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在重庆市中央公园内，女职员宿舍也在公园里。新任外交部长郭泰祺，这时还在美国，蒋介石暂时兼代部长。我看见蒋介石到外交部来过几次。不久，郭泰祺回国到重庆任职。在他的生日那一天，大家去他家中吃茶点。他见了我，就对我说，回国途中，经过新加坡，他遇见了郁达夫，郁对他说，我也在外交部工作。我想，郁达夫的消息倒很灵通。
到外交部后，由于工作关系，新结识了许多人，前外交部长王正廷、前驻俄公使朱绍阳、前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三北轮船公司董事长虞洽卿等等。他们都把我当作他们的小辈看待，都对我很热情。王晓籁说我很像他的二女儿，而他的二女儿已经嫁给了张公权的儿子张劳度，他要我过继给他，我后来就称他为“继爹”。
王正廷请客吃饭总把我也请在内，意思是让我可以多认识一些人。他要王夫人暗中来问我，打算找怎样的配偶。我回答，我已经吃了这么多苦，没有想到要再结婚。我还说，我是一个身心受到创伤的女子，十多年前，由于年轻幼稚，由于社会经验不足，致酿成这场大错。未来的半生，我该珍惜……王夫人说，社会上总还有好人在，你何不说说自己的想法？我们给你介绍的人，一定不会使你再吃苦。
有一次，王正廷夫妇请客吃早茶，地点是林森路上的冠生园。我迟到了几分钟，看见在座的客人不少。我说：“我来迟了，很抱歉！”王正廷说：“王小姐，到得迟没有关系。只要能够到，能够赏光，我们大家都非常荣幸！”王夫人接着说：“尤其是我们的朋友，王大使的学生钟贤道非常荣幸！”我用目光扫了一下在座的人，发现一位中年男子在朝我望着。我想，这一位大概就是钟先生。王正廷对我说：“这位钟贤道，是我在北京中国大学时的学生，人是厚道的，也能干的，他现在是重庆华中航业局的经理，在外交部有不少朋友。今天你们认识了，以后再到外交部时，他一定会去拜望你的！”在座的朋友们，大家都笑了起来。王大使又加了一句：“我这个介绍人就做到这里，反正一个是杭州，一个是常州，话是应该听得懂！”
就这样，我认识了钟贤道。
过了几天，钟贤道寄来了一张请帖，约我到嘉陵宾馆吃午饭。嘉陵宾馆在重庆近郊，是一个美丽安静的所在。到了时候，我乘车前往，他已先我一步到达，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彼此谈及了家世和对人生的看法。我一丝不漏地向他谈了我的一切遭遇，并留意他的神情和表态。他说：“我懂得怎样能把你的已经逝去的年华找回来。我们会有一个圆满的未来的，请你相信我！务必要相信我！”
三月底，把结婚的消息传播了出去，并将结婚启事，寄给了三种报纸，请他们刊出，报纸是重庆的《中央日报》、香港的《星岛日报》和浙江的《东南日报》。
一九四二年的四月四日，我和钟贤道在重庆百龄餐厅举行婚礼。
我们结婚的仪式是相当隆重而热闹的，几乎震惊了整个山城重庆。花篮竟从礼堂一直排到大门口，来道贺的相识的与不相识的来宾，连我自己也数不清是多少。一查签名簿，才晓得有一半是不相识的。当时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还来拍摄了几十张相片。
正在这个时候，在新加坡上演话剧《原野》的女主角王莹女士，也赶来参加了我们的婚礼。她还送来了一个装满电灯的大喜字，我们把它挂在礼堂的正中墙壁上。
婚礼是在庄重而严肃的乐声中进行着，主婚人是前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证婚人是王正廷，介绍人是朱绍阳与吴启鼎。
婚礼后，连续三天，宴请朋友。连当时的四行联合办事总处副秘书长（抗战胜利后升任四联总处秘书长）徐柏园夫妇，也来向我们道贺。徐的夫人陆寒波，是我杭州女师时代的同学。
婚后不久，我辞去了外交部的工作，生活上是满足的，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我们在两路口住了十个月，然后搬到朝天门。这个时候，钟贤道开始到招商局工作，我每日闲居家中。除了老同学金南萱常常来陪我谈谈之外，我几乎没有与其他任何人来往。
一九四三年三月，明明出世，她是我和钟贤道的第一个孩子。我们请了保姆和奶妈。和我一起吃了不少苦的母亲，这时，我也已经让她从浙江的云和乘飞机到了重庆，同我们住在一起。
一九四四年三月，我生了嘉陵，不久，明明患脑膜炎而夭折。这一段生活中，常来我家的只有王正廷、虞洽卿、王晓籁等少数几个人。七月，贤道奉命调往四川万县，任招商局万县分局经理，于是我们全家搬往万县，住了下来。
嘉陵的妹妹嘉利，是在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出生的。她出生后两个月，我就带着母亲、两个孩子和奶妈，从万县乘轮船回到上海。贤道没有和我们同行，而且他不久就调任招商局宜昌分局经理。
到上海后的头两个月，我和孩子们住在外滩招商局的宿舍里，我托过去认识的宣铁吾夫人王明，找到了梅白路祥康里的一幢四层楼的洋式里弄房子。我们就搬过去住了下来。
隔了半年，贤道回到了上海。又过了三个月，贤道又被任命为招商局芜湖分局经理，于是我们全家又到了芜湖，一住又是两三年。等回到上海，已是一九四八年了。
不久，看见许多朋友都去了台湾。局势变化很大。贤道说，我们不走，请把我们的两张机票退掉，于是我们全家都留了下来。
这几年，我成了道道地地的家庭妇女，忙家务、管孩子，和外界很少来往。虽然因为贤道工作的调动，从重庆的万县、上海、芜湖，又回到上海，生活始终不安定，但我的情绪已经平静下来。离开新加坡时愤怒、不平、忧虑、悲凉的情绪，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贤道是个厚道的正派人，他曾对我说：“多年来我所等待和寻求的，就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现在，我总算找到了。我们都已将进入中年，我一定会使你得到补偿。”我在同他最初的共同生活中，开始了第二个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