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家出来，走到静安寺搭上一路电车，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北四川路底的终点站，下车之后，马上可以望见一家白漆门面的书店。是当年作家们常去的地方，如鲁迅、郑伯奇、夏丏尊等都是内山书店的常客，同时也是内山完造的朋友。
郁达夫从广州一到上海，就去光顾了内山书店，用日语和内山完造交谈，很快成了朋友。日本小泽正元撰写的《内山完造传》中说，有一次，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到上海来，内山完造特地在自己书店的二楼开了个碰头会，到会的除郁达夫外，还有谢天逸、田汉、郭沫若、欧阳予倩、唐林、王独清、傅彦长、汪馥泉等，日本客人还有研究中国戏剧的冢本、菅原等人，中日双方畅谈两国的文学、戏剧。
像这样的聚会，郁达夫常常应邀参加，例如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五日内山完造举行晚宴，在座的有鲁迅、郑伯奇、郁达夫，日本汉学研究者有太田宇之助、藤井元一、高久肇、山县初等。
郁达夫的作品在日本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当日本的作家和学者到上海来，内山总要介绍他们结识郁达夫，有时让店里的伙计陪到我家来。
一九二七年初，我和郁达夫认识不久，他便把我带到内山书店去，并为我介绍了内山夫妇。内山完造是一位忠诚厚道的中年人，有一张方圆形的脸，人不高也不矮，见人总是九十度鞠躬，非常讲究礼节，如果见有女客的话，会马上到里面把夫人请出来招待。我们定居上海以后，每隔上两三天，我们很自然地就会去一次。谦恭而好客的内山夫妇，一见我们进门，也经常是茶啊、烟啊、点心啊地继续不断地招待着。郁达夫把我带到这家书店去，第一，当然是因为我们的同进出已经习惯了；第二，他在暗示我，到这里来买书可以暂时不必付款。因为我们当时经济并不十分宽裕，而郁达夫是有无限制的买书欲的。一到内山书店之后，他总要我安心坐等，他自己则去找刚从日本寄到中国来的新书和杂志。挑选了一大堆之后，便笑逐颜开告诉我说，这些都是不易买到的书。而内山先生呢，有时也知道我们不一定能马上付清书款，但他总以极真诚、极信任的态度要郁达夫将书刊先拿回去，把书账记下来。不仅如此，在郁达夫经济上有转不过来之时，比较进当铺更容易得到钱的地方，也便是这里。而且，可以让我们分期付还。
记得在我和郁达夫结婚后的初期，郁达夫领到版税以后，也立即转到这里来还清许多积下的欠债。这件事给内山书店的伙计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九八四年，曾在内山书店当学徒的王宝良在《忆达夫先生与内山书店》中说：达夫先生是创造社元老、有名的大作家，但他没有一点架子，和蔼可亲。他不但与内山，与书店里职工都很熟悉，随便聊天。他亲切地叫我“宝良，宝良”，关心地问起我的家庭情况。有一次，达夫先生与我一起在内山家吃饭，他还向我敬酒，使我受宠若惊。相比之下，那位张资平就不大一样了，架子很大，对我们店员态度很傲慢。有次他来买书，已经欠了书店一百多元书款，还要欠账，我只得告诉他必须先把欠款付清。他就把内山找来，想用老板来压我，内山问明情况后，也认为我做得对。达夫先生买书当然也经常记账，但他总是及时付清，从不拖欠，不像张资平那样企图占便宜。
有几个遭难的朋友，来到上海后一时无容身之处，便去找内山，由内山帮助找一安全之处。当年在上海的鲁迅，也曾到内山书店暂避。
和内山先生的接触中，觉得他非常热爱中国，是个有道德、有正义感的日本朋友，他表示将来“死，也要葬在中国上海”。早在四十年代中期，他的夫人美喜子去世时，就已把墓地做好了。当时上海有份刊物叫《女声》，主编是日本作家佐藤俊子，她也是内山书店的常顾客，内山曾对她说：“坟墓做成桥的样子，因为想表示在上海贩卖日本书籍的意思，便在它前做了一本开着的书，请人把碑文写在上面。碑文是夏丏尊先生给我写的。碑文是这样的：‘以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生为中华友，殁作华中土，吁嗟乎，如此夫妇！’”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九日，七十四岁高龄的内山先生，以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的身份，应中国文化协会的邀请，到北京来参加庆祝大会。不料由于身体衰弱，飞行的劳顿，在到达北京的第二天，突然大脑出血，不治而逝。十二月二十六日上海文化团体的许多老朋友迎接内山完造的遗骨到他的“第二故乡”上海，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同他早已安眠于此的前妻美喜子，永远安眠于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