丰的教书先生随时可以入座饱餐。
城外有几处名胜古迹值得游览凭吊。南门外的武侯祠、万里桥，北门外的柏林寺，东门外的望江楼、薛涛井，西门外的草堂寺、青羊宫、百花潭等，是人所共知的。此外离草堂寺不远有一处四川军人所建的王家花园，农历新年开放十几天，让人进去游览。虽不是名胜古迹，其中花木池亭的布置，颇有可观。这些地方，我都曾去游览，并且不只一次。
我很羡慕李白能够实行“一生好入名山游”的志愿。我虽也向往名山，但生逢乱世，又要教学糊口，国内的名山都无缘登览。嵩、华、衡、泰，固不曾到过，甚至我祖籍江西省的庐山也未涉足。更荒谬的是，在成都住了九年多，青城、峨眉也“失之交臂”。其实，我刚到成都便立志去游。但今年说“明年去吧”，年复一年，延宕下去，终久不能成行，至今悔恨无已。稍可引以自慰的是在北平清华大学任教时，每年春秋佳日到西山各处去登临；在上海青年会中学肄业时，曾趁着春假到杭州西湖畅游三天，总算不曾完全辜负大好湖山。
成都人的风趣是值得欣赏的。二十七年我初到成都，正是梅花开放的时节。一天我走过城内最繁盛的市街春熙路，看见一家小花店陈列着各色折枝梅花出售。其中一大枝绿萼梅，真色生香，极其可爱，但索价奇昂。我对卖花的老人说：“太贵了。”他应声说：“先生，花有几品，人有几等。”言外之意显然是，高贵的人才能赏识高贵的花。四川省主席刘湘逝世，成都著名的“幽默大师”刘师亮作了一副奇特的挽联：“刘主席千古，中华民国万岁。”有人问他，“千古”对“万岁”，虽然平仄失调，字义和字数总算相称，“刘主席”三个字怎好对“中华民国”四个字呢？他说，“是呀，刘主席对不住中华民国。”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和齐鲁大学撤退到成都，借华西大学的校舍上课。金陵男女大学的学生多半来自江浙沿海各省，是成都人所谓“下江人”。齐鲁大学的学生多半是北方人，相形之下，不免有些“土包子”的气味。同时成都市立第一小学疏散到北门外乡间上课，市立第二小学疏散到南门外乡间。于是这位刘先生撰了一副对联：
金男大，金女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齐大非偶。
市一小，市二小，一小在北，二小在南，两小无猜。
这些诚然是弄小聪明的玩意儿，不登大雅，但也妙语解颐，未可厚非。
照存稿计算，我在成都九年余，作了五百多首诗。（在此以前和以后所作，不过两百多首。）如果《中国政治思想史》可以说是“漂泊西南”的第一个收获，这些诗可以说是我的第二个收获。几位文学修养深厚的朋友鼓励我，与我唱和。我自知望尘莫及，但又欲罢不能。最令我感谢难忘的是朱佩弦（自清）教授。二十九年夏天，他于辞去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之后，同着夫人到成都来休假一年。于维杰先生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版的《书和人》第五十二期里《朱自清和学术研究》一文中说他“暇居一年，与萧公权等多唱酬，作旧诗。格律出入昌黎、圣俞、山谷间，而内容却是新的”。这是知言，也是实录。佩弦住在东门外环境清幽的报恩寺，我住在西门外的光华村。两处相隔约二十华里，因此我们面谈的时候不多。彼此“觅句”有得便交邮寄出，每星期至少一次。三十年春夏我所作的两首七律，虽不足观，尚能道出当日的实情。
（一）
戏简佩弦
居隔城郊互懒过，各消楮墨饫诗魔。
墨残共我磨研苦，诗进缘君唱和多。
渐恐晨炊真数米，责偿吟债似催科。
加餐近已成难事，戴笠相看奈瘦何。
（二）
佩弦过访，倾谈移晷，且为论定诗稿。越日寄怀一首，用旧作戏简韵
侨庐昨喜故人过，入耳雄谈破睡魔。
野菜登盘成不腆，浮辞开卷恨犹多。
心期清净都如水，诗律森严敢犯科。
屈指秋来君远去，神游相约到无何。
佩弦于秋初去昆明，回任联大讲席。我知道他授课、研究、著述的工作很忙，不敢寄诗去请教，而偶与潘伯鹰（式）、卢天白（美意）和其他几位朋友唱酬。佩弦于三十七年八月十二日因肠胃病在北平逝世，得年仅五十一。我曾作挽诗一首以寄哀思：
千古文章业，君堪一手当。
千种文人苦，君愿一身尝。
接物见肝胆，落笔摇精芒。
袭以温润德，澄渊涵素光。
岂知造化儿，生才复相妨。
深忧激高怀，并作形骸殃。
兵乱与贫病，纷沓相贼戕。
伤哉拂云干，摧折随风霜。
昔日觞咏乐，回思断我肠。
零落检遗篇，展读泪浪浪。
八月十日晚饭后，日本准备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光华大学。城里城外人声沸腾，爆竹喧阗。卢天白教授相信还都在即，当下作了一首七言律诗，表达欢欣之意：
寂寥天末报收京，自喜升平见此生。
遥念故园谁与守，所娇稚子尚长征。
月明乌鹊绕三匝，酒贵芳樽且一倾。
还订归田来岁计，待听布谷饷春耕。
我也诌了一首七古诗：
疏星灿烂暮天霁。爆竹拼訇人语沸。
众口争传倭寇降。繁灯赫赫鼓逢逢。
八年血战今奏功。百年奇辱一朝空。
擒贼擒王事非虐。降酋乞命须面缚。
夺其威福政归民。销兵放马人其人。
湔涤旧恶命维新。大道平和基善邻。
从此东海不波千世长熙春。
（高兴之余，我忽然想到，对外战争固已结束，内战威胁仍然存在。）
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五月五日，国民政府正式还都南京。疏散到四川、云南等省的大学先后迁回原来的校址，外省来川的教员纷纷北上或东下。清华校长梅月涵先生来信约我回校任教。我很想回到“水木清华”的母校，与许多老友重行聚首。各地的交通尚未恢复常态，不但旅途艰险，而且旅费浩大。这也使我感到困难。我写信给清华总务长沈茀斋先生，表示希望回校后能够依旧住新南院（战后改名新林院）六号住宅。他回信说，学校当局决定，随校南迁的教职员，回平后有选择住宅的优先权。新南院六号已经有人选定了，不能让我们居住。我们仔细考虑之后，决意暂时留在成都。
六月（或七月）中，蒋廷黻兄来电说他推荐我任上海《申报》主笔，程沧波先生表示同意，嘱我从速到上海就聘。针对抗战方终、行宪在即、是非混淆的局势，在著名的报纸上根据严正的观点，发表社论，是极有意义而重要的任务，也是文人报国的一个大好机会。我接着电报，十分兴奋。但我检讨自己，觉得我的训练、修养、识见、文才都不够担负这项工作。姑就文才一点来说：我构思下笔，都很迟钝。在抗战前夕和抗战期中，朋友敦促之下，我勉力写了篇数无多的时论。这些文字是我就略知一二的题目，埋头伏案，一再修改而成的。这样学做“票友”，偶然“客串”（free-lance）一下子，已经感到吃力。我没有“下笔千言”“文不加点”的捷才去当报馆主笔。我电复廷黻，辞谢不就。
我们一家留在成都，许多朋友和同事陆续他去，使我们离群之感，与日俱增。三十五年秋季开学不久，光华大学一部分的学生借口学校经费支绌，内容空虚，发动驱逐校长请改国立的风潮。谢霖甫先生雇了几名校警来监视罢课的学生，防止他们越轨行动。某晚若干学生聚众喧闹，不服制止。警察向天鸣枪，以图弹压。这不幸的举动，使事态愈行扩大。谢先生引咎辞职，校董会派董事长向育仁（传义）代理校务。向先生是声望很高的成都“乡绅”，现任省参议会议长。到校后虚心下问，与教授们商讨解决学潮的办法。我建议两点：（一）校董会从速议定巩固学校经济基础，充实学校师资设备的方案；（二）代校长和教授们召集全体学生剀切劝导，要他们克日复课，学校保证不究既往。向先生都采纳照办。但主持风潮的学生显然别有企图。虽然教育部已经声明，光华不能改为国立大学，他们仍旧坚持要改国立。后来领导风潮的某学生出手殴打主张复课的某学生，经教授们会同校警，当场逮捕，送交法院，依法审理，拖延了几个月的风潮才告平息。（传说这无多意义的学潮是某“在野党”所授意或主使，意在取得光华为他们的教育界“地盘”。如果属实，我们应当为中国政党政治的前途发一长叹。）校董会聘王宏实先生任光华校长。王先生于抗战前若干年曾任川大校长，以严峻著名，对于桀骜不驯的学生毫不假借，光华的教职员对他颇表好感。
向先生卸除代理校长的职务，非常高兴，在他的郊外住宅设宴款待协助他平息学潮的教授们。他从前曾任川军师长，因为看不惯“群魔”横征暴敛、鱼肉人民、争城夺地、蹂躏桑梓的行为，自动辞去军职，从事于地方公益事务。为人清廉忠厚，很得当地人士的敬爱。三十四年冬天，第一届省参议会开幕，全体议员一致推他为议长。他和四川许多军人一样，是哥老会的首领。听说四川的哥老分两派，“浑水袍哥”做抢劫偷盗和其他不法的“生意”，“清水袍哥”不做这些事。他们入会主要是为了保障身家，便利事业。（清、浑两派组织上和人事上的关系如何，局外人无从得知，也不便探问。）向先生当然属于清水这一派。他的郊外住宅，坐落在田野当中，既无藩篱，更无墙垣。到了夏天，窗户晚间也不关闭，从来没有盗贼去“光顾”。儒家理想中大同时代“外户而不闭”的境界，居然实现了。哥老会的力量于此可见一斑。
在那时候的四川（尤其是川西），有些业务（如开旅馆、茶馆）和职业（如做军官或乡长），非有哥老的后援，难于做好。我认识的一位苏坡乡熊乡长证明这是实情。他是清水袍哥，办事认真，颇有才干。他就职以后，西郊一带几乎盗贼绝迹。偶然有小偷作案，都是外路来的非哥老分子。经失主报案，三五天内一定被乡公所破获。
三十六年夏初，国立政治大学校长顾一樵（毓琇）兄从南京来信约我任教。他知道我经济拮据，表示学校供给旅费。一樵是清华学校癸亥级的同学，抗战前又是清华大学的同事。我当然乐于应聘。恰好中国航空公司有一架运输机运钞票到成都，回程无货，可以搭载少数乘客。票价与一般客机相同，但可多带行李。在一个八月上旬的晚上，我们全家携带所有的书籍衣服，坐上航空公司派来的运货汽车入城，在一家旅馆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起飞，离开了我们居住了将近十年，俨如故乡的锦官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