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三年春的几年中，我们家几乎天天有客人来，大部分是当时活跃于文坛的青年作家。
一九二八年、一九二九年，那时姚蓬子没有职业，很穷，经常到我家来玩，吃饭时便留下一起吃。他也写文章，托郁达夫介绍给刊物发表，得点微薄的稿费。有一天，他带来了一位女士，说：“这是丁玲。”当时丁玲在文坛上已有点名气，所以一听名字，大家似乎就成了熟人。丁玲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爽直、大方，没有一点旧式女子的扭捏。她的头发剪得很短，而且是往后梳的，像个男青年，我一看这种发式，就知道她的思想一定“左”倾。她人长得比我胖，比我矮，长得很结实，头几次来说话比较少，只是坐下来专心地搓麻将。后来来的次数多了，我发现她非常健谈，有时大家在一起聊天，几乎是听她一人说话。她当时大约在编《红黑》杂志，所以常和郁达夫谈稿子、杂志等事，有时也谈谈吃什么菜的生活杂事。她是湖南人，但和我们说话时，说普通话。姚蓬子讲的诸暨话，我们讲的上海话，她都能听懂。丁玲吃菜不挑剔，能喝酒，但量不大，姚蓬子一喝酒就脸红。
我以前没看过丁玲的作品，自从认识她以后，才在杂志上注意着她的小说。她从来没有一个人到我家来过，每次不是由姚蓬子陪着，就是由沈从文陪着来。我们家有个习惯，从来不问人家的家庭情况，住在哪里。客人来就来，走就走。所以我对丁玲当时是否成家，住在哪儿都一概不知道。
赵景深先生在《丁玲》一文中说，有一次他去看丁玲，“丁玲正在蓝罩的台灯下写小说。我一看不觉大为惊诧，怎么她的字这样像沈从文呢？”赵先生把戴望舒、施蛰存、杜衡比作文坛上的“三剑客”，说胡也频、丁玲、沈从文也如他们三人一样，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沈从文很早就与郁达夫认识，郁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写的就是沈从文。沈从文对郁达夫很尊敬，对他的作品也很推崇。沈从文在一九三一年写的《论中国创作小说》中，这样评价道：“郁达夫，这个名字从《创造周报》上出现，不久以后成为一切年轻人最熟习的名字了。人人皆觉得达夫是个可怜的人，是个朋友，因为人人皆可从他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模样。”
来我家玩的作家都较穷，只有邵洵美是例外，他是一个最富有的文人。邵每来都是坐自家的小汽车。鲁迅先生在《登龙术拾遗》一文中，用这样的几句话说邵洵美“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作文学资本”，想来不差。
邵洵美的妻子叫盛佩玉，是铁路总办盛宣怀的孙女，我和郁达夫刚认识的时候，他们的结婚仪式很别致，先在静安寺路电影院举行西洋式的结婚仪式，然后回到斜桥总会（今南京西路青海路）同和里举行中国式的仪式，向长辈们叩头。盛佩玉在八十年代写的回忆录（见台北《传记文学》第五十四卷第一期）中说：当时叩头叩得精疲力尽。邵洵美是留英学生，既是诗人又是画家，但他不喜欢穿西装，嫌它穿着太拘束，到我家来常穿的是中国式的长袍。关于他的形象，《秋海棠》的作者秦瘦鸥先生在《从纨袴子弟到翻译家》中曾详细地描写：“他眉清目秀，长发隆准，俨然是个美男子。他穿的服装质料高级，但并不成套，衣领和钮扣都没扣上，显出一副落拓不羁而不很潇洒的气派；态度倒还平易近人，并不像一般贵家公子那样目空一切。”
那时我每天早晨到附近的菜场去买菜，家中虽只有我和郁达夫两个大人吃饭，但每天总要准备五六个人的饭菜，朋友早上九十点钟来，聊一会儿，就拉开桌子开始搓麻将，吃午饭时喝酒，日近黄昏，客人陆续离去，这些朋友一般只吃午饭，不吃晚饭。我前前后后地忙着，留着普通的短发，身穿布旗袍，脚蹬平底鞋，完全是个地地道道的家庭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