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之后，情况一年比一年好。贤道从报上看到了要审判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消息，非常高兴。那时已到了一九八〇年的深秋。
贤道的身体越来越衰弱，心脏病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多。正在此时，他的工作单位和我的学校分别给我们“平反”，取消了过去的结论，我们又一次被宣布无罪。
贤道对我道：“我的衣服，不必多做，袜子有两双可以替换，衣服有两身可以应付。我的身体在一天一天垮下去，不能再陪你们多少日子了。”十月，他又一次独自去医院。一天中午，他从医院看了病回家，对我说：“医生要我下午就去住院。”我陪他进了医院。
当时，女儿在浙江山区，儿子在上海郊区。我一个人回到家中，无限伤感。不久，他邻床的病人告诉我：“他不吃东西。”我听了，知道不好。儿子、女儿先后都赶了回来，在病床边陪他。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九日傍晚，我在他床前，他面带笑容，向我拱拱手说：“谢谢你，家中的一切全托付于你了！”这一句就是他最后的话。
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享年七十三岁。
他去世的第二天，北京开始审判“四人帮”。
我在杭州西湖玉皇山下的南山公墓，订购了一个双穴，他生前嘱咐，要葬在杭州。墓碑上刻着他和我两个人的名字：他的是黑色的，我的是红色的。
贤道自幼丧父，弟兄五人依母为生，他是老二，母亲在抗战前一年病逝。在他认识我之前，在四川，曾有人为他介绍了一位名人的妹妹，他见了一面，对介绍人说，我不要娇小姐，要见多识广，能独当一面的女人。
他为人极愿帮助别人，有求必应。一位老朋友过去的工友常来请他代写书信，他从不推辞。个人生活十分简朴，不抽烟、不喝酒。一九七六年前后，他戴的棉帽子是一顶花了五角钱买来的旧棉帽。他衣服通常是全家最旧的。他身边的零用钱，常常省下来买糖果给孙子、外孙吃。他对第三代，关心得无微不至。他实在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好祖父、好外公。我和他共同生活了三十八年，是他给了我许多温暖、安慰、帮助的三十八年。他奔波辛苦了一辈子，晚年又遭磨难，现在应该安息了！我女儿、女婿在杭州工作，每当假日，总不忘去他坟前陪他。我和儿子、媳妇、孙子，每一次去杭州，总要去看望他。他在精神上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他在九泉之下保佑我，使我在他死后，这八年过得很安定。我常去杭州女儿处短住。女儿在杭州的浙江省建筑工业学校担任讲师，女婿是杭州大学物理系的副教授。我多数时间住在上海，有我的亲侄女钟玉美夫妇与我共同生活，度我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