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了成都，在国立四川大学重理“粉笔生涯”。因为我在学年的中途到校，我所授的中国政治思想和西洋政治思想两门课程，无法排在白天，只好在星期一、三、五晚上七点和八点钟上课。这于我尚没有太大的不方便，我却担心没有学生来选我的课。不料每一班上竟有五十多人。他们也许震于“中英庚款讲座教授”的头衔，为好奇心所驱使而来。但不久我看出他们都用心听讲，并且手不停挥做笔记。他们的中文程度颇好，但阅读西文书的能力甚为薄弱。他们保持着尊敬老师的古风，例如我走进教室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全体起立，向我致敬，下课也是这样。我请他们不要“拘礼”，他们仍旧自行其是，我只有更加用心讲授，略报他们对我的特殊看待。
一个学期匆匆过去了。我在川大的第二学年仍旧授中、西政治思想两门课程，钟点改到星期一、三、五日上午十时和十一时，班上的学生增加到七十多人。上课不久之后，发生了一次风潮。抗战前一年校长任鸿隽先生辞职他去，遗职由张真如（颐）先生暂行代理。任、张两位都是川籍的学者。多数川籍教员认为“川人长川大”是“顺理成章”的办法，因此他们相信张真如必然会由代理而真除。教育部另派程天放先生长校的消息传到学校之后，他们大为失望。理学院院长魏嗣銮先生和若干位川籍教授，发起“拒程”运动，邀请守愚和我参加。守愚和我商量，他认为我们是“客卿”身份，不便过问校务，但也“不好意思”置身事外，似乎不妨去开会，看情形后决定行止。我赞同他的意见，同着他到魏院长的家里去开会。教育部对这一群教员的抗议并未采纳，程校长如期到校视事，拒程风潮于是无形中平息了。（后来我到重庆，蒋廷黻兄对我说，发动风潮的人多系中青党的党员。如系事实，拒程风潮可能有政治背景。）
程校长到校之后，来信给守愚和我，约我们同时去谈话。他请守愚担任经济系主任，要我主持政治系。我们不约而同请求稍事考虑，第二天作答。我们出了校长办公室之后，守愚问我是否接受。我说有两个理由使我不能接受，一是我回国以来，立志专心教学，不担任任何学校行政工作。民国二十二年（我到清华的第二年），上海光华大学校长朱经农先生想约我去任文学院长，托内弟薛少岷来信致意。我婉辞谢绝了。我现在并没有改变这志愿的理由。二是昨天政治系教授张宗元先生对我说，学校通知他，下年不再续聘。他是南开大学毕业生，曾留学美国，在川大任教将满三年。我听见现任系主任徐敦璋先生说：“他教学的成绩不错，颇受学生的尊敬。只是他心直口快，爱谈时事，毫无顾忌。”校长想整顿政治系，因而要我做主任，依理我应该协助他。然而在约我之先，他解聘了系里并未渎职的教授，系主任的职务我确实不便承担。守愚同情我的看法。他自己是否接受校长的邀请，尚难决定。我说：“守愚兄，你没有推辞不就的理由。”结果是他就而我辞。［后来叔玉任二十九年（一九四○）十月三十一日成立的江西中正大学校长，坚邀我去任法学院长，我也未就。］
前线战事吃紧，重庆已遭敌机轰炸，成都也放过空袭警报，虽然尚未被炸。为策师生安全起见，川大于学年终了后，迁到峨眉山上，到秋季开学时照旧上课。山上没有中小学，我们如果随校西迁，儿女等的学业要受影响。我那时已在新从北平迁到成都的燕京大学兼课，生活勉强可以维持。因此我向川大辞职，留在成都。（二十七年夏天，我经过昆明、海防、香港，到上海把家眷接到成都。经过情形留待下面略述。）
抗战结束，川大从峨眉迁回成都，在东门外望江楼附近永久校址开课。校长黄季陆先生亲到我的寓所来约我回校任教。季陆先生十分优待我，令我感谢难忘。我再度任教川大，为时颇短［三十四年（一九四五）秋季起，三十六年夏止］，但十分愉快。
在国内局势转变之中，不快意的事态时有闻见。川大教务长叶石荪（麟）便是一个显明的例子。他是四川人。少年时曾有志于海军，但终于到法国专研心理学。他为人倜傥风流，颇有文才，留学时娶了一位法国女子，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任教。他偏向于“内观派”的心理学（introspective psychology），系主任孙小孟却接近“行为派（behaviorist school）。两人论学意见相左，时起冲突。法国太太又和他离婚回国。在中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他辞职回川，就聘川大。我到成都之后，时常与他谈论诗词，颇相契合。不过石荪与我有一个根本不同之点。他胸藏着政治野心，我只是没出息的自了汉。他从峨眉回到成都之后，态度显然有了转变。他与我不常见面，更绝口不谈文艺。原来他暗中加入了民主同盟。我疑心他对校长是貌恭顺而心叵测，利用教务长的职权，为“左”倾分子造机会。他的手法并不高明，所收的效果也很微小。例如教务处把拥护或同情政府教授的课程尽量排在最不方便的时间或最辽远偏僻的教室里去讲授。其用意显然是想学生“知难而退”，避免选修这些课程。但学生并不曾因此而裹足不前。
二十七年秋天燕京大学一部分的师生从北平撤退到成都，在城内陕西街临时校舍开学。梅贻宝先生（清华大学校长的介弟）任校长，吴其玉先生任政治系主任兼法学院长。我应邀在政治系授中、西政治思想两门课程。校址离川大很近，兼课甚为方便。川大迁峨眉，燕大也疏散到南门外的华西坝，借华西大学校舍授课。我继续兼课，直到战争结束，燕大迁回北平为止。我第二次在燕大任教，为时七年，远较第一次长久。
上海光华大学（这是抗战前圣约翰大学一部分爱国师生，因校方禁止在校园内悬挂国旗，集体离校后所设立的一所私立大学）未雨绸缪，七七事变以前，在成都新西门外，离城七八华里的乡间，修建校舍，设立分校，由谢霖甫（中国会计师公会发起人）任校长，内弟薛观澄（迪靖）任教务长，观澄几次要我去光华兼课。那时我尚住在城里，在川大和燕大两校授课，每星期共十二小时，已经够忙了。（从城里坐人力车去光华，来回一趟至少需两小时。）因此我不曾应允。川大决定迁峨眉，我们一家也决定疏散下乡。观澄代我们在西郊铁门坎，离光华不远的一个农家租赁几间房屋。我等到功课结束，便全家搬去居住。观澄重申旧议，我当然乐于接受。从二十八年九月起到三十六年六月止，我在光华任教整整八年。我继续在迁往华西坝的燕大兼课。好在从西门外到南门外，距离尚不过远，费时尚不太多。
我们在铁门坎农家居住两年，充分领略了田园生活的妙趣。“五谷不分”的讥诮，可以豁免，虽然我仍旧保留着“四体不勤”的弱点。儿女们生活在“大自然”的环境中，身心兼泰，无灾少病，在光华附设的中学就近肄业，成绩也都不差。相随多年的张妈，因为年事已高，不愿随行入川。我们就近雇了谭嫂（“嫂”是四川女佣的通行称呼），每晨到东去约五里的青羊宫或西去约五里的苏坡桥乡集，购买新鲜无比的鱼肉蔬菜，供应我们一日三餐。有时敌机西飞，警报大作，我们知道四面都是田野，毫无目标，行所无事，不必另找安全地方躲避。我们的生活颇为安定而愉快。
我在农家寄居两年，完成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撰写。我在清华任教时所编的参考资料和我历年授课所用的教材，全部带到了成都。我在城内川大任教时又从图书馆所藏的中国旧籍中搜集了一点补充资料。现在利用乡间的安静环境，着手写一部适合大学生和一般读者参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坊间虽然已经出版了两三部《中国政治思想史》，我相信还有余地写一部根据政治学观点，参酌历史学方法，充分运用原始资料，尽量避免臆说曲解的书。每天晚饭已毕，稍事休息之后，我便独坐书斋，在灯下构思走笔，日复一日，很少间断。到了二十九年夏天，全书脱稿，偿了怀抱十几年的夙愿。这书承教育部审定为“部定大学用书”，交由重庆商务印书馆于三十四年出版。
在付印以前，教育部史地委员会曾把书稿交请史学家缪凤林先生审查，并把审查意见寄交作者，要作者斟酌答复。缪先生在审查书中称许备至，同时也提出几点，要作者加以考虑。（一）书中叙述中国政治思想，只上溯到晚周。唐虞以迄西周，概从删削。（二）论先秦政治思想的历史背景，说儒、墨、道三家都有殷遗民的渊源，没有显明的证据。（缪先生声明上面两点是黎东方先生提出的，他“完全同意”。）（三）讨论诸子学说地理分布一节里面，“北派”“南派”的说法，缪先生也不满意。他说：“此说创于倭人，梁启超氏言之最详。然近年已为研史者所唾弃。”缪先生最后建议说，上面所举有关历史渊源和地理分布的几点，“立论既皆未妥，如能商诸原著者加以省略，自属最佳”。
我复函教育部史地委员会说：
顷奉贵会史字第七二八号大函，承示缪凤林先生审查拙稿《中国政治思想史》之意见书，诸多奖饰，曷胜感愧。缪先生暨黎东方先生指正第一章中各端，爱人以德，尤所钦佩。惟是鄙见所及，尚有须请进教者，谨条举如次，敬希亮察：
一、书名“中国政治思想史”，自应叙述吾国古今之全部政治思想。拙稿所以始自晚周者，实缘西周以上，文献鲜征，难作条贯之论述。今存之要籍为《书》《易》《诗》等经。其中所含之政治思想均属一鳞一爪，首尾不完。《书》《易》之中，尚有先儒认为可疑之部分。《周礼》一书专陈政制，然亦未可肯定为西周之古籍。公权爰奉孔子阙疑之教，不立专篇述论，但于孔孟诸章中随时附见，以小逭数典忘祖之责。
二、儒、墨、道有殷人背景之说，诚不能作为定案。然拙稿云云，亦非纯出臆造。孔子为殷人，见《礼记·檀弓》，夫子自道。汉人亦有此说。（如《汉书》梅福传，三统议。）近人胡適、傅斯年两先生加以推衍。（胡先生所说颇有过当，不敢尽从。）墨子为殷人说，本诸俞正燮癸巳类稿，谓墨为宋人，宋为殷后。其说殆非凿空。老子为殷人，旧无此说。姚鼐谓老子姓子，近人马叙伦先生亦言之。宋为子姓。则老子亦殷后。（中略）
三、南北之分，洵乏科学之准确性。然其说发自亚圣孟氏，非倭人所首创。孟子称陈良楚产，北学于中国，北方学者未能先之。又谓许行为南蛮舌之人。《中庸》载孔子答子路问强，有南方北方之别，则先于孟子。《庄子·天下》篇有南方之墨者一语。盖晚周人言南北，殆就方向比较言之，不必拘定河淮之界，如缪先生所示，指齐鲁为北则宋楚为南矣。公权未遑深考，乃用南北之词，殊嫌含混。然拙稿中言诸子之出生地，均就其可考见者标出国名，当可稍减误会。
至于拙稿第一章之处置，愚意以为不必如缪先生之议，径与删削，似可于章目之下注明“本章所述，多非定论。聊备一说，以供读者参考”。公权所以未敢遽遵缪先生之议者，实以此章所论，颇有治政治思想史者所极应注意而亟待索解之问题，不可因作者学植浅薄，不能为允当之答案而遂置之不论也。（下略）
史地委员会把原稿交商务印书馆照印，未加任何删改。我复函史地委员会之后，曾致书缪先生，表示谢意。他回信说：
（上略）丧乱以还，著述界寂寥甚矣。大著林虽仅拜读一过，然胜义络绎，至今历历如在心目。如谓法家思想与近世法治如两极之相背，真令人有石破天惊之感。然其说实至当而不可易。又如丁在君与某君合纂梁任公年谱油印本三厚册，林曩尝细阅一过，所述任公一生思想之变迁，实远不足与大著比。章太炎氏门生甚众，其民族思想之精义亦无人能如大著言之既详且尽也。私衷惟祝早日行世，其造福于学人者当无量也。（下略）
三十年（一九四一）春天，观澄来劝我们搬到光华大学新近建造的教职员住宅里去住。这不但上课和出入远较住在铁门坎农家为方便，而且较有照应。我们接受他的邀请，租了光华村六三别墅第十和第十一号两所小型住宅，于七月初迁进新居。我开始实行我本年元日发笔诗句“买山无计且栽花”的志愿。到三十六年夏天离开光华去南京政治大学任教时，我们屋前的“小园”又颇具规模了。
三十四年秋天，燕京大学迁回北平。我应华西大学的聘，继续讲授中、西政治思想。来选修这两门课程的学生约有五六十人。四川大学从峨眉山迁回望江楼的校址，黄校长要我回校授课。我谊不容辞，也乐于从命。加上光华大学，我同时在三校兼课，每星期上课十八小时，奔走于光华村（西）、华西坝（南）、望江楼（东）之间，造成了“恶性兼课”的局面。幸好为时只有两年（三十四年九月到三十六年六月），我尚能支持过去。抗战期间，教员的薪给不丰，物价不断高涨。单靠一个学校的薪金，不能够维持合理的生活水准。我们的儿女都是十几岁正在求学，需要充分营养的青年人。让他们的学业不致中断，身体保持健康，是我无可推卸的责任。
我没有时间去搜寻新教材。同时各校藏书无多，国外近年刊行的书籍尤其难得，因此新教材的来源也几乎枯竭。我在各校讲授，只好用过去十几年来陆续所得的旧材料。偶然间“温故而知新”，我在旧材料中得着一些新见解，便高兴地提供学生参考。国立、私立、教会大学学生的背景和程度，不尽相同。我力求所讲的教材适合每校学生的需要。例如川大学生比较富于“国故”的修养，但比较短少西洋历史知识。燕京和华西的学生与此几乎相反。因此我讲授的内容也随之而有异。
在这十来年当中，除了在川大、燕京、华西、光华四校先后或同时授课以外，我还曾三度应邀到成都以外的地方去短期工作。二十八年，周枚荪先生约我到中央政治学校，就“国权与国力”的题目，从三月十六日起，到三十一日止，做了六次演讲。周先生这时在中政校掌教务，先后约了几位比较知名的大学教授到校做学术演讲。他曾说：“我们努力推进党化教育的工作。这是当今的要务。但要实现优良的党化教育，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教育化党。”我不敢自信，对他的主张有任何贡献。但我不愿辜负他的盛意，只好勉为其难。抗战期间，中政校在重庆郊外山中所建的临时校舍授课。我趁演讲之便，曾到附近的花溪、温泉、仙女洞等处去欣赏，游览。
二十九年夏天，我在国立编译馆担任编纂的职务，馆长是陈可忠先生。同事中有孙小孟、郑鹤声、台静农诸先生。馆址在白沙镇旁山顶上的膏渥居。群峰环列，风景壮美。诗人吴白屋（芳吉）先生墓在黑石山聚奎中学附近，我曾抽暇去展谒凭吊。
卅三年（一九四四）冬天，我应聘到中央训练团高级班（第三期）任教官，讲“各国政治思想”，为时约一个月。同期任教官的有钱宾四（穆）、冯芝生（友兰）、钱端升、陶孟和诸先生。团址在重庆郊外复兴关（原名浮图关）附近山中。学员一体穿灰布棉军服，受军事训练。团中秩序井然，气象严肃。讲堂的大门上高悬着长约盈丈的横额，上面写着“尊师重道”四个大字。教官的宿舍在一座精致的西式砖房里。每天拂晓闻号声起床，晚间九时闻号声熄灯就寝。宿舍的大门由管理员晚间锁闭，禁止出入，次晨才开锁启门。上课前团中派肩舆到宿舍，请教官乘坐到讲堂去授课。
训练团指定我讲“各国政治思想”，目的是在让学员们得着一点当代各派理论的认识。他们多是中级的文武官员。其中有东西各国留学生，也有不曾进过大学文法科的军人。为几百名背景互异的学员讲政治思想而能让他们听来入耳，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我谨慎将事，总算不曾出丑。听说钱宾四先生最受学员们的尊崇。端升讲“各国政治制度”却出了问题。教务主任托我转告他，说学员不满意他的讲授，酝酿罢课，请他提前结束他的课程。我立即告知端升。他说，“我今天就可结束”。我想他讲各国政制，不免要涉及多党、两党、一党等制度的运用和效果，可能他无意之中，引起了反感。（这一个不愉快的经过，或者对他后来不无一点影响。）
高级班结业以后，我离渝回蓉。来回程的飞机票都由训练团供给。回成都时适逢飞机因故，暂时停航。我急于回家，决定改乘邮政局的长途汽车。这比公路局的汽车舒适迅速多了。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农历甲申年十二月十二日）启程，二十七日到达成都。我曾作七言诗一首纪行：
千里飚车蜀道长，归来故我异寻常。
袖中锦水春风暖，襟上巴山夜雨香。
诗句为人书草草，游踪与客话堂堂。
荆妻絮絮挑灯话，细看新添鬓角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