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在海上航行，我的心在苦水中颤抖，脑海中有时在快速地放着环形电影，有时却是空白一片，就在这种情绪中，船到了香港。
在香港的码头上，有周象贤市长和我的表姊在接，把我接到了他们的家中。
他们把我接到家中住下，问我和郁达夫的事，安慰我，陪我出去散散心。我离开新加坡时，随身只带一只小箱子和《星洲日报》总经理胡昌耀先生派人送给我的新加坡币二百元。表姊和表姊夫劝我在香港做几身衣服。我就用了一部分新加坡币换成了港币，做了旗袍、大衣，还买了到重庆的飞机票，一个月之后的深夜，他们把我送上飞机。飞临重庆上空时，已是第二天的黎明。
在重庆珊瑚坝机场，有两个人来接我：一个，是我的老同学刘怀瑜；另一个，是周象贤在杭州任市长时他手下的总务处长，但这个人并不认识我。
当时的重庆，每天都在警报声里过日子。刘怀瑜和我乘小轮离开重庆去白沙。白沙新运纺织厂的厂长是宋美龄在美国时的同学袁宝珠。
白沙离重庆很远，敌机不来轰炸，纺织厂附近有小桥流水，在清晨、薄暮，怀瑜和我漫步在小桥流水间，她给了我极大的安慰。白沙有一所红豆树中学，要聘我去教书，我婉辞了，我想休养一段时间，心灵上的伤痕尚在隐隐作痛。
怀瑜没有结婚，我在她这里住了三个月。
静极思动。我写了信给我在重庆保育院工作的同学章文，告诉她我打算工作，但不想到文化界。章文也是杭州人，曾就读于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和我不同班。她向歌乐山保育院的院长胡敦五女士推荐了我。胡女士来信，欢迎我去保育院工作。
歌乐山保育院同重庆其他一些保育院一样，都归重庆妇女指导委员会领导。组长唐国桢女士。妇女指导委员会和保育组的办公地址在曾家岩求精中学内。
我接受了胡敦五女士的聘请，到歌乐山保育院担任了保育员。保育院收容了几百名在战乱中失去父母的孤儿。我和章文同另外几十位保育员一起，负责管理孩子们的衣食住行和读书。保育院的房子是木头建造的平房，比较简陋。章文和我同住一间宿舍。星期日和开会的时候，我们就到曾家岩去。平时，我既不同人来往，也不和谁通信。这样就比较平静地过了四个月。
当时，国民政府也设在曾家岩，而求精中学，位于国民政府的对面。此处马路并不宽阔，行人不少。有一天，我在这里遇到了正上汽车的杨素平先生，匆忙间，他询问了我的详细地址。
杨先生是郁达夫在杭州认识的友人之一，当时我只知道他在南京任职，具体做什么工作，不得而知。他经常因公到杭州来，每次来杭州，到我家来，总要买些酒、衣料送给我们，有一次他叫人送烟来，还送来了白底黑花的纱衣料，这又引起了郁达夫的不快，后来我在武汉出走时，郁达夫就在这块纱做的旗袍上写上了“下堂妾王映霞之遗留物”。
在曾家岩遇到杨先生的一周后，有人送了一封信来，我一看是杨先生叫人送来的，他在信中写着某日请我去他家吃饭，要我一定去。我就按期到了杨家。有卫兵进去通知，然后让我进去。吃饭时，杨先生问了我一些新加坡的情形，打听了我和郁达夫分手前后的情况，然后对我说，如果你愿意去军事委员会工作的话，我倒可以为你介绍等等。并且，他又向我介绍了同桌客人严家淦等。
不久，我就收到了军委会办公厅送来的一份通知，要我六月一日（一九四一年）去军委会特检处报到，职务是处长室秘书。我和怀瑜商量了一阵，特检处是做什么的？隶属于什么单位？处长是谁？一切都心中无数，我思想上倒产生了一种负担。
蝉声噪耳，烈日当空，到了约定的日期，我便找到了在国泰大戏院旁边来笼巷内的军委会特检处。这是一条很短的巷子，洋式房屋，三开间，三层楼，半新不旧。门房间一个年轻人问我找谁，我说找你们处长。他领我到会客室坐下。会客室是一间后厢房，中间一张长桌，白色台布，八张椅子分两边摆，沿墙有两套沙发。一会儿，走进来一个中年人，他衣服笔挺，向我问道：“是王秘书？”我答：“敝姓王。”我问：“你是处长吗？”他答：“是。”“贵姓？”“敝姓刘。”他说：“处长室秘书甘绍卓因病回家，大概不会来了。你来担任这个工作，我们欢迎。”我问：“这里有宿舍吗？”他说：“可以要总务处给你准备一间。”
这天晚上，我又去曾家岩拜访了杨素平先生，他说：“特检处工作你可以胜任，所做的事情无非是代处长起草应酬信件等等。”
第二天，唐国桢女士通知我，可以离开保育院。第三天，我就把行李搬到了特检处他们已为我准备好的房间内。
我的办公桌在处长室的办公桌旁边。房间相当大，另一角有收发人员在办公。但是，慢慢我有了疑问，这个机构门口为什么不挂牌子，只有信箱号码？进出的人为什么彼此都不大讲话，女子很少？第一科科长是原来杭州公安局代理局长钟继兴。管收发的姓陈的青年说：“进特检处六个月之后，组织上也许会吸收你。吸收之后，就不能轻举妄动了，不能随便说话，要注意保密，结婚要得到批准，对象要经过调查等等。”日子越过越慢，消息越听越多，突然，刘瑶处长失踪了，有人说他被抓起来了。过了一段时间，李肖白调来任处长。我心里想，决定要设法脱离这个单位。
我又去找杨素平先生。他问我工作有没有兴趣，我说想去外交部，吴稚晖的侄女（姓名记不起了）对我说，外交部总务司的文书科还缺一个科员。他不动声色，考虑了几分钟，然后说，让我问一问那边的情况再通知你，然后我就离开了杨先生家。
不久，外交部派人来找我，李肖白处长让他直接找我谈谈，但我并不认识这一个人。来人通知我，已安排我到外交部文书科当科员，科长是叶耀章。于是我马上写了辞呈，收拾好行李，第二天到外交部报了到。此时是一九四一年的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