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开过这一次玩笑后，仍旧感觉不出自己在感情上有什么变化，每当静下来的时候，还暗暗地计算岁阑的归期，最好就能在这几天里回杭州。三十六着，还是走为上着。我一走，一切的事情也都随之而烟消云散，再不会有什么枝节的了。
当时不知什么原因，火车站根本不出售火车票，我很焦急，正在这时候，在铁路局工作的年轻人丁幼方来找我了，他也是杭州人，其父也是我外祖父的老朋友。他知道我想回杭州，但又弄不到票，外祖父曾到他家去，托他到上海时候去找我。我见到了丁幼方真是喜出望外，立刻约定一月二十五日（阴历十二月二十二日），我生日的这天就离沪返杭。
在离开上海的前几天，为了避免与郁达夫接触，被人当作笑料，所以我就住到同学陈锡贤教书的坤范小学里。陈锡贤也是杭州人，想趁学校放寒假，同我一起回家过年。出发的这天，我们很早起床，把已经整理好的箱子拿出来，又理了一次。然后坐三路无轨电车到北站，在约定的地点，看见丁幼方已经在等我们。互相打过招呼后，他立即带我们到一节另外加上去的车厢里去，一看是二等车厢，窗门上满是厚厚的保险玻璃。等我们坐定后，丁幼方就帮我们把车门、窗全部关上，并嘱咐一路上千万别开窗。我们起初并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后来经过嘉兴等站时，发现许多人拥上来，想推窗爬进来，但没有成功，因为我们的窗都关得紧紧的。
我踏进家门，只见妈妈正在为我的生日供奉菩萨，保佑我一切平安，供桌上放了四盘点心、四盘水果。我望着母亲微微驼的背，头发里夹杂着几根银丝，心里不觉一阵难过，我长大了，母亲老了。我奔上前去叫了声：“妈！我回来了。”母亲转过身来，欣喜地上下打量我，“！你回来了，把妈给想死了。快去看看祖父，他整天念叨你。”我正想跑进去看祖父，祖父已闻声而来了。“琐琐，快过来让外公好好看看。”两位老人拉着我问长问短，问我到温州生活怎样？如何到上海去的？在上海情况又怎样？其实这些问题我早已在信上讲了，但我还是一一回答。他们问了许多，但一句也没提到郁达夫。
我到杭州的当天，路上正巧遇见杭州女师训育主任江龙渊，她说：“哎！王映霞你回来了？跟我到嘉兴去教书吧。”我一口答应。我在回杭州的路上已想过找职业的事。
家中父亲去世多年，外祖父虽在担任育婴堂的工作，但毕竟他年纪大了，弟弟还小，我是老大，有责任照顾家里的一切，为母亲减轻负担。现在江先生的建议正合我的意思，所以便马上一口答应。第二天，就跟着她到嘉兴去。江先生是到嘉兴二中附小去接任校长职务的，她一直没结婚，后来曾当过“国大”代表。
我到嘉兴以后就给郁达夫写了封信，表明我们只能做一般的朋友，不应再有进一步的奢望发展。他接到信后很生气，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回到寓里来，接到了一封嘉兴来的信，系说王女士对我的感情的，我又上了当了。”
江先生安排我当四年级的班主任，在嘉兴看了看校舍，办了手续，当天就赶回杭州，正是寒冬腊月，快过年的样子。
我从上海回到杭州与家人团聚，同时又找到了职业，一切都顺利、平静。郁达夫却风风雨雨地从上海到杭州跑了一个来回。
郁达夫听人说，我一月二十三日返回杭州，想在我离沪之前再见一面，所以急匆匆赶到火车站，等了二个多小时，火车快开了，也没见到我，干脆跳上火车去寻找，又没找到，在车上补了票，在松江下车。在松江待了二个小时，见到去杭州的第二班车，立即买了杭州的火车票。到了杭州，既未探听到我杭州的住址，也没有知道我回杭州的日期，却留在火车站上一班车一班车地等待着，焦急着，等了两天，仍是见不到我。在寒风侵袭的无可奈何中，不得不仍旧搭车转回到上海。郁达夫在这一天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又只好坐洋车回城站来坐守。看了第二班快车的到来，她仍复是没有。在雪里立了两三个钟头。我想哭，但又哭不出。天色阴森森的晚了，雪尽是一片一片的飞上我的衣襟来。还有寒风，在向我的脸颊上吹着。我没有法子，就只好买了一张车票，坐夜车回上海来了。”
在郁达夫回到上海的第二天，我才离开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