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一个寂静的夜晚，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周恩来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消息，顿时心潮起伏，半夜不能入睡。于是，我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要求参加工作，我信中的话写得极诚恳的，但我想他在百忙中不一定会关心到我这样一个极平凡的人。一九三八年春天，在武昌，我和郁达夫请周恩来和邓颖超吃饭。彼此虽系初见，但谈得很高兴。这件事已过去了十八年，我对周恩来的人品、风度、音容笑貌，仍然印象深刻。
过了半个月，新成区机关来了一位工作人员，问了我的近况。之后不久，我收到了北京招聘工作委员会举办的“中等学校师资训练班”的学习通知。我就按时到徐汇区第四女中报到。人很多，年龄多数在四五十岁。开学典礼的报告中说，这次为学期一年，每月工资四十八元。从此，我早出晚归，按时到校学习。
贤道此时因心脏病在家休养，每天我回家时，他总为我准备了可口的食物，还问长问短，了解我学习的情况。我虽然身体有病，但精神上是乐观的。
一九五六年，我同许广平见了一面。她来上海参加虹口公园鲁迅新墓的落成典礼，约我在苏州河畔的上海大厦会面，久别重逢，她送了我一枚铜质的鲁迅纪念章给我留念，并邀我在她那里吃了中饭和晚饭。
师训班的学习已到结束阶段，上级来调查我们对分配的意见时，我说：“我随便分配到中学或小学都可以，但只有一条，单位要离家近，因为我家中有病人要照顾。”于是，我被分配到六合路的一所小学当老师，工资仍为四十八元。这已是一九五七年秋天，我五十二岁。
一九五七年，“反右”的风暴中，没有把我和贤道卷入。因为，我刚参加工作，而贤道病休在家。但是，我的朋友怀瑜被划为“右派”，阳春也被划为“右派”，他们被下放改造。人们假如有机会看到我同阳春在一九八七年一起拍的照片，会感到我和他像姊弟俩！阳春的苍老，是那二十年非人的生活所造成的！想一想，“反右”前，他是一个报社的编辑，被冤后，到火热的砖窑去背砖！“文革”之后，才被平反。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大办食堂，我们也跟着“吃食堂”（在公共食堂吃饭），一九六○年开始进入“困难时期”，我们也跟着挨饿，孩子的胃病就是那个时候饿出来的，上面说要下乡劳动，孩子们就放下书不念去干农活。我前面讲过，这段时间还算“相对平静”的，是指我们家庭“没有大变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