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的冬天，我们的第一个男孩出世了，取名飞，小名阳春。因为他的出生正好在旧历的十月中旬，刚刚是十月小阳春的时节。
孩子出世以后，我们都不主张自己喂奶，郁达夫的意见是：“女子一喂奶，身体就要差。”我还是在爱玩的年龄，若要我管了孩子，便一步也不能离开，所以我们就很快地雇用了奶妈。有了奶妈，这原来的两口之家，一时便成了四口，不但在无形中添上了许多热闹，而且在简单的小家庭里，也就谨慎得多了。我除了主持家务之外，俨然像是一个母亲的样子。其实，这时候，我还是虚岁廿二岁啊！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七日，在我们第二个孩子诞生的前两个月，郁达夫接到安徽大学的电报，聘他为文学系教授，月薪三四〇元。他想了半天，答应去教半年试试，就复了他们一个电报。第二天郁达夫出去买书，准备带到安庆去，午后就收到安庆电报和电汇一个月的薪水。
在他动身之前，我想到他的工作不一定有保障，在替他购买轮船票时，我为他买了来回票，以防万一（当时的所谓来回票可用半年）。在送他上船的时候，要他千万注意自己身体，观察环境，不要冒险行动。
船在九月二十七日“午前五时起锚”，郁达夫二十六日晚就上船了。上船后夏莱蒂和李守章来看他，直谈到十二点多钟。夏莱蒂与郁一起办《大众文艺》的。李守章即李俊民，五十年代为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社长，现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名誉社长。一九二五年年初，李守章在武昌师大国文系读书时，郁曾教过他，所以是郁的学生。当时也写小说，他写的《跋涉的人们》曾受到鲁迅的称赞。
船行了二天，九月二十九日中午到达安庆，适“遇政变兵变，受了不少的惊慌”，多天住在百花亭的安徽大学内。十月三日安徽大学的预科功课表排定，郁去教两点钟文学概论。可是十月六日，郁就因安徽省教育厅长程天放的攻击，并被列入“赤化分子”名单，幸得友人邓仲纯事前通知，要他立即离开安庆，幸得船票是买来回票，自安庆回上海，不必再买。郁达夫即乘上一条船回到了上海，行李等物，已经来不及取，全部留在安大。郁在这天日记中写：“从安庆坐下水船赴沪，行李衣箱皆不带，真是一次仓惶的出走。”
这时，我竭力主张去和安大办交涉，要他们赔偿损失，郁达夫怕多事，只是不停地发电报写信去。一九三〇年一月七日，“发电报去安徽索薪水”。一月十五日，“午膳后发快信一封去安庆催款”。一月十七日，“早晨去北四川路，打听安徽的消息，即发电报一通，去问究竟”。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想老这样也不行，结果还是我去了一次安庆，代他向校方算回了一学期的薪水，并把他带去的行李、书籍等取回。
战争中我们曾到富阳避难，后来又住在环山镇郁达夫的姐夫家，在我去丽水时，把郁达夫的日记留在环山镇。当时也不知道这批日记是毁于战火还是仍在人间。七十年代末，我看到杭州出版的杂志上有郁达夫日记片断，后来《新文学史料》上也有部分日记发表。这些经历半个世纪才发表的部分日记，今已收入一九八六年十月浙江文艺出版社的《郁达夫日记集》中，编者分别把这些日记冠以“增补日记”（一—八），即自一九二七年八月—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七日之间的部分日记。此书的《出版者的话》中有一段话，说：“其中各组‘增补日记’，或因日记原稿本来就有残缺，或因发表时有意删略节选，所以不是逐日都有日记。”现在，我无法知道“有意删略节选”“不是逐日都有”的日记究竟内容怎样。但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八日“命映霞去安庆搬取书籍，送她上船”的事，本系郁达夫高兴地与我商量后，由我为他去处理棘手的事，而日记中却用了命令的口气，令我感到矛盾！
一九二九年的十一月中，我们的第二个孩子静子出世，是一个女孩子。不知道是因为她爱哭呢，还是因为郁达夫从安庆回来之后情绪不佳，他总嫌这个孩子会闹，不怎么爱她。所以在静子满月以后，我就请妈妈把她带到杭州去抚养。好在祖父他们早于半年前就搬回了杭州，况且雇用奶妈，也总是杭州方便。如是一住三年，等我将她带回上海自己领时，她已经会喊爸爸妈妈了。但不知怎的，郁达夫总觉得这个女孩子没什么好玩，要送给人家，几次和我商量，我拗不过他，便允许了。有一天，就由郁达夫把孩子抱到淞江，交由一个淞江的保姆带领。不到两年，孩子生了病，病了一些时候，就夭折了。我们中间仅有的这一女孩，从此永远也见不到了。
鲁迅、许广平是过了一个多月才知道我们又添了这第二个小孩，但不知是男是女。我们又没有告诉他。所以鲁迅、广平在一九三〇年一月八日给我们写祝贺，还以为又养了一个儿子，信上说：
达夫、映霞先生：
我们消息实在太不灵通，待到知道了令郎的诞生，已经在四十多天之后了。然而祝意是还想表表的，奉上粗品两种，算是补祝弥月的菲敬，务乞
哂收为幸。
鲁 迅
许广平启上
一月八日
鲁迅信中写的“粗品两种”是一件绒线衫和一条围巾。鲁迅在一月九日的日记中记有此事：“与广平以绒衫及围领各一事送赠达夫、映霞，贺其得子。”
当我看到鲁迅写的贺信时，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鲁迅先生在百忙中还惦记着我们家的事，难过的是静子已送到杭州，不在身边。后来我托人把两件礼品带到杭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