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三日上海的《新民晚报》刊载了一条消息，题为《王映霞被聘为文史馆员》，我是一九八六年十一月进上海文史馆的，还有上海市市长江泽民的聘书，聘书上烫有金字，很高雅。
文史馆馆员中，有名人，有作家，有诗人，有画家，人才济济，荟萃一堂。年龄最高的为书法家苏局仙，今年一百零五岁，其余多半也已八九十岁。在那里，我自觉年轻了不少，还是他们的“小妹妹”呢。在文史馆里，我参加了他们的小组学习，准备向各名家学习，重新拿起我的秃笔来。这些年来，我写了不少文史资料，并在朋友的帮助下（在十年浩劫中，这个朋友被抄家，一个学生拿走了一部分，其余部分则捐给了上海图书馆）经过东找西寻，总算找到九十四封书信，编纂成册，出版了一本有史料价值的《达夫书简——致王映霞》。
如今，我一个人住在上海，女儿和女婿常从杭州前来探望。我与文史馆的一些女馆员如原来两江女子体育学校校长陆礼华，从前追随过宋美龄的谢兰郁，女诗人陈乃文等时有来往，倒也并不感到寂寞。我的寓所与文史馆近在咫尺，如果慢吞吞地走，也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我除了眼睛患轻度白内障和心脏不好以外，全身一无其他毛病。早晨五点半起床，晚上八时后入睡，起居很有规律。现在是我一生中最安定的时期，生活舒适，心情开朗，看来再活十年，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