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我就任客座教授的时候，华盛顿大学的“远东”研究和教学工作已进行了十五年左右。因为主持人的努力和大学当局的协助，时间虽不算长，成绩已颇可观。不少人把“远东”（Far Eastern），“渔业”（Fishery）和“林业”（Forestry）相提并论，认为华盛顿大学三个有声望的单位（“Washington's Three F's”）。其实“远东”不是一个单位而是两个关系密切的组织：远东与斯拉夫语言文学系（Department of Far Eastern and Slav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和远东与俄国研究所（Far Eastern and Russian Institute）。两组毫不相关的语文并入一系，是迁就事实的一个安排。据说在创设的时候，不但学校拨给的经费很少，教授远东和斯拉夫语文的师资也极缺乏。因此“远东”与“斯拉夫”各立门户，自成一系为环境所不许。研究所同样是迁就事实的安排。（到了一九六九年秋季，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扩充，语文系和研究所才决定改组。“远东”与“斯拉夫”分为两个完全独立的语文学系。研究所在原则上也决定剖分为二。但因为经费和其他原因，暂时仍旧。）
语文系的主任和研究所的所长由戴德华教授兼任。研究所副所长由梅谷教授担任。（后来添设一位副所长。远东和俄国研究事务由两位副所长分领。）我到校时，讲授有关中国课程和从事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同人为李方桂、施友忠、戴德华、梅谷、赖福来（Erwin Reifler）、卫德明（Hellmut Wilhelm）等教授。戴原籍英国，抗战前曾在中央政治学校任教。梅原籍德国，曾在浙江大学任教。赖原籍奥国，也到过中国。卫是久居青岛的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的儿子，熟悉中国情形。当时教授级的同人当中没有一个是土生美国人。（这个现象后来慢慢地改变了。）教授以外有少数讲师（lecturers）、教员（instructors）和助理员（assistants）。助理员分两种：授课助理员（teaching assistants）和研究助理员（research assistants），全由成绩优良的研究生充任。前者几乎全是土生美国人。
华盛顿大学采行“学季制”（Quarter System）。一学年分为秋、冬、春、夏四个学季，每季十一个星期，其中授课十星期，余一星期留作季终考试之用。每星期五小时课程的分量略等于学期制（Semester System）每星期三小时的课程。学季制的优点是学生可以在三个“夏学季”里注册上课，提早一年毕业。短处是一个每星期五小时的课程，连日上课，学生不容易有充裕的时间去细读，多看参考书，去思索、考量在教室里所听见和书籍里所看过的一切。学期制的时间较长，学生有较多的时间去吸收，消化。
我每学季授课一门，每星期上课五小时。在十九年当中我所授的课程一共三门：“中国政治思想”（这是政治系的课，但有许多历史系和远东系的学生选修）、“中国社会制度”（这是远东研究所的课程，他系的学生，如人类学、社会学等系学生多来选修）、“中国政治思想及制度资料阅读”（这是远东语文系的课程，限于语文系和研究所的研究生选修）。中国政治思想是我的“本行”，讲授这门课程可以说是我分所当为，也乐于从事。研究所本来想让我授“中国政府”。因为这课由梅谷讲授有年，我不愿“喧宾夺主”。因此我坚决地推辞了。“中国社会制度”那时没有人讲授，我勉强“承乏”，后来成为研究所颇受欢迎课程之一。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中国政治思想及制度资料阅读”是我自己建议，学校核准设立的课程。我到校不久，发现许多研究生阅读中文书籍的能力不高，做研究工作时感困难。我又觉得若干颇负时誉的美籍大学教授所著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籍论文，因为作者的中文修养不够充分，时有误会误解的论断。因此我不自量力，想帮助学生，培养一点阅读原始资料的能力。
我是华大研究院（Graduate School）教授之一，除授课外还有指导研究生的职务。各系主任按照每一名学生的学术志趣和研究范围，指定系里（或系外）具有研究院身份的若干教授组织一个指导委员会，并提请研究院长（Dean of the Graduate School）聘任。十几年当中我“指导”过的当然以远东研究所和语文系的学生为最多。我也曾被派参与指导政治学、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等系选择“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学生。
我也是远东研究所的教授，有参加研究工作的职务。研究所的工作在近年改变方针以前，以中国近代史为范围，并择定十九世纪为工作的重心。同人等各就兴趣所在，选定研究题目。梅谷、卫德明等建议我研究十九世纪的中国乡村。他们说，这个极端重要的题目，早想请人研究。但牵涉的问题既不简单，资料的搜集又不容易，十年以来，没有人肯应承。如果我能担任，那就好极了。我想“垦荒”工作诚然艰苦，但如肯耕耘，未必竟无收获。我安步于“政治思想”的熟路上太久了，现在正好借这机会，换一个方向，开一下眼界。我接受他们的建议。经过一番考虑之后，我决定了研究的步骤。我打算首先探察十九世纪中国乡村的形态和情况，然后考证清政府管制乡村的制度和措施，最末检讨政府管制对于乡村的影响和村民对于政府管制的反应。
搜寻有关的中西文资料当然是我的第一步工作。华盛顿大学图书馆所藏有关中国的书刊和研究所附设远东图书室所藏的中文书刊不能算丰富。所幸本校没有的资料，可以由“馆际借书”（Interlibrary Loan）的职员去信向全国各大学图书馆和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的东方部（Orientalia Division）借来参考。从一九五○年初起，到了一九五三年夏初止，我翻检了将近千种的中西文书刊，虽然研究时实际上引用的不过半数左右。
中文书里有关乡村生活实际情形的记载比较缺乏。幸好十九世纪到中国来游历、传教或做其他活动的西洋人士对各地乡村的实况偶然有具体而亲切的描写。本国人看惯了而不留意，或根本上不曾看见，像似琐屑而却有意义的许多事物，在这些人的眼里都很新奇，值得“笔之于书”。因此他们的记载可以补中国文献之不足。抗战以前我在天津南开大学，北平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先后任教八年以上，一向住在郊外，对北方的乡村状况、乡民生活略有观察。抗战发生之后，我在成都乡间住了七年多（在一个普通的农家住了两年多），时常与乡民接触，因而对于他们的生活和心理颇能了解。现在把自己观察所得与中西人士所述相互比照印证，在选择和运用资料时便不至于茫然无据。
直接或间接有关乡村管制的中文书籍为数不少，但其中所载不免有一些是不着边际，甚至歪曲事实的“官样文章”，而不是可靠的实录。另有一些著作表示作者的偏见而不能当作客观的陈述。资料的甄别颇不容易。有时觉得某一记载未必可信，但因为别无可用的资料，也只好“疑以传疑”，姑且引用。我没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或照抄原文，或撮取大意，写在四寸宽六寸长的纸片上，分类储集备查。几年之后，写存的纸片以千数，乡村生活的轮廓也在我心目中出现。
美国一般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或文化，往往首先设立“假定”，然后搜寻资料来“证明”所设的假定。我不敢，也不能采用这种研究方法。我认为不曾认真研究过乡村生活而先设立任何假定是一个不很妥当的办法。我觉得三十年前，我在学生时代写毕业论文的一套方法还有用处：“放眼看书”、认清对象、提出假设、“小心求证”。但现在因为适应实际上的需要，我加以修改。“放眼看书”辅以“小心抉择”。这一步工作做得相当充分了，不必去大胆假设，假设自然会在胸中出现，不必去小心求证，证据事先已在眼前罗列。其实“假设”是”证据”逼出来的，不是我主观的、随意的构造。假设成立了，还要继续“看书”，继续“抉择”。如果发现了与已得证据相反背，或不符合的新证据，我也会被迫而修改或放弃先前的假设，另外提出假设，这与先前一样，证据是“前因”，假设是“后果”，并非事先修改旧假设或提出新假设，然后才去继续求证。
到了一九五三年秋天，收集和分析资料的工作大体上完成了，我开始草写计划中的《中国乡村》这部书。每章初稿写成后，印制复本，送交“中国近代史讨论会”（Modern Chinese History Colloquium）的同人，请他们阅读，然后到会，提供意见。他们的批评未必完全中肯，但时时指出我应该注意而忽略了的问题，使我受益不少。
这个两星期一次的讨论会是一种制度化的学术意见交换。每人提出他研究的初步结果，让同人自由检讨。提供的意见，作者有接受或拒绝的完全自由。与会的同人各就自己的学科观点（disciplinary approach）（哲学、文学、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等观点）发表意见，讨论的作用是个人意见的交换，也是学科观点的交流。同人各就自己的学科观点从事研究。意见交换，观点交流，让每一个人知道、了解别人的意见和观点，因之他对于自己的观点也有更清楚、更确当的认识。视界狭窄、观点孤立的现象便不容易发生。
一九五五年的秋天，《中国乡村》全书脱稿。研究所送华盛顿大学出版部付印。出版部照例送请校外两位专家审查。第二年夏末，审查意见书寄来了，两位专家一致主张付印，但其中一位认为篇幅太长，建议作者削减，并将书中引用的许多原始资料一概删除，由作者简述其大意。我想他的建议显然针对时下美国一般读者怕看冗长著作的“不耐烦”心理，而忽略了我著书的体裁和目的。这是一部“开荒”的初步著作。为了学力有限，我不希望在书中提出高深广泛的学理。我只想把寻得来的资料经过整理之后贡献给读者。这些资料的绝对多数从中文书籍中斟酌摘录，一一注明出处，译成英文，以使读者稽考、覆按或引用。如果全数删去而代以概述，这书的用处（假使有用处）便要减少。我在书中也提出了若干论断，同时把论断所据的资料一一列入，以便读者判定我的论断是否正确。这是我不惮其烦，引用许多资料的另一理由。如加以删除，读者便要失去这项便利。篇幅确是冗长（全书共约三十五万字。其中正文约二十四万字，附录三篇共约一万六千字，正文各章及附录的二千一百八十多条的注脚共约八万七千字），但我相信评骘学术性的著作应当考量内容的好坏，不必计较篇幅的长短。研究所的同人一致同意我的看法，决定不加删改，校订之后送出版所印行。研究所专任校订工作的古林女士（Miss Gladys Greenwood）正忙于校订另外一书，只好把《中国乡村》书稿暂时搁下，直到一九五七年春天才校订完毕。出版部没有自己的印刷厂，书籍都送交别处印刷。因为《中国乡村》书里有一些中国字，美国国内的印刷厂不能承印，只好向西德、日本、香港等处去接洽，因索价颇昂，久无端绪，最后决定用一种特殊方法，在国内印刷。一九五五年脱稿的书延到一九六○年尾才出版发行。这书所述是历史上的陈迹，迟几年出版并无妨碍。
这书发行后颇承读者奖许，不久出售一空。因各处催问再版，终于一九六七年重印发行。除布面本外，另印纸面普及本。
《中国乡村》脱稿之后，我与研究所同人商量此后的工作。梅谷教授说：“二十年前，我在北平的时候，与Marry C. Wright教授（先后在司丹福及耶鲁大学任教，现已去世）商得康有为次女康同璧女士（罗文仲夫人）的同意，把家藏南海许多已刊未刊的遗著摄影，携回美国。这些资料至今还不曾加以整理。康有为是戊戌维新的领导者，在中国近代史上占重要的地位。你如愿意把‘康有为’作为你第二个研究题目，必然有满意的贡献，不辜负这些史料。”我审阅资料的时候，发现其中有不少是我写《中国政治思想史》时不曾见到的。读了这些遗著，使我觉得从前所下的论断有修正补充的必要。我决定从事“康有为研究”。
此后不久罗荣邦教授到校，加入远东研究所。他是罗夫人（康同璧女士）的公子，康南海的外孙，幼年时在上海曾受外祖父的训迪。他送给我《南海先生自订年谱》（抄本）、康同璧编《年谱续编》（油印本）、任启圣编《年谱补遗》（油印本）、康同璧编《万木草堂遗稿》（油印本）、康有为《诸天讲》（排印本）和其他几种不易得到的资料。（其中《年谱》和《诸天讲》是罗先生自藏，《续编》《补遗》和《遗稿》由罗夫人从“北京”寄交住在香港的南海长女康同薇女士转寄美国。）这些资料增加了我研究“南海圣人”思想和生活的兴趣。此外从本校远东图书馆和美国其他大学图书馆借来若干直接或间接的资料更给我以工作进行的便利。（我商得研究所的同意把梅谷教授带回的影片复制全份，又请罗教授把上列的和其他一些资料另备一套，一并寄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便国内学者参考，并编印康氏遗著。）
研究的结果我分题做报告，在中国近代史讨论会提出讨论后，择要送交学术性的期刊先后发表。其中较受读者称许的有下列的几篇：《康有为与孔学》（K'ang Yu-wei and Confucianism）、《康有为的哲学思想：一个新综合的尝试》（K'ang Yu-wei's Philosophical Thought: An Attempt at a New Synthesis）、《君主立宪：康有为民主化中国的计划》（The Case for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K'ang Yu-wei's Plan for the Democratization of China），《经济现代化：就历史配景看康有为的主张》（Economic Modernization: K'ang Yu-wei's Idea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以上四篇交《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八年先后刊出］。《在乌托邦里进出：康有为的社会思想》（In and Out of Utopia: K'ang Yu-wei's Social Thought）（交《崇基学报》分三次于一九六七和一九六八年刊出）。《康有为的科学涉猎：诸天讲》（K'ang Yu-wei's Excursion into Science: The Lectures on the Heavens）［收入罗荣邦教授编译的《康有为：传记与论集》（Jung-pang Lo, K'ang Yu-wei: 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 Tucson, 1967）］。这些已经发表的论文合计约十二三万字。
二十多年前草写《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时候，我所看见康氏的著作不过是现在所看见的一小半。他的思想，我既不能有全面的认识，也不曾做深入的剖析。因此我的论断不免有舛误的地方。例如我说：“康氏以立宪为保皇之手段，故其所号召者为假民权。托孔子以为变法之口实，故其所号召者为假维新。”多看他的著作，细研他的思想之后，我发现这个论断几乎与真相恰相反背。现在我认为这两句话可以改为：“康氏以保皇为立宪之手段，其所号召者为渐进之真民主。谓孔子为改制之圣人，其所企求者实为制度与思想之一体维新。”我现在的看法也未必果然正确。但就我再思所得，发我今日所见，借以纠正前此的若干误解，或者可以说是遵行“过则勿惮改”的古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