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九四九年受聘到美任客座教授的时候没有久居海外的打算。后来发现乡村研究工作既不能够短期内完成，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对我的教课又表示满意，戴、梅两教授和其他相熟的同人希望我不急于回到台湾，并且劝我接家眷来美，做久居之计。那时一儿两女都在台湾大学肄业。我想趁我在美国，让他们前来继续求学，也未尝不好。于是我决定“且住为佳”，向台大辞去教授职务，进行办理内人和儿女们入境的手续。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九日他们在旧金山上岸。我到金山，陪同他们坐火车到西雅图。我们一家五口，分别年余，又得团聚。儿女们都进华大肄业：庆熙入经济系，庆华入艺术系（后转入建筑系），庆燕入历史系（毕业后入研究院学图书馆学）。
一年跟着一年过去，回台的原意终于打消了，学校也终于改聘我为常任教授（professor with tenure）。
一九六○年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授给我一项“人文学术卓著成就奖金”（“Prize for Distinguished Scholarship in the Humanities”）。这会是由全国三十个人文和社会学术团体所组织，同时是国际学院联会的成员（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Academies）。我接到会长的通知真有不虞之誉，突如其来的感觉。我同着内人和次女到纽约去参加一月二十日举行的授奖宴会。到会者除受奖的十人外，还有应邀作陪的百多位学者。十人当中有语言学家、哲学家、神学家、政治学家各一人，史学家——包括思想史、文学史、政治史、美国史——共六人。主席在发奖前宣读奖状（citation），陈述给奖的根由。我的奖状说我“融合中西两个伟大学术传统的菁华”，说我少年时代著书论述西洋政治思想，表现了“创造性的灼见”（“creative insight”），说我写《中国政治思想史》，显示了“自辟蹊径的史识”（“great originality of conceptualization”），说我不仅是学者，也是“诗人、作家和哲学家”（“poet, writer, and philosopher”），说我平生任教，在美国和在中国一样，赢得了学生的“经久爱戴”（enduring affectic）。溢美过誉，我岂能当。奖状所提的一切只能说是我几十年来竭力求进而不曾达到的目标罢了。
国内外许多朋友（甚至一些素不相识的美国人士）陆续给我函电来道贺，盛意至可感激。我在给胡適先生的信里有这样的话：
自问居美十年，我实在没有值得称许的学术成绩。这项奖金真是“受之有愧”。柏克哈德会长的通知书里说：“这项奖金赠给你，是为了承认你的崇高学人地位，并且为了承认你在人文学术上的卓著贡献。”这样说法更使得我惭愧惶恐。好在我平日尚不曾发出过分荒唐离奇的主张，这或者可以告慰先生和各位友好。
会中邀内人和我于一月二十日到纽约聚餐，并接受奖金。她到了美国十年还不曾去东部“观光”，经我怂恿，她已同意前去。主要“论点”之一是不必自己花旅费。“穷措大”的打算，附带报告先生，以博一笑。
从一九四九年秋天到一九六八年夏天，我在华盛顿大学做了十九年的教课和研究工作。按照规定，教授年满七十，必须退休。我在一九六七年冬天已经满了七十。但因为我的生日在下半年，学校循例让我继续工作到本学年终了。因此我在一九六七年“冬季”授毕“中国社会制度”之后，接着在一九六八年“春季”（本学年最后的学季）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学生知道我即将退休，争着来选修这课。一间大教室挤满了人，进来稍晚，得不着座位的只好站在墙边或坐在地上。五月三十一日我在华大授我最后的一堂课，结束我四十二年连续不曾中断的教学生涯。当下课铃响，我将要走下讲台的时候，坐着的学生一齐起立，鼓掌致意。在美国近年来教师尊严日趋下降的时候，我得着这样的礼遇，使我相信十九年的光阴不曾虚掷。我在走出教室之前对他们说：“当五十六年前一个春天，名哲学家兼诗人的珊达雅纳（George Santayana）正在哈佛大学授课的时候，一只知更鸟飞来站在教室的窗槛上。他注视这鸟一下，回过头来对他的学生说，‘我与阳春有约’（‘I have a date with spring’），于是宣布下课，跟着向学校辞职，退隐著书。他那时年纪还不满五十，竟已从心所欲，悠然而逝。我没有资格学珊达雅纳，但我知道一件他不曾听见的秘密。照十一世纪中国哲学家邵雍计算，世界上的事物，在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后，一一完全重现重演。现在我与你们约定，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后，我们在这间屋子里会面罢。”
学生对我的态度不坏，并不是因为我有高深的学理或奇妙的“师法”可以传授他们。只是年纪比他们大些，看过的书和问学的经验比他们多些，我可以帮助他们少走错路。老马虽不能“志在千里”，却有“识途”的一点用处。若干年来，我尽力量所及和时间所许，担负起老马的义务。任何学生就我商讨研究工作或提出有关学业的问题，我一体“来者不拒”。（有时候美籍同人参考中国书籍，发生疑窦，索解不得，来虚怀下问，我当然也举我所知。）
学生乐意来找我的主要原因，我想是很简单的。我提出意见时务求明白有据，不凭主观，不涉玄虚，不骛“理论”。他们如有误解错觉，我提出确切的理由和事实，以为他们自行检讨辨正的根据。假使有时彼此意见不合，只要他们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我绝不强人从己。我不曾忘记四十年前我写博士论文时狄理教授给我的指示：“导师的职务不是把自己的见解交给学生去阐发，而是鼓励他们去自寻途径。”
我对学生谈话时偶然也提供一些持身处世的意见。我劝将要毕业的学生于就业时不要计较名位的高低，薪水的多少，而应当注意工作的机会是否良好。“尽其在己”，“莫问收获，但事耕耘”，是我常说的话。我相信欲速达，求速成是求学的一个魔障。
我在美国一住二十年。这固然是因为工作愉快，“人缘”不差，使我不想离去。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近几十年来美国若干大学先后设立了远东语文系和研究所。中国语言文学的传习，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往往成为致力的主要对象。师资、图书、学生的数量陆续增加，“汉学”的重心逐渐从欧洲移到新大陆。这是可喜的现象。但过速的进展引发了一些缺漏，我不禁想就个人薄弱的能力所到，做一点补苴的工作。
对东方语言、历史、文化有真正兴趣，同时也有适当天资和学力的青年投身于远东研究，当然会有可观的成就。但主修中国语文、历史、文化的学生不一定是这样的青年。（其中可能少数是因为自信没有特出的天资或特殊的修养在有关欧美文化的学科中去显身手，又误会远东研究是一个方便的“冷门”，才走上这一条路。）不管学生本人的禀赋如何，中国研究并不是一道方便之门。别的不用说，一个绝不可少的敲门砖——运用或了解中国文字的能力——便很不容易到手。美国的大学中很少设置中文的课程，大学生多半是到了三年级（甚至进了研究院）才立志主修“汉学”，即使他们有“语言天才”也难于三五年中培成阅读中籍的能力。不能阅读中籍，当然便无力做名副其实的“中国研究”。西文的译述不能代替原文的“第一手资料”。有许多重要的中国著作还没有西文译本，或未经学者用西文论述。完全依赖译述，可能有“以讹传讹”的危险。运用不够充足的阅读能力去看中文书，更可能发生“郢书燕说”的错误。十几年来，我指导美国学生作论文或专题研究，发现其中阅读中籍还没有确实把握者不在少数，因此一有机会我便劝他们多抽时间，多用功夫去学习中文。我为研究生授一门中文选读的课程，企图给他们一点帮助。
各大学里有些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不愿（或不能）广参细考中文书籍，但又必须时时发表著作，以便维持或增进他们的声誉，或博取升级加薪的待遇。天资高一点的会从涉猎过的一些资料中“断章取义”，挑出“论题”，大作文章。只要论题新鲜，行文流畅，纵然是随心假设，放手抓证的产品，也会有人赞赏。作者也沾沾自喜。这种作风竟有点像王阳明在《书石川卷》中所说：“今学者于道如管中窥天，少有所见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哈佛大学远东语言系教授杨联兄于一九六○年七月中出席中美学术合作会议时，比较中美学者的短长，指出中国学者长于搜集史料，美国学者长于论断史实。两者应当相辅相成，使前者不至于见树而不知林，后者不至于“把天际浮云误认为地平线上的丛树”。这是“一针见血”而出以含蓄的妙语。我平素所做带着“野狐禅”意味的工作不能代表中国学者的正宗法门，但也想对少数美国学者所走的方便法门有所匡救。
近年来美国各大学的“中国研究”有偏重“现代中国”而忽略民国时代和民国以前历史的倾向。福特、洛克菲勒等基金会（Ford Foundation, Rockefeller Foundation）捐拨巨款各大学推进“中共研究”工作，并为从事研究“现代中国”的学生设置丰厚的奖学金。为了便利向基金会申请助款，各大学中国研究的主持人自然会把中共研究作为工作计划的重心。学生为了获得奖学金也自然会选择现代中国为研究的对象。王充曾说，“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就“经世致用”的需要说，研究现代是有用而重要的工作。但从学术立场来看，不知古而只求知今，不明了历史背景而只着眼于现状，研究的结果难免肤浅乖谬。
华盛顿大学远东语文系和研究所同人在过去若干年中致力于培养学生们朴实的研究学风和阅读中籍的能力。照我估量，成绩还不算坏。若干东部“长春藤会”大学（Ivy League Colleges）的高才生，因为有取于华大的学风，不远千里，转学西岸来完成学业。但上面所指出的几个问题还不曾完全解决。在商讨研究计划的会议中，我时时提出研究过去历史的必要。同人劝我转入现代研究：我的答复是：“何必把所有的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呢？留几个坏的在外面罢。”
矫正“中国研究”的缺失偏差是在美中国学者的一个责任。虽然学植不厚，学力不丰，我也想在这方面略尽其责。
无课一身轻。我的生活较前悠闲一点，但不是无所事事。研究所的同人要我继续参加中国近代史讨论会。少数研究生要我“指导”，我与他们商谈种种研究问题。学校在我退休的时候送给我“退休教授”（Professor Emeritus）的聘函、退休教授身份证、校园停车证。我与华大尚未断绝联系。学校当然不给我薪水，但按照成规给我补助金，使教师保险及年金会（Teachers Insurance and Annuity Association）和联邦政府社会保险署（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每月发给我的金额总数达到本人任职最后十年平均月薪额数的一个法定百分比。（任职愈久，百分比愈大，但以百分之五十为最高限度。）每月的收入足以维持生活，没有冻馁之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