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爱好文学，读中学时有的同学见到作文就头痛，而我是最好天天有作文课，把自己想说的东西通通写出来，所以就常常给同学代笔。后来被家务所牵，又发生家庭纠纷，根本没心思坐下来写东西。没想到在新加坡承蒙朋友的抬举，要我主持《星洲日报》的妇女专栏。但是，郁达夫不准我去担任这项工作。他说：“你若嫌太空则可以在家里‘数米’。”“数米”这两个字，我早就想不起来，后来在一九八六年新加坡的名作家王润华夫妇来中国和我见了面，他送了我一本他自己的作品《郁达夫卷》，我读着读着，竟在无意中读到了有关这一段，才又重新勾起了我旧日的回忆。当时在星岛没待多久，我只写了两篇。多少年来，我一直无处寻觅这两篇文章，近来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朋友热忱帮助下，为我寄来了两篇文章的复印件。一篇是刊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八日《星洲日报》上的《忆池田幸子》；另一篇刊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八日《星洲日报》上的《我与王莹》。
目前看过我文章的人很少，知道王莹和池田幸子女士的青年可能就更少了，故在此将两篇文章照录如下，以为那个逝去了的时代、逝去了的朋友留下些许鸿爪。
忆池田幸子
踏上新加坡的土地以后第一件使我感觉到异样的，自然是气候的突变，变得像去年暮春三月，我们自浙江的乡间流亡到武汉时候的天气一样。第二呢？要算是这七八天来，眼中所见到的女子，竟是一式的玲珑、娇小！立刻就会使我想起，想起了生长在日本，而依然和平得与中国的女儿们一样的池田幸子来。
池田幸子，自抗战以来，几乎轰动了全中国的人。这位池田幸子女士，大家总该还记得吧，她是一位主张反战，而看不惯她本国一般人群的行为，与忍受不了自己的同胞的高压，才偕同她丈夫鹿地亘先生在万苦千辛逃亡到中国来的××左翼文坛的女作家。
第一次与她相见，仿佛是一九三八年四月中旬，在汉口普海春菜馆的一层楼上。一个有十三个团体的茶会来招待他们夫妇俩的盛会。
“这位是池田女士。”
“这位是×××夫人。”
“她可以说很少的中国话。”
“你可以听很简单的××话吧？”
“你们坐下来谈谈好不好？”
沫若先生这样笑嘻嘻地说了一阵之后，自己走开了。这时，一股说不出来的敬佩和热忱，充满了我全身的细胞中。
假如没有人介绍，亦许谁也认不出她是一位生长在日本的日本女子。那天她穿一件最近在沪上正流行着的蓝色白花中国土布的旗袍，手中捧了一束我们的、跳出电影圈外——女明星所赠与的白色鲜花。面形尖瘦，身材娇小，在高耸的鼻梁上还架有一副白色眼镜，说话声音不高，但脸上时露微笑，不搽粉、不烫发，周身朴素的样子。一望过去，就知道是经过了相当的艰苦而奋斗出来的一位勇敢女子。
在距离开会之前的十分钟之间，我知道了她是在“七七事变”的前后自故国逃亡到了上海，而上海是怎样的难以找得安全的住处。最后，还是与鲁迅夫人许广平同住在一起，知道沪上不能久居，于最近才到了武汉。对许多朋友对她热情的招待颇为感激，可惜不能说很多的中国话，最近还希望找到一位能教以国语的人等等。顺便，她还告诉了我许广平在上海生活并不快乐，孩子也相当的会吵闹一类的话。自然，言语上有了相当的隔膜与时间的限制，把所有的意见都只能在相互的微笑中消失了。
我们在武昌住，与她的寓所隔得并不远，可是不知怎的，总觉得没有时间再去会一会这位异国的勇士。七月中旬，在敌机轰炸中已匆忙地离开了武汉，临行前，似总觉得还有件什么事忘记了做，但也想不起再去和她告别，至今回想起来，总以为是一件憾事。等我们在那穷僻的汉寿城中住定之后，在报纸上，忽然知道她又流浪到了香港，此次急速南来，在香港逗留约廿四小时中间，也不曾去看她一次，但我的脑中，总还在憧憬着那个消瘦、简朴、勇敢的女子的倩影。
我与王莹
“久客不归无异死”，我如今虽然还没有这样深刻的感觉，但终日如在梦里却是的的确确的事情，又何况南岛上的气候，昏沉郁闷，过去与未来的一切，是决不致有那么细腻的头脑去回忆与猜度。日夜二十四小时中间，勉强能够想到的、抓住的，只有现实，只有那瞬息间即须消逝的现实而已！但人类终究是感情的动物，无论你头脑被磨练得怎样单纯，但有时仰望青天，俯视碧海，在微风里，在暴雨中，亦许一时有那样的闲情，会把最近的往事回味出来。于是由某一件事而连带的记着了某一个人，对别后才数年余的王莹的怀念，就是在这样的境遇里我时常想起的一个。
我与她初次见面的时日，已经是记不清了，仿佛还是在八九年前，我们正寂居在上海，似乎正是我在学做主妇的当儿，在当初家小人少的环境中，每次来上一个客人，做主妇的人得出去招呼一下，应酬几句，但那时童心未泯，总时时感觉得勉强的要求我去同一个陌生人谈谈是一件苦事，所以有时虽然被人介绍后，说上一阵说话，而且日子一隔得多，因为不必留意的结果，竟会连来客的姓名都弄不清楚的事情时常有，现在回想起来，岂非幼稚得可笑。可是我与王莹，也是在这样的一种情景之中见过面。
是在一个枫红橘绿的深秋的傍晚吧，忽而一个朋友同来了一位年轻、娇小，而天真活泼时刻表现在她脸上的小姑娘。自然我也是同样的被人介绍和她相见，但记得说话并没有说上多少，而这两位客人也就匆匆地走了，我只记得那一次曾经送他们到街口，送上了车，一直等到车子去远，连车上的模糊人影都望不见之后才走回家来，但人事匆匆，日子一久，真连这两个人的影子也想不起来，记不着了。
在上海住得不久，我们的那个简单的家，重新又搬回到我儿时的生长地的杭州去居住。杭州幽闲清静，住在那儿什么事都不会令人烦心，在上海时候的那些杂乱烦嚣的生活，早就抛向了九霄云外；但在报上、杂志上，与友辈的闲谈中间，才又看见了，知道了王莹这个名字，知道她侧身电影界不久，又只身东渡；然而因为我那不喜欢观看国产影片的习惯，使得和她相见无因，始终只能知道这一个名姓而已，至于自己是曾经和她有一面之缘的那一回事，便怎么也想不起来。
在东岛住得不久，她又重新回到春申江畔来，可是自这次远行归来后，她已脱离了电影界，对于文艺与戏剧，却已经有了过人的了解与研究，她的提倡剧运，与文艺界诸公的接近，及在《赛金花》等名剧中担任主角的那些变动，正都在那个时期。于是王莹之名，却盛传到了当时的文艺界、戏剧界与电影界。
正在扶摇直上的王莹，她并不以这样的声誉为满足，自己还时时刻刻的想再求深造，觉得没有深入民众，绝不能了解民众的生活与疾苦。“八一三”的烽烟起来后，这正是给了她一个天赐的尽国民一分子责任的大好机会，于是她鼓着勇气，联合金山等数十人，自动的组织了一个剧团走向前线，想以自己的血汗来换取中华民族的自由。从上海出发之后，经过了几个战场与乡市，才辗转流亡，于去年春天抵达了武汉。
可是，关于王莹的消息虽频频传到，而想与王莹见面的时机，却迟迟的没有到来。
等到四月中旬，在欢迎反战作家鹿地亘夫妇到武汉的茶会席上，经安娥的介绍，才突然的使我看见了那久闻名而似乎未曾相识的王莹女士。与一位久仰的人初见，内心的那一种说不出的欢欣，怕非笔墨所能写出，但觉得她那个不高不矮的身材，再衬上一张饱含着热情与智慧的圆脸，使人怎么也遗忘不了她那给人的第一个良好的印象。谈东谈西，谈家谈国，经她的提醒，我才记起了与她是在上海见过一面。人生如梦，当时坐在会场里与她的谈话，真又像是梦中之梦了。
从这次以后，两个人是熟了，见面的机会也多了起来，每当她在排练戏剧之余，我时常会渡江到汉口的大和街——她当时寄寓的地方，去找她谈话，找她散步，找她喝茶，在中山公园的池边树下，在最完美的几个咖啡馆中，时时可以见得到我和她两个人的足迹。当时的警报炸弹，与自己正在流亡途中的那一回事，有时也竟致忘掉。
一直到武汉的当局下了疏散人口的命令，给予一声珍重，大家才又各自分开，我走湘西，她领导着剧团去桂林，濒行的时候，总以为在这国难当头、个人的生死存亡未能预卜的关口，两个人中间，又有谁能够大胆的再说一句再见的时日？
我南来之百日，祖国的消息还是没有完全隔绝，“中救”去桂林，我知道；“中救”抵香港，我也知道。等最后得悉之“中救”有南京来的确息后，我只有日日在盼望，说不出，也写不尽我私心的欢乐的情怀。
从马六甲回到新加坡，那五小时的汽车真是坐累了我。可是一听得了王莹已经到达本市的讯息后，顿使我忘却了疲倦，即刻又跨上洋车，一直赶上了南天二楼的十六号，走进房门，却坐着一大堆人，但第一个呈现在我眼前的就是王莹，就是那年余不见而依然是那么真挚、和平、较年前更显得健康了的王莹。在离乱中故人重见，两个人握着手，只能紧紧地握着手，大家都呆望着，谁也找不出第一句话是应该从哪里说起！
我曾见过不少有名的夫人、小姐、明星、女文人、女战士，却从来没有感觉到有谁是完备得像王莹那样的才智与丰神。王莹！我祝她永远都是那么一个热情、勇敢、真挚的自由神，正如她自己所说的一样，她是社会中的一个人，把所有的能力，贡献给社会，成功一个社会的完人！
至少，至少，我个人是那么虔诚地在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