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到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是我的学生时代。在这二十四年当中，我受过中西新旧方式不同的教育，得着国内外良师益友的训迪启发。父母双亡，国家多难，我的学业竟未曾间断。我是一个不幸环境中的幸运之人。求学的机会虽然良好，学业的成就却属有限。我最大的弱点是学勤而不能精，心长而才苦短。所幸尚有自知之明，不敢做平地起楼台的幻想，安分守己，只做一点畚泥垫路的功夫，希望能够便利别人罢了。我学业上的菲薄成就离师友们的期望甚远。但我深信，假使没有他们的扶持鼓励，这菲薄的成就也必不能有。他们的赐予是我无法忘怀的。
民国十五年到一九六八年是我的教学时代。这四十二年中，我先后或同时在国内十二个公私立大学——民国、南方、南开、东北、燕京、清华、北京（兼课）、四川、光华、华西、政治、台湾——和美国一个州立大学——华盛顿——授课。我不曾创“师法”，立“宗风”。我教学的工作，说不上有造就人才，弘扬学术的作用。我应当向学生们道歉。古人说，“教学相长”。他们有意或无意中鼓励我，使我学有所进，心得其乐。我也应当向他们致谢。
“文章事大才难任，师友恩多报未能。”这是我问学谏往所得的感想。
民国二十七年我只身到成都，寄居异母弟晖人的家里。一天晚上继母与晖人、弟妇和我谈起三十多年前的旧事。她说：“你父亲早年也有出国留学的意思，为环境所限，不能成行。他自己刻了一颗‘万里寄踪’四个字的小石章来表示他的志愿。你能够到美国去求学，可以说完成了你父亲自己未遂的志愿。他如果在世，看见你回家来，一定会十分欢喜。这颗图章我保藏了多年，现在可以交给你了。”两年之后，继母因病下世。这颗浅黄色寿山石小印我慎重珍藏，不敢有失。先父手泽至可宝贵，更不敢有负继母的付托。我不能说果能善继先志，但学生时代留美六年，再度到美，一住便二十年，“万里寄踪”的意思，我总算实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