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允元）
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
此意平生飞动，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
这首联语是关于诗人徐志摩的一段纪事，据说他陪印度诗人泰戈尔畅游西湖，一时诗兴大发，竟然在一处海棠花底下作诗游宵。梁任公事后就集宋人吴梦窗、姜白石的词作这么一首联语，写赠给他。他原是任公的得意弟子，旷代的诗人硕学，一时的雅兴豪情，如今都已经成为陈迹了。
泰戈尔在华讲学与游览，是在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四五月之间。当年的徐志摩正是一位二十七八岁的翩翩公子，新由英伦归国，风流倜傥，十分活跃，以一个兼通中西文学的新诗人的姿态，为一个兼用孟加拉语与英文写作的印度诗人做译人，自然是最理想的人选，正如胡适之与赵元任先生就在此不久以前为杜威与罗素在华讲学时做译人一样。事实上徐志摩是为泰戈尔做译人而又兼做导游，自泰戈尔到华之日起到离华之日止，就是从民国十三年四月十二日到五月二十九日，他一直陪同泰戈尔，在南北各地游览与做翻译。这种招待外宾为时达四十八日之久的游历，自然不是今日旋风式的旅行所能比美。回顾当年那种闲情逸致，真够使人玩味。
泰戈尔到沪之日，徐氏是代表北方学界去欢迎他的。自当天泰氏在上海张君劢氏寓邸举行欢迎会上的第一篇讲演起，他开始担承了翻译的任务。然后陪同泰氏自上海到杭州，再到南京，泰氏在各地都有讲演，主要的对象是学界。接着泰氏一行沿津浦路北上，经过济南时也曾讲演一次。泰氏是接受当时的北京各大学学术讲演之邀请而来，他讲学的主要地点也是北京。但他自四月二十三日到北京，一住将近弥月，先后在北京学界欢迎大会，几个大学学院，以至最后的欢送会，讲演了好几次。五月二十日他离开北京到太原，勾留两日，然后沿京汉路南下，二十五日过汉口，再乘船东向。五月二十九日离开上海，离华告别。在上海仍然聚会于上海张氏花园，泰氏发表他的最后一次讲演。泰氏留华期间，也曾在上海对日本侨团与在北京对英美侨民联合会讲演。此外与泰氏同行的印度画家，也曾在北大讲印度艺术，由胡适之亲自翻译。泰氏的同行人员，还曾由考古学家李济陪同游览洛阳龙门与白马寺等佛迹。至于泰氏对国人的讲演或谈话全是由徐志摩翻译的。
在这些讲演词中，有几篇是比较重要的。如《中国与世界文明》《文明与进步》《自我介绍》《印度国际大学》《真理》等篇。当时各地报纸的记载，似乎都很简略。泰氏归国以后，就把他在华的英文讲演词编为《在华谈话集》（Talks in China），卷首是梁任公的“序言”，实际上就是一篇欢迎词。任公根据他的研究所得，畅谈古代中印关系，如数家珍，曾给当日贵宾以极为深切的印象。这个谈话集是一九二五年二月就是泰氏自华返国的第二年初，在印度加尔各答出版的。扉页上写着：
感谢我友徐志摩的介绍，得与伟大的中国人民相见，谨以此书为献。
关于徐氏陪同泰戈尔自南到北又自北到南的游程，笔者无从找到徐氏的亲笔记述。有一位作家曾应徐氏之邀，与泰氏一行由汉口坐船到上海，他曾记述泰氏的这一段行程。他说他们在长江船上一同赏月，泰戈尔有时朗诵或解释他的诗篇，有时为他们用印度文题写扉页。泰氏黎明即起，旅行期间照常写作，每天还有定时的静默与散步。泰氏说，他认为文艺当从沉思中得来，能沉默是东方民族的大优点。这位作家也记述他对泰戈尔的印象说：
“我觉得太翁的体态表情，是画、是雕塑。他那魁梧的体格，他那清秀而又和蔼的面庞，他那银丝飘飘的须发，与那印度式的长衫相节奏，真是人间最美丽的塑像……他谈话就像诵诗，他演说就好像从百丈悬崖泻下来的瀑布。”
大概泰戈尔的美髯，当时也受到国人的赞美。他在他的《自我介绍》中幽默地说：“我听到你们说，你们相信我是诗人，因为我有一撮美丽的白须，我也觉得开心。”接着他却严肃地说：“然而我要你们能体认我的发自诗歌之声，我的虚荣才能满足。”
此番以诗人传译诗人，诚然是文坛佳话，其次是泰戈尔在杭州会见了散原诗人陈三立，陈氏当时已是七十多岁的高龄，泰氏与他握手言欢，觉得很感动。他还在清故宫会见了郑孝胥。散原诗人与郑氏是晚清同光诗人在那时候仅存的硕果，以诗人说，郑氏是无可厚非的。泰氏在北京时，文化界人士还曾一度与他聚会于骚人墨客们常聚集的法源寺的丁香花林。这些都算是为印度大诗人访华之行平添无限诗意。
在这四十八天里，印中两大诗人舟车南北，几乎形影相随，随行的印度朋友们记述他们老少两人，志趣相投，诙谐百出，他们以诗情与意气结成了忘年的知心朋友。泰氏归国以后，徐志摩立即与梁任公、胡适之在北京组成了新月诗社。（泰戈尔有《新月诗集》）而泰氏与徐书札往返，一直到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徐氏因飞机失事丧生为止。
◎诗人在华庆寿
再说到泰氏访华时与我国文化界交往的情形。泰氏与国人的接触可以回溯到他的名著《吉檀迦利》（献颂之歌）的诗篇在一九一三年获得诺贝尔奖金之后，有中国学者（这位中国学者可能是许地山）打算翻译《吉檀迦利》和他通信。一九二一年泰氏的国际大学邀请了一位法国兼通梵汉的学者雷锐开设汉学讲座。可见泰氏很早就注意到中国文化的研究。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中译泰戈尔的《新月诗集》出版，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泰氏接到北京大学界的邀请。
泰氏接到邀请后，似乎要为他所创立到此时还不过三年的国际大学做一点宣扬功夫，他刚好获得一位印度资本家比尔拉捐助旅费，就组成了他的大学访问团，邀约了下面的同行人员，国大教授梵文学者沈谟汉，国大艺术学院院长、现代孟加拉画派大画家南达拉波斯，国大乡村建设指导英人爱尔姆赫斯特，这位先生也就是访问团的秘书，还有加尔各答史学教授纳格，再加上一位美籍社会工作者格莉恩女士，一行六人，因此诗人与随行人员的阵容，拥有印度文学艺术与历史的专家。显然他们也有意对当日中国的政治文化艺术各方面做一次全盘的考察。
至于主人方面，北京学术文化界人士与泰氏交接的可真不少，就其中主要的知名人士说，有梁任公、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梁漱溟、辜鸿铭、熊希龄、范源濂、张君劢等。
泰氏抵达北京车站时，受到中国特有的爆仗的欢迎。在北京各界的欢迎会上，梁任公致辞，历举从东汉到唐代贞元约略八百年之间，多少印度学者到中国来；从西晋到唐，多少中国僧徒到印度去。因此这八百年间，中印两民族是亲爱如兄弟的。他又列举中国文化在许多方面受惠于印度之处。他提到今日印度之有甘地和泰戈尔，表明印度仍能保持它的文化精神。最后他从中国佛教史的观点说，今日北京欢迎泰戈尔，正如千年前庐山人民欢迎真谛一样，而泰戈尔对我们的重要性，就像佛陀传记（《佛所行赞》）的作者马鸣一样。我们希望他对中国的影响，将可以比美于鸠摩罗什与真谛。
五月八日是泰戈尔的诞辰，这一年泰氏的六十四岁诞辰就在北京度过。而当年我国的学术界人士也就让这位大诗人在中国古都度过了一个不平凡的诞辰。那天北京学术界正式为他祝寿以前，同行的印度人员先有一项私庆，梵文大师献了一首梵文偈，历史学者献了一首诗，画家献了一张画，都可以说是很有意思的。
北京的泰戈尔祝寿会由胡适主持，中国的寿礼呢，除了十几张名画一件名瓷之外，并为泰氏举行赠名典礼。主席报告友人们决定为诗人献赠一个中国名字。此项赠名典礼由梁任公主持。任公说泰氏的名字拉宾德拉（Rabindra）的意义是“太阳”与“雷”，如日之升，如雷之震，所以中译当为“震旦”。而且“震旦”是古代印度称呼中国的名字，Cheena Sthana重译华文为“震旦”（按意译当为秦土）。泰氏华名“震旦”，也就是表明中印文化悠久结合的意思。他说，再照我国往昔译称外面人名之例，加上印度国名——天竺，诗人的中国名字，以国为氏，当为竺震旦。
当时中国学者们译定的泰氏的名字是很正确而又饶有意义的。梵文“拉维”（ravi）或（rabi）是太阳。Indra旧译“因陀罗”或“帝释天”，是印度教中的雷雨之神，而Nath“纳特”就是天神。三字拼合起来为泰氏本人名字拉宾德拉纳特（Rabindranath）。这个名字的本义似乎是太阳东出西没，融合了东西。这是一种神圣的使命，泰氏自己觉得他要把这一个使命担当起来。他所著《我的童年》的结语就是“在我这儿，东方和西方有了友谊；在我的生命中我的名字的涵义实现了”。
梁任公为泰氏命名后，引起了全场热烈的掌声，泰氏并获得一颗“竺震旦”的大印章。祝寿会的次一节目是由梵文学者读了一首梵文诗，印度历史教授读了泰氏的一首《新年》诗。
最后一项余兴，是演出泰氏创作剧《齐德拉》（Chitra）。这个剧本的本事是由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一点情节推衍而来。
齐德拉是一个公主，是一个国王的仅有的女儿，生来不美，因此从小受到王子应受的训练，成为一个平定盗贼的女杰。同时邻国有一个王子叫阿俊那（Arjuna），他发愿苦行十二年。一天他在山林中坐禅之后就睡着了，不料齐德拉和她的侍从入山行猎，看见这个独卧山中的少年就叫醒了他。当她发现他是一位王子的时候，她生平第一次感到她的缺憾是没有女性美。于是她叫侍从给她百般打扮，再来到静坐的王子跟前，希望能博取他的欢心，不料她竟然遭到王子的责骂。失望的公主就只有祈祷爱神，能赐予她青春的美貌，纵然只有一天之久也好。爱神居然应许她，而且给她一年的美丽，公主一变而为如花似玉的美人，掠取了修行的王子而结为夫妇了。可是这位英雄公主究竟不甘假冒佳人，恰好王子表示羡慕邻国的一位英雄公主，他不知她就是这位公主，于是这位公主再祷爱神收回她的美貌，她向她的夫君暴露了女杰的真面目。此一剧本后来在国际大学改编为歌舞剧，是他们所爱演的一出拿手好戏。
当日这个剧本由新月社演出，林徽因女士饰齐德拉，张歆海饰阿俊那，徐志摩饰爱神。印度画家事先从旁稍许指点化妆。上演以前泰氏登台说明他怎样创作《齐德拉》。演出的成绩据印度朋友的评论是很不错的。他们说，年轻的林女士英语说得够流利。他们说只有一点化妆上的困难，就是咱们中国人是以小小的“杏眼”著称的，看来跟眼睛又大又圆的印度男女毕竟有些两样。不过他们也就打趣地说：“他们（指中国演员）看来也很像曼尼埠的人啊！”曼尼埠在印度阿萨姆，人民大都是蒙古型，很像中国人。
这次的庆寿会，特别是赠名典礼，使泰氏深受感动，几年之后他谈到这件事还说他自觉是在中国的新生，他终其身忘不了中国。
◎当年逆耳忠言
可是诗人在华所遇到的也不全是热烈的欢迎。他刚刚抵达中国时，还曾受到一部分文化界人士，特别是若干青年学生的揶揄。他们以为这位印度诗人所代表的印度宗教文化，是落后的，不科学的。时在我国新文化运动之后，而这位白须飘然，穿了一件大袍像道人模样的印度诗人，所谈的是东方精神文化显然是一肚皮不合时宜。某次北京某处讲演会，泰氏晚到了半小时，就受到某一报纸的批评，说他是过时人物，只该与古人对酒当歌才是。于是泰氏在另一次讲演中回答说，他不会解释他的一次迟到。可是他不能对于“过时”的批评，无动于衷，事实上他从小被他国人指责，说他过于近代化，忽略了往昔的教训。而现在到中国来，却被视为太陈旧，他也不知道哪一方面的批评是对的。他做过一次自我介绍说，远在他诞生的那一年（一八六一），他的故乡孟加拉就发生了三种运动：就是民族运动、改革印度教与文学改良。他也谈到他怎样用孟加拉俗语写作。他表明他是维新的，才渐渐取得一般中国人士的同情。他老实地说：“当我被邀来华，我不知道你们是否都需要我这个来自印度的人。我甚至听到有人反对我来，因为恐怕我会妨碍你们寻求西方进步与武力的现代热情。”
但他对于东西文化的均衡的认识，也该是我们不当漠视的几句诤言：“我们要从西方输入科学是不错的。我们要从西方人民学取一件伟大事物，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广泛的与优越的智慧。但是如果忘记我们自己所有的智慧的道德价值……那么我们将是堕落与玷辱我们的祖先。”
此时在中国已经酝酿着偏激的思想，有些人就曾阻止学生去听泰戈尔的讲演，这些事实都不曾逃过诗人的注意。他说：“我听说你们中国人多少是讲实用，甚至是讲唯物的……我不能相信你们是唯物的。”他是尚美的诗人，他认为：“单纯的功利是足以扼杀美术的。”“文明要止于至善，文明精神之表现在于美。”
当时我国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不免流于褊狭的功利论，还有一种浅薄的反宗教思想，混宗教与迷信为一谈，此时一般国人不了解印度文化，也不了解人类宗教的价值。大学生们简单到要问泰戈尔是否相信上帝，或者要他论证上帝的存在。泰氏说：“论证与体认是全不相同的。”他更说得好：“我的宗教主要的是诗人的宗教。”也有人向他说，中国曾没有感到宗教的需要。他却以为“一般人通常依照狭隘的世俗的定义，判断他人的宗教”。他的意思是说，中国文化自然是有一宗教精神的，而他的明确的诤言，也不幸预料到时代的巨变。
“如果牺牲人类，毁灭上帝所创造的世界，而得到成就，此种成就，有何价值？”
◎雅爱中国人物
泰氏强调中国古代文化与精神，恐怕是当日一般学术界人士当作耳边风的，谁相信他是对东西文化有亲身观察与比较研究的呢？爱好中国文物是他访华的主要动机，他之最早认识中国文物是在日本。他在一个日本富豪的家里，看到他所收藏的中国画都是艺术珍品，因此引起了他对于此种艺术创造者的国土的向往。一位日本学者也力劝他来中国一游。其次是他注意到日本保存了许多中国文物，因此他游华时又劝请几个中国朋友与他同游日本。
这次他游历中国，亲见往昔的许多遗迹，都认为是稀世之珍，他特别喜爱北京太庙与天坛的建筑，他以为中国古代曾有伟大的创造精神，他注意到中国文化中美的一个因素，他以为中国人天生能运用事物的韵律，他要中国学生爱护中国文化。
他鼓励学生要爱美尚美，就叙述他从上海坐船到南京，溯江而上他竟夜起床看两岸景物，静夜里只是村落的灯火，朦胧的山色，一到拂晓，小舟成群而下，怎样使他悠然神往。
他在中国南北旅行之后，看到人民勤劳耕种，日用物品也求精美，商店多少都有些点缀，他称赞中国人能爱人生，所以才能美化。他更称赞中国文化中的人情味（human touch）。“若不是这种显著的人性，若不是具有充分的精神生活，这种文明不能维系如此之久。”他说他在中国如饮长生甘露，以异国人而有宾至如归之感。
中国文化给予诗人以美丽的印象，诗人爱上了中国文化，他返国以后就计划与中国交换学者，预备邀请梁任公到印度去，可是由于此后中国北伐统一前后政局的演变，他的计划因此耽误，直到一九三七年，一个以研究汉学、佛学为中心的中国学院才在他的国际大学中成立。
◎华梵情理相通
回头再谈到诗人徐志摩，他的思想作品受到泰戈尔的影响是一般公认的，试读他的一些文句：“人是自然的产儿，好比枝头的花与鸟是自然的产儿。”“有幸福的是永远不离母亲抚育的孩子，有健康的是永远接近自然的人们。”读过泰氏诗歌的人，能不感到亲切吗？
可是以泰戈尔之热爱中国与中国文化，他的思想与文学，是否也曾受过一点中国哲学与文学的熏染呢？他的《在华自述》中就曾说到他读过一些中国诗的译文，他很欣赏中国文学的一些特质。他在《文明与进步》一篇中，就曾大讲其老子，他的父亲是哲人，曾写过论述中国儒道的文字。
泰氏有一篇小说叫“鹦鹉的训练”。是说一个国王养了一只鸟，却要叫它“学文化”，于是召集大臣学士要怎样教育这只鸟，他们就给鸟做了金笼金链条，抄集经典，鸣钟击鼓，朗诵诗偈，在鸟前不断教诲，群臣煞有介事地推行对鸟的教育，结果呢？这只鸟死了。泰氏所讽刺的是违反鸟性的也就是违反自然的教育。我们试读下面一段文字：
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
以《庄子》的这一段寓言比较泰氏的鹦鹉训练，我们是不是认为有一种思想上的同感或共鸣呢？
再看他的一首诗：
海洋呀，你说的什么？
一个终古的疑问。
天空呀，你怎样回答？
只有终古的沉静。
What language is thine, O Sea？
The language of eternal question；
What language is thy answer, O Sky？
The language of eternal silence.
此中寓意可不是多少像孔子所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再看他的名著《吉檀迦利》中的几句诗：
摘取这朵小花儿，别迟疑！
不然，我担心它，就要凋谢，
飘落尘泥。
Pluck this little flower and take it，
delay not！I fear lest it droop and drop into the dust.
我们会自然地联想到唐代女诗人杜秋娘的名句：“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技。”（《金缕衣》）这首诗早经一位汉学家译过，下面是这两句诗的英译，试与上面泰氏的英文诗对照一读。
Go, pluck the blooming flower betimes，
lest when thou com’st again
Alas, upon the withered stem
no blooming flowers remain.
古今来诗文作品的类似，是数见不鲜的，除非是托古拟古之作，每每是由于阅读前人著作无意中所受到的影响。以上所说泰氏作品，也许是如此。不然，我们就只该说古今中外诗人哲人，此心同，此理同，华梵情理的相通融处，不是正多着吗？
《传记文学》第九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