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愉快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与家人团聚了，它冲淡了我这半个月来心理上的紧张情绪，我满以为一离开上海，能在温暖的家庭里，重度有规律的生活。可是我想得实在太简单了，事情并没有如我所想象的那么单纯。在我回家后短短的几日里，在上海的郁达夫还在为此事而伤透脑筋。
他是一月二十四日，即阴历十二月二十一日回上海的，第二天晚上，先到我寄住的地方，就是地处新昌路北京西路的坤范小学去找我，但终究没有敢进去，转而去了周勤豪家，打算在那儿消磨时间，可惜周家夫妇没在家，到南国社去了。于是郁达夫“就去南国社，喝了半夜的酒，看了半夜的跳舞。但心里终是郁郁不乐，想王女士想得我要死”。
一月二十六日郁收到我的信后，就硬着头皮到孙百刚家里探听我的消息，“费了许多苦心，才知道她是果于前三日回去，住在杭州金刚寺巷七号。我真倒霉，我何以那一天会看她不见的呢？我又何以这样的粗心，连她的住址都不曾问她的呢？”
一月二十七日郁早上起来，本想给我写信，但来了一位客人，一直和他谈到中午。晚上在周勤豪家吃饭，饭后聊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周太太听了我和王女士恋爱失败的事情，很替我伤心，她想为我介绍一个好朋友，可以得点慰抚，但我终觉得忘不了王女士。”
一月二十八日，郁睡到十点前后，刚起床，华林去看他。他一见华林，又大谈起他与我的事，他记道：“和华林谈了许多我这一次的苦乐的恋情。”等华林回去后，他立即出门给我发了一封信。这是我回到杭州后收到的第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王女士：
在客里的几次见面，就这样匆匆别去，太觉得伤心。
你去上海之先，本打算无论如何，和你再会谈一次的，可是都被你拒绝了，连回信也不给我一封。
这半个月来的我的心境，荒废得很，连夜的失眠，也不知是为了何事。
你几时到上海来，千万请你先通知我，我一定到车站上去接你。有许多中伤我的话，大约你总不至于相信他们罢！
听说你对苕溪君的婚约将成，我也不愿意打散这件喜事，可是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的婚姻，结婚与情爱，有微妙的关系，你但须想想你当结婚年余之后，就不得不日日作家庭的主妇，或抱了小孩，袒胸哺乳等情形，我想你必能决定你现在所应走的路。
你情愿做一个家庭的奴隶吗？你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尽可以独立，你的自由，决不应该就这样的轻轻抛去。
我对你的要求，希望你给我一个“是”或“否”的回答，我在这里等你回信。
上海闸北宝山路三德里A十一号
达夫
十二月二十五日
郁达夫发这封信的地址是创造社出版部，他从广州来上海后，就住在那里。
郁达夫在信中说“在客里的几次见面”，因为我是杭州人，他是富阳人，到上海都算是外来客，所以称之为“客里”。他很喜欢用这个单词，他曾写过一首词，开首也是写“客里”：
客里光阴，黄梅天气，孤灯照断深宵。记春游当日，尽湖上逍遥。自车向离亭别后，冷吟闲醉，多少无聊。况此际，征帆待发，大海船招。
相思已苦，更愁予，身世萧条。恨司马家贫，江郎才尽，李广难朝。却喜君心坚洁，情深处，够我魂销。叫真真画里，商量供幅生绡。
“你去上海之先”，其实是说“你离开上海之前”。
“有许多中伤我的话，大约你总不至于相信他们罢！”谁中伤他？中伤他什么？这当中牵涉到的人和事很多，我因为根本不去关心这些，所以也没有再深入地想下去。
首先是孙百刚夫妇极力反对，认为郁达夫有妻子儿女，家庭美满，年过三十的人，不该这样荒唐下去，追求一位年轻姑娘。孙先生曾给我讲过郁达夫的家庭情况，但我也没放在心上，因为我想这关我什么事啊？我根本没想过要嫁给他，只是一般的朋友而已，我后来才知道一些当时的情况。
孙百刚夫妇当时好比是我的保护人，况且与我家有世交之谊，万一出点什么事，他在外祖父面前交代不过去。他们商量之后，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赶快给我介绍一个适当的人，倘有所归宿，好杜绝郁达夫的觊觎妄想。现在回想起来，他们是给我介绍过不少人，如徐钓溪、章克标、蒋光慈等。
最近看到章克标写的一篇文章《孙百刚、王映霞、郁达夫》，他说：“我那时在嘉兴浙二中教书，寒假期中到上海白相，借住江湾立达学园方光焘兄寓次，那时我还是没有结婚的单身汉。夏丏尊开玩笑对我说：‘这里有一位绝代尤物，你应该去见见，也许天缘凑巧。’朋友们都怂恿我去凑合天缘，鼓动和催掇……我却认为是作弄我，要我出洋相，让他们看好戏。”我在孙百刚先生家里见到过几次章克标，只给我一个不声不响、不爱说话的人的样子，没曾想到会有这等事情，那时他几乎没有向我说过一句话，但也引起了郁达夫的不安。有一次还特地请章克标喝酒，席间郁达夫恳求章克标不要阻碍他、妨害他，并要章答应不去追求我。
章克标说：“我并无这种意思，初次相识，还什么也谈不上。”可郁达夫不信，经过多次反复申说以后，郁才有点相信，并对章克标表示了深深的感谢。
对于郁如此入魔地追求我，他周围的朋友都在嘲笑他、捉弄他。有一次他们假借我的名义写信给他，约在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相会。反对他的不仅有孙百刚夫妇及其朋友，还有创造社的一群小伙计，如潘汉年、叶灵凤等。
叶灵凤在《达夫先生二三事》中说：“后来为了反对他追求王映霞，我和其他几个朋友都和他闹翻了。他在《日记九种》里曾说：‘有几个青年应该铸成一排铁像跪在他的床前，我猜想其中有一个应该是我。’这群小伙计反对郁达夫的根本原因不在他，而在我。叶灵凤在《郁达夫的〈迟桂花〉》里说：“我们这群年轻人，根本对王映霞没有好感。觉得我们所崇拜的达夫先生，竟爱上了一个梳横S髻、穿平底软缎鞋的女子，太不像我们想象中的‘爱人’了。”这种不满后来还形诸言辞和行动，以致我在他后来收入《敝帚集》《寒灰集》的几篇文章里重重挨了几次骂。
不管当时有多少人出于各种想法来反对这件事，我是不太清楚的。
郁达夫在这封信中说：“听说你对苕溪君的婚约将成。”苕溪即徐钓溪，是郁达夫留日同学，曾请我吃过饭。孙百刚见郁在苦苦追求我，就对郁谎说我将与徐结婚，遂引起郁的“婚约将成”的猜疑以及一通议论。
我回杭州后平静的心情被这封信搅乱了，信写得似乎很动人，看上去也还有人情味，我读了又读，思想斗争了又斗争，还是决定不了是否要回信。我若回了信，则当时四周的环境都是封建气氛，我怎么对付？这封信我若复了他，而对方再接二连三地来了信，我又怎么办？我马上想到了两句古谚：
落花有意随流水，
流水无情恋落花。
做一次“流水”又有什么不好。再一想，若有来而无往，不会被人说不懂礼貌？还是复他一封让他捉摸不定的信！我独自个坐着想着，就这样，我写了一封淡而无味的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