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的全集及日记，从一九二七年开始，就全部归并到北新书局出版。如果真能按当时的销路来收取版税的话，数目还相当可观。若以这些版税来维持我们的生活，不说富有，总还可以过得去。但“北新”当时的情况是，有时明明双方讲妥，书局一个月应发付多少钱版税，年终再另外结清，你若不用电话或书信去催讨，则他们也就会忘记送来，或者迟些时候再送来。这是“北新”的作风，也是“北新”的方法。当年鲁迅要和“北新”打官司，怕也是由于“北新”的这种对作者不尊重的作风所致。
鲁迅原来与北新书局的关系不错，后来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如由鲁迅和郁达夫主编的《奔流》创刊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原先说好是由“北新”负责给作者送稿费的，可是却没兑现。一九二九年八月七日鲁迅写给韦丛芜的信中说：“北新近来非常麻木，我开去的稿费，总久不付，写信去催问，也不复。”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给李霁野的信中又说：“北新脾气，日见其坏，我已请律师和他们开了一个小玩笑，我实在忍耐不下去了。”鲁迅说的“和他们开了一个小玩笑”，就是当年北新书局长期拖欠鲁迅巨额版税和《奔流》作者稿费，鲁迅乃向北新书局提出法律诉讼的事件。后来由郁达夫出面调解。
为了能及时地得到版税，维持生计，我每月总要打几个电话，向“北新”要钱。逢年逢节，则更须打得起劲。
郁达夫的每一种书的初版或再版，照例由我将印好的几千枚郁达夫的印花送交北新书局。作者印花送去之后，去催讨版税则是我的分内事了。不过多多少少，每月一二百元钱是可以催到手的。其余的开销，则全赖各报刊零星的稿费了。钱拿到后，郁达夫总爱先抽出一部分来买旧书，若在旧书店里看得高兴的时候，他就会倾囊全部买书。当他雇着人力车把一大堆书送到家时，他便得意洋洋地指着一本本的旧书对我说：“这些都是珍本、孤本，都是绝版书。真不容易买到手的啊！”我听了觉得好笑又好气。为了他这样的没有计划的买书，我很替他担忧，影响家庭日常开销。不过比较起来，买书比全花在烟酒上，总要好得多，我亦就不再开口了。
有时所收到的数目较大，我就暗中为他储蓄了一些，将这不固定的收入来作固定的开销。有时他买书太多，影响了我们生活，我也就觉得家用困难了。不过郁达夫对于我的经济安排，从无异言，我们在这十二年生活中间，从来没有为了经济而发生过意见。一九三〇年二月中国自由大同盟成立，在发起人的宣言里，郁达夫第一个签名。在这以后，他和鲁迅等一起署名发表过不少主持正义等的宣言。正在这时，郁达夫患了很严重的痔瘘。据老北门一个由胡適之介绍给他的医生的诊断，说非住院施手术不可。但从我们那时的经济条件来看，住医院是很困难的；并且又有朋友跑来通知，说租界上风声不稳，黑名单内有郁达夫的名字。于是我们立即设法对付，赶快把家中的有些书籍和重要文件，全部包好藏好，有的则转移到别处去。又在住所的附近，租下了一个小亭子间，让郁达夫独自一个移居到那里去，暂时隐蔽起来。至于租住亭子间的理由，只说是为了乡间来了许多亲友，家中一时住不下。至于对家中的奶妈则说：“先生有病要开刀，去医院住比较方便。”这样的两面一布置，大家都非常相信。郁达夫搬到“新居”后，每顿给他送饭送菜的是我，每天陪伴他去老西门一位中医那里看病的也是我，有时我还得学做护士，为他敷药换绷带。家务和孩子，也不得不挂在心上。当时我虽然终日忙得无片刻余暇，但是我的心情是愉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