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我和郁达夫寓居于上海赫德路嘉禾里前弄。徐志摩和陆小曼原来居于环龙路花园别墅十一号，后来搬至福熙路四明村九二三号，这个村因为属于四明银行的物业，故名。他家与我们相距仅一里之遥，绕过哈同花园就到了。
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天刚刚黑，圆圆的月亮已经冉冉升起，银色的光辉倾泻在屋顶上、马路上，也倾泻在手臂一样伸展着的树枝上，微弱的路灯反而显得黯然失色。赫德路上是静悄悄的，没有今天这样热闹，行人稀稀落落，车辆更少，难得听见一两阵汽车的叫声。我和达夫像散步一样，踏着月光，向徐志摩的家里走去。徐志摩经常外出，有时在南京，有时去北平，所以确切地说，那是陆小曼的家，她与母亲陆老太太住在一起。
郁达夫与徐志摩同庚，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五年间，两人是杭州府中学（后改名为杭州第一中学）同班同学，亲如手足，因而达夫与小曼也较为熟稔。我过去没有见过他们，但对于陆小曼的传闻早已听得很多了。她名眉，江苏常州人，毕业于北平法国圣心学堂。大家称她为“东方美人”，面目长得清秀端庄，朱唇皓齿，婀娜娉婷。她是跳舞能手，又能唱一口漂亮的京戏。当时，北京的外交部经常举行交际舞会，她总被邀参加。她能用法语或英语与外宾交谈，口齿伶俐，仪态大方，所以外宾们特别喜欢她。如果舞池里没有她的倩影，举座往往为之不欢。据达夫说，一九二〇年，小曼奉父母之命，与王赓结婚，时年仅十七岁。从议婚到举行婚礼，为期不到一个月，人们称之为“闪电结婚”，也有人称之为“开特别快车”。王赓，江苏无锡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在西点军官学校时，与后来被选为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同班同学。回国后，供职于军界，有儒将之风。但他有一个缺点，照达夫的说法，他不懂得爱情，不懂得女人的心理，不会谈情说爱，不会体贴妻子。因此，他们虽为夫妇，过着共同生活，然而同床异梦，在感情上隔着一堵墙，彼此都得不到幸福。
一九二四年，陆小曼在交际场所，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了徐志摩。他也是跳舞能手，爵士音乐一响，他们就欣然起舞，跳个不停。他们熟练的步伐，优美的姿态，使舞池里的其他男士显得“六宫粉黛无颜色”。他们两人，一个是窈窕淑女，情意绵绵，一个是江南才子，风度翩翩；一个是朵含露玫瑰，一个是首抒情的新诗，干柴碰上烈火，怎会不迸发出爱情的火花？
关于他们的三角恋爱，上海一些报刊竞相刊载，闹得满城风风雨雨，成了大家的热门话题。有人说徐志摩破坏了友人的家庭，有人说陆小曼不守妇道；特别是老夫子梁任公，他是徐志摩的老师，更是深恶痛绝，狠狠地批评了徐志摩一顿，说一个人的幸福不应该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弄得徐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可是同情徐、陆两人的，也大有人在，刘海粟是其中最积极的一个，达夫也站在刘海粟的一边，口口声声在我的耳边吹风，说什么“没有爱情的婚姻应该让它死亡”，又说什么“青年男女间有了爱情的萌芽，就应该让它无拘无束地茁壮成长”。我不大赞成他的说法，认为既然做了夫妻，应该受道德的约束，可是达夫的个性极强，我不便说什么，只能悄悄地走开，充耳不闻。
翌年，徐志摩写信给达夫，高兴地告诉他一个好消息，说：由于刘海粟的劝说，小曼与王赓已经“拜拜”，徐、陆两人终于结为秦晋之好。达夫接到来信，兴奋异常，连跳带蹦地走到厨房里，把信交给我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是好事，这是大好之事！”我开玩笑地对他说：“看你高兴得这个样子，好像你自己得到了一个绝代佳人。”他也哑然失笑：“志摩是我的朋友，他结婚了，我应该分享他的喜悦，你说是不是？”
娇小玲珑一美人
四明村在今天的上海展览中心的对面，该中心是在哈同花园的废墟上建筑起来的。四明村的一幢幢屋子，屹立如林，每幢都是双开间，前面是二层楼，后面是三层楼，宏伟壮丽，就当时来说，已经算是上乘的房屋了。陆小曼租了一幢，每月租金银洋一百元左右。我们是寒伧人家，这个数目可以维持我们大半个月的开支了。
陆小曼派头不小，出入有私人汽车。那时，我们出门经常坐黄包车，有时步行。她家里用人众多，有司机，有厨师，有男仆。还有几个贴身丫头，她们年轻俊俏，衣着入时，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主人家的小姐呢。陆小曼挥霍无度，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不顾家中需要不需要，不问价格贵不贵，有一次竟买了五双上等的女式皮鞋。家庭经济由她母亲掌握，她向我们叹苦经，说：“每月至少得花银洋五百元，有时要高达六百元，这个家难当，我实在当不了。”我听了，为之咋舌。那时五百多元，可以买六两黄金，以现在的人民币来说，要花二万元左右。达夫对小曼的挥霍，也表示不满，暗中对我说：“小曼这样大手笔，真是害苦了志摩！”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浙江海宁县硖石镇的富商，在当地颇有声望，担任硖石商会会长，设有徐裕丰酱园、裕通钱庄、人和绸庄、硖石电灯厂等企业。在他看来，几百元只是区区之数，九牛身上拔一根毛，但他不满徐、陆的婚姻，在经济上一刀两断，不肯接济。因此，志摩只得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上海法学院、南京中央大学，以至北平北京大学，到处兼课，拼命挣钱，以博小曼的一笑。即使这样，还要经常欠债，志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而小曼则若无其事，坦然处之。
我们到了四明村，没有通报，直登二楼。二楼是他们的寝室，相当宽敞，是一个统厢房，小曼和翁瑞午正在榻上吸烟，志摩没有在家。翁是徐志摩的好友，会唱京戏，曾任上海江南造船厂会计主任，做房地产生意，严格地说，是个掮客，家中相当富有。他是江苏常熟人，自己不能为文，但喜欢与文化界人士接近，被胡適称为“自负风雅的俗子”。
陆小曼见到我们两位不速之客，赶忙起床招呼，这是我第一次与她见面。她说她是一九〇三年阴历九月十九日生的，比我长四岁。那年我廿四岁，她廿八岁，都处于风华正茂之年。她梳着前刘海，这在当年是一种流行的时髦发型，穿着一袭银色的丝绸旗袍，闪闪发光。她说：“我不喜欢浓妆艳抹，也不喜欢花花绿绿的衣服，那太俗气了。我喜欢穿淡色的服装。有一次我穿蓝布旗袍，得到志摩的称赞，他说朴素的美有胜于香艳美。”说说，她自己笑了，我们也笑了起来。
我环视卧室的四周，家具全部是红木的，陈设也极精致，有古玩，有花卉，有罗汉松，还有文房四宝之类。壁上悬挂着梁启超的立轴、刘海粟的油画，也悬挂着小曼自己画的山水，浓淡渗透，相互掩映。我的眼光扫到烟榻上的灯罩时，停留了几秒钟。小曼确是绝顶聪明的人，似有所觉，立即自我解嘲地说：“吃鸦片烟不是一件好事，我也偶一为之而已。我是多愁善病的人，患有心脏病和严重的神经衰弱，一天总有小半天或大半天不舒服，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痒，有时竟会昏迷过去，不省人事。在北平时，曾经住过一年多医院，简直把医院作为我的家了。喝人参汤，没有用；吃补品，没有用。瑞午劝我吸几口鸦片烟，说来真神奇，吸上几口就精神抖擞，百病全消。”我与她是初交，未便说什么，只是唯唯诺诺，就算是答复了。
婚后生活苦恼多
在回家的途中，达夫问我对小曼的印象如何？我答：“她确是一代佳人。我对她的印象，可以用‘娇小玲珑’四个字概括，只是有些苍白，大概在吸鸦片以前不会这样吧。”达夫说：“你说得很对，她虽是瓜子脸，但过去还要胖一些。真可惜啊！一个好好的女人吸了鸦片。不是你不喜欢喝酒，就说喝酒不好，喝酒不是坏习惯，凡是吟诗的人都会饮酒。李白不是被称为‘酒仙’么？这与吸鸦片根本不同。”接着，他背了李白的一首诗：“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把琴来。”我故意气气他，说：“喝酒也是一种不良嗜好！”
从此以后，我闲来无事，便常到小曼家去玩。我多半在下午去，因为她是把白天当作黑夜、黑夜当作白天的人。每天近午起床，在洗澡间里摸弄一个小时，才披着浴衣吃饭，所以她的一天是从下午开始的。在下午，她作画、写信、会客、记日记；晚上大半是跳舞、打牌、听戏，过了子夜，才拖着疲倦的身体，在汽车里一躺，回家了。上海是个不夜城，她过的是不夜的生活。
我与小曼渐渐熟悉以后，她断断续续地说出了婚后生活的苦恼。她说：照理讲，婚后生活应该过得比过去甜蜜而幸福，实则不然，结婚成了爱情的坟墓。志摩是浪漫主义诗人，他所憧憬的爱，是虚无缥缈的爱，最好永远处于可望而不可即的境地，一旦与心爱的女友结了婚，幻想泯灭了，热情没有了，生活便变成白开水，淡而无味。志摩对我不但没有过去那么好，而且干预我的生活，叫我不要打牌，不要抽鸦片，管头管脚，我过不了这样拘束的生活。我是笼中的小鸟，我要飞，飞向郁郁苍苍的树林，自由自在。
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对小曼十分冷淡，甚至不大理睬，这也是使小曼情绪苦闷的因素。徐志摩的元配夫人张幼仪，上海市宝山人，出身于望族；一个哥哥叫张嘉森（君劢），是民主社会党的主席；另一个哥哥叫张嘉辙（公权），是银行界的巨子；她本人又是一位贤淑的女子，沉默寡言，才貌双全。十八岁时与志摩结婚，生有两子，一名阿欢，学名积锴；一名彼得，夭折于柏林。一九二二年五月，徐志摩和张幼仪都在德国求学。徐见异思迁，为了追求林徽因，突然向张幼仪提出离婚，说：“我们之间没有爱情了，还是劳燕分飞吧！”张是个通情达理的女性，深知“强扭的瓜不甜”，也就同意了。但是林徽因呢？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拒绝了志摩的求爱，嫁给了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志摩与张离婚后，仍有鱼雁往返，友谊还是不错，公婆对她疼爱如初，视作女儿，如同己出。幼仪空帏寂处，心如止水，立志要把儿子抚养成人。经过三十年的凄凉岁月，徐积锴终于在美国学成立业，幼仪浅笑一声，说：“我的任务总算完成了。”于是她想到了自己的终身大事，那时已经五十三岁了，经过旧友余英杰夫妇的介绍，与邻居医生苏记之再婚，随后迁居香港，转赴纽约。前几天，偶见报载，张幼仪于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一日病逝美国。在志摩、小曼、王赓、林徽因一批人中，要算她的寿命最长，享年八十八岁。
陆小曼当年对我说过：“徐家公婆把志摩与幼仪的离婚，归咎于我，这是天大的冤枉。他们离婚是在一九二二年，我与志摩相识于一九二四年，其间相隔二年，他们的事完全与我无关，但他们对我不谅解。公公视我如仇人，结婚几年，还不允许我见婆婆的面。映霞，我是在矛盾中生活，也是在痛苦中生活。‘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我以最大的勇气追求幸福，但幸福在哪儿呢？是一串泡影，转瞬之间，化为乌有。”说着，她落泪起来。我借话来安慰她，但这有什么用呢？
大鹏一击上青天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这是徐志摩的名诗《再别康桥》的末段，谁能料到他竟带着年纪轻轻的生命，也静静地走了呢。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我从菜市场买小菜回来，想告诉达夫今日所买的，都是他喜欢吃的东西。不料达夫在客厅里忧愁满面地看报，他一见我，就叫了起来：“哎，志摩死了！”这是不可能的，一个好好的壮年人，怎么突然去见上帝了呢？达夫把《新闻报》掷给了我，上载：
中国航空公司京平线之济南号飞机，于十九日上午八时，由京（指南京）装载邮件四十余磅，由飞机师王贯一、副机师梁璧堂驾驶出发，乘客仅北大教授徐志摩一人拟去北平。该机于上午十时十分飞抵徐州，十时二十分继续北行，是时天气甚佳。想不到该机飞抵济南五十里党家庄附近，忽遇漫天大雾，进退俱属不能，致触山顶倾覆，机身着火，机油四溢，遂熊熊不能遏止，飞行师王贯一、梁璧堂及乘客徐志摩，遂同时遇难。死者三人年皆三十六，亦奇事也。
读了报，我们两人都发呆了，一动不动，眼睛死盯着报纸，偶尔把脸孔朝天花板望望，谁也说不出话来。隔了好一会儿，达夫告诉我志摩离上海那天与小曼吵架的情景。十一月十二日徐从北京回到上海，苦口婆心地劝小曼戒鸦片：“眉，我爱你，深深地爱着你，所以劝你把鸦片烟戒掉，这对你身体有害。现在，你瘦得成什么样子，我看了，真伤心得很，我的眉啊！”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小曼听了，大发雷霆，随手把烟枪往徐志摩的脸上掷去。志摩赶忙躲开，幸未击中，金丝眼镜掉在地上，玻璃碎了。他一怒之下，离开上海到了南京，又搭机北上。
我听了达夫的叙述，不觉脱口而出：“这件事情，应该怪小曼。志摩在北京大学教书，家却在上海，他平均每月总要在北平与上海之间奔波一次，是够苦的了。”达夫惨兮兮地说：“他们的事复杂得很，弄不清楚，专怪小曼也失之过偏。我倒赞赏小曼母亲的话，说得比较公允，叫作‘志摩害了小曼，小曼也害了志摩’。”
下午，我换上素色的旗袍，与达夫一起去看望小曼。小曼穿了一身黑色的丧服，头上包了一方黑纱，十分疲劳，万分悲伤地半躺在长沙发上，见到我们，挥挥右手，就算是打招呼了，我们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在这场合，说什么安慰的话，都是徒劳的。沉默，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小曼蓬头散发，大概连脸都没有洗，似乎一下子老了好多个年头。
小曼的妈妈从三楼下来，同我们轻声地搭腔。她说，昨天接到恶讯的电报，小曼一夜没有睡，嚎啕大哭了很久，直到眼泪流尽了，才停止了哭泣。小曼听见我们细语，又抽咽了起来，泪流满面。我们说了几句多余的话，便走了出来。
徐志摩的遗体从出事地点运到上海后，在万国殡仪馆举行大殓，并在静安寺设奠。文艺界人士举行盛大的追悼会。达夫前往参加，回来对我说：“死，总是一件可悲的事情，而志摩之死极尽哀荣，大厅里人山人海，挽联挂满了墙壁，花圈从灵堂一直放到天井里。我将来死时能有这样场面，死也瞑目了。”达夫又说：小曼的挽联写得很得体，不知出于何人手笔。它是这样写的：
多少前尘成噩梦，五载哀欢，匆匆永诀，
天道复奚论，欲死未能因母老；
万千别恨向谁言，一身愁病，渺渺离魂，
人间应不久，遗文编就答君心。
达夫送了两副挽联，其中一副是我外祖父王二南的弟子陈紫荷代拟的：
新诗传宇宙，竟尔乘风归去，同学同庚，老友如君先宿草；
华表托精灵，何尝化鹤重来，一生一死，深闺有妇赋招魂。
另一副是由达夫自己写的，后来被选入了《郁达夫诗词选》，曰：
两卷新诗，廿年旧友，相逢同是天涯，只为佳人难再得；
一声何满，九点齐烟，化鹤重归华表，应愁高处不胜寒。
自古红颜多薄命
志摩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以后，我与小曼仍然时有来往，她依旧住在四明村，不过达夫去的机会少了。小曼是爱志摩的，始终爱志摩的。他飞升以后，小曼素服终身，我从未见到她穿过一袭有红色的旗袍，而且闭门不出，谢绝一切比较阔气的宾客，也没有到舞厅去跳过一次舞，这对素向在交际场中讨生活的小曼，是难能可贵的。在她的卧室里悬挂着徐志摩的大幅遗像，每隔几天，她总要买一束鲜花献给他。她对我说：“艳美的鲜花是志摩的象征，他是永远不会凋谢的，所以我不让鲜花有枯萎的一天。”
这时，她振作起来了，天天作画，而且画得越来越好。从前在北平的时候，她曾经拜刘海粟为师，学过一阵子画，可时作时辍。她是一个任性的人，兴趣来时，连忙拿起画笔，画到中途，兴趣没有了，便把画笔一丢，所以她的画室里藏有许多没有画完的画。
后来，小曼又请贺天健和陈半丁教画，汪星伯教她作诗。她才华横溢，绝顶聪明，能背出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的许多古诗。她特别喜欢白居易的《长恨歌》，把其中的两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用正楷写了下来，放在玻璃板下。我知道她的用意，在于思念志摩。她画的中国山水，笔触细腻，寓意深远，居然自成一格，得到画家们的赞许。
可是陆小曼离开不了翁瑞午，甚至与翁公开同居。小曼本来就不讲究打扮，平日只是淡扫蛾眉而已。此时，把自己糟蹋得厉害，牙齿全部脱落，没有镶过一颗，已经成为一个骨瘦如柴的小老太婆了。翁瑞午却还是非常爱她，变卖古董字画来缴纳他们两人的芙蓉税。
对于小曼与翁瑞午的关系，徐志摩生前就有了发觉。陈定山在《春申旧闻》中说：“志摩有一套哲学，是说：男女间的情与爱是有区别的，丈夫绝对不能禁止妻子交朋友，何况鸦片烟榻，看似接近，只能谈情，不能做爱。所以男女之间，最规矩、最清白的是烟榻，最暧昧、最嘈杂的是打牌。”
一九三三年春，我和达夫离开上海，移居杭州，无法再与小曼来往，也没有通过信。抗战期间，我飘泊不定，时而武汉，时而福州，时而新加坡；与郁达夫分手后，我一直定居于重庆。日本扯起白旗，我就来到上海。新中国成立后的某一天，我在善钟路上闲逛。已经是夕阳西下的时候了，阳光把街旁的法国梧桐在地上勾绘了长长的黑影，马路上是乱哄哄的。在喧哗的市声里，我忽然听见一个尖锐的叫声：“映霞！”我呆了一会，仔细一看，原来是陆小曼。久别重逢，倍觉亲切。善钟路与四明村相距不远，我便跟着她到那里去坐一会儿。
小曼比以前胖了一些，“徐娘半老，风韵犹存”，还是一个美人的轮廓。她告诉我二十年来的经过。她说：“过去的一切好像做了一场恶梦，甜酸苦辣，样样味道都尝遍了。如今，我已经戒除了鸦片，不过母亲谢世了，翁瑞午另有新欢了，我又没有生儿育女，孤苦伶仃，形单影只，出门一个人，进门一个人，真是海一般深的凄凉和孤独。像你这样有儿有女有丈夫，多么幸福！如果志摩活到今天，该是多么美啊！”隔了一会儿，又说：“幸而生活还安定，陈毅市长聘我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后调为市人民政府参事，上海画院又聘我为画师。我只好把绘画作为我的终身伴侣了。”后来，听说她于一九六五年四月二日病逝于华东医院，一代佳人，从此香消玉殒，得年六十二岁。我没有接到讣闻，未去送殡，至今仍感遗憾！