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几岁的时候，我立志不做“官”，专求“学”。这个志愿我始终不曾放弃。抗战期间，“从政”的机会一度来临。但从长考虑之后，我决定保持我二十年来的志愿。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三十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委员全体大会决议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以便应付非常时期的许多重大问题。（这个机构到三十五年才决议撤销。）张岳军先生决定延揽若干学者以充实委员会的人事。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浦逖生和王化成两兄应邀就任参事。我也在被邀之列，由吴国桢写信给我，转达张先生的盛意。我回信请他代我婉谢之后，国桢又来信说，张先生想和我见面谈谈，纵然我决意不就。我应约到重庆之后，蒋廷黻兄留我在他的官邸下榻。（他那时已与原配夫人唐玉瑞女士失和，单身住在官邸。）除了畅话教育学术工作现状以外，他把行都许多“政情”讲给我听。他对我谨守“教育岗位”的志愿表示同情了解。张先生约我在他的官邸中餐，长谈了两小时。他虚怀下问，态度恳切而殷勤，令我十分钦佩感激。回到成都之后我写了一封长信，托国桢再度替我陈情。生平唯一从政的机会于是放过了。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冬天，我应邀到重庆出席宪政实施协进会，得与陈布雷先生见面。他问我是否愿意加入国民党，如果有意，他极愿请适当的人介绍。我回答说，北伐完成以来，许多教育界同人和我自己认定国民党是中国前途的唯一希望。因此我们于撰写时论，以非党员的身份，向政府做建设性的提议或善意的批评。这些间接拥护政府的文字虽然未必发生任何实际影响，似乎尚为一部分人所注意。假如我以“党员”的身份来发表同样的议论，读者未必会加以同等的重视。布雷先生听了我这番话，点头说，“很有道理”。于是我放过了“入党”的一个好机会。
我虽不从政，不“入党”，但对于国家的前途并非漠不关心。从二十一年任教清华大学起，教课的经验和教材的收集都颇有增进，不必像从前一样，要把全部的心思放在教学上面，而可以有时间去对当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加以考虑。同时胡適之、蒋廷黻和几位平津各大学的教授组织“独立评论社”发行《独立评论》周刊（第一期于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版）。抗战爆发后，胡先生等又组织“独立时论社”，把特约的文稿发交后方各地报纸定期刊登。我也应邀撰写，追随他们之后，小尽“书生报国”的责任。除了偶用笔名“君衡”或别号“迹园”外，这些时论都用我的本名发表。
我“立言”的宗旨是很简单的：把平日学思所得有关国家社会进步的意见提出供政府和国人的参考。所见未必有是，但所知无不尽言。现在我把民国二十二（一九三三）年和一九四九年之间所发表的意见，就手边残存的一点资料，略加追述。明知事过境迁，当时所说的话到了今天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但这是我“问学”生活中的一方面，不妨在这里报告一下。
我既在大学服务了六七年，对于高等教育当然有我的主张。二十二年七月九日和十六日《独立评论》第五十九号所载《如何整顿大学教育》是我所作“时论”当中最早的一篇。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教育当局致力于高等教育的整顿。更改学制、取缔不合格的“大学”、注重理工学科、限制文法学生名额等项，是当时较重要的措施。我觉得偏重“实科”的政策未必是促进教育发展最有效的办法。我相信“粗浅的实用主义”是中国教育停滞的一个主因。教育家和学生往往不能认清大学教育的真正功用在培养青年人的求知欲，在坚定他们为学问而问学的志趣，换言之，在使他们对致知穷理的工作抱着古人所谓“敬业”的诚挚态度，不把毕业文凭看成敲门砖或踏脚石。急功好利的心理流行于“最高学府”之中，许多青年人企求速成，不肯埋头读书。他们既没有实在的学识，便不易成为真正的有用人才。凭着“科学救国”的口号，限制文法名额的政策，而不积极地鼓励笃实的好学风气，我们的高等教育不但难于产生优秀的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现代国家应有的人才，甚至也未必能够产生卓越的科学家。
我对于一个似是而非的时髦口号，“读书不忘救国”，加以检讨。我说：“假如一个学生在读书的时候，一字一句之间，念念不忘救国，我相信他虽然手不释卷，却是心不在焉，不知所云。”这样一来，书既读不好，国更救不成。
我们无论做任何工作，应当对这工作的本身有真实的兴趣，把全副精神放在这工作的上面。这可以说是“敬事”“敬业”，也可以说是“为工作而工作”。我们不应当把工作当作本身并无价值，而只是达到工作以外某项目标（无论这目标是如何重大）的手段。
注意外在目标、缺乏工作诚意的“实用主义”容易发生一个不良的影响：
浅见的人因为想急于达到目的，于是取巧侥幸，甚至企图不耕而获。我们如果把中国人与西洋人加以比较便可看出这种浅薄实用主义的弱点。我们不妨以商人为例。中国商人以赚钱为目的，以经商为手段。二者是截然两事，所以他们对于商业本身并不真感兴趣。（中略）他们的理想是发一笔财，退休养老，做“封翁”，享“清福”。美国的商人往往发了百万千万的财，到了六七十岁应当退休的时候，仍然继续不断地工作。他们诚然是想致富而经商，但他们对于商业的本身也有兴趣。换句话说，经商是手段，同时也是目的。到了发财以后，他们继续工作，显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工作而工作。中国商务落后，原因不一。商人的从业态度，可能是其中之一。我以为缺乏为工作而工作的“敬业”精神，是中国“国力”不充实的一个主因。有了这种精神，国力才会增长。如果国人能够忠实地为做官而做官，为当兵而当兵，为读书而读书，为游戏而游戏（可怜的中国人，往往连游戏也有另外的目的）——如果多数人有这样的工作态度，全国的事务必然好办多了。我们想培养这种态度，最好从所谓知识阶级做起。号称最高学府里的师生应该有为读书而读书的态度。有了这种态度，学术才能迈进。
学术上日新月异的贡献，不但个人受用，同时国家社会也有收获。反过来看，工作兴趣的缺乏不但使社会受损失，个人也会感到苦闷。三十二年一月，我在为“光华大学四年级同学会壁报”所写以“工作的快乐”为题的“社论”里曾这样说：
从前荀子曾说：“事业所恶也，功利所好也。”这两句话把一般人厌恶工作的心理表示得明白无遗。“工作乏味得很！”“生活枯燥得很！”这是一般青年、中年或者老年人口中常发的感叹，至少是他们心里常起的感想。工作既然乏味，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必不能够鼓舞精神，全力以赴。无形之中，工作便受了不良的影响。在工作可以停止的时候他们自然弃之如敝屣，悠然而逝，别寻快乐。于是电影院、大舞台、跳舞场平添了无数的主顾。（中略）或者叉麻雀、推牌九、打扑克，夜以继日，精神百倍。纵然磨到头昏眼花，腰酸背痛的地步也毫无怨言。等到必须工作的时候已是精神颓丧，意兴索然。为了“饭碗”关系，只得勉强敷衍过去。呵欠之余，再来一声“生活苦闷”！
“苦闷”根源于错误的工作态度。只要我们改正我们的态度，我们便能够从工作中得到快乐。读书做事，劳心费力。打牌跳舞，又何尝不劳心费力。我们如果把读书做事看成有趣而可喜的活动，“工作”便可变成“娱乐”。
从二十二年起，十几年间，在内忧外患交侵之下，高等教育不但未曾长足迈进，似乎还有后退的趋势，矛盾的现象不一而足。例如投考大学的学生极为踊跃，但考进大学之后并不一定专心求学。文凭到手而未必应该毕业的青年人随处可以遇见。国家和社会感到人才缺乏，而许多大学毕业生又往往感到就业不易，“毕业就是失业”的慨叹，时常可以听见。教育当局致力于“整饬学风”，但不受教导的学生、不合资格的教员，仍旧混迹于学校里面。政府“党化教育”，统一思想，但学生的思想杂乱，甚至没有思想。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深远而复杂，不是短期之内可以消除的。要想教育走上正轨，我们必须耐心努力，培养“敬业”“好学”的风气。我们必须设法让教育在适宜条件之下，自力生长。这是根本的办法。外力的遏制，消极的督责是无济于事的。因此我认为当时政府的许多措施，如督学视察、课本部定、文凭部发、中学毕业会考、教授资格审定等，都偏于治标，毕竟不是促进教育发展的根本措施。
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的《中华民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之自由”。第百六十二条规定“全国公私立之教育文化机关，依法律受国家之监督”。我遵照宪法的精神，针对教育的需要，在同年三月上海《观察》杂志第二卷第二期所载《论教育政策》一文中提出如下的意见：
教育文化是一种前进的努力。愈是自由，愈能发展。在正常情形之下，一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可以从文教发展当中获得方针与进步。为了防止教育误入歧途，为了协助文化工作的推进起见，政府诚然应当酌量监督，然而不适当的干涉会使文教的生机枯萎。（中略）“讲学自由”只能在学校师生自动自择条件之下存在。因此政府对于文教机关的监督应当避免干涉课程的内容，教员的思想，以及师生的一切学术活动。国家把教育的责任交给学校，交给教师，而向他们责取应有的成绩，这才是合理的监督。
换句话说，“发展教育最妥的方法是把地方自治的原则应用于教育文化机关”。
这不是说政府要采取放任政策。
学校里的师生都是国家的人民，和其他人民一样受法律的保护与制裁，并不享受法外的特权。他们如果有犯法的言行，只要他们有法律上的“行为能力”，司法机关应当加以法律的制裁。这是司法机关职权范围内的事，不是教育范围内的事。以往政府似乎不曾认清这个界限，有时越出法律范围之外，直接或间接干涉学校师生的生活。到了学生有违法行为（尤其是群众违法行为）的时候，却又不能让司法机关执法以绳。用这种办法不但不能发展国民道德和自治精神，反养成一些青年人蔑视法纪的习惯。（社会人士称强横的军人为“丘八”，放恣的学生为“丘九”，不为无因。）
培养优良的品德是教育功用之一。这也不是政府管制所能达成的。
古代哲人和近世教育家多认为培养道德的有效方法不是纸上的命令或口头的训戒，而是以身作则，潜移默化。如果师长，父兄，乃至政府和社会人士的榜样太坏了，当局者纵然三令五申，勉励青年向善，他们还是难于听从。
我全篇的结束是这样的：
教育当局必须用教育的精神和方法去推行教育政策。部长厅长们应当有教育家的风范（略如黄梨洲所谓诗书宽大之气）和尊重学术的诚心，以为全国或全省师生的表率。师道果能尊严，学术果能见重，多数的师生自然潜心向学。潜心学术的人不会违法背德。少数违法的师生受司法的裁制。少数失德的师生为清议所不齿。他们都不能有败坏风气的影响。政府何必干涉讲学的内容和学校的生活呢？
我的意见与许多人“学术独立”的主张相接近。但我比较注重从事学术工作者本人的态度而不注重学术工作的外在条件。我在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成都《华西日报》所载《学术独立的真谛》和三十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南京《大学周刊》所载《学术独立的一个途径》两篇文字中对这问题做简单的讨论。在前一篇里我重申“为学问而问学”的主张，建议求学的人“在求学的阶段中放弃功利主义的人生观而采取崇奉真理的人生观”。因为经验昭示我们，在求学的时候，一个人能够立志为真理而生活，学成之后才能够得着以真理为人生服务的功效。为了使教育发生其应有的功用，我们必须认定学术本身即是目标而不是达成另外任何目标的工具。
学术独立不是学术与社会隔离，与生活脱节。“独立”的意思是：治学者或求学者在治学求学的时候，专心致志去治学求学，而不“胸怀异志”，别有企图。青年学子尤其不要急于求用，去谈社会问题或做政治活动，因而耽误学业。古语说“十年树木”。采用尚未长成的树木是牺牲未来的栋梁之材。让教育未成的青年人去参加政治运动，政治未必受益，学术却先受损。
教育功用之一是完成国民的心理发展。因此尚在求学的青年只可做将来问政的准备，而不应该径行问政。心理未成年者的早“仕”与生理未成年者的早婚都是有害的。
成熟的学者当然可以（或者应该）问政。但学术、政治间的界限必须划清。他们同时具有两种身份，他们是国家的公民，也是学校的教师。凭着公民身份，他们可以论政，可以入党。但这些行动既不是教师分内的职务，他们不应当假借教师的身份去便利这些行动。如果他们觉得公民的职务更为迫切或更有趣味，他们尽可放弃教师的身份，离开学校，献身政府。从政之后，如果“倦勤”，他们也可以脱离政治，回到学校。学优则仕，仕优则学，都是正当的行径。然而借教师的身份玩政治，想在学府、政府中做两栖动物，却是不妥当的行径。倘使一个人把学校用为政治活动的地盘，把学生当作政治资本，把学术变成政治企图的幌子，这样他就有意或无意地毁坏了学术的独立。
三十四年五月中旬国民党六全大会通过促进宪政各种必要措施案。提案第三项中有各级学校之内不设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改隶于政府的表示。我认为这是一种政教分途的明智决策。我对其他政党做如下的劝告：
我们应当奋发淬励，以求实现学术独立的民主教育。我们应当要求一切政党不要在国民党退出学校以后企图在学校中推动政争。
三十七年冬天胡適先生建议当局，在国家财力薄弱的时候，酌量选择较有成绩的少数大学，拨给经费，充实设备，以便改善物质环境，扶助学术独立的奠基。我赞成胡先生的主张，同时在《学术独立的一个途径》里，提出一点补充意见。我指出一项事实：“学术的发展除了有赖于研究设备之外，更有赖于精勤优秀的研究人员。人的条件实在比物的条件更加重要，更为基本。”卓越的科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凭着个人好学不倦的精神能够在困难的环境当中完成划时代的惊人贡献。欧洲的经验可做证明。
欧洲学术（尤其是自然科学）以近来的进步最为迅速惊人。但近代学术的根基早已奠定于近代初期纷扰动荡的两百来年当中。开宗风，划时代的学者如哥白尼［Copernicus（1473—1543）］，卜汝诺［Bruno（1548—1600）］，贝根［Bacon（1561—1626）］，贾利略［Galileo（1564—1642）］，凯卜勒［Kepler（1571—1630）］，谷乐秀士［Grotius（1583—1645）］，狄卡尔［Descartes（1596—1650）］等都在乱世中完成学术的贡献。他们不但不曾得到社会和政府的支持或赞助，甚至有时还遭受无情的压迫或摧残。卜汝诺就因被判定“邪说”之罪而惨罹火刑。假如这些学者的处境比当日良好一点，他们的造诣也许会更加优越。但无论如何，他们不曾因为环境不良而停顿了他们工作的推进。
我们看见近代欧美学者享用的研究设备，自然不胜羡慕。
但我们不要忘了一个事实。近代欧美的研究设备既不是一朝所成，更不是外求而致。这是若干年月，若干学者分程并进，层叠积聚的结果。图书馆里的书籍，试验室里的仪器不是仅凭金钱购买，而根本上是研究进行和研究结果的产物。研究工作愈努力，研究设备愈充实。（中略）我们中国人不要徒然歆羡欧美学者的研究设备。“临川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我们要从研究工作当中去改善研究的环境。我们不但要避免漫无计划的出国留学，我们也应当避免长久依赖西洋人的学术设备。我们要逐渐创立我们的工作设备，研究方法和学术贡献。我们不要怀疑在设备贫乏条件之下有做研究工作的可能。试问居里夫人发现镭质所用的试验室里有多少设备？赖特兄弟们发明飞机所用的仪器有多大规模？
在设备贫乏的大学里做研究工作，进步必然十分迟缓。工作者未必都能有重大的收获，未必人人都是贾利略或狄卡尔。但他们至少可以为后来者尽一点培本奠基的义务。
战后中国面临着千头万绪、难于解决的善后问题。同时武力攫夺政权的威胁一天比一天严重。加以大学中学里面学风颓弊，学潮起伏。我在这样的局势之中讲学术独立，谈学术研究，当时虽然觉得理直气壮，振振有词，事后看来真有痴人说梦之感。
当时的学风我也曾加以检讨。三十六年六月一日成都《新新新闻》所刊以“和平丰裕的途径”为题的一篇“星期论文”里我曾这样说：
全国的人在八年抗战，饱经困苦危难贫乏生活之后，切盼从胜利当中得到和平丰裕的幸福。不意日本投降，时逾两载，人民不但得不着和平丰裕，反而深受战争贫困的威胁。（中略）近来起伏各地的学潮虽然口号动机并不一致，促成的主要条件无疑是许多青年人不满现状，忧虑前途的心境。（中略）罢课、互殴、捣毁、“吃光”等一类的行动，不仅荒废学业，破坏秩序，实在有损知识青年的风度。照这种方式去求和平丰裕是难于收效的。
对这些越轨犯法的青年我进一个简单的忠告：“以和平的精神求和平，以建设的能力致丰裕。”内战是极不幸的事，我们应该反对内战。但武力暴行，徒然增加仇恨不祥之气，内战不会因而停止。贫困应当从速解除，但破坏的行动只能增加贫困。青年人想致国家于安乐丰裕的境地，应当立定志愿，做未来建设工作的主持人。
现代国家的建设需要现代知识，需要具有这种知识的人才。但凭热忱与理想是不济事的。中国的建设人才直到现在还十分缺乏。这是我们国家贫困的一个重大原因。（中略）我们以往教育的失败，不在没有养成青年人的爱国心理而在没有尽量养成青年人的建设能力和建设志趣。这是以往的错误。许多中年人是这个错误的牺牲者，甚至是这个错误的负责人。我们必须矫正错误，向着培养建设人才的教育迈进。
当时学风颓弊，大可忧虑。我曾屡向青年学子提出口头或书面劝告。由独立时论社发交各地报纸于同年九月十四日刊出的《大学生的抱负》一文便是书面劝告的一例。我指出两种不良的学风：“腐化”与“恶化”。腐化的青年人沉湎于“社交”“娱乐”。恶化的青年人投身于妨碍学业、影响治安的活动。我劝这种青年人不可因为不满意于现状而让颓废生活或破坏行为剥夺他们一纵即逝的求学机会。
有些青年人也许这样想：现状已经坏透了。（如果）我们的力量不足以打破现状，我们不如就现状中求受用。如果我们的力量足以打破现状，我们先行革命再谈其他一切。
我指出这两种想法的错误：
在现状之下偷生固然自误误人，消极破坏而不积极建设也有损无益。青年人要注意，今日你们看着不顺眼的“革命”对象，其中有一些在从前也曾从事于“革命”。今日中年以上的“落伍”分子，在他们青年的时候，对于个人“出路”的打算不见得比你们更欠精，有关爱国忧时的呼声不见得比你们喊得更欠响。二三十年前大学青年的知识水准或个人能力比较今日的大学生，不见得更低更小。然而因为他们当中的多数，抱负不够宏远，意志不够坚定，学问不够踏实，所以不能有可观的建白。今日的青年人如果没有胜过前人的抱负和学问，纵然把前人驱除了，取其位而代之，恐怕还要蹈他们的覆辙。
我表示一个愿望：
中年以上的人算是落伍了。青年人更要力争上游，准备用自己学问造诣来领导国家的进步。社会如果失掉了领导青年人的力量，青年人就要准备担负倒挽狂澜的大业。
腐化恶化的分子是少数，多数的学生大体上安分守己。可惜“安分”的青年人不一定有远大的志趣，对于学问也未必都有真挚的爱好。他们纵然心里不赞许腐恶的行为，却没有明白反对的表示。同学开会商讨事务，他们多避不出席，即使出席也不能本着自己的信念，提出坚决的主张。因此学生会时常被少数“活动分子”任意操纵。这种“缄默的多数”（silent majority）无补于颓弊的学风。
我也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我的劝告不会发生效力。但“心所谓危，不敢不告”，姑且说出，聊尽我心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