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的夏天，我们这一个小家庭里，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
郁达夫的二哥从富阳来，住在我们家。弟兄相见，分外亲热。他本来就同他的二哥感情非常好的。这次见了面，我备了酒菜招待他。看他俩喝酒喝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就劝说不能再喝了，并说：“我们还是大家吃饭吧？”郁达夫一下子就不高兴了，只穿了一身中式的单衫单裤就出了家门。我和他二哥起先还以为他一会儿就回来的，后来一等再等，依然不见他回家。于是，我安排他二哥宿在客堂间里，自己则回到楼上去休息。
第二天早晨，他二哥回富阳去了。家中空空荡荡的少了一个人。天快黑了，我收到了一份从宁波青年会发来的电报，我急忙看电文，才知道是郁达夫从宁波发来的。电报上说，他的钱和手表被窃，要我马上送二百元钱去宁波。
幼稚柔弱的我，一想到他的安危，怎么也要弄到钱给他送去。家中没有这么多现钱，又没值钱的东西，我想来想去，决定把我结婚时母亲赠我的一对金手镯去当了一百元，立即赶到十六铺轮船码头，买票上船。
第二天清晨，船到宁波，我在青年会里找到了郁达夫。
见了他，我第一句话就说：“给你送一百元来了。”他“哦”了一声，说：“我们一起到普陀去玩几天，再回上海好不好？”
我在青年会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在去普陀的船上，郁达夫告诉我，那一天傍晚他从家里出来，是因为我阻止他喝酒，他很生气。等走到十六铺码头，天已黑，就和衣倒在码头的水泥地上睡了一夜，之后，便买了船票到宁波，手表等就是在码头上不见的。
这件事发生的真实原因，郁大约不好意思对人说，对朋友只说：“一个人在上海街头，喝醉了酒，经扒手掏走了钱包，不知怎样糊里糊涂在十六铺码头上了去普陀的轮船，就这么一个人来了，连忙写信告上海要王映霞寄钱，王就带着钱自己跑来，两人一起留下了。”当时郁达夫还写了一首诗《游普陀作》：
山谷幽深杖策寻，
归来月色已西沉。
雪涛怒击玲珑石，
洗尽人间丝竹音。
郁达夫有过人的智慧，有绝世的才华，可是他每当脑筋一转，脾气一发，他就不会顾及前后，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他很知道这一件事是做错了，他亦了解这件事情会在我的精神上留下难以消除的伤痕。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日，他却突然又不告而别，我打开抽屉，发现少了一张存有五百元钱的单子，这些钱对我们当时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款子，我骤然震惊了一下，但马上又想开了，钱是身外之物，失去了并不稀罕，只是不知他究竟跑到哪儿，会不会出意外，心里有点着急。上海的亲戚、朋友家我不敢去打听，怕被人笑话，面子上下不来。母亲和外祖父早已搬回杭州去住，无人可以商量。我是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儿，而且是自愿嫁给他的，死活我得一个人承当。
任你怎么心烦意乱，还得做家务，照顾孩子，有朋友来访时，我以谎言搪塞，只说达夫外出几天，不久就会回来了。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仍没有郁的半点消息。不料有一天，我意外地收到我表姐张幼青（她后来嫁给周象贤）的来信，信中说，她前几天在杭州闸口的江边，看见郁达夫，他随身未带行李，手中只提了两包旱烟，走上了开往桐庐的轮船。
读了信，我心中马上猜到他出走的原因，是因为在上海住厌了，况且我又老劝他少喝酒，大约想走回头路，回到富阳去。并不是如他后来在文章中写的，是因为“白色恐怖”“春服既成”等等。其实，一个人的思想是变幻莫测的，有什么想法尽管可以向我明说，我是个爽达的人，有什么不可商量呢？我一边想，一边安慰自己，同时我心中的痛楚是无法形容的，望着这个家、这两个儿子，我真想大喊一声：“他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我曾看见一篇文章里说：“……发妻荃君，既遭遗弃，又藕断丝连，怜念有加，暗中来往如故。这一切都是他们夫妇隙末凶终的因素……”此话并不是没有道理。当初和郁结婚时，说要与孙荃离婚，但实际上只是分居，而且他在诗中几次把我当作妾姬看待，如他写的七律《登杭州南高峰》中，就有：
病肺年来惯出家，
老龙井上煮桑芽。
五更衾薄寒难耐，
九月秋迟桂始花。
香暗时挑闺里梦，
眼明不吃雨前茶。
题诗报与朝云（后改霞君）道，
玉局参禅兴正赊。
《偶感寄映霞》：
一带溪山曲又弯，
秦亭回望更清闲。
沿途都是灵官殿，（我姓王，杭州省嘲王灵官者）
合共君来隐此间。
很明显，这是把我比作苏东坡姬侍朝云。以后在《毁家诗纪》中，又把我比作白乐天的姬侍樊素，还称为“下堂妾”。说实话，我也是有文化教养和自尊心的女人，心中岂能无动于衷？
终于，郁达夫回来了，我仔细地观察他的神态，竟然看不出什么异样，再看他随身带的行李，是一只网篮，上边有“富阳郁氏”的字样。这时，我才开口：
“你这么些日子到哪儿去了？”
“富阳、桐庐，严子陵钓台。”
“在富阳住了几天？”
“一个星期。”
“你在富阳的日子里，还想到上海的家和孩子们？你为什么不声不响地走掉，不告诉我你的去处？你欺骗了我，你对我说了谎话。你欺侮我过去没有男人，没有嫁过人，不像你这样当面讲好听话，私下又背着我行事。你把我当作什么人？！”
当时郁达夫写了《钓台题壁》诗：
不是尊前爱惜身，
佯狂难免假成真。
曾因酒醉鞭名马，
生怕情多累美人。
劫数东南天作孽，
鸡鸣风雨海扬尘。
悲歌痛哭终何补，
义士纷纷说帝秦。
他听了我的话，一言不发。我也不哭、不闹，只写了一封信给我的母亲，她老人家收到我的信，立即从杭州赶到上海。
郁达夫知道母亲是当年我们婚约中仅有的一个反对者，而今的事实放在眼前叫我怎么办呢？母亲问他：“达夫！你说应该怎么办？”郁达夫无言以对。二人从深夜谈到天明，郁达夫写了一张保证书交给母亲，母亲用信封封好，交给了我。于是，从表面上看这件事似乎是已经告一段落了，但在我的感情上，创伤却一日一日地加深下去，因为任何物质，是交换不到感情的。
没有几天，母亲要回杭州去，我在送她老人家上火车后的归途中，感到心酸。回到家中以后，很有一股突然的感觉：似乎这一个家已经不像是我的家了。猛然间，阳春走到我面前来喊了一声“妈”，才使我恢复了原来的神志。想着已经出世了的两个孩子，想着腹中那七个月的胎儿，又想到这几年来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这一个家，我真感到了来日之茫茫。
结婚以来，除与郁达夫同行或同赴友人宴会之外，我一直深居在家，几与我的同学、亲友不相往来，也久不通信。但自从这次以后，我也逐渐与同学、亲友恢复往来。我做了许多郁达夫所不愿意我做的事情，如去探望几个独身的同学啊，告诉了她们我的痛苦。等郁达夫不在家的时候，约她们到我家里来看我，或者在空闲时给她们写几封信。我更不像前几年一样地死守在家中。我的心变了。
郁达夫的个性自幼孤独，青少年时代就没有开朗的机会，尤其是在日本一住十年。正如他自己在《血泪》中所写的那样：“在异乡飘泊了十年，差不多我的性格都变了……”环境给他养成了一种苦闷的颓废的性格，不习惯于有规律的家庭生活。到了某个时候，他想恢复一下他的幻想，便立刻会无声无息地出走一次。但走，也不会走得太远，不久自己也就会回来。不过从我的性格上想来，他的这种举动，似乎是我们家庭生活的症结。为了爱面子，在朋友面前我不敢声张出来，爱与恨的复杂的感情充满了我的心，我曾动过多次可怕的幻想，怕他发生什么意外；但等到他安然地又回到家中的时候，便立即消失了。
我原谅他的病态，珍惜他的不健康的身体；另外，还感佩着他的才华。于是，只能言归于好。
许多事情是不能有一个开头的了。有了第一次，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甚至于无数次的了。有时为了饮酒，又有时为了别的鸡毛蒜皮之类的事情，我只须看他眉头一皱，头一摇，知道他马上会重犯老毛病了。有时我总觉得好奇，想探究一下他到底是往何处去的？去做些什么？为了感情，为了他的安危，我就在后面追踪他。
两个人距离二三十步，有时十几步，更有时好像并行着。不过彼此老是默不作声，活像两个陌生的行路者。有时向西行，从住处走到曹家渡，有时又走到霞飞路尽头，大家自管自地走着。这几条熟路，都是我们结婚前后携手同行过的地方。而曾几何时，心情便各有不同。一种伤感怀旧的情绪涌上心头，我的步子，便自然而然地缓慢了下来，原来在我前面行走的他，偶尔一回头，发觉我跟在他后面。时间已经到深夜，他自己也走得有些疲倦了，他就马上会喊了一辆人力车，叫车夫把车子拉到我身边，让我跨上坐定之后，他也就坐了上来，两个无言无语地回到家中。这样地走了一场冤枉路，在他总算是已经发泄了闷气，我却在受折磨。他倒若无其事地与往日一样，叫我、逗我、为我倒茶送水，示意我休息。于是我又只能在疲劳里、在悔恨中，度过残宵。
在上海的这四五年中间，像这样的情形的反复，是不计其数的。弄得久了，我亦习以为常，任他自去自来，任他愁烦欢笑。在一次次的纠纷以后，我也曾摸索到了许多教训，我不敢把心底里真正的思想暴露出来。我孤独地苦闷地想起了在我和郁达夫结婚前妈对我讲的箴言，师长、同学对我的轻视。又想起了我那可爱的令人怀念的故乡的一切、儿时的一切。我热烈的真诚的感情渐渐地改变了。同时，家庭影响到我的娇，社会影响到我的骄，在逐渐发展。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七日，我们的第三个孩子出世，取名云，小名殿春。这孩子的面貌与性格，从小就特别像他的父亲。未到满月，我就得到祖父在杭州患脑溢血的电报，我和郁达夫就匆促地赶往杭州，总算见到了老人家最后的一面。我从不爱哭，但这次在我祖父的灵前，却流了不少眼泪。老人家长眠了，从此他再也不知道我此后的日子是欢乐还是悲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