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我四十一岁，中共到了上海。
贤道以很高的热情参加了新的工作，他担任了航联保险公司的副处长。有一次参加游行，一连走了五个钟头，回到家里，已觉极度疲劳，但他仍非常兴奋。原来他的工资每月有几百元，几次裁减工资，他都没有怨言。他对当时抱有非常的好感。
这时，我们的家庭生活比较安定。我仍在家操持家务，两个孩子已经六七岁了。我家住处离孩子的学校、菜场、大光明电影院、卡尔顿戏院、又一村菜馆、福利公司，都只有五分钟到十分钟的路程，十分方便。祥康里三号的房子，一楼和二楼让给别人住，我们住在三楼和四楼，大大小小的房间共六间，住得很宽敞。在上海定居之后，我是非常满意的。
我与世无争，对政治不感兴趣。因为对政治不感兴趣，所以当初不想在特检处再工作下去，我在保育院、特检处、外交部总共做了十四个月的事情，在口头上加入过国民党，但从未拿到过党证，也没有交过党费。贤道也加入过国民党。我们的这种经历，在政治气氛很浓的五十年代初期，使我们慢慢地感到无形中有一种压力来了。
大张旗鼓的“镇反”运动刚过去，“三反”运动即将开始了。贤道开始受审查，他被怀疑为有严重贪污问题。先是每晚很迟才能回家，后来被要求留在办公室写交代。怀疑者认为，他做过招商局万县分局、宜昌分局、芜湖分局的经理，怎么可能没有问题？单位里开小组会，虹口公园开大会，对他进行批斗。他对“三反”工作队说：“我没有贪污，请你们去调查。如果我贪污过一分钱，可以杀我的头。”
在严峻的“三反”运动中，接受批斗，交代检查，普通人在精神上是绝对受不了的，贤道却支持了下来。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证明，贤道没有贪污分文。他又回到家中。组织上对他甄别之后，宣布他无罪，为他恢复名誉。名誉是恢复了，人却留下了病根：高血压、心脏病，从这时起，缠了他二十多年。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我也意外地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竟进了一次班房。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天气开始冷起来了。一天早上，我同平时一样，拿着菜篮子去附近的菜场买菜。突然迎面来了一个人，问我：“你叫王映霞吗？”我说：“是的。”他马上拿出了逮捕证给我看，我发愣了一阵子，我就跟他上汽车。开车前，我拿出了身边的钥匙对来人讲：“我先生有高血压病，而且他没有钥匙。请你们把情况告诉他，把钥匙交给他。”他们说：“可以。”就把我带走了。
汽车一直向南行驶，经过新成区公安分局，到了车站路看守所，走进了一个房间，一看，连我在内一共有八个人都是女的。后来我才知道，全是“政治犯”。我想，到这里来要吃些苦，是必然的，但心中倒很笃定，我相信自己是无辜的。
隔不多时，有人来带我出去。问了姓名、年龄、籍贯之后说：“你过去做什么事？”
“我做了十二年家庭主妇，后来离了婚。为了要生活，经人介绍，进了妇女指导委员会、保育院、军事委员会特检处、外交部文书科一共做了一年多的事，结婚以后就辞了职，做家庭妇女。”
“那么你为什么不来向政府登记？”
“因为我的朋友姚蓬子告诉我，他听副市长潘汉年说过：‘王映霞的社会关系很复杂，但政治问题倒是没有的。’我想副市长讲我没有什么问题，我认为没有必要来登记。”
姚蓬子是我和郁达夫的老朋友，我同郁达夫结婚之后就认识了他。他来我家一坐就是半天，离婚后，他继续来看我。抗战胜利后，他夫人带着儿子姚文元要从四川到上海，轮船票就是请贤道想办法弄到的。五十年代初，我常常同他见面。
潘汉年之所以知道我，是因为他在二十年代做过创造社的职员，同郁达夫比较熟。但我同他一直没有见过面。我向看守所提出，请派人去我家中，把我的大衣和棉被拿来。他们答应了。
晚上，睡在地板上。第二天早饭后，我就写交代材料，从八岁写起，到晚上已经写了一万多字。有人来把我写的材料收了去，过了十几天，我估计他们要分析我写的内容，还要调查，需要一段时间。
我所在的这一个房间编成一个小组，早晚要组织学习，晚上九时熄灯，早上五时起床，一日三餐。八个人中，那七个都比我年轻，有几个是从国外才回来的。大家都有文化，学习时还谈到了鲁迅。
有一天，叫我的号码。我走到一个小房间，一个穿军大衣的人说：“冷不冷？家里给你送来了衣服。你先生患高血压，病休在家，我们会很快给你结案，不会妨碍你们的家庭生活。”
又过了两天，通知我把铺盖卷好带出去，我走到大厅，猛一抬头，看见贤道在门口接我，我被释放了，无罪释放。在里面，我没有流泪，这时见了贤道，我悲喜交集，涔涔地掉了眼泪。
前后大约二十天。这二十天倒把贤道急坏了，他先是到处打听我是关在什么地方，后来又想方设法给我送东西，还要照顾家中两个孩子和我的母亲。
我回家那天，是阴历十二月初八。贤道是很会体贴人的，他在国际饭店开了一个房间，让我安安心心地休息休息。之后，为了陪我散散心，他和我沿沪宁铁路游了半个月，到过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扬州。在青山绿水之间，我感到这真像一次蜜月旅行。
自这以后，相对平静了十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