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订婚和出世
我是在光绪十五年在南京花牌楼的一所一百二十八间的房子里出世的。那时候的花牌楼，不是像我四十多年后在南京住家时候的大宽马路，那街窄的两顶轿子对面走还得慢下来才免得碰着了。可是那是城里一个很热闹的中心，街边上炸油条的炸油条，烤烧饼的烤烧饼，挑水的叫行人站开，讲究人家总叫小孩子们不要站在大门口看热闹。
我小时候从曾祖母以下住的两处房子，第一处就是花牌楼的房子。我们一家大小三十四口，再加上二十七个用人，所以我们那一百二十八间的房间，分成了一个一个的院子，真是间间都用得着。
我还没有生的时候，他们大家就起头争论我的事情了。第一样么，我的父母得算是我的伯父伯母，我的叔婶得算是我的父亲母亲。第二样么，我是指腹为婚的(所以本章的标题先说订婚后说出世)：看是我生出来是女的还是男的，对方表亲那边生出来是男的还是女的，我就做他的妻或是夫。当然两家生的都是男的或都是女的，那就结不起亲来了。这些事情是有点复杂，我最好解释一下。
先说我的父母，我祖父的长子生了有九个子女；可是二房一个都没有生，所以就过继了大房的第九个小孩子。那就是我。固然他们等我一懂事，很早就让我知道我是过继的。可是我既然是没生就过继了，所以我一直就是“大伯”，“姨姨”，“大(音打)大”，“姆妈”那么叫的，对别人提就说“大伯”，“大伯母”，“父亲”，“母亲”那么说。所以那时候我总觉得与其说我是从我的父母过继了给叔父婶母，不如说是从伯父伯母过继了给我父亲母亲较为自然一点。就是有一层，我的生母是喂我奶的，所以我对她特别恋记一点。可以说我的四位父母当中我最爱的是“姨姨”跟“父亲”5。
现在我得讲讲我的订婚，再讲我出世，因为不是我先出世后订婚的煞。我的大姑母嫁的是安徽程家，他们住家在扬州，到南京不过两天的船。她每次怀了孩子总是回娘家来住，住到临产前一个月再回去。她一小是个娇惯小姐。嫁了姑夫也不大合适，四周围又全是程家人。回到娘家来都是杨家人，大家都奉承着大姑奶奶，那多好。这一次是第四次怀着喜回娘家了——那“喜”就是我的未婚夫——一同带着有三个孩子，两个用人，另外每个孩子还有两个带孩子的用人，那么伺侯这一大家子上上下下的责任就落在“姨姨”和“母亲”的身上了。
“大伯”结婚了两年，祖父到英国去了。在中国有个老迷信说凡姊妹弟兄们在同一年内结婚的人，先结婚的是顺利的，因为把好运气都给拔去了，后结婚的会遇见不顺的事，或总有一样缺点。所以，我过继母亲终身抱恨的就是这一点，总骂我过继父亲为什么要让人，并且“父亲”还是姑母的哥哥，为什么不先娶，显见祖母偏心眼，对姑母好，再加姑母有孕就回家住着，种种的麻烦，以后听“姨姨”她们说起来总是流泪，因为他们姊妹弟兄谈天，可以谈到深夜一二点钟，而“姨姨”他们要等着伺候还要预备夜晚点心等等，第二天一大早又要起来伺候祖母。姑母她们可以睡到十二点，所以这是中国规矩做女儿的快乐，做媳妇的苦处。若是小家庭制度就没有这个苦处了。祖母看出种种情形来，所以想到她自己一死哥嫂们一定不会再多接妹妹的(其时祖母已病了多年)，于是就想出一个法子来，对“姨姨”(我生母)说你们两面指腹为婚吧，多一层儿女亲戚多好呢。(中国从前这种随姑走的结婚最多，有时几代接下去。我丈夫的姑母和堂姊妹三代都是这样的。)所以就给我这个没有出世的孩子照样子办了。第二若是两面都是男的或都是女的不是没有把戏了吗？就说若是男孩就过继给我“父亲”“母亲”(二叔婶)做儿子，因为祖母最恨祖父从前要娶一个“并妻”，说因不随愿之故所以祖父就不做官了(其实并不皆然。)所以她就定一个例下来，儿孙辈中不管何人不准娶妾，无子的过继。所以又给我定了这第二个出路。
在生我的前四天晚上，“姨姨”梦见一个老太婆递给她一枝并蒂兰花给她，也没说什么。“姨姨”想怀胎梦花一定生女，并且两枝，一定双生女儿。“母亲”就说，一个给姑母为媳，一个给她为女儿。但是“姨姨”说留下的那一个女儿我们两房共吧。因为她生我已是第九胎了，不想再生了，而想到二房没有子女，将来一定还会要过继儿子的。
那么在光绪己丑(十五年)十一日初三子时，就是西历一八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我这个不自由淘气的孩子就出世了，公然是一个女的，只是一个。
要是让我挑哪一年生也许挑这年够好的了。那时候太平乱后南京也恢复了一点繁荣。甲午之战还没发生。清朝是已经衰了，但是还没倒。孙中山先生还没有组织革命党。那时候我祖父和“父亲”在外国，巴黎铁塔落成开世界博览会的时候他们去做中国代表——我比爱非尔铁塔小八个月。
可是姑母虽住在家里还不知道她将来生的是男是女呢，但是“母亲”喜欢的很，说一个女儿我也要，惟恐姑母生男要和她们结亲那就是她最不愿意的事，那只好等姑母生后再定了。那时曾祖母还在，对这个举动也不赞成。我生母最贤慧，一句不说，她既舍不得订婚，又舍不得过继，但是知道大姑子和二婶子都难说话，惟流泪而已。因为梦兰花所以给我起名叫兰仙(仙字是姊妹排行，兰是因梦兰之故)。“姨姨”就自己喂奶，“母亲”就日夜唉声叹气只希望姑母也生个女儿才好，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等了三个月，扬州的信到了，生的是一个儿子，祖母就决定下来，那么给我订的婚，越订就越定了。
第三章 头一岁的长进
我有生以来，头一年的事情比后来哪一年都多。详细的情形我记是记不得，可是一定是过的非常有意思。我那一年里头的长进大概比后来五十多年加起来的还多。我很早就发现别人不是我，就是有时候希奇那么远的脚趾头倒不是别人，就是有时候还分不大清楚。我不久就发现凡是是我的，我能够随便自由的动作，这自由的滋味我一尝到以后就永远不肯放弃了。
在那同一年里头我的体重加了不止一倍。可是我后来倒没有每年一倍一倍的加上去。后来有一阵子我细长的他们还给我起个外号叫“天灯杆子”呢。可是“姨姨”喂我的奶的。他们说“姨姨”从前因为小孩生的多身体不大好，到生我时候，“大伯”的差事正好，所以在我生了以后不知买了多少高丽参给“姨姨”吃，所以结果我的身体非常好(一直到现在还比一般中国妇女的身体强)。我常常告诉别人若说我有病，都没有人相信，因为从小到现在虽然害过些大病多半是些传染病，平常倒从来不那么娇的的病病痛痛的。
中国规矩小孩到一岁时要“抓周”的，就是摆了什么书咧，算盘咧，粉盒咧，各式各样的东西在小孩面前，随他去乱抓。抓着的第一件东西就代表这小孩子将来做哪一行事。据他们说我抓的是一管尺，可是尺代表什么我忘了。是不是说我将来做人是像一管尺那么正直，还是预言我以后会量这个，量那个，量体温，量脉搏什么的？
我第二个生日后祖父和“父亲”回国了。到家第一件解决的就是两样事。“父亲”非常喜欢我，但是不愿和姑母家结亲。其时“父亲”已定了随刘芝田钦差到广东。(刘是抚台，“父亲”是总帐房，就是会计，这种位置非本人的最可任托的人，才委派呢。)在回国的路上和祖父商量想带家眷到任，恐祖母不肯，还未提及，祖父说现在利用这个机会答应祖母之意过继也好，给了姑母做媳妇也好，这样就可以准许“父亲”“母亲”同到广东去了。哪知一提议祖母果然真是一口就答应了(还是祖父计谋好，到底知妻莫如夫)。但是“姨姨”非常不愿意，说我太小还未断奶，而祖母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就找了个奶妈带我，又给改名叫“传弟”，意思是给二房带一个小弟弟来。(中国这个规矩各处很通行的，又叫“压子”，所以起“传弟”、“领弟”等名字。)又对“姨姨”安慰说等二房自己有了亲生的子女后还可以给我回到大房来，惟独一定要给姑母为媳妇一条绝对不改(岂知日后还是改了)。这样一开家庭会议就算天下大事定了。
在“父亲”“母亲”带我动身到广东以前，祖父拿了新带回国的照相机(这套照相机等等以后就是卖给上海宝记照相馆欧阳实知先生的最早一套)，给全家照一张大照相。(祖父最爱各式各样的仪器，没想到我嫁的元任也是最爱这些东西，可惜他们两个人没见到面。)我总是动的不停，糟了五张片子，因为那时候都得用慢镜。到后来祖母急了，说反正是女儿，不加入也不要紧。这时候我两位母亲心上都不愿意起来了。她们就联合起来一边一个紧紧的扶着我坐在茶几上照了一个。这是我生平第一张留下来的照相，还穿着连脚裤子照的呢。结果那一大家子人我一个人照的最神气。
留下来了吗？留是留了二十多年，可是在武昌起义的时候那东西跟我们别的东西在汉阳伯牙台住处都烧掉了，后来到南京老家再找副片也找不着。元任常常为了这事情可惜。
我到广东这一趟是我生平许多趟旅行中的第一趟。我还觉得南京是我的家，可是这几十年当中在南京前前后后一共只住了十九年。其余的时候我或是住在别省，或在日本，或在欧洲，或在美洲。这第一次旅行，去的时候我还太小，一点不记得上路的情形。我一定是坐江轮从南京到上海的，因为十几年以后才有铁路；我一定住过上海旧式的栈房；我一定坐海轮从上海到广东；我一路给我的过继父亲过继母亲不知道添了多少麻烦，也给了他们多少安慰。从这里起头我就给称呼他们引号取消，就直接说父亲母亲了。
第四章 在广东抚台衙门
我在广州那两年的特点就是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记得事情。在那省城抚台衙门里的生活不是一定会有过这样，一定会有过那样，许多事情都是真记得有过的。我们住在西花厅里，两面有厢房，我是住在我母亲的套房里。每早带我的老妈子(姓黄，从南京带去的，不是那奶妈，因为我不知为什么不吃她的奶，不久就打发回去了)背着我出去到花园和二厅上玩一转，十点回来才和父亲母亲吃早饭。也没有小孩同伴玩，也没有小孩的玩物，所以我常常在老妈子背上大跳大叫，给他头上的一个假髻殼子起下来丢了，头发弄散了，气的老妈子总是要回南京去。我母亲就拼命的加工钱。(这当然都是以后他们对我说的，当时我一点不懂。)有时要到大堂后去看打人枷人等等的刑罚，听他们叫哭那些惨的声音，我也不怕，但是我总觉得气的很。(不过审到了抚台衙门的犯人都是被控犯大罪的人了。)以后给父亲知道了，大骂用人老妈子，不准再去了，可是过了几天我还是闹着要去看。
母亲下午总是到正房和刘家他们打牌。(那时候所谓打牌是打纸牌，不是打麻将，大概是“挖花”，是麻将的前身。)他打到老晚的什么时候回来我就不知道了。
我还记得衙门里应酬真多，常看见人家送一大些东西和酒席来，有烤的整猪等等。有时听他们说这是全席，那是便席，我也不知是些什么。有的转送了给人，有的给用人们吃了。送戏的时候我就骑在男用人肩膀上看戏，有好好的看台我也不要去。常听客人对我母亲说，你们这个少爷是野人。因为我一急就大叫，多少人也不知道我是男的还是女的，连我自己都不大清楚，我根本穿着就是男孩子的衣裳嘛。
幼年时代的风光，一景一景的闪过去，都连不起来似的，有时候觉得都像别人的事情或是像用文字一写下来就失掉了原来的滋味了，你要读得懂我，你简直非得是我才行！我就这么样子在广东省城过了两年，里头很少写得清楚的事情，可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两年在广东”的风味。
但是有一件纪念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的：西花厅院子里有一棵大榕树，根从树上头一根一根的挂下到地上，我老在那上面爬来爬去的玩。后来隔了三十七年(在一九二九年)，我和元任到广州，再去找那抚台衙门，都已经改成了中山公园了。只有那棵榕树还在，我还坐在旁边照了个相。
这样的两年混过了。有一天听见大吹大打放炮和哭闹的声音，大家跑来跑去的。我父亲两三天都没有回房来。(就回来我也不知道。不过平日，父亲每天回来了总要找我说几句话的，所以几天没见，我就想大约几天没回房了。)他们说刘抚台忽然死了。我母亲除了到那边每天应酬一下回来外，总是不响的一个人吃水烟，一句话不说。这样闹了好久，一天说我们得收拾东西要回南京了。我还是高兴的很，我看大家都不高兴。有时我父母谈什么闹家务了，两妾争产等等的，是说些什么我都莫名其妙。大家也不穿好看的衣物了，每天也不买鲜花戴了。男男女女的每人穿一件白衣，头上扎一块白布。全衙门扎起花门，白的、蓝的、黄的球来。有一天好容易遇见父亲回房子，我说：“爸爸！为什么只扎三色球？为什么没有红的绿的？”我父亲回我，傻东西，死了人要白的，喜事、寿事才用红的呢。从此知道一样新事了。
可是等出棺材时桌子上有大红绣金帏。我又问父亲，你说死人用白的，怎么又用红、金的了？父亲说白是别人表示对死人的悲哀，死人本身不能带孝的，懂吧？我觉得对我有回答就算对了，其实也不太懂。(我以后从这个也不知闹了多少笑话。)
这次回南京不是坐的外国商船，是坐的中国兵船，叫海什么我不记得了。在船上，刘家的两个姨太太每早上要去哭灵的，若是哪一天不哭，刘的儿子就要骂的，说老头子在日对你们多好，现在死了你们就不哭了。我觉得怪的很，哭么，是要被人打了，或是什么地方疼了，或是气的没有法子了才哭呢，哪有一个人好好的自己不要哭，坐在那儿要由别人叫他哭，他就哭了？刘本人自己没有大太太了，只有两个姨太太，带到英国去的也是她们，可是家中有大的儿子，一闹家务总是叫我父母去调和，给他们两面公平办理，所以一直回到南京住在三山街，一有事总是找我父亲去调解去。以后两个姨太太吃了素，还常住在我(出家的)二姑母的庵内。他们的几位少奶奶也常来，一直到死交情还是不断。现在刘家没有人还能记得广东抚台衙门和院子里那棵大榕树了6。
第五章 小时候出的事和病痛
回到南京以后我四岁。第一恢复我一样喜欢的事，就是姨姨爱我的不得了，因我奶没有吃够，还准我常去唆奶，当中隔了两年居然还有点奶水出来，也藉此可以常去亲近我生母一下。第二有哥哥他们一道玩(因两姊都大了不能乱跑乱玩了)，大家说的话又都懂(因在广东外面的广东话不大懂)，各处由我乱跑。可是不久就遇到了两件严重的事情来，几乎给我一生的遭遇都不是现在了。第一、因为我父亲做了广东抚台衙门总会计(等于现在的财政厅长)，并且回南京以后常和刘家往来，家内又添了一顶新蓝呢轿子，常进进出出的，所以外面人总觉得我家忽然大发财了。在我们从广东回来不久的一天，我父亲到刘家去了一会工夫，他家又来一个用人说他们姨太太和少奶奶们记挂小三少爷(我以前不是说我穿男装吗？所以他们这么叫法)，想接去玩玩，他们顺便就叫了一顶外面的轿子来接。那时来往像我们这样人家都是自己家里有轿子的，人多时才叫外面的轿子。并且那时也没有电话，没法子先问一下。大姊就给我打扮了半天，叫老黄妈带我坐轿去了。我向来嫌坐在轿内闷气，总喜欢给前面的帘子掀上去。我每次掀去那个听差的跟在轿子旁边给放下来，我就一路在里面跳骂，抬的人不好抬，就慢下来了。快到经过鸽子桥转弯，对面来了一顶轿子，因路窄两个轿子差不多要撞到了。我站在轿子里头对外面看，看见对面是家的轿子就大叫起来了，爸爸！我父亲也看见了，问，你到那儿去？轿夫还想快走，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要跳下来，把两个腿已经挂下来了。我父亲轿子也停了下来，那个用人就跑了。一大些人来围着问，轿夫也跑了。我和我父亲都莫名其妙，老黄妈还呆呆的坐在轿内。以后还是看把戏的人说一定是拐子。父亲带我回家后，打发人到刘家去问，他们回说并没有叫人接我去玩的这回事。以后报地保，江宁县查了几个月也没查出来。(那时中国还没有警察，更没有侦探。)所以以后祖父交代任何小孩不准带宝贵首饰出去，因为南京拐子北京骗子是出名厉害的。
第二件严重的事情发生，是因为左近人家小孩出天花，我母亲说我喜欢到外面跑容易传染，倒不如快快给我插苗吧。这不是一种种牛痘，是用天花的皮还和些什么来碾碎了放在鼻子内就可以快快传染来。据说就可以轻点。不料我的发热非常利害，天花又非常重，我自己是一点不知道。他们说八个人日夜的看守，全家断荤十四天。母亲急死了，说她婆婆麻子，丈夫麻子，难道再加个女儿又是麻子吗？
我二哥三哥向来跟我吵嘴总是我赢的多，现在有机会跟我逗了。三哥说话很结巴(现在我们都过了一个花甲子，又离开了半个地球远，他也不会气我笑他了)，他一吵不过我的时候就说，你你你这样丑法，将来没有人同你吉吉吉结婚了，程家一定会跟你退退退——一定会不要你了。我回他我不怕，祖母麻祖父要他，父亲麻母亲要他，我怎么没人要呢。程家不要我更好，我还不要他呢，我自然有好人7要的。我说是说的这么凶，其实心里不免有点嘀咕，可是没过几个月母亲就完全放下心来了。过了许多年我非得指出来哪儿，哪儿，哪儿有三个小疤，元任才承认他娶了个麻子太太。
母亲放下心来不久可是我又闹起别的毛病来了。我六岁那年五六月里起头左眼中间长了一块白东西，越长越大，不久右眼也有。不到三个月，全不能看见，只周围看见点亮光。那时虽然有一两个西医院在南京行医，不敢给看。(因为传教的在中国，大家谣传他们都会挖人眼珠的。)祖父虽然新思想，但是也知道没有好医生和专门眼科在中国。看过几次无效，中医也不信，只由人传的方子，用象牙磨了蜜点眼睛，又吃一次叫珍珠草白炖猪肝还得躲在门背后吃。(所以我一直到现在还不要吃猪肝或任何肝，就是那时吃怕了。)又烧香许愿，每月(阴历)二十那天姨姨我母亲都吃一天素叫眼光斋。又说是天花后的余毒，所以才有这个现象。母亲他们又说麻点倒不要紧，瞎了怎么搞？(究竟我看人比人看我要紧，不是吗？)闹了八九个月一点办法没有，我父亲他们又不在家。
有一天看门的老蔡告诉我母亲说，大行宫地方有一个山东人摆摊子的，标明专治眼睛和卖膏药，让小三少爷去看看，也许可以治好。我母亲想若是让我新思想家的祖父知道了一定会反对的，就不响偷偷的叫老黄妈和老蔡他们两个人带了去看看再说。到了那儿他们两个人作主就叫那个山东人看。他就给太阳穴内打了两针，出了两小酒杯血(这是以后他们告诉我的)。我并不觉得疼，给了一包草药(可惜不知名字)冲水吃。半个月居然就渐渐好了，以后也找不到那个人了。大家都说是菩萨来救的。我两位母亲各处烧香做大红缎绣花帐子，到庙内去还愿，以后他们的眼光斋一直替我吃到他们死为止，还叫我接着吃，我现在可不记得那一天是阴历二十了，一直没有吃，所以我眼睛又有时候花了，是不是？我的麻省剑桥的大夫叫我吃肝儿。你瞧这世界多小！
我的眼睛到底是怎么好的，到今天我还是莫名其妙。多年后到学医的时候就没有听见过放血来治眼睛翳子的治疗法。并且考眼科的时候我的分数还是最差。
第六章 开蒙读书
我们家的小孩都是六岁开蒙读书，不管男女读到十三岁再分开来读。我因病的太多了，所以到七岁才起头。我们家请了两个先生，一个教大哥和二哥，还有两个远房表兄；一个先生教三哥，我，和五叔家四弟弟。我们从九点到十二点，一点到六点才放学。起头读《三字经》，可是我特别加读《女儿经》，我常不愿意读他就乱混过去了。四弟小我两岁，笨一点，读不上来我总骂他，他就哭。因为我们三个人须一阵放学，谁读不出来要罚站的，其余的陪坐在那儿无事干就想法子害人。书房在曾祖母的前进边院内，一天准我到曾祖母房内去四次，因为我是女的。哥哥弟弟们就在前院去四次。那么我就有把戏做了。有时逃到曾祖母房内不出来，给曾祖母做点小事。先生来叫总说曾祖母要我做事耽搁了，曾祖母就出来骂先生。先生不敢回曾祖母，就和祖父说。祖父也说不要追很了小孩们，追紧了他们就会怕念书的，那样也许书反而念不好，并且他们念完了随他们出来玩好了。中国的教书先生往往以死板板的法子算对，那样随他们算是惯小孩了。不服气，叫用人传话给我母亲他们(父亲等在外做事常年不在家)，说小孩不服教，叫家里要对他们紧点。母亲他们也不明白什么事，再加用人传话不清楚，所以就给我们三个人叫来每人打自己的小孩一顿：姨姨打三哥，五婶打四弟，我母亲因我不是亲生的又惯我，心里又想我是个女孩子不念书不要紧，不肯打我，就给三哥打的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来。可怜四弟越打越糊涂，还以为他因书读不出来被打的，第二天就更读不出来了。(我写到这里忆到从前小时的事，我现在笑的不能停。元任在楼上问我大笑什么，我告诉他，他也笑的不得了。)闹的满城风雨我还是没有被打到。再去告诉曾祖母，曾祖母真气了，说先生不明白，骂给祖父听，又到大厅上去骂给先生听(因年老了，老太太可以随便见外人了)，说先生是我家“扃”的89，如何能乱打学生，并且和少奶奶们不应通消息的(其时祖母已死了)。祖父也怪先生小题大做，结果弄的先生要走。我母亲叫老蔡穿起马褂来对先生磕头赔不是才算完事，可是我母亲他们也须对曾祖母磕头。中国老家庭规矩：惹了长辈生气算是不孝的事，一定要赔不是的。那次闹了以后就定了谁能多念就多上点书，以时间为准，各人一齐念完为止。
我们从前上学不象后来新学堂里一会儿星期日咧，一会儿暑假了，我们天天上学，就只有年假很长，可是祖父定了夏天凡是寒暑表到了九十度就不念书。用祖父从英国带回来的一个寒暑表挂在大厅角柱子上的。我们三个人不是每人许出去四次吗？我们轮流每出去一趟就偷偷的给寒暑表拿下来往太阳光里头放近一点，一下就到九十度给先生看，就放假了。这样一连放了好几天，先生觉得怪的很。先生又不认识表上的洋文数目字，用个红笔画一条线放在他自己桌上，觉得天热而表不上去问三哥。三哥说水银坏了不上去了。他要拿去问祖父，三哥怕对出来了，连忙说让他拿去问。走到房间口，真给水银球和根子给弄断了。
我除那些淘气之外还有时候对圣人不恭敬挨骂。我有一次在饭桌上说孔夫子真费东西，他说“割不正不食”。要是他只吃方块肉，那谁吃他剩的那些零零碎碎的边边子呢？啊，这一说可是大伯和父亲都骂我了，他们说圣人你怎么可以批评呢？
下学回来无事，几个人总是想法子淘气，有时背后逗笑先生。从表兄他们学了歌说先生：
赵钱孙李，先生没有米。
周吴郑王，先生没有床。
冯陈褚卫，先生没有被。
蒋沈韩杨，先生没有娘。
凡是瞎闹或是淘气的事别人不敢做总叫我出头去做去。我的经书诗词等等就是这么在家塾里念的。若说我得念书的益处，教书的先生不过给我的机会跟材料。说到启发和鼓励上还是从祖父和父亲得来的多一点。几年当中我虽然除淘气和给曾祖母做点这个那个的，也居然还念了些《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的大半部，《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等。虽背的熟熟的，可是不深了解。有时更随着家里的母亲姊姊们念《金刚经》，《心经》什么的也背得出来，可是更不懂意思了。还有最喜欢的是看小说，从前所谓闲书了，懂多少就看多少。
有一件事我始终没学的好，就是书法，一寸见方的字还可以写点，但是对小字又不喜欢又不耐烦去写。我父亲总说一个人的字是他的门面，你写好文章，若是字写的不好，人家一看那样的字就不太高兴去看他的内容了，就像一个好好的人相貌太差，是一样吃亏的。可是我老不听他的话，所以我现在常写些东西人家认不出来，像鬼画符似的。还有时候写出来的根本没有那个字，结果叫我的朋友们莫名其妙，有时看了好笑。
第七章 小三少爷10
我曾经说过人家称赞我不像个女人。我在男人当中觉得跟在女人当中一样的自在，也许觉得更自在一点呐。因为他们叫我叫小三少爷，那么我的举动也就更像小三少爷了。我做得出的事，他们姊姊们再也梦想不到会敢去做的。比方到冬天用手捏一个雪人放到每一个客人被内。那时大伯管南京下关狮子山和幕府山炮台的工程，黎元洪是书记和翻译(因为用德国技师和教练官)。他住在我家，我们叫他黎叔叔，因为和大伯拜弟兄了。他最喜欢大哥三哥和我三个人。他喜欢吃烧饼，每早我上学以前老黄妈带我买了来，总拿三个烧饼给他，同时总要害他一下。有一天冬天早上我给烧饼给他以后，他一声不响给房门关上，叫我伸出手来，他拿了一个尺打了我五下，问我知道不知道错处了。我气的不得了，说我不知道什么，你不说我如何知道呢？他说，你昨天晚上一定拿雪人放在我被里了，给我的被冰湿了一大块，带累我半夜没有睡。我回他，你有什么凭据可以说是我做的？也许你自己睡梦尿了不知道呢？我说完了这一句话赶快拿了他的尺，打他屁股五下，说是你自己屁股不好，使你不能睡，我给你打他五下好了，说完就跑。他给我手捉住了说，传弟，你害人不要紧，不要学了强辩那不好的。一个人的是非自己要认的。我又回他没有凭据不能定人的罪名，今天的事幸亏到底是我做的，不然你不是冤枉了人？他说这故事等你嫁的时候我一定告诉你丈夫11。后来他笑笑就算了。但是过后他告诉我父亲说，二弟，你这“儿子”是过继到了，可是要好好的教他，不然不能安心在人家做媳妇，并且会到社会上去出乱子的。
我大哥就给我编了一个歌，唱说：
传弟子，大脚片，
清早起来不洗面。
大门口，走一遍，
回家去，吵闹厌。
他们笑我大脚片，因为从前旧式家庭女孩三四岁就起头缠足。我因为祖父提倡废除缠足，我父亲过继了我又是以儿子看待，又是男装，所以没有缠足。大姑母就常常提说，不裹脚将来穿红裙子，一双扁鱼前挑后踢的，才难看呢。将来嫁到我们家，人家不知道你是个丫头还是一个少奶奶。这么一说我又加上个大脚片的混名，我因此非常恨她，这也是以后退婚的理由之一。
我在里里外外的淘气，有一次几乎出了大危险。我们家房子后头有点菜园，还有两大间养马房，用两个马夫。那时候大伯管南京下关狮子山幕府山炮台的工程。他养了两匹马每天骑马上工来回。两匹马一白一灰，我几乎给那白马踢死了。因为有一天马夫给白马刷身上毛梳马尾。我站在旁边看着好好的。马夫说，小三少爷你可以剪点马尾去赶蝇子。我等不及剪就用手拔了两根。这一拔马忽然用左后脚一踢，给我左胸部踢了一大块青，连马掌印子都看得出一大块。当时在外面涂了伤药，自己并不觉得如何。可是隔了两个多月常常发烧。看医生他告诉我说是伤了肺(可能是肋膜炎)，这样有半年多才好。是怎么好的我也不记得了。后来一点什么影响也没有。
我这所谓“男孩时期”到了跟叔叔哥哥和朋友们在秦淮河上游船叫局的程度，我就简直成了男朋友当中之一了。照我们家里规矩，逛窑子是不许的，但是可以游“花船”或在饭馆里叫局。并且中国规矩是客人坐桌上，叫的局是坐在背后陪着的，不能平等那么坐的。照旧时候习惯一桌酒席八个人可以叫十几个妓女来吹唱了，陪着喝酒，坐了一两个钟头就去，只给两块钱。有的走红的妓女时间更短一点。我也去，也叫一个十二三岁的妓女陪我吃瓜子，坐在船头上玩。我的丈夫他生平反倒没有叫过局(据他自己说)。
在平日秦淮河游花船虽然也有人去，可是到了每年的端阳五月五日前后就特别的有龙船，叫闹龙舟的日子，热闹的不得了。用一个中号的窄长船，扎起龙头龙尾来，两面三四十根桨划，中间打锣鼓，尾上一个人上上下下翻筋斗。有时有人丢一样东西下水，就叫他们下水去拿起来，找上来后，还要特别赏他们的钱。花船和龙舟在中国除南京以外还有镇江，扬州、西湖等处也有，北方很少，并且各处的船样和方式都有点大同小异的。这种玩法在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就是意大利维尼思的刚多拉艇也不同。可是在中国革命以后禁娼起头，那种花船的热闹法子不太有了，只少数人游游船而已。我本人虽不赞成妓女制，可是我还希望恢复从前的热闹。
说到秦淮河，是长江通到南京城里的一个小分枝，通进去的口子有一个水闸，河上的热闹在六朝时候很盛，但到明末时更盛，在我们小时候两岸一带地方都还是住的妓女叫做河厅，也有一带是阔人家的河厅。下午三四点起头，两面河厅的格子门全开开来，一直看见里面，也有在梳头的，也有在吃烟的(水烟或阿片烟)，一幕一幕像布景似的。中间河内各种大小花船，撞来撞去的。大号的有两层，上层一个楼阁，下层中间一个大舱，前面可以放一两桌酒席二三十个人可以坐下来。有的还有一个炕，人可以睡下吃大烟。两边还可以人来人去的走。船尾一个小厨房，船前也有一大些凳子可以坐七八上十个人。船走起来是两面用竹子或木头篙子撑着走，可是走的不能快，不过动动就是了。中号的可以走的远一点，小号的更可以走的快一点。有时上酒席是旁边另一个小船在做菜，或岸两旁馆子内叫菜来吃。有些顶小的船送人来来去去的钻的真好玩。
每年五月起头最热闹。夏天就在那些河厅里面吃酒等等游戏，所谓吃花酒，就是用妓女陪酒。因为世上取乐和集会的地方，男女两方缺一不好玩，而在我国老样子女人不能到公共游玩的地方去。就是像游船这些事，到了船上女人在另外一个舱里，给窗上的珠帘放下来，只可以隐隐的看见外面而已。外面丈夫兄弟们仍可以带妓女陪酒，所以他们必须有妓女制度才够热闹。现在女子解放了，一样可以男女同游，就可以给这些河厅花船什么的，重修理起来，恢复从前的热闹才对呢。倘我有机会一定提倡起来照老样子办法，将来使得外国人到中国来也可以有一种道地的中国式的娱乐，岂不比外国的划船野餐等等更有趣吗？
第八章 小改革家
我样样事总喜欢革新；我虽然没做过国民党党员，可是我们一家人和革命的关系很深。我后来到了够岁数的时候还加入了国民党前身的同盟会(不是我自己加入的，是林贯虹弟兄在日本给我加入的)。我祖父根本就不是大清帝国的一个忠实的老百姓，所以他一生不愿考科举或做官，以后出洋回来保举也不愿接受。他除了因为感情生活上失望以外(参看第十六章)，他的革命思想也是他出洋回来不做官的一个理由。有一年夏天的晚上我差不多七岁的时候，祖父和父亲站在槅子门边谈英国的宪法和人权的事。我一点不懂，惟说到人民有权选举等等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其实我也不知是什么，不过我一小就觉得什么事可以由我做点主总是好的。只要别人叫我做什么，我总问为什么你要我做这个、做那个呢？)我就在旁边问什么叫人民有权？权是什么？父亲回我，又多嘴了，没有规矩！说完了笑笑。因为那时中国家庭规矩长辈说话，小孩子们不能插嘴的，不管是非好奇也不能问的，须等说完以后，才可以小声问一下。若是长辈不愿解说就完了，也不能再追问。但是我的祖父和父亲非常讲新法的人，我本人自己又是一小惯的不得了，所以问时父亲常解说给我听，祖父更喜欢人多问，所以养成我“打破沙锅璺到底，还问沙锅怎么起”的习惯来了。父亲骂我多嘴是照规矩，笑笑是表示以后再告诉我，免我失望，这样子把我越惯越没规矩。所以我到今天也学不会外国开会式的交际谈话，非得等一个人一串话说完了你才能说，等轮到我说时我早把我要说的话忘记了。并且碰到个贫嘴的人你不打他的岔怎么止得住他呢？
可是我的话又说岔了。我刚才是说问祖父民权是怎么回事。祖父就说，来！我告诉你。就大略说了几句，说英国虽然是有皇帝的国家，可是有个宪法，什么叫宪法你现在不懂。人民有权就是百姓可以选举代表，代表可以投票，就是国家的行政事，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可以管着政府做不做。我就问祖父你们现在有没有权？堂叔和一个表兄在旁边说快不要说了，回头要杀头的。我也莫名其妙问这些事为什么要杀头，就恨恨的回堂叔，你用人权来干涉我吗？祖父和父亲都不准我们再谈了。
到晚上我又问父亲，父亲大略说一点。我问是不是我有权定我自己要不要的事？父亲说，第一、人有了权不能就定自己要不要，先要看事情对不对才能说要不要。你现在还小，一切的事的是非还没有知道清楚不能先问有权对不对的。等到有了学问知道世界的大事了才能要权和用权呢。第一要多读书知道古时事，要进学堂同到外面去每事都注意和细心研究现代事，有了学问和经验才能用自己的权去断定事呢。就是外国人也要到二十一岁以后，才能实行他的权力。父亲说完了叹了一口气，又说可惜你的情形很难懂。我还想再问，我母亲就很生气的对父亲说你又跟她乱说了，她回头到处乱说还闹出大事来呢。因此以后我总觉得遇烈什么事我要自己将来可以定的，我都记下来。退婚的根子大约就是这样种下来的。我觉得这是我自己一身的事，不与别人有一点相干，我总可以作主了吧，没有想到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一个极大的革命。
我一小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就是怕鬼。有一天又和大家争论些什么。我二哥也在旁边，就说三妹妹，你什么都能干，为什么只怕鬼？因为我一小就怕鬼，在白天我什么都敢做，一到了晚上，我总要给背靠着人的。中国那时也没有电灯和煤气灯、洋油灯等等，每一间房子里只用一盏菜油灯，一根灯草。我因害怕，我母亲总点两根灯草就亮一点。所以弟兄姊妹们恨我的时候总拿鬼来吓我。现在二哥又看见我当面和祖父父亲高谈阔论的。在中国规矩，在做小孩时候能和长辈说话，觉得是有面子的不得了了，所以插这句，打击我一下。但是我正在起劲的时候，被二哥这样一激，我就说，你不要以为鬼可以制我，我给我额壳头上向上抹三下，鬼就不敢惹我了。(这是三哥告诉我的法子，平日我虽不信，可是这个时候急于要回答二哥，所以就说出来了。)二哥说好，你敢今天晚上从后层跑到大厅背后，我明天请你吃一个卤鸭腿(南京的特产)。我当时虽然不在乎吃，可是赌气是不能输的，所以我就一口答应了。祖父父亲不准，我们也不睬。到了八点钟(我还忘了提一样事，我家有钟也算是中国人家很早的)，我和二哥三哥三个人站在后进，五叔站在大厅后等着，三哥叫一二三！我就起头往前跑，并且用两个手抱着头。跑着跑着，背后总觉得有声音，我想那是心理作用。一连七进堂屋跑到头，我一头一身都是汗，五叔接着我哈哈大笑，说算你赢了！二哥三哥也接着来了，也笑的不得了。我说我赢了有什么好笑呢。三哥到我背后给我的大辫子拿过来给我看。原来三个人站在后进暗地的时候二哥叫口号时，他用了一块干荷叶拴在我的辫绳子上，所以一走起来背后有响声音。我因跑累了也没有气力和他们吵了，可是以后姨姨母亲知道了大骂他们。我从此以后胆子大的不得了，什么都不怕了。(一直到现在若是家里晚上有响声我们去查看，我总是跑在元任前头。)
甲午之战以后我们家里有些革新的思想渐渐具体化了。我七岁时我父亲就到湖南去办一个时务学校。这个学校虽然办的不久，可是办的人和出的人才，都在中国革命史上占重要的地位的。校长(那时叫督办)是熊希龄，后来做民国的国务总理，财政总长；总务长是我父亲，并兼测量教员；中文教师是梁启超，中国大著作家，以后是交通部长，又是进步党的主脑；英文教授是李一琴，以后汉阳铁厂总办，所以我父亲以后做大冶矿务局协办就是从他那儿去的。学生中，唐才常及十四个在武昌起义前革命殉难的在内。还有范源廉，后来做教育总长；蔡锷是云南起义反袁主要人物；蒋百里，后来做陆军大学校长，等等。出了这样多的人才并且都是民国以来好的官员，可惜都是早死了。这个学校因革命嫌疑只开了两年多就被封了，校长下了狱，其余解散了，我父亲就回家赋闲。
可是不久又出了更大的事情。在西历一八九八年，我那时九岁，有一天夏天晚上祖父和叔叔慌慌张张到后进来叫我母亲他们给小孩都带出去，从后门到隔两家的米店内去躲躲，说要有兵来围家里了。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以后才听他们说因为北京光绪皇帝维新未成，太后出来摄政，把皇帝软禁在团城，给提议维新的人捕杀了好些。被害的所谓“六君子”中谭嗣同是跟我祖父学佛的，受职时还有报单贴在我家大门口写的“受业门生”。大伯也在北京那儿，是被捕了是被杀了也不知道。现在南京派兵来搜我家里有没有犯嫌疑的宣传品。幸祖父久有学佛之名，而地方官多半是有交情的。其时卫戍总司令是我父亲的好朋友，先来通了消息，以后再来搜，所以什么都没有搜到就完事了。以后家中人心惶惶的好久，一直等到后来才知道谭嗣同在第一天晚上就知道有变，叫大伯到天津办一样事，并对大伯说若是有什么事你不要顾一切，回南京侍奉老师去，我们是身受皇恩不得不报，你不必贴在里面，对老师说西方再见了。大伯初不肯走，他再三说你死无名，万一不变你再回来。所以大伯到天津只一天谭就被杀了。大伯又偷回北京叫谭的下人设法收了尸才南下。这就是所谓戊戌政变。
可是在南京家里等消息一天一天的越等越心焦，也不知道消息到了是好是坏。又不能写信打电报问，就只好等。我呢，我那坏脾气专制的大伯变成了再好没有的慈父了。我就只盼望有个机会告诉他我一向对他多么不乖！
半个月过去了。
……
等到一家子哭哭啼啼的重见了面，等到声音稍为静一点下来，听得清谁说什么了，祖父就对大伯说，我有件事情交给你做。我在延龄巷那块买了二十一亩地，预备造新房子住。你要不要给我们监工？因为祖父知道大伯在家里是闲不住的，所以就打算拿他造炮台的本事应用在造房子上。
第九章 搬家到延龄巷
提起延龄巷这地名来我现在还觉得是很亲切的呢。房子到现在还在那儿。在日本占领南京时候曾经一部分失过火，后来都修理好了。房子和花牌楼的差不多一样多，可是地皮大多了，所以宽敞多了。靠南的围墙长的了街名都由“杨公井”走走变成了“龚家桥”了。近西南角有个池塘，里头的鱼大的说了你都不相信，我们常常捉了来做晚饭菜。祖父总照“网解三面”的规矩，只许钓不许网。
正房院子一进一进的从中间往后头排。大门向东开，从前还没有所谓门牌几号，后来是延龄巷四十九号，就在花牌楼西边隔一条街。我们那条街已经是进城出城的一条大马路，从我们家经过鼓楼到下关差不多有十二里路的样子。我们大门右上边有“池州杨寓”四个字，我们原籍是安徽池州石埭人煞。门框上头写的是“金陵刻经处”，因为搬家的时候，祖父把正在整理刻印的大藏经和其他佛学书的印刷所都搬去了。光是经板贮藏在架子上的就满满占了西边的一进房子。江南那些大房子总是闹“狐仙”，夜里怕做梦就是狐仙轧在你胸口了。我是半信半疑的，有时候夜里在院子看见黑漆漆的动物忽隐忽现，我就相信一定是看见了狐仙了。
那是后来房子旧了一点时候的话，据说房子旧了狐仙才喜欢来呢。可是我们第二年六月里搬进去的是簇崭新的一百三十间的新房子，还没有油漆我们就等不及的搬了进去，因为曾祖母等不及了。那时曾祖母病重了，她一定要死在自己造的房子里，所以房子没有全部完工我们在一个大热的六日初四搬进去了。用藤椅子给曾祖母半趟半坐的抬着看了一转，她就没有机会再看第二遍。六月十四就死了。她死了以后家中一点不像办丧事的样子。照例老丧要停在家里七七四十九天，第三天成服，就是全家换麻或白衣，亲戚用人也都照一定的制度换。每七天有和尚日夜的念经和客人来吊孝。在客人来的时候灵柩两面一定有媳妇女儿或孙媳等举哀(就是哭)。可是曾祖母已经九十八岁了，也没有人哭了，并且媳妇先死了，我母亲他们忙的不得了，一共六个孙媳妇分三班轮流值班。有一次五婶正在吃饭，我们进去叫，有客人来了！我们孩子们帮着招待，因为除了成服，开吊，家奠的日子特有招待的人之外，平日就是家里的师爷和用人和我们小孩照应。我们这一叫，五婶从别的院子里一直哭进来，嘴里还含着一大口饭，我在旁边说，给饭吃下去再哭煞！五婶一听就大笑起来了(真是所谓“喷饭”)！在棺材旁边的其实并不是客人，都是哥哥表兄和我们大家小孩装的，大伯知道了，气的给我们分在三间房子里关了一天，不给饭吃。我还记得，饿还好点，就是那个大热天渴的不得了。
这一夏天我们全家小孩们都没有念书，就给这个大丧事混过去了。棺材还没有出时，在六月二十四日，五婶就生了第五胎小孩子，是祖父下来三房内的第六个孙子。其时我父母还没有儿子，又照中国的老规矩就过继这孩子到二房来做儿子了，所以这(大排行的)六弟弟就算是我的亲兄弟了。因在丧中没有大庆祝举动，一直到下半年十一月初三我过十岁生日时，才一同大请客的。中国老风俗女子嫁的早，多数不能在家里过二十岁的，所以一到十岁的整生日时候一定要大请客。我最初不知道这个道理，等到我母亲给我预备新衣时，我问为什么我每年过生日不这样请客和做特别的好新衣服，为什么今年特别的并且请的客人多数是大人，不净是小孩子？是不是为的和六弟弟的庆祝在一块，所以大忙起来了？并且姑母家怎么又特别送了八样首饰来？我母亲才告诉我女孩子十岁一定要大做的理由。我就非常反对，说为什么不要我在家里过二十岁呢？也许我不嫁呢？也许我不是女人呢？因为那时我自己不太清楚我是男子还是女人，我还穿男装，所以自己莫名其妙，新女衣我一点不想要。我母亲说你已定亲了，就不能说这些话了，我回她定了难道一定要照做吗？我嫁人为什么要别人给我定呢？母亲叹口气的说，我们做中国女人就是这个苦处，一切都不能由自己来作主，皆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定终身的命运，并且你的婚姻之事还加一层祖母及汝生父之命。我和汝父极不愿这门亲事，但是没有法子，常听汝父说外国妇女近来都可以由人介绍归自己做一半主，她们多幸福啊。人家说生儿女将来亲戚往来多好，我们过继了你养大了和自己生的一样，但是将来连亲戚往来的热闹都没有，你想我们多灰心啊。原来我父亲和姑父不对，因为以前姑母初嫁时常和姑父吵闹，祖父和大伯在英国，都是我父亲去讲理，所以姑父恨我父亲的不得了。我母亲又因为和姑母同时结婚，姑母有了小孩母亲无子女，觉得好运气都被姑母占去了，所以也和姑母不对。再加姑母总住在娘家，自己夫妇不好，看见我父亲对母亲非常好也妒忌母亲，就常有讥笑等等的行为，所以母亲更恨，因此觉得将来的儿女亲家一点意思没有了。中国人对于儿女的亲戚往来帮助等等非常在乎的。我父亲看我平日的为人，总说我太刚强像个男人，不是安份做女人的样子，常和我母亲提，要给我多受点教育。中国一天一天的和外国通往来了，将来一定会兴女校的。我母亲总觉得已给了姑母家不愿再花心力和钱去教育我，所以以后她总一心的惯养我弟弟。但是我父亲总不灰心的注意我，总说这是“我的大儿子”，所以一直到十一岁还没有教我做过针线。姑母常骂他给我惯的不成样子，将来如何到他家做媳妇，但是我父亲总不灰心的笑笑对她说，不要怕，将来总会成人的。我生母和我亲的大姊也是同样的惯我，恨姑母干涉。她们大人们关于我的这些话当然不全是在我过整生的那一天里头说的，不过那一天你一句他一句的也说的够多了，够把我的“快活生日”弄的不快活了。那天四周围的空气逼的那么厉害，我敢说要不是结婚的话，没准儿我就糊里糊涂的嫁掉了！
第十章 三小姐了
我学心理学的那时候，还没有后来所谓“行为论”那种学说。可是我生来就是三行而后思的，并且做了一个小三少爷，我就从来没想到做了一个女人是怎么回事，我连发现一个针有鼻子都觉得诧异的不得了。好些着急的事件，焦心的问题，固然是有过，我上文已经讲过；可是那些都像是我家的事情，不是我自己里头的事情。后来甚至我以为我是自己在想自己了，结果大半还都是回想母亲、父亲、大伯、姨姨、姊姊、哥哥、黄妈，他们在那说兰仙、传弟、小三少爷，什么什么的回声。我想到我自己的时候，里头很少有个“我”在里头的。
可是我过了十岁生日以后我就渐渐的学了自己定我自己做人的规矩和做事的计划了。国家大事，自己和家里人的病痛，家庭的变故——那些事对我觉得切身一点了，对我的影响逢是和以前不同了。
有一天，我十一岁的春天，我看见我祖父异常的生气。他说，这是什么时候，怎么可以这么胡闹？没听见过把国家的大事交给那么无知无识又迷信的一群土匪的12！真是“国之将亡，必有妖孽”了。他说的是那回慈禧和端亲王相信了那些所谓“义和团”的本事，说他们不怕刀枪炮火，能把所有那些欺负中国的洋鬼子都杀的杀掉，撵的撵出去。结果闹的八国联军占了北京，太后和皇帝都出奔到西安，这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所谓拳匪之乱咯。
我们在南京那面只受到大风波的一点余尾。其时大伯在天津，父亲刚到武昌，祖父连忙打电报叫他们回家来住着，那电报局都拥挤的不得了，因为各家都催在北边的亲戚们纷纷的南下避乱。可是大家又怕也会乱到南方。我母亲们一到下午就叫我们睡在床上。那些用人们有的还相信义和团、白莲教、红灯照那一帮人有杀鬼子的本事，可是他们还是怕；据说要是有红灯照什么的飞到家里来可以用马桶盖给他打下来。所以有一阵子老妈子把马桶刷的格外勤快，预备万一有个红灯或是白莲什么的飘了过来，好有个准备。
七月十五过七月节，照例是地上插香，池塘里放荷花灯，大家都祭饿鬼，人就是吃茄饼，是七月节照例吃的东西。可是五叔哥哥们说，看这局面我们也许过不了八月节了，今天我们大家何不每一个人买一只烤鸭吃(南京烤鸭嫩的只两磅一个)。
我吃了过后在外边院子里睡了一觉，大发起烧来了13，一连十四天不退，后来听说是伤寒。退烧不到半个月，吃菱角又发烧，好了一个月，又吃了四个元宵又反复了半个多月。最后一次肠已经出血了。那时南京西医的医院因为闹义和团的缘故都离开了。我父亲只得用中药叫牛黄清心丸同阿胶(一种是强心的，一种是凝血的)给我吃。给我吃的以前大家议论说牛黄清心丸吃下去以后这个人的皮气要坏的不得了。姑母又说以后皮气坏了怎么好？我父亲气极了，说我只要人，皮气坏了我留在家里过老，不给她嫁好了。就算我不孝，不尊母命就是了。我不能因为恐怕她将来皮气不好就现在见死不救。(我其时已经人事不知了，以后我大姊告诉我的，我因此知道这事以后，就决定绝不嫁到她家去了。）
父亲给了我很大量的吃了。我一连五天人事不知，第六天才有点知道。我家七八个人都精疲力倦的看护着我，一直到第二年的二月才起床。起来了把辫子一梳，整个的掉下来了，我后来一头头发是完全重长出来的。我这一病下来差不多有七个月没有读书。我父亲正在家赋闲，有时教我一点英文，一点笔算和珠算，又有时教一两句德文和法文。可是我都没有好好的学，因为父亲们虽然出过洋，他们自己的西文口音也不太好。这场病后我人也大了，懂点事了，可是我父亲也认真要我念书，净拿中国古时妇女有学问的和做过和社会有关系的事的，说给我听。又拿外国出名的妇女来比给我听，又把外国妇女的自由权的程度告诉我。我也领略我父亲的意思，就是我若是悔婚约他也不阻我，可是他不能提出。我也有时问我父亲和祖父，中国人为什么给婚姻制度定的和全家的人关系这样大，不以嫁的这个本人为标准？总是说我们家要娶某某人，不说某某人要娶某某人，说嫁也是如此。若是一个男人喜欢一个女人，或是一个女人喜欢一个男人(不过那时就很少说一个女人可以喜欢男人的)，而因家庭关系不要，岂不是不好吗？祖父和父亲都对我说，所以中国定的规矩男女到了七八岁就不准在一道玩，十二三岁根本就不准见面了。订婚都是由家里的长辈给定，偶然也有机会发生爱情，那就和小说上一样，以为是不好的事情，甚至于一点实在的关系还没有，就给女孩处死了。至于对男孩就可以放松一点，但是乡里也看不起他了。这些制度都是应该改革的。我说那么总要有人不顾名誉去起头做，才能改革呢。父亲说这不是一两个人可以的，好些事须国家先改法律才能提倡，否则算你犯法就难办了，弄的人一辈子不能出头。我看到你将来也许有机会。世事不可料，你现在不要乱问乱说，一个人总以有学问为要紧的，像外国女人做教员多好。我现在能让你多读一点书总算是真爱你的。我母亲就接嘴说这么大了，也要学点针线才对。拿了一根针给我看，说这样大了还不知道针线怎样穿。我拿过针来一看才起头知道针头上还有一个洞叫针鼻子呢。这个笑话在我家里和亲戚们一直流传下来，现在有谁不会做针线总说不要像某某人到十二岁才知道针有个鼻子。我母亲虽然那样要我学女人事，可是我总不睬，她也无法，舍不得逼我一定做。
辛丑的夏天祖父提议分家，人家分家是分财产给子孙，我祖父财产虽有，可是都捐给刻经处了，自己多年贴给家用的钱，也都派给我父亲他们弟兄三个人，要他们有钱时都还出来给刻经处刻经。
分派地基和家乡的田产等等我还小不知详细。最好玩的就是给一个三开间的大厨房和七连串的一个大灶改作三份，三个小灶和加了三个小煤炉。大厨子拔给刻经处的经房用，我们三房另雇厨子。在分过家的那天早上叫厨子去买菜，我母亲他们还是商量买一样的菜，因为三十多年已成习惯了。我们高兴极了，觉得好玩的很。做好菜每房拿一碗给祖父吃，祖父说这多好，每次我可以得三份了。祖父又给他自己从外国带回来的各种刀叉碟子碗，玻璃杯子，毯子和多年自己不穿的绸衣官衣等等拿出来分，就叫我说，公道鬼！你来分吧。
原来我一小，祖父一有东西分时总喜欢叫我来分，因为我总给分匀了。有时我提议人多的应该多分，不应照房数分，而我过继这一房人数最少，我父亲赚钱又最多，所以别人不好提议，我自己这么一提议，全家的人都高兴，因此我得了“公道鬼”的混名。你知道一个小孩子别人越拿他当大人他就越做大人。我被他们这样一鼓励，就更起劲做。我母亲就恨我，叫我大炮不留心的人，因为我母亲总觉得我和弟弟两个人各事都应该得双份的。
那时大伯正在武昌当武凯营的营官。(那时湖北有武凯四营，武防四营，统领武凯营的名字我一时记不清了，好像叫吴元凯似的，武防四营是张彪统领，黎元洪那时也管武防营的一营营官，所以武昌起义时他有兵权在手，吴元凯因死了换人，大伯就不做了，所以武昌起义时大伯不在武昌。)大伯觉得姨姨在家里劳苦了三十多年，自从祖母死后，又一直管一百多人的家，大姊十六岁就管一切账目，现在既已分家了，祖父就叫各人有力量的，就给家眷带走，所以就定了大房到武昌。这时我非常舍不得大姊离开我。他们就偷偷的告诉我等娶大嫂时来接我到湖北玩去。祖父向来是二姊伺候的，大伯本想叫二姊不要走，可是祖父不肯，所以二姊走后就叫二表姊郎宛卿(是我生母的内侄女)来伺候祖父了。
夏天祖父说，我来教你们大家读书，我们高兴极了。我本来一小虽然书读的快可是最怕读中国经书。祖父来教我们是用新法子教的，所以我们高兴。祖父拿一部《古文观止》来，叫我们自己看题目，觉得哪个题目好玩愿意读，就教我们哪一篇。所以一个夏天我们弟兄姊妹五个人，读到能背的程度的读了有三十多篇，现在我还可以背呢。
到了辛亥年间我真是长成了一个少女了。身高就有现在这样长，人是瘦的不得了，他们叫我天灯杆子——但是我现在是一个矮而胖的——因为我们家的女人多半是矮的。我父亲那时在大冶铁矿上做事，大约是我母亲告诉他的，他来信叫我母亲给我改女装吧，也停止和表兄弟们在一块读书。我自己还不十分明白我应该怎么样？可是人人都这样说，并且姨姨在湖北寄了两套好看极了的夏布女衣给我，大姊也来信劝我换穿女人的衣服。我想，各方面如此相同的叫我总是对的。在七月二十一日大嫂过大礼的这天就换了女衣，从此小三少爷就变成了三小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