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鲁迅日记》，可以发现郁达夫和我的名字第一次共同出现是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五日。郁达夫早在一九二二年就开始与鲁迅交往，是亲密的老朋友了；而我以前虽在外祖父王二南的影响下，热爱文学，看过鲁迅的一些著作，可是从来没有见过他。这天我第一次见到了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先生。鲁迅在日记中道：“夜小峰邀饭于全家福，同坐郁达夫、王映霞、潘梓年、钦文、伏园、春台、小峰夫人、三弟及广平。”
全家福是一家本地菜馆，坐落在四马路（今福州路）上。李小峰是北新书局的老板，当时鲁迅除将自己大部分著译交其出版外，又为之编选、校阅书稿，介绍作品，编辑丛书。这天请客吃饭，是因为鲁迅十月三日从广州抵沪，李小峰为他接风洗尘。李小峰平日不善言辞，到一处总要拉着夫人蔡漱六同行，他俩以前是北大同学、鲁迅的学生，后结为夫妻。
在座的不是鲁迅的亲属，就是鲁迅的朋友。我在这儿特别要提到的是孙伏园兄弟俩。孙伏园是鲁迅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时的学生，一九二四年以记者身份与鲁迅等同赴西安讲学，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又随鲁迅去厦门和广州。孙伏园的弟弟叫孙福熙，字春苔，鲁迅在日记中常把他写成孙春台，是个留法学生，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间任上海北新书局的编辑，曾为鲁迅设计过《野草》及《小约翰》的封面。兄弟俩只相差四岁，但孙伏园看上去比弟弟大好多，因为他留着胡子。鲁迅到上海的第二天，即十月四日，就和许广平、周建人、孙伏园、孙春苔、林语堂一起合影，人们常称这张是鲁迅和许广平的结婚照。人民美术出版社于一九八一年七月出版的《鲁迅画传》、上海教育出版社于一九八一年八月出版的《鲁迅在上海——活动旧址图集》、文物出版社于一九七七年三月出版的《鲁迅》中都收了这张照片，但《鲁迅画传》中的这张照片上只剩下四个人，孙春苔和林语堂均被除去。
一九二七年十月六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上午郁达夫、王映霞来。元庆、钦文来。午达夫邀饭于六合馆，同席六人。”鲁迅十月三日抵沪时，在爱多亚路长耕里（今延安东路一五八弄）共和旅馆下榻。鲁迅和许广平住在二楼，那是一间二十平方米左右的木结构房间，朝南有二扇小窗，还有两扇落地窗直通阳台。屋内陈设很简单，一个方桌、一个写字台、四个凳子、两个沙发，东西两侧各放一个单人床。我们进去时，鲁迅和许广平正在说话，见我们来了，立即起身迎接我们。只见鲁迅身材不高，和蔼可亲，身着一件旧的灰色袍子，说话时常带着沉重的绍兴口音，热情地和郁达夫打着招呼。当郁达夫向他介绍“这是密司王”时，鲁迅马上亲切地和我握手，并把许广平拉过来，说：“这位是密司许。”接着我们就坐下来聊天。后来陶元庆和许钦文来了。谈到中午，郁达夫提出请鲁迅吃饭，于是我们一行同去六合馆吃饭。六合馆是坐落在六合路上的一个饭馆。饭后，服务员端上咖啡，每人一杯，鲁迅朝许广平看了一眼，说：“密司许，你胃不行，咖啡还是不吃的好，吃些生果罢！”语气是热情的，语言却是告诫性质的，充满了柔情。我第一次见到鲁迅这样对待许广平，确实有点好奇，但后来见多了，也就习以为常。有一次，我们一起吃饭，上来一个北方菜，叫爆双脆，内中含有肚子和猪肝，许广平刚吃一块，鲁迅就要她少吃点，说：多吃会不消化的。口气中，除了对妻子的爱，似乎还有种父爱。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日鲁迅在日记中写：“达夫及王映霞来。”
鲁迅和许广平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上午，从共和旅馆移入位于横滨路的景云里二十三号。景云里是单幢的石库门住房，鲁迅租了一幢。楼下是会客室，前楼一大间是鲁迅和许广平的卧室兼书房，一张黑色的半新不旧的中号铁床，安放在东南向角上，床上挂着帐子和帐沿，这白色十字布绣花的帐沿，不用说一定是许广平的手艺了。
这次看到鲁迅，我不像第一次见到他时那么拘谨了。鲁迅除示意许广平倒茶之外，他还希望许广平能坐下来陪我说说话。鲁迅这天穿的是一件深灰色的厚呢长袍，头发有些长，到上海后大约还没时间去理发，而且鲁迅的鬓角又低，耳前耳后都遮盖在他白色的面孔和颈子上，这样一来，教人看了似乎愈显苍老。其实，这时候他还未到五十岁。
鲁迅叫许广平为密司许，称我为密司王，若有三个以上的人在座，他从不讲日语或其他国的语言。他虽然中式打扮，却极懂西方礼貌。例如在一同走路或进出汽车时，总要让我和许广平先，而且，他也极尊重密司们谈话的主题，从没有在我和许广平闲聊时他突然走过来插进别的话题。反正，他是极尊重女性的人。
我和郁达夫住在嘉禾里一四四二号，我曾代郁达夫写信给鲁迅，约他来玩，那天他来后，就与郁达夫天南海北地聊天，我则到厨房里去做菜。从这次起，我才知道鲁迅爱吃火腿，后来许广平也学会吃火腿，并喜爱起来。一九五六年许广平到上海来参加鲁迅迁葬活动时，我约她一起到采芝斋去，买了二只火腿送给她。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许广平对自己的丈夫爱得有多深。鲁迅在给妈妈写信的末尾，总写上“儿迅”或者是“广平同叩”。这说明他在写信时，没有忘记在他的小家庭里还有一个妻子广平，这些情形实令我非常感动。
鲁迅定居上海之后，在和北新书局打官司之前，因为开销大，许广平想出外教书借以贴补家用，鲁迅知道后，说：如果你去教书，我不是又将过我的独身生活了么？（大意如此）许广平听后，非常理解鲁迅的心意，放弃了想出外教书的念头。鲁迅手指缝中夹着一支香烟，微微地向他的妻子一笑，这是一种会意的笑，满足的笑。
一九三二年十月五日，鲁迅在日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晚达夫、映霞招饮于聚丰园，同席为柳亚子夫妇，达夫之兄嫂，林徽音。”
那时，请客吃饭是常有的事，我们考虑到鲁迅是南方人，所以特地找了一家无锡馆，在四马路上的聚丰园，并邀请了柳亚子夫妇、郁达夫的兄嫂和青年作家林微音，陪鲁迅共进晚餐。柳亚子那时与鲁迅不很熟悉，因此，达夫就成了中介。这可以一九三三年一月十日鲁迅致郁达夫的信为证。信中写道：“字已写就，拙劣不堪，今呈上，并附奉笺纸两幅，希为写自作诗一篇，其一幅则乞于便中代请亚子先生为写一篇诗，置先生处，他日当走领也。”事情是这样的：郁达夫喜爱鲁迅的墨宝，曾请鲁迅写二幅自己的诗，即《答客诮》和《无题（洞庭木落……）》。（《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所记是：“洞庭浩荡楚天高”，收入《集外集》时，改为“洞庭木落楚天高”。）鲁迅将写好的字和信寄给郁达夫，同时附上二张白笺，要郁回写一幅，另一幅则通过郁达夫去请柳亚子写，写完后，放在郁处，过几天鲁迅自己来取。一月十九日下午，郁达夫将自己和柳亚子的诗笺亲自送到鲁迅寓所，《鲁迅日记》对此有明确记载。鲁迅后来一直珍藏着这两幅诗笺，郁达夫写的那幅是一首七绝，诗云：“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群氓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短短二十八字，高度评价了鲁迅的伟大功绩。
这天鲁迅和往常一样，与大家谈笑风生，他称呼我“密司王”，我则称他“大先生”。因为看到许广平在旁边，郁达夫就打趣地说：“大先生，你的华盖运可以脱了吧？”这时大伙的目光都集向许广平。鲁迅听了哈哈大笑，连拿纸烟的手也因畅怀的笑而颤抖起来。过了一星期，即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二日，鲁迅在日记中写了一首七律，那就是著名的《自嘲》。
鲁迅这首诗是书赠柳亚子的，鲁迅在诗后还写了一段跋，跋云：“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达夫赏饭”，“赏饭”两个字说明了郁达夫和鲁迅之间互相比较尊重熟悉，友谊也较深厚。郁达夫一生最尊崇、最可信赖的朋友，可以说就是鲁迅，鲁迅也最了解他。鲁迅和郁达夫的友谊从几件事上就可看出一斑，他们一起编《奔流》杂志，一起参加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共同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还有鲁迅为《申报·自由谈》撰文，是郁达夫去约的稿；当左联发起筹备时，是鲁迅提名推荐郁达夫参加，后来左联“开除”郁达夫，又是鲁迅表示反对……凡此种种，都说明二人的友谊非同一般。
至于“闲人打油，偷得半联”两句，我认为那天鲁迅和大家吃饭时，说说笑笑，并不是商量什么正事，因大家一起吃饭闲聊，鲁迅先生有感而作，故谐称之为“闲人打油”。而诗中的句子在吃饭时提到的，我记得只有与郁达夫开玩笑有关的“运交华盖”这一句，其他都未曾提到过。我想也许鲁迅以此起韵，“凑成一律”，那也可算作“偷得半联”吧！因此，鲁迅这首脍炙人口的述怀之作可以说是郁达夫无意中促使鲁迅吟出的。
《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记：“下午映霞及达夫来。”第二天又记：“午后为映霞书四幅一律云：‘钱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沙浩荡足行吟。’”
我们是在一九三三年春末，全家搬到杭州去住。虽然搬到杭州去住，但我们每个月总要到上海来办点事情，也常去看望鲁迅，有时在鲁迅寓所见面，有时在内山书店碰头。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郁达夫和我一起去看鲁迅时，我对鲁迅说：“大先生，我们搬到杭州半年多了，你应该送一样东西给我，留作纪念，最好是你自己的作品。”说完，我就拿出四张事先带好的虎皮笺交给鲁迅。当然我知道鲁迅是会答应我们的请求的，但我怕他忙，一时给忘了，所以特地把纸笺带去，放在鲁迅处，比较保险。果然，鲁迅第二天就写了上面提到的那首诗。后来是郁达夫去取回来的。取回来之前，他先到上海河南路上的裱画店裱好，又配上四屏条的镜框，带到杭州。起先我把它挂在租屋的楼下客厅里，等“风雨茅庐”落成，就挂在新居的客厅里。抗日战争时期，与郁达夫的二万余册藏书，一起被日寇掳走，至今下落不明。
需要说明的是：鲁迅先生送给我字幅时，诗并没有标题。有人说当时就有“阻郁达夫移家杭州”的标题，这是不对的。因为我绝对不会把写有“阻郁达夫移家杭州”标题的诗，去挂在自家客厅的墙上，那不是成了自我嘲讽了吗？那么这首诗的标题到底何时加上去的呢？据朋友告知，在一九三四年秋，杨霁云编《集外集》之前，在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出版的《人间世》第八期里，高疆写的《今人诗话》一文中，谈到鲁迅、郁达夫等人的诗，内中就有鲁迅“讲西湖的《阻郁达夫移家杭州》……”看来，很可能这位署名“高疆”的人，是第一个为鲁迅这首诗随意加上标题的。本来香港的徐先生也是《人间世》的编辑之一，不知他是否还能记得这件事。可惜现在，他也去世了。想来，姓高的人是到过我家，见而抄去，任意添上诗题的。
鲁迅在日记中有三十多次记到我的名字，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往来还要多些，有些不一定记之笔下，由于年代相隔较久，许多事情我已记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